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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宗教与中国现代文学的浪漫品态 (阅读4727次)




  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中,宗教对作家的写作发生着千丝万缕的作用。往往,我们会透过中国现代文学的某些宗教书写,在那片神秘世界里体察到一种别具一格的浪漫精神。也许,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浪漫精神与宗教具有更为内在的相通性,一种宗教体验或情怀本质上就是一种饱含着浪漫激情的心理状态:一方面,就宗教体验所蕴含的情感特征和这种情感的强烈程度来说,它总是体现出浓烈的浪漫主义气质;另一方面,就宗教体验表现的从此岸尘世抵达彼岸世界的超越性特点来说,它又折射着鲜明的浪漫理想化色彩;此外,宗教世界特有的神秘美感,也在外形上与浪漫精神保持了一致。似乎可以说,在涉足宗教的多数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其所显示的主导意绪和倾向便是浪漫主义。因此,从中国现代文学的宗教书写即中国现代文学与宗教的关系这一维度,来考察中国现代文学的浪漫品态及其情感质地、言述方式和审美特征,应该有着特别的意义。

      浪漫:中国现代文学与宗教的精神遇合

  在这里,中国现代作家的宗教感应对象,主要是来自异域的宗教特别是三大世界性宗教——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众所周知,这三种宗教传入中国的历史并不算短,其中佛教甚至与中国本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一种新的宗教文化“禅宗”,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较为强势的文化。但是,在近代以前,这些宗教尤其是基督教在中国文学里并没有充分的言述空间,它们似乎尚未找到与文学相结合的恰当形式 。只是到了20世纪以后,它们才开始作为一种新的资源,浓重地进入中国作家的视野。
  的确,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乏对宗教有所言述的作家。例如,我们所熟知的,分别有丰子恺、俞平伯、废名、施蛰存等对佛教,冰心、老舍、萧乾、林语堂等对基督教,霍达、张承志等对伊斯兰教怀有浓厚的兴趣,并大量体现在其文学作品里。也有像许地山、无名氏等作家,其兴趣所及,兼有佛教、基督教等各类宗教,不仅用文学形式予以表现,而且还进行过专门的研究。另外,还有从鲁迅、周作人、胡适、郁达夫、张资平到巴金、沈从文、曹禺、穆旦、艾青直至昌耀、海子、北村、史铁生的众多作家,他们也与宗教有着或深或浅、或隐或显的联系。至于文字上涉及宗教的作家更是不可胜数,这几乎贯穿了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历程。
  不过,我们首先要弄清的是:在20世纪,宗教何以对中国作家产生了一种别样的吸引力?或者说,中国现代作家及文学与宗教发生关系的历史动因在哪里?从20世纪文化语境来看,似乎可以说,中国现代作家对于宗教的热衷和亲近,一方面与世界范围内的价值虚位和文化荒芜感有关,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中国文学在迈向“现代”过程中文化资源欠缺的焦虑。显然,宗教——不管是佛教的所谓“复兴”,还是基督教作为一种现代西方文化的重新涌入,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一种文化“补偿”而引起中国作家关注的,它为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文化呈示了新的文化价值的可能性,对于文学而言则是一种新的言说空间的开拓,一种新的意义方式的发现。
  然而,通过检视中国现代作家关于宗教的谈论和宗教在作品里的表现不难看出,他们所依凭于宗教的,不是一种参与实际行动的动力,而更多的是一种个体的精神性资源。因此,从最为本质的动因来说,中国现代作家希冀在各类宗教那里寻求的,乃是一种精神的避难所,他们急于解决的是作为现代个体的信仰危机。当“一切都四散了,再也保不住中心”(叶芝)成为人类灵魂的普遍生态时,中国现代作家无疑也感受到置身现代世界的精神迷惘,他们最终在宗教的世界里,发现了一道灵魂苦闷的出口和一处疗救精神创伤的栖息之地。就这一点而言,中国现代作家在心理上对宗教的归依和他们的宗教书写,便体现出鲜明的浪漫特性,或者说与浪漫主义具有“质”的同属性——因为,逃向个人内在的精神或情感世界,用某种精神性的寄托来超越或填补现实的缺憾,恰恰是浪漫主义的本质特性。可以说,浪漫主义的本质是中国现代文学与宗教发生历史联系的“地平线”(Horizon),也就是说,中国现代文学与宗教在浪漫主义的意义上发生了精神性遇合。
  同时,从精神资源来说,中国现代作家的宗教书写,又汲取了富有宗教气息的西方浪漫主义文学的养分:他们对于宗教感受的执着与痴迷、对于宗教价值在作品中的取向,极大地承续了十九世纪欧洲的宗教浪漫主义文学,例如40年代以建立“大宗教”为其写作理想的无名氏,他的作品的主题与思想底色便同德国浪漫派及其后裔(存在主义)有趋近之处,情绪抒发和语词铺排的恣肆之势也并不逊于那些浪漫主义作品。更重要的是,他们以宗教提升个人乃至社会的精神境界的企图,也与欧洲宗教浪漫主义文学如出一辙;他们在一片笼罩着宗教光环的文学世界里,试图以宗教精神的高洁和神圣,震落世俗的尘埃、消除人们心灵的迷惘,这在那些极端强调“清洁的精神”的作家(如张承志)身上表现得格外明显。可以看到,中国现代文学的宗教书写者们大都具有强烈的浪漫主义气质,显示出浪漫主义所独有的以心灵为基座、由内向外(外部现实)进行投射的向度和特性,最终导致文学沿着一架想象乃至冥想的阶梯,抵达一片幻化的精神境域。总之,宗教进入中国现代作家的视野后,给文学带来的是一派空灵的浪漫主义氤氲之气,和一种超拔的精神动力。

      宗教与中国现代文学浪漫品态的历史特征

  在中国现代文学历史上,有一条清晰而驳杂的各类宗教与文学互渗的发展线索。宗教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起伏消长的历程,影响了其浪漫品态和特征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表现。一般说来,宗教于中国现代文学诞生之际便在文学作品中有所表现,虽然20年代中期曾出现了一场浩大的“非宗教运动”,但从20年代一直到40年代后期,宗教与中国现代文学都保持着密切联系,而在50年代以后,除极少数外中国大陆作家都对宗教讳莫如深,有关宗教的文学谈论迁移到海外,直至70年代后期,中国现代文学与宗教的联系才渐渐恢复。
  在20年代,浪漫派文学的重镇是“创造社”那批以抒写个人情绪为宗旨的作家和诗人。值得一提的是,他们中的某些人或许并不认同宗教,但为了浪漫的渲染而着意刻画宗教气氛,例如郁达夫的小说《南迁》由于宗教情景的设置而更加显出空蒙迷离的情调和古雅幽静的诗境 ,田汉的剧作《灵光》以宗教情怀的铸塑来构筑如梦似幻的意境,王独清的《圣母像前》等诗篇以对宗教主题的吟咏来烘托个人哀婉、凄清的浪漫意绪等等,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20年代作家因宗教因素的摄入而趋于浪漫写作的情形。但在20年代作家中显得十分特别的一个是许地山,他20年代的大部分作品如《命命鸟》、《商人妇》、《缀网劳蛛》及散文集《空山灵雨》等,往往因一层或深或浅的宗教情境的铺设,而从整体上隐隐透出一股眩人眼目的蛊魅之气,其作品最重要的特点是将宗教作为一种“灵性”的底色,因而呈现出一股清淡的浪漫色调。可以说,在20年代众多呐喊着“为人生”的“血泪文学”的树杈间,许地山以其充满灵性的浪漫写作开出了别样的一枝。
  在从20年代向30年代的过渡期间,由于受到严峻乃至严酷的现实环境的驱迫,作家们越来越难以在作品中流露他们的个人意绪、展示他们超然于现实的风姿了。即使一些作家在作品中掺杂着宗教的书写,他们也更多地希望某种宗教因素的引入,能起到经世致用之功,因此,其间的浪漫气息被大大削弱了 。这方面比较突出的如老舍、巴金和萧乾,虽然他们的很多作品如《骆驼祥子》、《二马》、《灭亡》、《憩园》、《皈依》等,在主题和结构方式上都显示出各类宗教(特别是基督教)资源的影响或与宗教文化的内在关联,但这种宗教影响的现实指向是明显的,他们的作品并不能被纳入宗教浪漫型写作 。甚至有作家借用宗教题材或宗教的外形,对现实和宗教本身的不合理进行嘲讽与鞭笞,如田汉的戏剧《午饭之前》、胡也频的诗《悲愤》、臧克家的诗《罪恶的黑手》等等 。当然,也不能排除那种通过营造宗教氛围而寄托浪漫诗性的情形,例如不大为人所注意的曹禺《雷雨》一剧的“序幕”和“尾声”:“序幕”及“尾声”的背景设置、场地布局乃至人物表情,无疑具有浓厚的宗教意味——那阴暗静谧的庭院,那依稀飘渺的“合唱颂主歌同大风琴声”,共同营造出一个神秘的富有诗意的氛围;相对于《雷雨》正剧的激烈冲突而言,作者在“序幕”和“尾声”中呈现的宁静、舒缓的格调,保持了20-30年代文学与宗教浪漫精神的一些丝缕联系。
  而到了40年代,时代环境的更趋严峻,导致宗教对文学的渗透方式和宗教与文学关系的格局进一步趋于现实化,同时也为作家关于宗教的书写注入某些新的质素。当大多数作家对宗教采取实用功利的态度,而在40年代文坛上红极一时的作家徐訏、无名氏等,他们却在作品中恣肆谈论有关宗教的义理,并借以敞露自己的浪漫意趣,譬如徐訏的《精神病患者的悲歌》、《彼岸》、无名氏的《塔里的女人》、《无名书初稿》等,在绚烂的宗教色彩和奇幻的爱情故事的交融中,编织着一曲曲极富浪漫情调的“悲歌”。这里有必要提到40年代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作者鹿桥及其长篇代表作《未央歌》 ,在这部“以情调风格来谈人生理想的书”里,作者杂糅了儒、禅、道的理念及基督教的情调,通过塑造几个具有浓烈宗教情怀的人物,来探讨人生的理想和生命的真谛。值得注意的是,《未央歌》里大段哲理性议论和心理铺叙,以及徐訏、无名氏作品中关于宗教的抽象谈论,表明宗教在现代文学中的渗透已经逐步趋于“理念化”。这正是40年代文学宗教浪漫的一个特点。
  进入50年代以后,中国文学中关于宗教的谈论因特殊历史境遇的抑制而变得相当稀疏,间或有涉足宗教题材的作品(如穆旦的《感恩节——可耻的债》、绿原的《重读〈圣经〉》等),其主旨也鲜有许地山式的浪漫诗意和无名氏式的浪漫激情。甚至可以说,5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曾一度被人为地导向一种虚假的信仰泥潭,文学也被一种宗教般狂热的“伪浪漫主义”所充斥,在那些漫天飞舞的豪言壮语里,真正的宗教浪漫精神已经荡然无存。这其间自然有诸多值得反思的文学本身的经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对宗教噤若寒蝉的格局在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被打破后,宗教作为一种文化资源,如同某些“解禁”后猛烈涌入的西方文学观念、文艺思潮一样,表现出迫切与中国文学取得联系的情形。这导致了80年代后宗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一方面显示出多层次、多样化的特点,另一方面又呈现极端化和泛化的趋势,并引导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浪漫品态朝着多种向度的发展。
  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较早涉及宗教的有长篇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礼平)等作品,这些作品延续了40年代无名氏等人以宗教玄理的渗透或掺杂哲理性议论来营造独特氛围的特点,在较浓郁的宗教底蕴映衬下闪耀着某种理想主义光辉。80年代以后,更多作家表现出对于宗教的兴趣,其写作也因受到宗教的影响而体现出浪漫的趋向,这种宗教浪漫的趋向在80年代的理想主义整体气候中别有一番韵致。在诸如张承志、史铁生、北村、霍达的小说和散文,以及海子、昌耀的诗歌里,生命的意义被诗意地处置为对某种宗教情怀的追寻,越来越强烈甚至虔敬的宗教感受,通过作家的精心勾画而获得了满怀热忱的表达,某种企图超越纷扰的尘世、短暂的此岸的浪漫生趣,在文学里重新出现了。这样,中国文学的天地里又重新泛起了一股由宗教意绪带来的浪漫气息。从80年代一直到90年代初,一些中国作家就在宗教的浸淫中将这股浪漫气息推向纵深。尽管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和文学世俗化的进程逐渐加快、程度日渐加剧,但置身于普遍的商业主义和大众文化的浮嚣中,他们或激愤或高迈的浪漫写作仍然显得卓然醒目。

      宗教与中国现代文学浪漫趋向的复杂性

  然而,中国现代文学因受宗教影响而产生的浪漫趋向,呈现出复杂多样的特点。这是因为,中国现代作家对宗教的接受和感应有其层次和取向的复杂性。具体表现在:第一,由于作家所关注宗教的类别和作家个体心性的不同,宗教本身的差异和心性的差异都会影响作家及其作品浪漫气质的表现:或飘逸或激昂、或热烈或沉静。前一种情形比较典型的如丰子恺倾向于佛教和曹禺倾向于基督教,导致各自作品中浪漫表现的不同。而对于那些倾向趋同的作家如80年代的海子和昌耀(他们热忱的宗教情怀具有共同的宗教泛化的意味),他们之间的不同尽管与一个借用《圣经》语言和句式(海子《太阳·七部书》)、一个吟咏佛教母题(昌耀《慈航》)有关,但更多地源于他们个体心性的差异。这种个体的差异也就是浪漫主义精神向度的差异。
  第二,由于中国本土文化对作为异质文化的宗教在接受根基上的阙失,更由于特定的历史时代境遇的限制,对于多数中国现代作家来说,宗教的影响不可能像在西方那样成为一种感同身受的东西;这样,中国现代作家在遭遇某一宗教后,他们的宗教体验在作品中的呈现难免会发生某种变异,实质上是以汉语表达的特别样式“过滤”和重新阐释了宗教。以基督教为例,在众多关于基督教的谈论中,周作人留意的是基督教之于中国文学(尤其是语言)的可能意义,沈从文则把基督教情感等同于生命及“美”本身加以赞慕,林语堂运用“二分法”将基督教文化与汉民族情感区分开来以寻求他心目中人文理想的灵感,张资平从基督教找到了与沉沦主题、性爱冲突相对应的讽喻样式,等等,都表现出对于基督教进行读解的“本土化”意图 。这种似乎难以避免的“本土化”阐释,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宗教所赋予文学作品的浪漫主义特性。
  第三,由于具体的现实环境的牵扯,就大多数中国现代作家而言,其宗教体验鲜有“超验”的“终极”追问,宗教更多地被他们视为一面用以观照现实、审视自我的“镜子”,他们挣脱不开沉重的现实肉身,因而远离了西方宗教形而上和“绝对本体”的原初意义,为自身的宗教书写注入了某些现实历史的情境和意味。这些现实和理性成份的加入,都在中国现代宗教书写的浪漫模板上留下了一道现实的投影,极大地削弱了其浪漫表现的力度。当然,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有些宗教书写者当他试图以文学图解、展示宗教义理时,其作品也许丝毫没有沾染了宗教所应具的浪漫意味;而有些倾向于浪漫写作的作家,虽然无意于宗教本身的探究,但为了在作品中渲染某种浪漫的情调或意境,也较多地选用宗教题材或刻画宗教的神秘氛围,如前述的郁达夫、田汉等。
  中国现代作家宗教接受和感应在层次和取向上的复杂性及其表现,使得中国现代文学在受到宗教影响后展示的浪漫品态,具有了某种自身的边界。一方面,尽管中国现代作家对宗教的言述和这种言述在作品中的表现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历史现象,并且从总体而言,宗教的渗入总会在这些作家的作品中抹上一层或浓或淡的浪漫色调,但是并非所有作家及其作品都能够保持其浪漫特色,有些作家囿于现实因素制约而不知不觉地冲淡甚至抹煞了作品中的浪漫色调。另一方面,对于那些少数“真正”沉醉于宗教体验的中国现代作家——在他们身上,显示出宗教浪漫主义独有的禀赋和气质,他们的作品并没有因现实因素的干扰和浸濡而丝毫减退其浪漫色彩——而言,宗教如何作为一种必要的“元素”介入到他们的写作中,成为他们进行文学表达的基本“程式”,他们的宗教体验又如何浸漫到其作品中,构成了他们作品的浪漫意绪得以呈现的内在质地,则值得予以优先考虑。
  通过上一节对中国现代文学宗教浪漫品态的历史考察,结合对中国现代作家的宗教体验及宗教在他们作品中表现结构和方式的独异性进行分析,我们发现,在所有中国现代文学的宗教书写中,大致体现出三个浪漫主义质点:其一,一些作家突出了宗教的“灵性”,他们更多地把宗教作为文学作品的底色,从而其作品在整体上呈现出情趣和格调上的浪漫诗意(如许地山);其二,一些作家极力张扬宗教浪漫写作的“理念化”色彩和空想性质,并着力渲染其浪漫主义的诡异与神秘色彩(如无名氏);其三,一些作家格外强调的是他们心目中宗教的精神高度,他们试图以一种“清洁的精神”同其所置身的世俗世界进行对抗(如张承志)。必须指出,灵性、理念化和精神性这三个质点,事实上只是宗教书写之浪漫品态的不同侧面,但体现了中国现代宗教书写浪漫品态的三个层次、三个阶段;它们在涉足宗教的中国现代作家及其作品里均有所表现,只不过在不同作家那里侧重点和程度不同而已。

      宗教困境与宗教浪漫写作的衰微

  毫无疑问,宗教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及其浪漫品态的表现是有其内在局限的。如前所述,投射是中国现代宗教书写的向度和特性,投射指示了中国现代作家由内向外倾力铺写个人情绪、体验和想象的姿态。他们在灵魂的旷野奔走呼号,期待抵达精神的彼岸。可是,在一个世俗社会里,宗教(哪怕仅仅作为一种体验)难免遭受各种力量的挤压而趋于萎缩乃至破碎,宗教的处境直接影响了作家关于宗教的谈论。同时,对于中国现代作家而言,他们身处的历史和文化深深地制约着他们,各种世俗经验的冲击和现实因素的规限,致使他们的精神性投射或超越最终无法指向某种“终极”,而是重重地返回到现实大地。也就是,某种“超验”维度的匮乏,导致中国现代宗教书写最终无法像西方的宗教书写那样,将自身心灵世界的精神高度推向“无限”,无法挣脱与现实文化语境相互纠结的关系;而某些宗教书写表现出的极端排他性,也使得个人内在世界受到偏狭的拘束而难以保持应有的活力,而逐渐陷于枯竭。这些无疑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宗教浪漫主义的发展前景。也许,中国现代宗教书写所体现的浪漫精神会因宗教自身的困境而悲壮地走向末路?
  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在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中,那些受到宗教文化观念浸润的作家无不显得卓然醒目和独异(当然,一个作家的独异还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显示出来)。他们在宗教神性(或神秘)力量的驱使下,难以抑制沉醉迷狂的体验,也难以掩饰某种超然飘逸的精神气质,其作品因受到这种体验和气质的感染而呈现别样的型构和质地。显然地,他们的写作为中国现代文学注入了浪漫主义新质,并以此在自身与其他写作(包括浪漫写作)之间划出了一条界线。不过,也应当指出,由于身处现代文化的特定境遇,中国作家的宗教书写在表现出浪漫趋向的同时,又具有明显的理性特征,中国作家的宗教选择实际上包含了很大的理性成分。因此,毋宁说我们在20世纪中国文学场景里,所观察到的是一群理性的宗教浪漫主义者。他们作品里大量充满激情的宗教议论与感喟所体现的理性浪漫,又映衬出这批作家生存的孤独——在一个非浪漫化时代里的堂·吉诃德“荷戟独彷徨”的孤独。这也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宗教浪漫写作的总体形象。
  不唯90年代以来的世俗化浪潮,中国作家所置身的整体文化处境和他们所依凭的宗教本身的限制,也在很大程度上约束了中国现代宗教书写的进一步延展和浪漫气息的散发。以张承志为例,没有人怀疑张承志宗教信仰的真诚,但一旦当某种宗教偏狭阻滞着交流,淹没了写作甚至弃绝了文学本身,宗教浪漫写作自身所内蕴的自我瓦解因素便体现出来 。这样,这种宗教书写会无可回避地走向衰微,最终它所荡漾的浪漫精神也将消失殆尽。另一方面,自90年代以来甚至更早些时候,包括文学界在内的中国文化知识界一直不乏关于宗教的兴趣和言述 ,他们从事着与宗教有关的种种活动(包括出版等等),人们对宗教的热忱以另外的形态表现出来,从而显示出宗教泛化的趋势,当然他们所做的一切似乎已与宗教的浪漫精神无关。除此以外,在我们看来,中国现代宗教书写最根本的问题仍然在于某种“超验”的匮乏——即使像张承志已经皈依了某种宗教,他的个人体验可以上升到“那比宇宙更辽阔比命运更无常的存在”,但其言述更多地与文化、民族等主题勾连在一起——显然,这一致命症结限制了宗教渗透下的中国现代文学浪漫品态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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