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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的神话:《约伯记》与《骆驼祥子》比较论 (阅读5992次)




  当我们将《约伯记》与《骆驼祥子》并置在一起进行比较时,并非仅仅由于注意到了一个显而易见的历史事实,即老舍和基督教的某种关联(1922年夏,老舍受洗入教)。在此不应过分强调老舍与基督教的相关性——诚然,基督教对老舍的创作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正如已有论者指出的,《圣经》的观念、叙事乃至语式都潜在地规约着老舍创作的“运思型范”[1],左右着他众多小说题材的选取以及人物活动场景的设置。这是针对“文体”方面的影响而言。但就《骆驼祥子》来说,基督教对于老舍在这方面的影响虽说时有发现,却并不是主要的[2]。或亦可以说,从作品的伦理取向来看,《骆驼祥子》渗透了作者的基督教式的悲天悯人情怀;不过谈到悲悯情怀,也可以说它是贯穿老舍作品的情绪主线,并且这种意绪除了基督教的影响而外,显然还有其他来源(比如中国传统文化的熏染[3])。
  因此,本文不会沿着老舍所受的基督教的“正面”影响这一路径深入,就《约伯记》和《骆驼祥子》这两份经典文本作一番比较分析,而是撇开这种明显的关联,撇开二者诸多表面的细微的“相似性”——比如它们都以孤独的个体为主人公,叙述了一个人怎样被层层剥去生存的根基直至陷入悲惨境地的故事——从另外的角度来探求对二者进行比较的依据。虽然,本文也会以二者的“相似性”为基点,进而寻求它们更为内在的“共通”性,但这里的“共通”不是指二者诸方面的一致,而恰恰是二者的巨大差异所体现出来的可供相互参照的文化“意味”。在我们看来,从西方基督教—《圣经》思想文化文学传统衍生出来的《约伯记》,和从中国近现代文化文学传统伸发出来的《骆驼祥子》,它们立足于各自的历史语境,都对“个人”的境遇及其归宿进行了探索,对“个人”观念的确立与意义作出了强有力的质询和反思;而它们自成体系的“个人”话语模式,正如我们即将分析的,其出发点、指向和言路是如此迥乎不同,以致我们更有兴趣将二者置于中西“个人”观念的分界处,通过辨析它们醒目的差异和歧义,来省察这种差异的生成原因,从而获得建立中国“个人”观念和话语的启示。

  一、确立与否证:“个人”观念的分野

  从表面上看,这两份经典文本都以人名作为标题,且将笔墨集中于个人的生活,都是关于个人悲惨遭际的叙述,因此我们不妨均把它们视作对于“个人”的探索。但从更内在的层次说,这种“个人”探索所体现的“个人”理念,因文化的不同而显示出巨大差异。这两部作品里以“个人”身份出现的两位主人公,有着十分相似的经历:曾经富足、健康的约伯在逐一被夺去家产和亲人后,落得浑身疮疤、病弱不堪,只能躺在地上抚弄伤口的境地;而祥子在失去他的“命根子”洋车和老婆后,由纯朴善良的乡下青年变成消退了“那股清凉劲儿”的流浪汉,遭受着物质和灵魂的双重剥蚀。但是,两人的最终结果却很不一样:约伯通过不断的“怨诉”而重新获得失去的全部,而祥子则自甘“堕落”,成为受人唾弃的“末路鬼”。对于单独的个体而言,看似相近的经历导向了迥然有别的结局,这显然与不同文化置入作品里的迥异的“个人”观念深刻相关。
  我们看到,在《约伯记》里,约伯在突遭不幸之后,开始以“怨诉”的方式表达着个人对于命运的质疑,这种“怨诉”的程度随着约伯与其友人的论辩而不断加深。约伯敢于申诉说,“惟愿我的烦恼称一称,我的一切灾害放在天平里,现今都比海沙更重”,最后他甚至疾呼:“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我自己要见他,亲眼要看他,并不像外人。”在西方文化传统中,约伯的申辩和质疑显然具有重大的文化意义。刘小枫在其论述《约伯记》的精彩文章中指出,“这一行动的意义在于,一个受苦的个人带着自己切身的体验寻索自己的上帝”,这使得“个体的、德性的自我意识在受苦经验中苏醒,并且拒绝原有的集体信仰对命运的解释”,因此,“约伯的个体信仰之路是在个体的无辜受苦与传统的、群体信仰的冲突之中伸展的,这注定了要由个人自己来承负个体信仰的苦楚”[4]。因此,《约伯记》关涉“个人”如何寻索自己的信仰,它本身包含着对“个人”勇于表达自我意识的肯定。《约伯记》所凸显的“个人性”,特别其中表达的个体要亲见上帝的愿望,与后来新教的“每个人都直面上帝”的吁求,是一脉承传的。不妨说,正是这种具有悠久传统的“个人”观念,强有力地支撑着约伯的内心,使之捍卫了自己的尊严、获得了自己的权利。
  而与此相对照,《骆驼祥子》尽管以同情的笔触描述了个人的奋斗历程,却全无对于“个人”行为的赞同与肯定,更多的则是一种沉痛的批判:“体面的,要强的,好梦想的,利己的,健壮的,伟大的,祥子,不知陪着人家送了多少回殡;不知道何时何地会埋起他自己来,埋起这堕落的,自私的,不幸的,社会病胎里的产儿,个人主义的末路鬼!”[5]。全篇中不时闪现出类似的对“个人”(主义)的鞭笞和否定:“他(祥子)是个还有吃的死鬼,个人主义是他的灵魂”,“为个人努力的也知道怎样毁灭个人,这是个人主义的两端”,由此表现出对“个人”(主义)的深刻反省。《骆驼祥子》的复杂性在于,作为一部现代文学文本,一方面它是由包括“个人”觉醒(个性解放)在内的中国近现代文化催生而成的,另一方面它反过来表示了对这种“个人”意识的深刻怀疑。可以说,这部小说体现了中国三十年代乃至整个现代文化中“个人”(观念)的处境。
  《约伯记》所透露的强烈“个人性”是不容置疑的,它呈现了西方文化中“个人”观念得以确立的稳固根基,值得考究的是《骆驼祥子》对“个人”的态度。实际上,在中国现代文学文本中,《骆驼祥子》对于“个人主义”的否定具有代表性,它一方面显示了中国现代作家对于“个人”的复杂心态,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国现代的“个人”观念还很不完善,它有着与身俱来的内在矛盾,因而呈现出摇摆、含混乃至自我冲突的状态。这自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如所周知,在五四时代,针对“只见有家族,有地方,有国家,有其它社会,而不见有个人”的状况,一批文化先驱者以“高扬个人权利、唤醒自我意识”为宗旨,提倡“非物质,尊个人”,并倡导以“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为核心的“人的文学”。在整个新文化及文学运动中,“个人”往往是与“新”、“现代”和“先进”等观念联系在一起的,这构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框架。但是,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进程,迫使文化个体在中西文化的激烈撞击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到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工程”,因而这场运动又“成功地把中国传统及其经典构造成了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对立面,而个人主义的另一个对立面民族国家反倒在很大程度上被接受,成为个人主义话语的一个合法部分”[6]。也就是说,“个人的解放”成为“通向群体、社会和国家的真正解放的基本条件”,“它不过是现代性的目的论历史观和民族国家理念的独特的呈现方式”[7],从而“个人”的观念“合目的性”地成为民族国家理论的一部分,“人及其个体性”的命题最终被淹没在“民族主义”的命题中。所有这些历史境况表明,中国现代的“个人”观念并不具备自主性,因而缺乏稳固的生存根基。
  中国现代“个人”观念的基本性质和构架,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文本中“个人”的形象和作家对“个人”的态度。2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落潮,“个人”的观念越发受到挑战,个人和社会、个人和国家已有的紧张关系得到了强化。在越来越严峻的现实面前,甚至早期的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也开始显示对“个人”的深切疑虑,他们发现,在“个性解放”的口号提出多年后,“个人”的解放远未真正完成;而与此同时,一种以高于个人的阶级视点去看待历史、社会的观念,得到了迅速发展。这种对“个人”的深切疑虑便体现在鲁迅的《伤逝》[8]、老舍的《骆驼祥子》等小说中,这些小说一方面表现了对于“个人”观念的重新审视,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个人”命运的迷惘。在《骆驼祥子》里,作者不无反讽地说:“个人的希望与努力蒙住了各个人的眼,每个人都觉得赤手空拳可以成家立业,在黑暗中各自摸索个人的路”。老舍在别处还明确提出,“个性解放的口号利少蔽多”,显然是体会到了从“人的发现”到“人的现代化”的艰难,不过,“个人”的真正出路在哪里,《骆驼祥子》的确是没有给出答案的[9]。

  二、“个人”观念和决定论

  可以看到,这两部均以孤独的“个人”为主角的经典性文本,由于作家“个人”观念的不同,导致它们在对个人“命运”的刻画上大相径庭。实际上,“命运”是两部作品的主人公共同面临的突出问题,与“命运”的抗争构成了两部作品共同的基本主题之一。但是由于作家“个人”观念的分野,个体面对“命运”的强大压力时亦表现迥异。尽管对于约伯和祥子而言,“命运”的内涵都是某种根深蒂固的决定论——道德因果观——对个体的钳制,但《骆驼祥子》中的个人“命运”因具体历史情景的渗入,而更增添了几分宿命感和悲剧色彩。
  在《约伯记》里,约伯对于个人灾难有着与其友人不同的解释。总的来说,约伯的友人们代表了一种古已有之的因果报应观,即以利户所说的“他(上帝)必按人所做的报应人,使各人照所行的得报”。约伯的申辩则显示了对这种因果观的质疑,他始终不明白的是:“恶人为何存活,享大寿数,势力强盛呢?”刘小枫在分析《约伯记》的主题时认为,“在《约伯记》中,古代积极、乐观的生命智慧观被一位义人的纯属个体的受苦打上了问号”,这种智慧观就是“德行业果观”,即“按照这种智慧观,善行与幸福,恶行与灾祸有因果关系”;因此,“《约伯记》中受苦质询的新异和尖锐性在于无辜受苦与德行业果观之间的冲突;它询问的是,一个敬虔者(而非某先知)切身的受苦为何不能用德行业果观来解释”[10]。这样,约伯的无辜受苦与德行业果观的紧张关系促成了其个体信仰的转变,致使个体的自我意识“在受苦经验中苏醒”,也就是说,“个人”的观念在与因果观的对抗中获得了进一步确证和稳固。
  在西方文化思想史上,约伯对命运的抗争具有典型性,他曾受到俄国哲学家列夫·舍斯托夫的由衷礼赞,并常被后者用来比拟那些“以流血的头撞击绝对理性的铁门”的哲学家。舍斯托夫的名著《在约伯的天平上》多次引述约伯的呼号“惟愿我的烦恼称一称”,来印证哲学家们以个体体验向必然性和自明性进行对抗的姿态[11]。按照刘小枫的说法,约伯的质询“激励”后世思想家的不断追问,“以致形成了‘约伯问题’史”。从普罗提诺的“心醉迷狂”、帕斯卡尔的“芦苇”般思考的个体,到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笔下的苦弱者和二十世纪形形色色的“个人”变种,尽管其间有被理性主义、浪漫主义过分张扬的“个人”以及现代主义扭曲异化的荒诞“个人”等等,但“个人”面对命运所发出的独立声音是从未间断的。
  而在《骆驼祥子》中,当“立在人间的最低处,等着一切人一切法一切困苦的击打”的祥子,在所有的希望破灭、所有的路被堵住后,逐渐被逼入命运的死胡同。这时他开始“投降”及至完全堕落。我们发现,作者在这场“个人”与命运的较量面前表现出复杂的态度:一方面他似乎以为,置身于强大的传统习俗和社会现实之中,“个人”的力量是多么渺小,无论个体怎样挣扎、奋斗都是无济于事的,终究逃脱不了毁灭的悲剧,于是他让祥子完全被命运击倒了,从而体现出强烈的宿命意味。另一方面他也无法彻底认同那种古老的因果观,他借小马儿的祖父之口说:“铁打的人也逃不出咱们这个天罗地网。心眼好?有什么用呢!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并没有这么八宗事!……”;由于传统期待的因果报应并没有出现,祥子终于在绝望中明白:“刘四、杨太太、孙侦探——并不能因为他的咒骂就得到了恶报”。同时,在“个人”与命运较量过程的始终,作者对“个人”仍然是不信任的:“他(祥子)是要强的,小福子是要强的,……一领席,埋在乱死岗子,这就是努力一世的下场头”,“他自己,也不能因为要强就得了好处”。这样,作者干脆同时否定了因果观和“个人”的努力。
  由此看来,《骆驼祥子》在处理“个人”与命运的关系时,从整体上显示出暧昧的气息,作者既无法挣脱宿命的悲哀,又不能完全相信“个人”的力量。这显然与作者老舍本人的“个人”观念——对“个人”的疑虑态度密不可分(这一点已如上述);另外,深受中国市民文学传统熏染的老舍,其作品中常留有这一传统“因果报应”观念的残余[12],也是导致《骆驼祥子》既不能认同宿命也无法清晰地为个人提供出路的原因。《骆驼祥子》表明,中国现代的“个人”观念受到了一种新的决定论的严峻挑战,而这种新的决定论缘于具体历史情景在作家视野里的强行渗入。这就是,中国近现代以来充满灾难的历史现实,像一道最高律令高悬在作家们的头上,使他们无法轻易言述“个人”的一己悲欢,即使有所言述,也要越过“个人”去探究国家、民族的命运。正是内忧外患的历史进程构成了中国现代作家的“宿命”,它逼促着作家们进行内心的乃至行动的选择:或激愤,或低沉;或积极,或悲观;或行走呼号,或避让退缩,等等。这就导致了一种深刻的矛盾:一方面,五四以来“个人的解放”的使命尚未完成,另一方面,持续不断的忧患又冲淡着这一使命的走向深入。在这种情形下,以“个人”为本位或中心的观念难以为继,且一直处于卷曲的状态,也是大势所趋。而隐隐蕴含着“个人”郁苦的《骆驼祥子》在表现“个人”两难处境方面,极具代表性。可以说,《骆驼祥子》所显示出的对“个人”的犹疑,是特定历史语境下“个人”观念与新的决定论之间张力的产物或表征。

  三、“个人”观念的话语及其结构

  在充满差异的文化背景的支撑下,《约伯记》和《骆驼祥子》立足于不同的“个人”观念,分别对“个人”的境遇进行了探索和描述。尽管相似的是,两份文本都采用了寓言式的写法,即从它们的故事里都可以抽绎出一个关于个体面对强大群体或更高权威的模式,但它们最终分别指向了中西文化生态中迥然不同的“个人”命运。显然,这两种“个人”观念各自有着独成体系的话语——言述路径。也就是,两份文本的“个人”话语结构在出发点、指向和言路等方面均有不同。考察这两种话语结构的本质区别,在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来中西共同所处的后现代式众声喧哗里[13],似乎格外具有意义。
  在《约伯记》里,约伯的申诉和辩论具有强烈“个人”话语的特征,他不屈不挠以一己的追问而终究获得对方的认可,这是“个人”坚持自身独立性的表现。作为“个人”的约伯与周围的群体(其友人)和权威(上帝)之间,虽然也存在一种对垒甚至冲突关系,但并不具备绝对的对抗性质,他们更多地构成了一种包容关系。这种“个人-群体”结构的基本出发点是“个人”,“个人”在坚持独立的前提下,可以与群体达成充满张力的和谐,也可将自身投入群体之中而成为其有机的一部分;“个人”与群体处于一种对等的状态,即使被纳入群体中也保持了自身独立性。这是一条由“个人”抵达群体的言述路径,“个人”在创造历史过程中具有主动性。
  而《骆驼祥子》则是另一番情形。主人公祥子从肉体到灵魂都遭到了他所置身的社会、文化的戕害,他与环境矛盾冲突的不可调和性导致了其悲剧性的毁灭结局。在强大的群体力量(社会、文化)面前,作为“个人”的祥子哀哀无告,双方处于明显的不对等状态,“个人”最终遭受群体的倾轧也就在所难免。其“个人”的微弱声音尽管夹杂着无边的怨忿,但也被淹没在社会、文化的滚滚洪流中。这是一条群体压抑、消泯“个人”的言述路径,“个人”被“合目的性”地裹挟在历史的进程中。
  从《约伯记》和《骆驼祥子》抽绎出的“个人-群体”这一共有的基本模式,可以将它们各自的“个人”话语结构图示如下:


                                                  



           《约伯记》                         《骆驼祥子》

可以看到,同样是孤苦无助的弱者,约伯通过抗争为“个人”赢得了一份尊严、一片独立的生存空间,而祥子即使付出了艰辛的“个人”奋斗,也没能为自己挣得立足之地,反而陷入了被扼杀的境地;约伯充满激情的“个人”声音将永远回荡在西方思想文化的长廊,而祥子饱含着哀怨的呻吟也将成为近现代中国文化的一个象征。在这里,祥子陷入的显然是一个无法跳出的生存怪圈,他遭遇到历史的吊诡——抹煞一切“个人”印迹而使之成为无名。《骆驼祥子》中的“个人”处境体现了中国“个人”观念及其话语建构的艰难。
  实际上,从五四开始的中国现代文学文本里,一直并不乏一种如神话般的“个人”话语,“个人的解放”其实是贯穿其中的绵延不断的主题,但由于文化本身的限制和历史语境的逼迫,中国现代“个人”观念的确立及话语建构变得十分艰难,“个人”在文学中最终成了一个难解之谜。如果说《骆驼祥子》中祥子的遭际代表了中国现代“个人”命运的一种情形——社会、文化对于“个人”的钳制——的话,那么,中国现代 “个人”命运的另一种情形——国家、民族主题对“个人”主题的覆盖——则在中国现代文学文本中时有发现。从五四时代隐含着危机的“个人”情绪的迸发(“我便是我呀!∕我的我要爆了!”),到三十年代对这种激情式“个人”的双重质疑(蒋光慈《自题小像》:“从那群众的波涛里,∕才能涌现出一个真我。”)和五十年代集体对“个人”的完全取代,再到八十年代民族母题对“个人”重新呼唤的阻遏(“我想∕我就是纪念碑∕…中华民族的历史有多么沉重∕我就有多少重量”),及至九十年代“个人”的趋于破碎,“个人”始终没有获得自主性命运。
  可以说迄今为止,无论对于中国文学还是中国文化来说,一种真正“个人”观念和话语的建立还远未实现,“个人”话语的根基性阙失始终是一个问题。以上通过从“个人”处境、“个人”命运、“个人”话语结构等方面,对《约伯记》和《骆驼祥子》中“个人”观念和话语的差异进行了比较分析,其意义显然在于,如何从某种异质文化获得关于自身“个人”观念和话语建构的启示。也许,文化的鸿沟是永远难以跨越的,我们所能做的只是为自身的文化建设作出不懈的努力。

  注释:
  [1] 宋永毅《老舍与中国文化观念》第41页,学林出版社1988年版。
  [2] 这里,将基督教对《骆驼祥子》的“文体”影响单独拈出似乎意义不大,尽管《骆驼祥子》和《圣经》多有“相似”处,如《骆驼祥子》:“雨下给富人,也下给穷人;下给义人,也下给不义的人。其实,雨并不公道,因为下落在一个没有公道的世界上”(《老舍文集》第三卷第170页);《圣经·新约》:“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作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马太福音》5:44),等等。
  [3] 参阅宋永毅《老舍与中国文化观念》,学林出版社1988年版。
  [4] 刘小枫《〈约伯记〉与古代智慧观的危机》,见刘小枫《个体信仰与文化理论》第392-393页,403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5] 《骆驼祥子》末尾。本文所引《骆驼祥子》文字,均据《老舍文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6] 参阅刘禾《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第53页,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
  [7] 见《汪晖自选集》第48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汪晖同时指出,由于“个人”与民族、国家相纠结,导致五四时代关于“人”的启蒙主题十分特殊:它“不是以‘人’的名义对各种政治的、宗教的、道德的强制力量的批判与反抗,而是改造‘国民性’、改造民族灵魂”,参见汪晖《中国现代历史中的“五四”启蒙运动》,载《文学评论》1989年4—5期。
  [8] 在对“个人”观念的质疑和反省上,鲁迅的《伤逝》亦具有代表性。在“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的“个人”表白与“个人”最终的悲剧性命运之间,映现着中国现代“个人”观念充满背谬的尴尬处境。
  [9] 宋永毅《老舍与中国文化观念》第91页,学林出版社1988年版。
  [10] 刘小枫《个体信仰与文化理论》第371页,373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1] 舍斯托夫《在约伯的天平上》(中译本)第1页,339页,三联书店1992年版。
  [12] 研究者指出,自唐传奇、宋话本至明代的市民文学中,相信“善人必获福报,恶人必有祸临,邪者定遭凶殃,正者终逢吉庇”的因果报应观念,是一条贯串的思想线;而深受中国市民文学传统熏染的老舍,在某些作品中显然还有这一观念的残余,最明显的如《四世同堂》。参见宋永毅《老舍与中国文化观念》第38页以下,学林出版社1988年版。
  [13] 在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来的后现代背景里,中西文化一个相似的境遇似乎是“‘个人’的消亡”;即使如此,中西“个人”“消亡”的方式和意义仍然是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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