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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的精神分析:诗人柏桦论 (阅读6228次)




1 下午


  八十年代成长起来的诗人中,柏桦是极其特殊的一位,也是几近被人遗忘的一位。这与时代潮流有关,也和批评家们拉帮结派、有意无意的短视和势利有关。W·本雅明说过,如果歌德错误地判断了荷尔德林,那不是因为他的判断力患了感冒,而是他的道德感出现了倾斜。诗人钟鸣把这唤作道德的躲闪性。本雅明据此坚定地认为,批评是一个道德问题。道德不是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在《中国大历史》里所说的那样,属于最后的判断。恰恰相反,道德自始至终都是一个起点,也应该是一个起点。
  一般来说,柏桦不是那种哗众取宠、热衷于某个圈子的人,尤其是在诗艺上始终与所谓的主流七不沾八不挨、不符和批评家既定话语的那种诗人。在掌握了“批评舆论制空权”的批评家手里,“主流”是差不多唯一的标准。17柏桦为批评家提供了操作上的难度:在中国,批评总是渴望在一尺深的水或三十厘米高的标杆面前,玩术语花样游泳和推理跳高游戏。总之,批评的没有出息,已经让不少有志于批评的人掉头而去,也让有出息的创作对批评不屑一顾。而另一种情况是,在当今中国文坛,“商定文豪”是随时都可以出现的,但这有一个前提:你得想方设法加入、拱入、混入、挤入某一个可以商定的“圈子”。柏桦似乎对此一直缺乏足够的兴趣(我不是说他毫无兴趣)。18这可能与柏桦的个性有关,虽然个性一说是非常虚幻的。不过,人生的有趣之处恰恰在于:我们往往被未知的、非常虚幻的东西弄得死去活来、呼天抢地,直到有一天恍然大悟或至死未悟、盖棺不悟。
  柏桦自称是一位有着下午情结的诗人。在自传中,他把这一情结形成的根源归结为自己的童年经历。对下午,柏桦做过这样的精神分析,尽管他没有提到四川“方言”对他施加的影响:“下午(不像上午)是一天中最烦乱、最敏感同时也最富有诗意的一段时间,它自身就孕育着即将来临的黄昏的神经质的绝望、罗罗嗦嗦的不安、尖锐刺耳的抗议、不顾一切的毁灭冲动,以及下午无事生非的表达欲、怀疑论、恐惧感,这一切都增加了下午性格复杂而神秘的色彩。”19在诗人下午性格的形成中,诗人的母亲和伟大的时光一道,共同起着主要施教者的作用:“时光已经注定错过了一个普通形象,它把我塑造成一个‘怪人’、一个下午的‘极左派’、一个我母亲的白热复制品,当然也塑造成一个诗人。”20我们在暂时听信诗人自供的前提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柏桦是那种典型意义上的肉体诗人,21柏桦自己就说过:“美并没有在‘革命’中超越肉体,而是抵达肉体,陷入肉体,它在夏季多风的时刻或流汗的时刻让我情欲初开、气喘吁吁、难以启齿……。”22这显然和各种革命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所有革命的教义在它的起始处,都无不打上清教的色彩。革命排斥肉体,尤其是生殖器。八个革命样板戏中的女人都没有丈夫,男人都没有妻子;李铁梅要是活着,恐怕到今天还不会出嫁。而床作为道具,在正面场合是不允许出现的,因为按照罗兰·巴尔特的理论,床的所指是性——在革命眼里,性交是不可想象的。如此等等,柏桦的诗歌写作几乎全部听凭于他的肉体所感受到的事件,其含义也就再清楚不过了:

    一些伪装的沉重与神圣
    从我们肉体中碎身。
                           (柏桦《美人》)

  这与荷尔德林是不同的。荷尔德林说:“啊,我们几乎不认识自己 / 因为身体里有一个神在统治。”荷尔德林始终在试图超越肉体,唯一的理想就是揪住肉体中那若隐若现的“神”,而这个神也是可以被捉住的,这一切都要取决于你的耐心;据目击者卡夫卡证实说,由于我们缺乏耐心,我们永远也不要指望会捉住我们体内的那条大虫。柏桦倒是根本不做任何超越状。难道他预先就知道这个中秘诀?我建议,我们也可以听信柏桦自己的陈述,尽管他还是没有提到四川“方言”对他施加的影响:在本质上(这是肉体极不喜欢的一个词),他是个受下午性格所支配的诗人,而这一切早在童年时代就已成型。我们有理由说,诗人所寄存的现时代只有被下午性格重新包装、组合后才得以进入诗歌。肉体有对抗所有理性时代的天然癖好,它喜欢的是白肉滔天、男女同浴的古罗马时代。淫荡、肥胖、裸体的古罗马是肉体的真正天堂,也是四川“方言”的天堂。这个天堂不需要耐心,它在本质上是即兴式的。肉体反对一切禁欲主义式的革命。欧阳江河对此有一个十分简练、准确的描述:柏桦是那种“熔沧桑之感和初涉人世于一炉”的肉体诗人。23在此,“沧桑之感”正是现时代的生活之流强行赋予的(没有谁胆敢不受到时代事境的轰击),而“初涉人世的天真”无疑关涉着诗人的童年,那下午性格最初形成的时间段落(中性的时间段落)。
  柏桦的自述比欧阳江河的冷静描述来得既具体,又不乏切肤之痛:“下午成了我的厄运。克服下午,我就会变作一个新人、一个军人、一个工程师或一个合法的小学教师;培养下午,就是培养我血液中的怪癖,就是抒情的同志嚼蜡,这同志施溺灌汤、夸大其词、无中生有,他会地久天长吗?”24这自然是典型的宿命论。然而,对宿命论批判也好,否定也罢,作为一种未知的、神秘的事物,它注定成了我们每一个人难以摆脱的东西。和四川“方言”之于四川诗人具有浓厚的宿命色彩一样,肉体也是宿命论的。这个特殊的宿命论表明了:你只能按照他它的逻辑,选择和构架你的生活方式——你无法“克服”,只能“培养”,直到成为“厄运”,当然,也可能是好运。谁又能绝对明了厄运和好运那汤清水白的界限呢?是啊,拿出证据来吧!
  许多诗人在回忆自己的创作时,都喜欢说童年经历对自己如何如何重要,我们没有必要把这些言过其实的话太当一回事,因为这里边难保没有虚构、杜撰的成分。柏桦是一个例外。理由很简单,仔细检索就会发现,他诗学观念的核心就建立在下午性格之上:迄今为止,他的全部诗歌写作,几乎都是对下午和下午性格的回忆与复制,是对下午性格所作的精神分析——他把下午性格表现为肉体版本。下午性格差不多成了柏桦式肉体写作的全部内驱力。很显然,这一切和四川“方言”的的各种特征都有抹不掉的干系。
  尽管这样,我仍然要说,性格,尤其是某种语言的性格,它来到某一个人身上,并不总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时间和现时代不断生成的事件中推演、变形,更主要的是它自身的受动成长。事件与时间之上不可避免地沾染了性格的血肉。性格,它在万变之中保持了恒常,而在恒常之中则又不断演化:正是在这种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辨证关系里,下午和下午性格才可望成为柏桦诗学观念的核心。


2 下午的诗学


  法国女作家埃莱娜·西克苏说:“父亲命令,母亲歌唱。”这个诗意性的、一般性的说法并不对柏桦的胃口,至少不对柏桦母亲的胃口:对于柏桦,母亲意味着命令。也许里尔克那个近乎宿命的说法是正确的:只有有母性的人才能充当诗人,或者,只有女人才能成为诗人。这口气宛若萨特说,他从不和25岁以上的人尤其是老人交朋友,以其无激情也。钟鸣在那篇评价柏桦的精彩文章里正误交加地指出过:“柏桦的诗是在世俗与不朽,在女性的精致和政治的互渗中建立自己的隐喻的。”25后半句很准确,前半句则显然有待考察。1984年,柏桦正式写下了他的诗观,其中有这样的句子,与里尔克的腔调可谓如出一辙:“我有些怀疑真正的男性是否真正读得懂诗歌,但我从不怀疑女性(或带有女性气质的男性)。她们寂寞、懒散、体弱和敏感的气质使得她们天生不自觉地沉湎于诗的旋律。”26仔细推敲起来,柏桦的自说自话、现身说法很可能和他的母亲有关:母亲不仅意味着命令,而且还是那种“沉湎于诗的旋律”的命令,是歌唱式的命令。关于这一点,成年后的柏桦有一段胆战心惊的回顾:“在我的记忆中,我的童年全被母亲的‘下午’所笼罩,被她的‘词汇之塔’所禁闭。母亲是下午的主角,冥冥中她在履行一种可怕的使命。”27
  这又是什么样的使命呢?追溯起来,那就是由极端化的四川“方言”带来的下午的激情。也就是那种敏感的绝望、极端的反抗和狂热地表达的复合体——这些都是柏桦诗学观念的核心内容,也是柏桦式肉体写作的支撑点。奥·帕斯曾在某处说过,诗人只是语言中的一个时刻。但帕斯也没有忘记这样一个事实:任何人都只可能是语言中的一个时刻。母亲也把有关下午激情的词汇给了柏桦。从下午到下午性格再到下午激情的多重转换,是靠了下午的词汇(“词汇之塔”)来实现的;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靠了它,诗人柏桦终于可以在诗歌写作中出将入相、破虏平蛮了。
  柏桦那种敏感的绝望不大可能,或一般地,也不愿是形而上的,它更多的只能是孩子气的、禀赋上的、来源于肉体上的绝望。正如歌德在某处说荷尔德林,任何一件在别人看来只是伤及皮肤的事件,在他看来都有可能是伤筋动骨、鲜血淋漓以致于致命的一击那样,柏桦在早期的一首诗中写道:

    这夏天,它的血加快了速度
    这下午,病人们怀抱石头的下午
    命令在反复,麻痹在反复
    这热啊,热,真受不了!
                         (《夏天啊,夏天》)

  尖锐、刺耳、歇斯底里:这是一个十分敏感的人的大嗓门狂呼。正如欧阳江河在一首题赠柏桦的小诗中写到的:“他太尖锐,有着针在痛中的速度。”欧阳江河相当准确地点明了这种肉体上的绝望。看看柏桦惯用的那些词汇吧,它们几乎在上引的几行诗中来了一次小小的集中:下午、血、麻痹、热、受不了……。除了“下午”,其他的词都是对一种种肉体上的感觉的快速描摹,而且,首先是针对肉体。而“下午”却给这所有的词赋予了内涵:只有柏桦的下午才有这样的肉体感觉,只有这样的肉体感觉才能使诗人拥有如此“语言的一个时刻”。
  一般而言,绝望是一种万念俱焚、彻底丧失过去与未来、只剩下令人忍受不了的此时此刻的一种沉重情绪,它取决于一个理智的人审世度时后的茫然无解,一句话,绝望应该是理智破产后的最后审判。但柏桦下午式的绝望却不是这样:它是毫无理性,只有肉体感觉的性急的结果,度过这一时刻,一切又都充满了希望。它带有明显即兴的性质。即兴是肉体的语言表达:它的快速既是肉体渴望的实现,也是肉体内在的需求形式。正是这种肉体和语言相互需要并共同获得快感的即兴成分,带来了柏桦诗歌中希望和绝望、多情和无情、歌唱和破罐破摔的双重性。如果我们把《教育》(“但冬天的思想者拒受教育 / 冬天的思想者只剩下骨头”)、《这冬天值得纪念》(“冬天啊,冬天 / 让孩子去哭吧 / 让心伤透吧 / 生活的经济学已达到极限”)与《节日》(“你该感激什么呢? / 这景色,这细节 / 这专心爱着的大地 / 生活,现实,而不是挑剔!”)、《夏天还很远》(“再不了,动辄发脾气,动辄热爱。”)等诗作两相对照,情形就会更加明了。
  即兴式的绝望,既是下午性格的主要内容之一,同时也是下午激情的重要内涵。有趣的倒是柏桦的处理方式:他一方面听凭肉体对具体事件的绝望体验(如果不是对具体事件的体验,也就不能称他为肉体诗人了),而在用尖锐的语言表达它们时,却又把具体的事件隐匿起来。坦率地说,在他成功的时刻,其诗句是饱满的,语言是充满弹性的,宛若一则挺身而起的谣言,一个鼓鼓囊囊充满肉感的乳房,事件在其中若隐若现,藏头露尾,既让人看得见,又让人无法确认,因而钟鸣称它为“反事件的陈述风格”;而在他相对不成功甚至完全失败的时刻,则是将事件完全隐匿起来,这难免不影响他诗歌的清晰和抒写的准确。这情形恐怕与即兴性质有逃脱不了的干系吧。
  诗歌曾经被人盗用,接着被人误用,现在则是被人歧视,这差不多算得上是对中国诗歌史的三大发展阶段最简明的概括了。盗用和误用姑且不去论及,因为这和本文的主旨暂时看起来还发生不了多大干系;而歧视就不一样了。人们终于发现,当诗歌已经失却了被盗用与误用的价值后,它的无用性也就昭然若揭了。而诗歌作为一种手段,也是所有堪称手段者中最没有用的一种,比如说,在金钱面前,在权力面前,在暴力面前,在毫无人性而又独断专行的法西斯面前,诗歌作为一种反抗器具又有什么用呢?意味深长的是,柏桦正好不幸地选择了这一无用性器具。
  尖锐刺耳的抗议、不顾一切的毁灭冲动(想想四川“方言”的大嗓门、雄辩和绝对化吧),是柏桦下午激情和下午性格的另一内涵。和即兴式绝望相类似,他的反抗也是出乎纯粹的肉体感觉,也是急躁的、盲目的和即兴的,尽管有可能是对某些具体事件的反抗:“一个不顺眼的老师、一张必须填写的表格、一把滑稽的木匠的工具……,”“我只有反抗,哪怕一次小小的毫无必要的反抗都会让我获得一种舒坦的平静。”美国佬戴维·格(David Guy)曾经教导我们:“我相信谈论我们的身体的生活是有必要的。因为如果我们不了解它,如果我们不让它成为我们自己的一部分,它就会毒化我们的生活,它就会使我们成为我们自己的敌人和他者(Strangers)。”28不幸的是,柏桦既了解自己的身体又不了解:既感觉到自己情绪上的需要却又盲目、即兴。
  当他用下午的语言表现出这种尖锐刺耳的抗议和不顾一切的、只有“下午”才具有的毁灭冲动,也就意味着,他制造并选择了诗歌这一无用性的器具,因而他的诗句就本己地感染了一种尖锐、甚至是张牙舞爪的气概。这种对下午激情淋漓尽致的表达——当然,只是在极成功的少数时刻——不仅使柏桦诗歌中客观、具体的东西有了一种鲜明的实体性,连语言自身都是实实在在的、有血有色的丰满肉体。借用奥·帕斯的话,柏桦触到了词与词之间、词与事物之间的辉煌关联。我要再加上一句,也触到了词与情绪之间的幽微关联,并成功地将情绪外化为无用性的器具(即诗歌形式)。因此,柏桦的反抗具有了明显的神经质和惊人的准确性。这当然要归功于“下午词汇”的自述性功能。在《衰老经》一诗中,诗人虽然也声称自己为认识了时光的性质而感到深深的谢意,我们也以为他会在这个光明的尾巴扫出的空地上结束写作,可柏桦仍然恶作剧地说——用一个“但”字死命地把感激拉向了公然的反抗:“但冬天并非替代短暂的夏日 / 但整整三周我陷在集体里。”“集体”在此正是一个“看不顺眼”的对象。
  反抗在通常情况下,也应该是理智、理性、顶好还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尤其在一个人际网络错综复杂的现时代,逢人点头、问好是基本格局,不到万不得已,谁也不该、谁也不会傻到动用反抗——当然,流氓无产者除外。柏桦不同,他那大声武气的、滔滔不绝的、绝对化的反抗几乎是非理性的、不计后果的。比如说,“集体”有什么不好?“陷入集体”就一定意味着某种缺失吗?柏桦的反抗经不起理性的一丁点推敲。柏桦的反抗拒绝理性的光顾。但正是这种“初涉人世的天真”对“饱经沧桑”的老练反驳,是柏桦得以在诗歌中每每可以得胜回朝的重要原因,其无用的反抗获得了一种语言上的自慰式满足。这种极左式的偏执在《态度》一诗里表现得非常充分,诗人玩世不恭地,几乎是破罐破摔地问道:

    一些你们的事你们得做
    一些他们的事他们得做
    一些天的事天得做
    但问题是我们该不该重复?

  经验告诉我们,在更大的程度上,重复是人生的常态:不仅是重复我们的祖辈,也得重复我们自己;不仅是观念上的重复,而且是行动上的重复——没有任何一个人胆敢说他的下一个动作比起上一个动作是决然相异的。想想米兰·昆德拉的教诲吧:动作不仅少于面孔,也少于人数(昆德拉《不朽》)。T·S·艾略特也说:“你说我在重复 / 从前说过的东西 / 我将再说 / 我将重提。”艾略特的意思其实就是,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生活动作,都是第二度的,都是可重复的,是必然要重复的。为什么要反抗“重复”呢?说到底,天的事归根结底还是人的事(这一点,连大讲天道的儒家也承认),除非它不与人相关涉。反抗到了这一个份上,已经成了诗人柏桦的天性,这就宛若福楼拜说的:“一切政治我只懂得反抗!”摹仿这种语气,我们也可以替柏桦说出他的心里话:“对一切有碍我情绪的东西,我都只懂得反抗,并且要把它表达出来!”
  钟鸣说得对,柏桦的诗具有浓郁的政治幻觉。应该这样来看,柏桦之所以自称为“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主要就在于他把毛泽东一生服赝的斗争哲学肉体化为“反抗哲学”。对他那一代的诗人来说,恐怕很难有人完全走出斗争哲学的阴影,柏桦只是公开承认罢了。诗歌界的起义和陈胜、吴广难道还少了?柏桦早期热爱过波德莱尔,而正是这位以丑为美的“逐臭之夫”疯狂地叫嚣道:“我说‘革命万岁’一如我说‘毁灭万岁’、‘苦行万岁’、‘惩罚万岁’、‘死亡万岁’。我不仅乐于做个牺牲品,做个吊死鬼我也挺开心!”29与此极为相似的是,柏桦在《回忆》中写道:“回忆中无用的白银啊 / 轻柔的无辜的命运啊 / 这又一年白色的春夜 / 我决定自暴自弃 / 我决定远走他乡。”很明显,将斗争哲学肉体化为反抗哲学,结果只能是如此的引火烧身、养虎贻祸,以致于柏桦自己都开始哀鸣:“我始终虔诚地在这个世界上寻找一个妥协或者和解的对象,这个对象却杳无踪影。”30这显然是一派“饱经沧桑”的嘴脸了。
  柏桦诗学的第三个核心是显而易见的:在敏感的绝望和极端的反抗的驱使下,必然(这实在是一个讨人嫌的词!)是疯狂的表达。这是不难理解的:疯狂的表达,本身就是四川“方言”带出的一个重要结果。柏桦这样描述过:“表达即言说(无论多么困难),即抒情(无论多么迷离),即向前(无论多么险峻),即返回(无论多么古老)。”31这中间显然隐含着一个速度问题。一开始,表达还是很缓慢的:“我要表达一种情绪 / 一种白色的情绪 / 这情绪不会说话 / 你也不能感到它的存在。”(柏桦《表达》)度过这个口吃期后,他表达的速度很快就加码了,以风掠过海面的急速在纸上、在诗中掀起了波浪。在《夏日读诗人传记》里,柏桦说:“他表达的速度太快了 / 无法跟上这意义。”柏桦自己的情况也是这样。在他的诗歌写作中,一种是在看似的漫不经心里,我们窥到了那光一样急速的表达,比如《献给曼杰尔施塔姆》、《琼斯墩》。急切、烦躁,按诗人自己的说法就是:“性急与失望四处蔓延。”(《琼斯墩》)这种品性贯穿于整个这一类作品。另一种则是明显的疯狂表达,比如《麦子》、《初春》、《祝愿》。在这些作品里,诗人把下午激情中特有的绝望、反抗以极端的速度表达了出来。
  欧阳江河在论柏桦的那篇短文里,注意到了柏桦诗歌语言的减速换档现象并将他与茨维塔耶娃遇到的同样难题做了对比。江河认为,茨维塔耶娃的减速通过从诗歌写作到散文写作的置换来完成,柏桦的减速则自始至终在诗歌写作的范围内来进行。32没有理由怀疑江河的眼力,却并不意味着必须要同意江河的判断。我的看法是,疯狂的表达固然是柏桦式肉体写作的主要方式,它的不为普通灵魂所堪承受也自不待言;但是,柏桦自从将表达的速度提起来后——这是他那被四川“方言”所暗中支持的下午诗学逻辑规定好了的——便再也没有减下速度来。我疑心欧阳江河很可能把我上面所说的第一类诗误认为减速与换挡了,虽然它们的确有这样的嫌疑。

3 减速

  柏桦的确试图减过速。诚如欧阳江河所说,太快的速度首先是对诗人自身的伤害。柏桦采取的减速方式是向后看,是怀旧,是回忆。他说:“母亲的先锋和尖锐之后是父亲的平和与韧性。漫过母亲的‘海的夏天’进入父亲的‘唯有旧日子带给我们幸福’,从母亲的‘对抓住的人施溺、灌汤’,到父亲的‘小竹楼,白衬衫,你是不是正当年?’”33往事、旧日子可以减缓表达的快速带来的疯狂与痛苦。柏桦把这叫做父亲的形式,而我更愿意把它称作下午的形式——一种试图减速的形式。
  奥·帕斯说得好:诗歌的形式“永远是一个持久的意志”,是“为了渡过岁月与世纪的海洋,人类记忆的方舟。”34不排除柏桦诗歌中采取的下午形式具有帕斯所说的那种寓意,但它首先是以对抗下午激情、减缓表达速度的面目出现:柏桦的确想在诗歌写作的内部来解决问题了;关键倒在于,下午形式(父亲的形式)真的可以对抗、缓解下午激情(母亲的激情)么?
  《夏天还很远》、《唯有旧日子带给我们幸福》、《往事》……,是这一类怀旧诗、“减速诗”的代表。从整体上看,它们的确是缓慢的、娓娓道来的,但同时又是回肠荡气的;仿佛下午激情真的已被下午形式所化解,汹涌的洪浪已变作了涓涓细流。但正如齐天大圣纵有七十二变,也无法掩盖那条倒霉的尾巴,即使是这些代表作,在整体的平缓中也露出了自身的破绽——

    真快呀,一出生就消失
    所有的善在十月的夜晚进来
    太美,全不察觉
                          (《夏天还很远》)

    我暗自思量这勇敢的身躯
    究竟是谁使它坚硬如石
    一到春天就枝繁叶茂
    不象你,不象我
    一次成长只为了一次飘零。
                    (《唯有旧日子带给我们幸福》)

    我已集中精力看到了
    中午的清风
    它吹拂相遇的眼神
                             (《往事》)

  这些诗句“描写”的“细节”都发生在一刹那,发生在快速流动的时间段落里,或仅仅是一个特定的转瞬即逝的快速时刻。诗歌中的时间往往都是虚拟的,这固然不错;但对于一个成熟的诗人,在诗歌中之所以需要这种而不是那种虚拟的时间,说明这种诗歌中只有镶嵌上这种时间才合适;而之所以发生这样的情况,则完全是诗歌自身的需要;诗歌自身对时间的需要方式归根结底取决于诗人的心理需要,它以诗人对某种形式的渴求为准的(帕斯:形式是一个持久的意志)。如果上述说法不幸是正确的,那我只能说,柏桦减速诗代表作中快速流动的时间刚好证明了他并没有真正做到减速,而只是相当成功地把速度给隐藏起来了,只留下一些让人轻易发现不了的破绽,几乎已不是破绽。
  因此,在柏桦所谓父亲形式的怀旧诗歌中(我要说,这是他最成功的作品),拥有了两种速度。一种是内在的,另一种是外在的。前一种速度仍然以惊人疾速飞驰,其中包含着天真的焦虑、烦躁以及渴求对这一切的缓冲与解放;后一种则以饱经沧桑的老练手法对抗这种速度,想最大限度地减低这种几乎快要脱轨的急速。这当然是两种错位的速度,却又奇迹般地互相牵扯、制约,有如孟德斯鸠在《法的精神》中提倡的那种以权力制约权力来防止腐败的必然出现,在这里,柏桦成功地防止了诗歌自身腐败的必然出现。老实说,在当今中国诗坛,能这样做的人极少,即便是有能力在语言最幽微的地方,体察到两种速度带来的互不相同而又相互作用的素质者,也不会很多,虽然中国的诗人和中国的人口一样号称世界之最。钟鸣对柏桦有一句赞词:“我不能再从别的地方来理解卓越了。”我建议,这话可以用在这里。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颇值得一提的,那就是柏桦诗歌中多情和无情的同时并在。理解这一现象可能有多种线索,但我宁愿用两种不同速度的不同诗学功能来解释。下午激情的快速使柏桦的诗歌具有一种残忍、暴力和毁灭的特征,而下午形式却又分明具有了平缓、柔情、温宛的质地;前者以“破四旧”、“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的激烈语速,表达了下午激情的残忍与无情,后者却以“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的平缓,表达了下午形式的柔情蜜意。两种相互矛盾、互相牵制的情绪始终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柏桦诗歌中让人难以忘怀的特质。
因此,两种共在的不同速度和两种截然相反的情绪时而分离、时而化合,彻底说明了柏桦的减速是不成功的。柏桦以其直觉上的成功“欺骗”了有聪明人之誉的欧阳江河。理解这一点很容易。柏桦试图在一个结构中注入不同的内涵来限制这个结构甚至改变这个结构自身,注定只是痴人说梦:父亲形式的出现,归根结底是母亲激情引发的,在这一系统中,一方不可能反抗另一方,更不可能革掉另一方的命,而只能改良或调节。柏桦的确想减速,但他做不到;而要真正做到减速与换档,需要一次脱胎换骨,这关系到语言、个性和由此带来的一切。

4 下午的抒情

  尽管柏桦在九十年代也写过一些诗,但并不表明他属于九十年代:从诗歌写作的意义上说,柏桦是个从未进入九十年代的诗人。我曾经说过,九十年代的汉语诗歌与热热闹闹的八十年代比起来,已从对过去的记忆和对未来的向往,转为对今天对当下的高度重视;由纯粹的抒情转为成分很重的叙述。35我们只要把孙文波,肖开愚甚至欧阳江河与半个翟永明拿来和柏桦一比,情况就很清楚了。在《节日》中,柏桦写道:

    再集中一些吧
    集中即抒情
    即投身幸福的样子
    即沉迷的样子
    当夜色继续暗下去

  他很可能实在不喜欢稀释的,充满了吃喝拉撒睡的非诗意的生活。“生活就是在家吃饭 其中一个人开口了 他说:我是歌德 不是吃饭。”(柏桦《家人》)这完全可以看作诗人的夫子自道。正是在这种若即若离中,柏桦拒绝了九十年代的诗歌主潮,也拒绝了进入九十年代。同样,我们也可以说,柏桦拒绝对自己来一次脱胎换骨,拒绝改变自己那得之于下午激情的语言方式。
  柏桦的诗歌始终保持着抒情成分的极度浓郁。在九十年代,庞大的现实生活删除了诗人们的情感,想象力,也删除了诗人们的过去与未来,时间只剩下现在和此刻。“现在”的生活又排除了抒情。九十年代的诗歌主潮之一就是像逃避艾滋病一样躲避抒情,这该死的抒情被认为是不合时宜的,矫情的和作态的。不排除“饱飨此时此刻”(肖开愚语)的合理性,但同时,没有了抒情,诗歌又会怎么样。美国科学家兼作家阿·莱特曼(A Lightman)说,在没有未来的日子里,生离即死别,孤独一时便是孤独一世,在没有未来的日子里,现在之外空空如也,人们攀附着现在,就好象悬挂在悬崖边。而没有过去,情况未必会更好更妙。可笑的是,柏桦为了迎合九十年代的时尚,也写了一些仅仅有关现在的诗歌,但更大的讽刺却在于:他通过这些写作,并没有删去抒情,而是返回到老路上,即下午的抒情。在他脱胎换骨之前,下午的抒情将一如既往地牢牢掌握他,如同一个伟大或渺小的思想掌握了群众。
  有两种说法:其一,抒情是不可能的。因为时代始终是个大于我的存在,是个大于个人语境的存在,而个人语境之所以出现,是在于对时代语境的改造,而人没有这种“敢叫日月换新天”的能力。第二,抒情是可能的。因为个人语境总是抒情性的,或总是倾向于抒情的,抒情是无诗意的时代语境的一个强制性结果,它的珍贵性也显现在这里。柏桦在下午激情和下午性格的驱使下,选择了后一种说法。这不是个勇气的问题,而是天生的性情使然。
  要注意的是,从来就存在着两类抒情。第一,青春时代的抒情。米兰·昆德拉说,青春真是一个可怕的东西啊,年轻的尼禄,年轻的拿破伦,一大群狂热的孩子,他们假装的激情和幼稚的姿态会突然真的变作一个灾难的现实。类似的青春时代的抒情柏桦也曾有过,他的偏执,狂热,尖锐以及毁灭一切的冲动,在一定程度上,可谓昆德拉的一个注脚。九十年代的诗歌主潮抛弃的应该是这一类的抒情。但还有第二类:成人的抒情。它是对生活发出的哀鸣或赞美,是在不可知之流面前发出的一声尖叫。柏桦其实很早就依靠直觉进入了这种抒情的氛围。不同的只是,他以少不更事的天真为手段,进入了饱经沧桑的现实生活,是集快速,尖锐,法西斯的残忍与从容,大度,柔情蜜意于一体的复合性抒情。
  这实际上就是下午的抒情。下午的抒情依然需要从对下午的精神分析中求解,关于这一点,我不用再罗嗦了,这里只需指明一点:这种截然对立而又相互交织的抒情方式正是依靠下午形式对下午激情的调节和改良来完成的。临了,我们最不能忘记的是,下午形式之所以出现,只源于诗人对下午激情的过于恐惧,一句话,是下午激情造就了下午形式,最终造就了下午的抒情。
  我们通常喜欢用诸如“某某人代表了一个时代”这样的说法来称赞一个诗人。在九十年代,我们说谁谁谁代表了这个时代,其实是指他适应了这个时代,适合于这个时代,比如将抒情降格为叙述,就很适合那个叫做九十年代的玩意。但是,当一个时代的反对派或许更能从反面进入一个时代。时代和人的关系不仅是同步的,而且也有可能是错位的:一个诗人可以提前结束一个时代,也可以延迟结束一个时代。对于前者,我愿意举出卡夫卡,对于后者,我建议推荐搏尔赫斯。或许,正是这两种情况合起来才更能代表一个时代:它们真正发现了这个时代的秘密,黑暗与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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