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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新民歌运动”的现代来源 (阅读4308次)



    --关于新诗发展的一个症结性难题


    一、引言:“新民歌运动”与新诗大众化问题
  
  “对我国的诗歌创作来说,一九五八年乃是划时代的一年。”一位诗人在“新民歌运动”的第二年谈到这一运动时说。他认为,在其他文学品种的创作普遍陷入低潮时,“一九五八年的诗歌界却出现了普遍繁荣的、盛况空前的图景”。接着他以饱满的热情描绘了运动的“盛景”[1]:
  “到处成了诗海。中国成了诗的国家。……
  “几乎每一个县,从县委书记到群众,全都动手写诗;全都举办民歌展览会。到处赛诗,以至全省通过无线电广播来赛诗。各地出版的油印和铅印的诗集、诗选和诗歌刊物,不可计数。诗写在街头上,刻在石碑上,贴在车间、工地和高炉上。诗传单在全国飞舞。”
  这确乎是中国新诗发展史上颇为奇特的景观。正是在1958年,新诗经历了一次不同寻常的风雨洗礼。这场“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及“全民办文艺,人人是诗人”的“新民歌运动”的特点在于:一方面,通过行政命令限时限量、高指标高速度完成创作,成为推动这场运动的主要力量;另一方面,运动受到“运用质朴生动的民间语言、捕捉新时代气息”的良好愿望的支配,民歌创作成为表达人民向新的时代、社会感恩的方式和手段,用一位当年积极响应并参与运动的文艺领导人的话说就是,“解放了的人民在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斗争中所显示出来的革命干劲,必然要在意识形态上,在他们口头的或文学的创作中表现出来”[2]。的确,运动本身所显示的激情与它的“时代精神”是相得益彰的,或者说这场运动恰切地体现了那个时代的风貌和氛围。
  今天,当我们以理性的眼光重新审视这场充满喧嚣的诗歌运动时,透过历史的烟尘,我们发觉了其背后隐藏着的诗学疑难和症结。正如郑敏先生所说,这场“全民文化炼钢的收获”之一便是,二十世纪中国诗坛上诞生了一批“纯种中华诗歌”;它们其实“是一个苦难的民族在一场乌托邦之梦中的呓语”,“天国之梦中的豪言壮语与事后跌得遍体鳞伤的真实情况是多么奇妙的联系!又是何等无情的讥讽!”[3]。人们常常将这场运动的发生归咎于与之丝缕相连的具体历史和社会环境。实际上,如果从新诗自身发展的历程去追溯,我们仍能清楚地发现它的某些内部根源。“新民歌运动”可被看作五四以来新诗走向“大众化”(民间化乃至民族化)的一次努力。只不过,如所周知,这次努力最终以“古典”+“民歌”的极端模式纳入了政治异化的轨道,从而适得其反地将诗推向它的反面即“非诗”,新诗的“大众化”也未能真正实现,而是越来越远离这一目标。随着历史语境的变迁,“大众化”本身也变得愈加“晦暗不明”。[4]
  
    二、悖论的端倪:五四新诗的一份遗产

  对于新诗来说,“大众化”何以构成了一个问题,这是首先要弄清楚的。所谓“大众化”,也就是普及化,它要求新诗最大限度地得到理解和接受,成为多数人能够运用的手段。在特定年代里,新诗的“大众化”就是要把诗歌当作宣传、教导的工具乃至“战斗的武器”。“大众化”就是启蒙。新诗的“大众化”问题应该回溯到五四那场轰轰烈烈的文学运动及与之相联的文化运动,既然它为后来全部的新文学现象提供了源头。从整体上看,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文学上的反应,基本上是一场大规模的借助“俗文学”(大众的民间的文学)向传统进行挑战、反叛的举动,这一举动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大众化”。这最为明显地体现在“文白之争”的语言大战: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意识到,为了反抗旧的文化传统,确立新的文化格局,必须首先从语言上革新,废除贵族们“独享”的文言,将佶屈聱牙的语言“古董”一扫而尽,而代之以通俗平易的大众语言----白话,只有这样才能扩大新文化(文学)传播和影响的范围。于是他们将目光投向了底层大众的文化、语言和文学,重新挖掘他们所认为蕴藏于后者之中的“宝藏”。这股取法大众(民间)文学进行变革的浪潮,事实上从晚清“诗界革命”起就已涌动,“诗界革命”产生的“新学之诗”大量采用方言俗语,并以民间歌谣入诗,可谓开了五四新诗取向大众(民间)的先河。五四时期,胡适、刘半农等在倡导白话入诗的同时,将白话的主要资源确定为方言俚语。对于新诗的语言材料,他们在繁与简的选择上趋向简,在雅与俗的选择上偏于俗。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明确提出作诗要“不避俗字俗语”(“八事”之八);刘半农则致力于多种诗体试验,其中以歌谣体最为人称道,1918年2月他还和钱玄同、沈尹默等一起,在北大成立“歌谣征集处”面向全国征集歌谣,要求“歌群文俗,一仍其真,不可加以润饰,俗语不可改为官话”[5]。与胡、刘等的主张相呼应,周作人、陈独秀等更是举起了“平民文学”和“通俗的社会文学”的大旗。
  显然,五四新文学运动所包含的启蒙性质,即用新鲜的文化去唤醒民众、普及民众智慧的文化变革的目的,致使新文学从一开始就陷入一种目的与方式之间的悖论式循环:一方面,出于传播方式、接受群体的考虑,先驱们不得不寻找一条直接、有效的途径,将他们的思想、观念以简洁明了的方式表达出来;但另一方面,为了获得这种“方式”,他们又返身向他们的启蒙对象(大众)求索资源。这是富有意味的。这一深刻的悖论贯穿新文学(新诗)迈向“大众化”(民间化)之途的始终。形成这一悖论的逻辑前提是:大众需要启蒙,因为在大众那里天然储存着某种文化(文学)的原始质料,而大众并不自觉;所以启蒙者只要把这些质料索取过来,便可反过来用于“教养、训导大众”的启蒙活动。这一文化和诗学的悖论,始终羁绊着新诗的成长历程,也深深影响了新诗“大众化”的实现。这一悖论确立的“启蒙-索取”模式,在后来渐渐演变为“宣传-认同”模式,最后蜕化为“自我批判-依附”模式,也就是启蒙对其启蒙对象的态度,由最初有计划的择取逐步变成毫无保留的认同,终因不加分析的依附而被淹没在其对象之中,从而丧失了“大众化”目的即启蒙本身。
  不过,五四先驱们将兴趣放在方言俗语、民间形式等上面,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创建新的语言和新的形式,这一点无可改变。问题的症结或许首先在于,被确立为新文学之语言“正宗”的白话,作为与新文化(文学)运动相伴相生的语言变革的直接成果,无论在参与文化(文学)变革还是在实际运用时,都显示出“与生俱来”的缺陷。由于语言变革的不彻底性,导致了语言转型(告别古典汉语创立真正的现代汉语)的未完成性,这从30年代的某些评价中即可见出:“五四式的白话,实际上只是一种新式文言,除去少数的欧化绅商和摩登青年而外,一般工农大众,不仅念不出来听不懂,就是看起来也差不多同看文言一样的吃力。”[6]就新诗而言,当胡适们为了“诗体大解放”而运用他们看来是自由灵活的白话时,他们难以避免地将白话自身存在的内在困难,一并带入了新诗,新诗的困难首先表现为其所运用语言的困难:“现行的白话是从历史上蜕化来的,从汉到清白话久已丧失制作文学的资格……现在所存白话的介壳,无非是些‘这个’、‘什么’、‘太阳’、‘月亮’等字,稍为关于科学哲学的名词,都非‘借材异地’不可,至于缺乏美术的培养,尤为显明之现象……(因此)往往就容易有干枯浅露的毛病”[7]。就这样,新诗以种种理由一次次大举走向大众化(民间化),事实上并没有对自身的语言症结进行解决,更没有对“大众化”固有的悖论产生警觉,新诗在这种带着盲视的“大众化”口号的驱使下步入误区,也就在所难免。
  
    三、舍本逐末:大众化目标与手段的互置
  
  新诗在五四后期即已趋于分化。通过对五四之后新诗进程的考察,我们能够梳理出一条清晰的“大众化”努力的线索:自20年代中期的“革命诗歌”和“普罗诗歌”,中经30年代以“中国诗歌会”为代表的“歌谣化”运动,直至40年代各种“朗诵诗”、“街头诗”运动,这是新诗“大众化”逐渐延伸和拓展的路径。其间,30年代掀起的三次“大众化”讨论,则在理论上显示了新诗“大众化”所能抵达的深度。
  我们可以把“中国诗歌会”的全部活动视为新诗在前30年“大众化”努力的一个缩影,这个集团性质相当明显、口号与行动相当专一的诗歌同人协会,在把新诗“大众化”推向高峰的同时,又显示出历史局限的悲壮色彩。中国诗歌会的会刊取名《新诗歌》,意在创立一种以“诗歌大众化”为“一致的目标”的“新诗歌”,这种“新诗歌”在内容上应具备三个条件:1)理解现制度下各阶级的人生,着重大众生活的描写;2)有刺激的,能够推动大众的;3)有积极性的,表现斗争或组织群众的[8];而在形式上,“新诗歌”必须更是“大众的”,这里“大众的”主要是指民间的歌谣等旧形式,在他们看来,既然“旧形式的诗歌在支配着大众”,那么“为着教养、训导大众,我们有利用时调歌曲的必要…… ”[9]。这是对五四取法“歌谣”一脉的延续和回复,不过,他们置歌谣于新诗中的地位已明显地不同于五四。
  中国诗歌会的诗人们身体力行地实践着自己的诗歌主张。他们宣称:“我们的诗,要是浪漫的,自由的!/要是民族的乐府,大众的歌谣”(穆木天《我们的诗》)。他们的诗就大都采取了自由奔放的形式,如任钧的《我歌唱》:
    我歌唱--
    我是一口大钟!
    要用洪亮的声音
    去唤醒沉迷的大众;
    …………
    我歌唱——
    我是一架留声机!
    我愤怒了,我欢乐了,
    但并不是我,
    乃是大众自己!
诗所用的语汇多为高大、雄壮的“伟词”,句式也多为急促、明快的短句,显得诗的气势高昂磅礴,节奏铿锵有力,在整体上极富鼓动性和感染力。这些特点也有助于他们以朗诵的方式将诗歌传播开去。事实上,朗诵是中国诗歌会极为重视的表达(传达)手段。他们说,“应该把我们的诗从耳朵里灌注到大众中去”,“在朗读的场合里,纵然也要受到听觉的限制,但在同一的时间内,却可以对着几十几百几千甚至几万的大集团朗读”; 诗歌朗诵的优势被归结为“直接的感动性”、“大众普及性”和“集团的鼓动性”三点[10]。诗歌朗诵运动逐渐扩大的结果是诗人们走上街头,通过朗诵或展览让诗歌直接面向公众,这就促成了“街头诗”运动的大量涌现。1938年的《街头诗运动宣言》称:“街头诗……就是要把诗歌贴到街头上,写到街头上,给大众看,给大众读,引起大众对诗歌的爱好,使大众也来写诗”[11]。显然,朗诵诗和街头诗的提倡,乃是出于诗歌“大众化”目的的需要,但过分追求鼓动和宣传效果,诗歌创作成了可以象巡回演出那样进行的集体活动。
  中国诗歌会的影响,直接体现在抗战期间的一些重要杂志《高射炮》《时调》《中国诗坛》等中,如《高射炮》的编者“后记”里就说:“本刊打算运用鼓词、小调、唱本、民谣种种形式,写出抗战历程中新闻的诗歌,贡献给鉴赏力较低的大众。”[12]中国诗歌会的诗歌方式和特点,几乎全部为后来的种种“大众化”努力所承继和发展,这在“新民歌运动”中达到极致。“新民歌运动”涌现的一些诗歌,在格调和语气上同中国诗歌会的诗具有某种类似性:“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我来了》)这种在诗里将自我膨胀到无限的“伪浪漫主义”写法,大大挤压了新诗的诗意。但同时,“新民歌”的作者为了把自我融入“大众”之中,又不得不采用来自“大众”(民间)的旧形式,自我的扩张和自我的收缩产生冲突,从而也导致了新诗的“形-质”分离。
  可以看到,五四以来包括中国诗歌会同仁在内的历次新诗“大众化”倡导中,“旧形式”的利用问题一直处于各种讨论的核心。“旧形式”一方面被视为“动员大众,教育大众,为方便计”的“一时的权变”[13],另一方面则被看作创造新的“民族形式”的基础,它不仅是民间的,更是民族的,这一点在40年代的“民族形式”讨论中体现得格外明显。在这些讨论中,“旧形式”的位置不断得到调整和修正,进而被确立为“民族形式”的源泉和正宗,导致新诗与“旧形式”之间出现了一种“怪圈”:新诗的诞生本来是为了将“旧形式”挤出诗歌领域,但“大众化”的需要又使新诗不得不重新征用“旧形式”。这样,一种以建立“民族形式”为由而回复“民间形式”(“旧形式”)的理论范式,终于置换了五四之初以创立新语言、新形式为宗旨汲收方言俗语和“旧形式”的努力取向,在对“旧形式”与新形式的关系上发生了态度的根本扭转,新诗“大众化”的目标和手段出现了彻底的颠倒。这事实上意味着,曾经以积极主动的姿态确立起来的五四新诗主体性,由于被淹没在择取的对象中而最终丧失殆尽。

    四、大众的身份和晦暗不明的大众化
  
  我们还看到,围绕着“大众化”这一情结,种种概念穿梭一般地转换嬗变:方言与土语,歌谣与民歌,旧形式、民间形式与民族形式,……事实上,所有这些概念指向的并非新诗本身,而是诗之外的某种人为规范。至此我们发现,五四新诗潜藏的悖论端倪,之所以在后来的“修正”中逐步演变为面目全非的话语系统,与历次运动中的概念转换有关。正是在概念的层层转换过程中,五四新诗作为一种广泛的文化活动被压缩为“新民歌运动”的单一狭义的政治行为,其间政治意识形态性大大强化了:千篇一律的“新民歌”字里行间夹杂着大量的政治语汇,在这场狂热的全民诗歌运动背后隐藏着一个宏大的政治乌托邦。于是,诗学被移向政治,其症结非但没有解决,反而恶化了。虽然,与整个所谓“大众化”浪潮并存于新诗发展史的,还有其他诗潮流派,但终因与之相悖而被视为“异端”,或处于边缘位置或短暂出现后销声匿迹。并且,伴随着整个浪潮的种种指责不绝于耳:“那纵然在字面上如何冠冕堂皇而实际上却是空空无一物的叫吼诗,标语诗,是广泛地流行着。无疑地,这一恶劣的倾向的不可抑制的泛滥,会使一般人对于诗歌的信念根本动摇起来!”[14]然而,诗之内的指责遭受诗之外的回诘,并没有引起新诗自身的反省。
  回到“大众化”问题本身上来,30年代三次较大规模的讨论,应该是较有代表性地显示了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和理论表述的含混性。不管讨论者站在何种立场说话,他无法避开的是五四遗留下来的悖论,即“大众化”目标和手段的互为逆反:一方面,“中国目下所要求的大众文学是真正的启蒙文学”[15],另一方面,“若文艺设法俯就,就很容易流为迎合大众,媚悦大众。迎合和媚悦,是不会于大众有益的”[16]。由此讨论中莫衷一是是显而易见的:“有的说,大众化的问题只是言语的问题,作者只要用大众的日常言语写东西就够了。有的说,大众化的问题只是题材的问题,作者只要在大众的生活中找寻题材就行了。有的说,大众化的问题只是形式的问题,我们应该尽力利用大众嗜好的旧的通俗的形式。……”[17]但问题最后成了这样一种质问:“‘我们’是谁?”(瞿秋白语),或者说“我们”与“大众”的身份较量。
  “大众”究竟是谁?“我们”又如何进行“大众化”?讨论者说,“大众是被支配阶级和被榨取的一大群,自己本身内虽说含有组织性,却是还没有形成团体的形态的”[18],因此,“大众化”的“核心是怎样使大众能整个地获得他们自己的文学”,但“唯其由大众出身的作家,才能具有大众的意识,大众的生活感情;所以也只有他们才能表现大众所欲表现的东西”,前提是“只要他们获得了表现的手段”;而对于“我们”这些“智识阶级的作家”来说,“想创造大众文学却也不是容易的事”,“他们首先要克服他们环境所养成的种种,而获得大众的意识,大众的感情。其次他们应该抛却自己的洁癖,而学习大众的言语,大众的表现方法”,最终的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作者生活的大众化”[19],即让“我们”和“大众”的界限消失。
  在这些模棱两可的表述中,“我们”与“大众”既互相纠结又互相悖离,既相互确立又相互消解,这使得“大众”的身份越发模糊不清。在30年代之后更多的“大众化”话语中,随着政治意识的强化,“大众”的内涵不断被抽空、压缩,“大众”和“我们”的界限泯灭了,“我们”消融到“大众”当中,“我们”不见了,最终真正的“大众”也从所有的文学视线里隐退。
  从20年代中期起,新诗的“大众化”目标(宣传、普及)几乎是强制性地,以一系列要求改变着诗人的写作方式:它往往用“多数人”的意志取消个人空间存在的可能,以“人民性”、“现实性”指责诗人“脱离群众”、“脱离生活”,以“民族性”、“通俗化”抨击诗人的“西化”和“晦涩”,以一种简单化的艺术规范阻挠诗人对复杂诗艺的探求,等等,结果放弃了诗之为诗的根本和新诗自身的发展。从更深层面来看,在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大众化”目标背后,潜藏着一个持久的意愿,就是对新诗身上挥之不去的“知识分子气”的摈除。这个意愿制定了一套价值标准和思维逻辑,以为诗的大众化必然是粗放、浅白乃至低俗的,稍稍精细、深邃或雅致便被视为“不懂”,也就成了“反人民”的,而“反人民”只有死路一条[20]。这在“新民歌运动”中尤为显明,处于运动旋涡里的诗人失去鉴别和反省能力,趋附着摹写毫无生命力的“新民歌”,致使新诗的诗艺全面萎缩和凋敝。
  也许,问题并不在于新诗能否以及怎样“大众化”[21],而在于如何辨证地看待新诗与“大众化”的关系。鲁迅出于真正的启蒙考虑,曾经指出,“读书人常常看轻别人,以为较新,较难的字句,自己能懂,大众却不能懂,所以为大众计,是必须彻底扫荡的;说话作文,越俗,就越好。这意见发展开来,他就要不自觉的成为新国粹派。或则希图大众语文在大众中推行得快,主张什么都要配大众的胃口,甚至于说要‘迎合大众’,故意多骂几句,以博大众的欢心。……这样下去,可要成为大众的新帮闲的”[22]。这些表述无疑具有深刻的警示意义。由此看来,应该重新审视新诗与“大众化”的关系,将所有与“大众化”相关的问题都纳入新诗自身的发展之中,那样势必会有助于新诗本体的建构。

  注释:
  [1] 徐迟《诗与生活》,页61,北京出版社1959年11月版。“新民歌运动”期间出版的小册子确实难以计数,仅以四川为例,截止1958年10月止,全省141县市编印民歌小册子共3733种。运动之后的“钦定本”是《红旗歌谣》,由郭沫若、周扬编,红旗杂志社1959年9月出版。
  [2] 周扬《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载《红旗》1958年第1期(创刊号)。
  [3] 参阅 郑敏《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载《文学评论》1993年第3期)和《诗人必须自救》(载《诗刊》1996年第2期)等文。
  [4] 郑敏先生说:“一直到今天,‘大众化’仍是一个最晦涩的词,因为它和‘大路货’有血缘关系”。见《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载《文学评论》1993年第3期。
  [5] 参阅段宝林《中国民间文学概要》页274,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6] 寒生《文艺大众化与大众文艺》,原载《北斗》2卷3,4期合刊,1932.7.
  [7] 俞平伯《社会上对于新诗的各种心理观》,见《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
  [8] 《关于写作新诗歌的一点意见》,《新诗歌》创刊号,1933.2.
  [9] 穆木天《关于歌谣之制作》,《新诗歌》第2卷第1期,1934.6.
  [10] 森堡《关于诗的朗读问题》,《新诗歌》第1卷第2期,1933.2.
  [11] 林山《关于街头诗运动》,《新中华报》1938.8.15.
  [12] 参阅杨里昂《中国新诗史话》页198,湖南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13] 郭沫若《“民族形式”商兑》,《大公报》(重庆)1940.6.9-10.
  [14] 《征稿小笺》,《抗战日报》(长沙)1938.6.24.
  [15][19] 郑伯奇《关于文学大众化的问题》,《大众文艺》第2卷第3期,1930.3.
  [16] 鲁迅《文艺的大众化》,同上。
  [17] 何大白《文学的大众化与大众文学》,《北斗》第2卷3,4期合刊。
  [18] 陶晶孙《大众化文艺》,《大众文艺》2卷3期。
  [20] 孙绍振最近在一篇长文中全面清算了这种“人民”理论,他指出,“人民的名义是崇高的、神圣的。但是许多野蛮的、令人齿冷的惨剧都是在这样崇高、神圣的名义下进行的”,人们往往“以人民集体的名义,取消了人民中每一个成员的自我感觉的能力和自我保护的权力;人民的名义越是崇高,人民中的每一个分子越是处于任意被宰割的卑微地位”。见《关于所谓“脱离人民”的理论基础》,《诗探索》1999年第1期。
  [21] 例如孙毓棠极力反对新诗“大众化”,他说,“我不承认诗能大众化;即使能大众化,也没有什么好处和价值,因为即使大众化了,大众也不会喜欢诗”。参阅孙玉石《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页19“注②”,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2] 华圉(鲁迅)《门外文谈》,见《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资料》(文振庭编)页373,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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