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评论家专栏 管理入口 作者信箱 留言板>>


 
◎ 诗歌的纠正(二) (阅读6304次)



(上接〈一〉)受压迫一边”的“共同心声”。而我们所唾弃的“个人化写作”,其实是极为自私自利的极端片面的个人声音。这种声音往往不代表“共同心声”,因而也就不具有独立个人性,正因为没有独立表达“沉默的大多数”人的声音,也就不能在社会语言表达中独立出来“肩负起社会责任”,那么这一个个人性就不能代表人类的类人性(共性),如此也就只能代表极端“个人化”。这也就是“个人化写作”。正像“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共同主张的“日常主义”和“中性主义”的“个人化写作”那样,他们只能是写作个人的声音,即仅供个人消费享有的个人声音的表达,或者仅供他们个人小圈子和以至于为不代表真理“要求”的“沉默的极少数”而“代言”的“个人化”文学写作。这种表达和写作若作为整体文学运动中的一种走向,则未尝不可存在和自为发展的,未尝不是文学中的“第三种人”或第三者的极端自我意识表现。但他们偏偏把这种“个人化”吹捧为先锋文学的主流并还要定为一尊,打击异己,攻击真正的代表人性的对人类大多数负责任的人类主流文学,这就极其危险并已成为当前先锋文学的害群之马了。尤其是一代诗人都是来写这种无聊琐碎的“个人化”声音,那么这一代诗人就难免是颓废的一代诗人了,就很难不是必将被人民唾弃的一代诗人了。毫无疑问,旧的文以载专制统治阶级利益之道的“文以载道”和为极权统治阶级政治服务的“为政治服务”的“被简化了的传统”都是必须应清除并坚决废弃之,而新的文以载符合人性的人民利益之道的“文以载道”和为人性自由而批判政治的干预意识形态的忧患意识与批判精神等优良传统写作皆必须大力发扬之。我认为,文学的主流(请注意:这个主流不是指我们通常所称的代表官方声音的“主流文学”,而是人类文学意义的“文学主流”)声音有两种类型:一种是能够代表人民根本利益和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理想与进步势力的声音; 二种是能够代表“沉默的大多数”的现实或未来的“共同声音”(即是以极少不沉默的独立思考的个人而首先勇敢地表达出来的声音)。除此,那些仅仅表达个人的喜怒哀乐的爱好和个人利益及其陕隘审美情趣的声音,可视为文学表达的一般声音。可在中国当代诗坛,我们不无遗憾地看到这种一般的表达声音已占居了文学的主流,并还以这种伪主流而自居之。这种现象的成因则是由于这样的客观条件造成的:第一,由于官方意识形态严格封锁并控制甚至迫害任何批判和干涉意识形态的文学表达声音,由此“个人化”的表达声音就得到官方意识形态文化政策的允许和纵容,并以致得到泛滥和恶性膨胀化;第二,由于文学诗学上只引进了学习西方形式的实验而并没有引进学习西方内容的探索,即十几年来中国先锋文学只注重“怎么写”而没有在注重“怎么写”的同时也去研究并落实“写什么”,所以,毫无先锋先进思想内容的空洞的单纯形式而决定的极端“个人化”的表达声音就铺天盖地铺张开来并甚硝尘上了。因而,中国当下诗坛的真正主流表达声音一面被排挤、一面被迫害、一面被忽略、一面被掩埋、一面被荒芜和一面被废弃了。王家新的此文正是这种旨在排挤、迫害、忽略、掩埋、荒芜和废弃主流表达声音的综合代表作。他在艰难为自己的“知识分子写作”做辩护的同时,便对“肩负起社会责任”和人类“良知”的文学主流表达声音进行了同样艰难而不得人心的抨击(虽然是旁敲侧击!),进而配合其主子大行围剿以致讨伐之能事。这肯定是徒劳的!我不是不能同意他站在个人写作观点上的一些合理辩护。任何人为个人或他人的写作做一些个人写作形式和观点的辩护,都是正当的。因为写作从来就不是一元化的。但我只是坚决反对并批判以这种写作的辩护来否定我所界定的文学表达的传统主流写作。如果把文学表达的传统主流否定了,那就等于否定了文学作为人学的文学本身。这就等于否定了人类,也就等于否定了作为人类的个人之存在。借助钟魁打鬼是可以的,可借助钟魁打钟魁,这是不可以的,其钟魁也不会干的。这里我不厌其烦地重申的是,希内的诗作无疑是承担道义的文本,可王家新把这种承担和“肩负”定论为“非文学”的,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希内。虽然王家新一再赞赏希内的诗的反暴力写作倾向和内容,但若把这种“肩负社会责任”的反暴力写作(内在反暴力)评定是“非文学”的,这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希内的诗。因为,我们说,希内首先是一个诗人,其次才是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同理,希内的诗首先是文学性的,其次才是人民性的。作为写作,当然首先是艺术性的,其次才是终极性的。没有艺术的此在边缘,也就没有艺术的他在终极。这正如诗的在场是形而下学的,如是诗的不在场才能是形而上学的。如果抹杀了希内的文学性,无疑也就抹杀了希内的人民性和他个人的个性。因为我们说的希内是作为文本的希内,而不是作为社会普通一员的人文的希内。这还不至于此,王家新力图否定希内的文学性的目的不仅仅是在否定希内诗的承担道义性,而在于最终是举一希内诗而反那个“女生”例举的“写张志新”的那首诗代表的写作倾向。这真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啊!可见,王家新先生用心是多么良苦。

  往下,王家新更是何等用心良苦。王家新先生还蓄意专门论述了希内与希内的“守护神”——爱尔兰诗歌巨匠叶芝的诗风的承接关系。王家新认为希内的这首诗与叶芝的《1916年复活节》那首诗一样,是为“民族招魂”的“纪念碑式的作品”,也认为他们都是批判现实和干预现实性的诗人。他说,“的确,无论人们失望或满意,在文学的历史上它与叶芝的名作恰如构成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对称。”王家新进而这样评价叶芝的《1916年复活节》:“叶芝的这篇纪念碑式的作品。该诗写于1916年复活节爱尔兰民族起义失败之后。……于是在这首诗里,诗人叶芝……由一位局外人(复活节起义时他在英格兰)变为见证人……,变为铭记者……,甚至变为一位悲痛而神圣的招魂人……”到此,叶芝被王家新评价的这个形象与写作这首诗时的处境是与希内基本吻合了。“至此,历史中的人物成为神话的祭品,民族英雄被提升到悲剧的高度,盲目的死亡冲动和政治牺牲通过一种艺术仪式获得了让人永远铭记的精神含义 ……”从中可见,我们说这种“含义”是希内与叶芝共同都有的,都是为他们的人民“代言”,只不过是他们站在了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暴力事件的不同对象里。他们之间在本质上是没有距离的,也是不可间离的。可王家新却在此大肆离间地说,希内在他的诗里没有提到叶芝,这就是他“有意”“避开伟大的叶芝”,或者就是与叶芝“拉开距离”,“或许正因为人们太容易把他和叶芝联系起来”,等等……这真是不仅牵强附会的,也是自我否定前言已论定的“构成一个耐人寻味的对称”之说法。真实是“希内感到了这种压力,那就是期待他能在这样的时刻站出来,担当起叶芝所肩负的为民族招魂的神圣职责。”可王家新在论断了希内与叶芝诗歌的承接关系之后,在同样把叶芝肯定为“再次上升到民族代言人”的同时,他又出人意料地笔锋“绕圈”一转,其目的是凑足了以上的材料,由此再进行一番他精心策划的“诗歌的纠正”。那么,王家新的先是肯定之后的“纠正”是什么呢?原来,他“诗歌的纠正”即要“纠正”叶芝和希内的是:在他们身上共同具有的“历史从诗歌中所要求的,却恰恰是其‘英雄的一面’,是社会责任、集体认同、政治姿态、道德力量而非其他。正如屈原、杜甫的伟大作品在中国往往被简化到只剩下‘忧国忧民’四个字,叶芝也注定会承受被削简、或被‘部分使用’的命运。例如,在对其民族代言人这一身份的标举中,叶芝本人更为复杂的个人意识和艺术观照视角被取消了,或被有意忽略了。”王家新的如此之言,也同时适合于说明希内的命运亦不过如此。他们就是这样被王家新“纠正”了,被“纠正”的原来竟是一个诗人的最起码的良知;被“纠正”的原来竟是人类有史以来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诗人所应具备的“忧国忧民”的“社会责任”及其伟大的忧患意识和批判精神;被“纠正”的原来竟是作为民族精英的伟大诗人的极其宝贵的“英雄的一面”。那么,不被“纠正”的就只有是一个伪诗人的丧失天良的小人之气;不被“纠正”的就只有是一个假诗人的道貌岸然的男盗女娼之为;不被“纠正”的就只有是一个伪知识分子诗人的极不负“社会责任”的毫无人性的兽性或自私自利之心;不被“纠正”的就只有是一个投降主义和犬儒主义诗人的对权势顶礼膜拜对暴力恐惧低头的奴性的一面……难道这就是王家新的“诗歌的纠正”吗?!这里,我并不反对诗人“被简化”(政治)一说的分析。诗人在高度负起社会责任的同时,也不能丢弃个人利益的追求,况且它们是相符相成地互动而依存的;同样,我也不反对诗人被单边中性化(政治无意识与自我无意识)一说的结构,诗人在逃避政治迫害和躲避政治风险时,也完全可以策略性地以政治无意识或自我无意识来解构或消解既有的社会责任与之意识形态等现实基础,从而表现出淡化或不问政治的个人化日常琐碎的表达形态。尤其中国诗人都生活在专制禁锢的无政治意识也无政治权利的社会里,不仅没有充分的意识形态自由,也在实质上缺乏广泛的个人意志自由,因此政治无意识和自我无意识是可以理解的,并由此造成的写作“日常化”和“个人化”也是可以理解的;同理,这种相对于毛式的极权统治时代的必须为政治服务的写作意识形态化而言的写作“日常化”和“个人化”,也不啻是对于前者意识形态化的解构、消解或松动。比如小说的王塑和诗歌的伊沙等的“痞子写作”的作用正在于此。但如果相对于“痞子写作”而言的“精英写作”,其对传统专制体制的意识形态化的解构、批判和彻底冲击及其破坏,岂不是更彻底吗?我在此不禁要问必须进行这种“诗歌的纠正”的先生们,你们能认同阿Q革命,就不能认同彻底革命吗?换句话说,你们能认同相对于意识形态化的“个人化写作”,就不能认同相对于意识形态化的彻底反意识形态化写作吗?可见,我能理解王家新的,反过来王家新能理解我吗?不管怎么说,讲道理的人,公正的并想把中国诗歌革命进行到底的人,都应该公正而明智又开明地明确,可以不“纠正”“个人化”和“日常主义”写作的作为一种倾向的诗歌,并使其自然发展,但绝不可以“纠正”非个人化和解构批判意识形态化写作的诗歌,因为这种诗歌才是真正的代表文学主流的先锋革命诗歌,才是中国诗歌正在缺少的脊梁和代表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使之人性不被异化的主流前卫先进诗歌。再说,为人民“代言”并做人民的“代言人”有什么不好呢?特别是作为我们自我标榜“知识分子写作”的诗人,你不仅是人民的一员,你还是人民一员的先进知识分子者,你不代表你的“类人”即人民说话,并维持人民的也是你自己的人的权利,那么谁“为人民代言”或代人权?知识分子是人民中的掌握话语权力的先进阶层,所以知识分子所具有的独立思考能力和智慧的觉悟及其开明精神,即决定了知识分子是勇于承担着为民请命和批判社会黑暗的“代言”者的话语权力角色及其地位,因而这种能够代表人民根本利益和能够说出少数人的真理声音的知识分子诗人就是“民族的代言人”,就是为民也为己的“忧国忧民”的负起“社会责任”的、捍卫历史真理的“英雄”或“见证人”。这样的知识分子当然是人类的灵魂和“良知”者,当然是人类具有独立个性的天才和永远“站在被压迫者一边”的必然被人民“永远铭记”的担当道义的人!我很奇怪的是,这样的诗人既然是要代表了人民的意愿的,那么为什么偏不去承认而反倒要“纠正”呢?你不想如此有所为倒也罢了,为什么还要群起而攻之并以否定消灭之而后快呢?莫非人性阳萎和“良知”缺失到了连禽兽都不如的地步吧,不然何谈自己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或者是知识分子诗人呢?应当肯定地说,对于这样的精英知识分子诗人的作品来说,它的社会性肯定大于个人性。作品的社会性,就是作品的价值性。作为价值“被简化”是肯定的,但作为作品的艺术性,即作品的美学性是永远不可能“被简化”的。作为艺术家和艺术的接受者来说,作品的美学性是第一的,其次才是价值性;而作为普遍的社会人或一般性读者来说,作品所传达和被评论认可的价值性是第一的,其次才是首先被接受的美学性。对于前者,永远不存在“被简化”,而对于后者,时刻存在着“被简化”。这一切,都是艺术本身的双重魅力性,无可惊奇或耽心什么,更不存在“诗歌的纠正”。作为作品美学的形式本身的变化,则在于形式的不断革命与创新;而作为作品价值的内容即“被简化”的本身的革新,则在于“被简化”的不断被解构与批判。于是,作为作品或文本形式本身,它的形而下学在场性就是文学美学的魅力性,而它的形而上学不在场性就必然存在着许多可供再生产的“被简化”了的更复杂的“智者见智,仁者见仁”的意识形态成分,怎么可以必须“纠正”而取消呢?倒是被“知识分子写作”竭力“简化”的“个人化写作”是当必须反对和“纠正”的。我之所以必须反对和批判“个人化写作”, 就是反对这种写作的人为自我性被极端“简化”了,“简化”成完全自我的、个人的和极端自私自利的那种只有他们自我把玩而别人无法接受的孤芳自赏的作品。这种“个人化写作”有意避开人民和公众,逃避现实社会和现实社会对文学的现实“要求”,专注于一些琐碎无聊的个人生活小事件或者刻意内在化的毫无他在的潜意识描写,避开时代的风潮与人民的当下喜怒哀乐,钻心于小布尔乔亚的象牙之塔的自得其乐,完全丧失了作品的不在场性的社会意义和文本再生产的广泛多元的生成价值意义,使得诗歌在场形而下学性日益陕窄并越来越没有可读性,甚至不惜抛弃文学作品所必需的基本美学关系和美学形式,以使诗歌的不在场形而上学性在美学关系中严重缺席,并愈来愈没有可塑和可造的再生产性和再创作性。如果把这种诗歌写作规定为诗歌的正确的纠正,就是把刀按在我脖子上,我也不能苟同。我认为真正的诗歌纠正是:写作必然从个性出发,进而消灭个性,并依靠写作形式的中性,生产共性(包括更广泛可以接受的个性),这才是写作的一般规律。写作首先是以个体作为单位而尽可能地表达自己的个性及其意见的,但最终是能够让更多的人接受你的表达的,即消灭了你的个性的,以致最后产生广泛的美学共鸣与社会认知。我们通常所说的个性写作,不是指“个性化”,而是指能够更有利于普遍产生共性的那些具有新奇美鲜活特征性格的个性。如鲁迅笔下的阿Q这一形象,他是代表了中国农民广泛共性的具有鲜活个性魅力和典型特征性格的人物,他不仅个性鲜明,而且共性典范,他是鲜活的阿Q个人,又是鲜活的阿Q他人,所以这才是个性十足的具有鲜活共性的写作人物。“个性化写作”当然也从个性写作出发,但这种写作的关键是关闭了通往生成其他个性和产生多元共性的大门,即把在场的形而上学合法(写作)化了,用形而上学的在场性写作自我与个性,强化自我意识,同时还把自我无意识与潜意识等也形而上学在场化(或抽象化或潜意识化),即把个性个性化,而把共性虚无化,也把能够生产共性的在场形而下学机制人为地清除出场并不再写作。这就是“个性化写作”之所以孤芳自赏、毫无共鸣之处的技术处理和主观臆旨的根本原因所在。“个性化写作”说到底是理性写作, 同时又是不想“肩负社会的责任”的写作,所以说,这种写作第一违犯了艺术人文主义的原则和一般规律,第二违背了文学作为人学的人性自由追求的多元化写作的一般原则。文学的最低目的是为个人的人性自由“代言”,而最高目的是在能够为个人的人性自由“代言”的同时,也能够为个人种群的民族和个人的类人的人民“代言”。毋庸质疑,替人民和历史与自己认同的时代“代言”无可厚非,不容“纠正”!当然,旨在专心表达个人意愿、志向、爱好、兴趣和喜怒哀乐的自由愿望的,这也同样无可厚非,也不啻是诗歌最高目的的最基本目的,而且这种目的表达的结果也同样会产生意想不到的代表了最广泛的意义性或为人民所共鸣性。即便作者本人或原创文本本身并非原是为人民“代言”的,但由于个性的表达,恰好反映了人民群众或者知识分子阶层的“沉默的大多数”的共性心声和沉默的极少数的真理声音,这也都是文学创作的自然表达的生产效果性,既在情理之中,又不必非得“个性化”或“共性化”。封闭的极权专制时代的我们的文学,是“共性化”的文学,所以“朦胧诗”对其高扬起自我的大旗,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朦胧诗”也并没有因此完全自我化,反倒是产生了全民族的共鸣。当开放的极权时代开始以来的我们的文学,在第三代后90年代以来却高扬起“个性化”的大旗,这在积极的一面,我们并不否认多少具有的对确立文学在独立于意识形态化的实现个性表达角色上的积极意义,可是 “矫枉”一旦太过于“必过正”,就会以一种倾向掩盖其另一种更副面的倾向出现了。这就是强调并张扬了文学在社会形态中的独立个性是正确的,正像知识分子在社会人群中确立自已的独立思考的个性地位是正确的一样,可一旦把这一切过于搞成“个性化”,这就不仅丧失了个性的本质,也丧失了个性的基础。因为个性的本质是独立意识,可一旦搞成“个性化”了,实则上就把个性普 遍化了。如此,这样不但失去了独立的可能,也失去了共性共鸣的特点,最终变成了缺乏鲜活能动性的个性化。又因为个性的基础是人性的共性原则,其一经“个性化”,实际上就把个性极端自私化和非人性化了,不但失去了作为类人的人类审恶识善的共性人性的共鸣认知,也失去了个性赖以存在的人类种群的共性认同的人性基础,最后成为了缺乏普遍人性原则的极端“个性化”。须知,任何片面强调写作的“个性化”和共性化,都是一元论和二元对立论的文学写作观;都会导致一元化写作和单元意识形态化;都会导致文学的弱化和投降官方政治化;都会失去文学艺术的鲜活魅力和根本的人学人性原则,最终只能走向文学和诗歌写作的歧途。

  王家新片面反对“被简化”的目的,无非是替他们的“个性化写作”寻找理论根据,并同时试图很狡猾地进一步否定“从听众席中站起来的女生”提出来的代表了坚定不移地维护人类社会文明以来的正确的不庸质疑的文学艺术的伟大传统的质问。其实对这样一个不容分辩的伟大传统企图反诘或否定甚至诋毁,这是极其不明智的、撇脚而又笨拙的。人类“要求”文学的、业已经被文明社会历史共识甚至“被简化”了的文学创作主流,即文学所应当承担的责任、原则、立场和态度是始终不能放弃和缺失的,不然无异于放弃文学作为人学和人类精神家园的灵魂载体的伟大光明境界而自动走向黑暗的死胡同。我们说,这是文学的主流,但主流也是由无数分流汇合而成的。即使是文学所表达的人性自由性也不是一元的,而是由多元组成并发展变化着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特别强调指出,文学的多元生成性和写作的不断批判性是为文学的基本原创性。所以,文学只有原创的文本和形式,没有原创的意义和内容。这就是后现代文学不仅宣布上帝已死,而且同时还宣布人已死和作者与读者同时已死的原因。所以,只有文学的文本和作为文本的语言及其形式永生。所以,创作是可以原创有目的(这种目的可以是在场也可以是不在场的,而文学性的最好表达形式是不在场的,因为这样更有利于展现文学美学的无限魅力和文学内容阅读的多元生成性)的,也可以是原创无目的;可以是文学阅读价值一元的,也可以是文学接受生产多元的;可以是小家之气只代个人之言的,也可以是大家之气并代人民之言的……如此等等。总之,创作形式是多样的,创作内容是多元的。诗无达估。诗不但可以误读,诗还可以错释。文学的解构主义和可错论及其相对真理性告诉我们,文学是既不可以个性化,也不可以共性化的,连中性化也不存在。文学的写作个性和形式中性及其写作内容与阅读生产的共性即多元化是永远正确的文学性。但我们这里由王家新《从听众席中站起来的女生》而引发讨论的问题的严重性是:是坚持当今诗坛的“日常主义”和“个人化写作”的单元化现象,还是坚持吁请并呼唤因“从听众席中站起来的女生”的提问而引出的现已日益丧失的诗歌伟大传统所“要求”(当然绝不是所谓“被简化”了)的诗歌的批判精神、忧患意识、解构能力、干预现实和参与时代与社会的文学多元化魅力;是坚持诗歌仅为个人“代言”和站在“个人化”立场上写作,还是坚持文学伟大传统所要求的必须同时能为人民“代言”和能对社会、时代及历史高度负起责任的非个人化立场写作?这样严肃的文学写作问题,是致关重要地关系到我们这样的命运:我们诗人是把自己的脑袋长在自己的头上也白长、也等于零,还是并不白长、并不等于零或也不仅仅等于自己;我们诗人是不是越来越缺乏自己的头脑而把脑袋长在意识形态大一统的身上呢,还是我们诗人并非就是人权意识一片空白的决不甘当被专制主义威权统治日益奴化了的工具呢;我们诗人是不是还要坚持顽固的个人化立场去妥协、中立甚至投降极权与威权共为的现存政治中心权力话语,还是坚定不移地放弃“个人化写作”而努力继续进行毫不妥协的、决不投降的批判并解构政治中心权力话语的写作?我们在进行了十几年的先锋诗歌写作和不同形式的实验探索以来,我们是不是在推倒了伪英雄的同时,我们就此便丧失了真正英雄的概念与行为了;我们是不是在强化了自我意识和只顾个人意愿的同时,我们就此便丢弃了作为类人的最基本的人权意识和伟大的社会责任了;我们是不是在重返个体并重新寻找个人作用的人类精神家园的途中,我们就此便抛弃了传统的人类人性的亲在关系和必须维系的集体认同与他在的利益或权利了;我们是不是在坚持反对意识形态化和不为政治服务的非意识形态化写作运动形成共谋的同时,我们就此便忽略并失去了在反的同时也必须确立作为一个真正知识分子写作的为民请命、忧国忧民和站在民族利益最前沿上的先锋者的姿态了,即是不是主动去放弃审时夺世、力挽狂澜地不断抗击暴力、揭露黑暗、批判丑恶、追求人性自由、参与现实、干预时政、创新意识形态和坚定反文化并也能创造新文化的人道主义职责呢?而且,我根据当代诗坛的“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的这两大潮流的实绩认为,我提出的以上质问的前者正在日益片面强化和畸形膨胀化,而后者却正在日益严重地缺失化和根绝化。所谓“个性”被异化成“个性化”;所谓“民间”“被简化”成“日常化”;所谓“知识分子写作”被“后确立”为“中性写作”化。从而,把积极的自我无意识发展为消极的极端个人自我意识;把积极的集体无意识发展为消极的个性阳萎的“日常主义”;把积极的虚无主义发展为消极无聊的“中性主义”;把积极的真正的知识分子写作立场、原则和态度发展为消极的伪知识分子写作的投降主义和犬儒主义。这样,我们很多诗人的当代风骨严重沙化;我们许多诗人的骨气不堪一击;我们不少诗人的人格魅力不耻于人;我们整体诗人的人性品德日渐风化。如此,我们的诗人怎能不脱离人民、脱离时代、脱离社会、脱离历史、脱离人性、脱离文学和脱离作为这一切的人类世界的精神支柱的人文主义精神。具体地说,我们不少自封为后现代写作的诗人,也是严重背离或根本放弃解构政治中心权力话语的解构主义写作精神和批判并干预现实文化与政治的后现代主义写作原则;我们不少自诩为“知识分子写作”的诗人,也是严重脱离或根本抛弃了知识分子所具有的批判现实主义写作精神和勇于为人民“代言”并担当道义的人文主义写作传统;我们不少自吹为“民间写作”的诗人,也是严重违背或根本丢弃了坚持民间写作诗人所应有的毫不妥协官方主流文学的、坚决抵抗官方意识形态指令的围绕中心写作的非终极边缘化的、绝不招安的民间写作立场和原则;我们不少自擂为先锋诗歌写作的诗人,也是严重背叛或根本放弃诗歌不断探索创新的革命精神和无所畏惧的彻底反文化的前卫锋芒。我们的实际情况是,30年代出生的反政治时代诗人已经死去;40年代出生的政治时代诗人已经顽固不化;50年代出生的改革时代诗人已经丧失了战斗力;60年代出生的开放时代诗人已经不再进行探索;70年代出生的市场时代诗人已经缺少青春的锋芒。一批戴着先锋诗人桂冠的诗人,其实已失去了不断探索和实验的前卫姿态;一批第三代后诗人,一面失去了朦胧诗人的忧患意识,一面又失去了第三代诗人的反文化精神;近年来的自我命名并由圈内营造起来的70年代后诗人,是当代诗坛最无知的“日常主义”的无聊写作群体;在90年代初以来就主张“后确立”和“中性写作”的“知识分子写作”一派,正在用他们苍白无力的诗篇构成伪知识分子的犬儒主义的当代文人风景;旨在与“知识分子写作”相对立而聚集强拉起来的“民间写作”一伙,正在以他们小圈子和小山头主义来各自为战地形成的伪民间写作,即更是投降主义的个人化写作的庸俗平常的稗史现象。如此下去,步入新世纪的诗人们在新的时代则必然失去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诗歌都是各类文学的先锋的老大哥地位,诗人的人格和文本也都将日益奴化、日益犬儒、日益投降和招安化。最严重的是,我们步入新世纪的诗人们不仅没有危机感,而还以为这是他们最大的殊荣!如果我们的诗歌再不“纠正”,再不进行真正的“诗歌的纠正”,我们的诗人和诗歌真得变成“窝囊废”了!那样,我们的诗歌非得被开除中国国籍和人类诗歌精神家园不可!!

  的确,以上所说的中国诗人的政治无意识,这绝不是耸人听闻。在中国人民还没有具体享受到政治民主生活或根本不懂得政治是人生的第一权利和权益时,谈论诗人和诗歌必须参与并干预政治这个最大现实,这是肯定被大家可笑的事。我们这种嘲笑“荒唐”而本身就是荒唐无知的诗人们,其在中国诗人中是真正地不占少数的。我们诗人的个人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需要写作来还原或挖掘出来,可我们诗人的政治无意识和社会无意识是不需要写作来还原或挖掘而本身就有的。我们的“个人化”和“日常主义”写作及其表达的个人主义和自我意识,其实就是政治无意识和社会无意识。这其实对于一代诗人和一代诗人代表的这一时代的民族来说,是使种群意识堕落和文化毁灭的极为可怕的事情。当我们中国人在经济上正在翻身的时候,我们若不同时可望建设政治文化上的这种同步翻身,经济的翻身就将失去保障而必将名存实亡,最后重蹈覆辙、前功尽弃和得不偿失。如果我们的文学不提供先进文化对先进生产力的保障系统并满足这种“要求”,我们的经济基础发展再快或即使再辉煌也是空心的,终将不是崩溃就是后力不足而再将落后下去。中国先进文化的火车头是文学,而中国先锋文学的领导者是诗歌。中国先锋诗歌的动力来自于旨在批判现实政治为主导的中国精英诗歌。这就是我们中国的急需的“诗歌的纠正”!可是,第三代诗歌运动以来,诗歌的最大收获是形式的革命,而诗歌的最大失误是内容的革命。其内容失误的主要表现是在诗歌逃避现实和政治、回避意识形态和社会责任上,并由此出现了以投降政治为荣尚的严重犬儒主义和投降主义的诗歌稗史现象。其实,诗歌正因为失去了批判政治、参与社会、干预现 实、反思人性和为人民“代言”的能力,诗歌的个性,才由此严重阳萎;诗歌的解构中心权力话语的话语权力,才由此严重失控;诗歌的文本在其他文学体裁中的领导地位,才由此严重失位;诗歌的形式实验,才由此严重失效;诗歌的内容探索,才由此严重失去共鸣;诗歌的发展走向,才由此越来越走向了象牙之塔和所谓的“纯文学”的死胡同。诗歌写作的越来越脱离人民、脱离历史、脱离社会、脱离时代、脱离读者、脱离道义、脱离良知、脱离文学的根本原因,是由于诗人人格的缺失和诗歌作品的品味低下造成的,而并非时代和市场经济造成的。诗歌写作形式的单面发展和片面“个人化写作”的蔚然成风,是使诗歌越来越走向贬值的内在原因。特别是当下诗坛,诗歌的“个人化”声音掩盖了一切,也阻止了诗歌健康的多元发展倾向。诗歌的这种“异化”力量,已使当前诗歌的忧患意识、批判精神和解构主义形式等,正受到这种力量的严重“异化”和史无前例的“简化”。如果这种诗歌再不能及时“纠正”,诗歌将彻底失去代表普遍共性的个性;诗歌将无法产生为人民和历史“代言”的广泛共鸣;诗歌将不仅遭到人民和社会的拒绝,诗歌还将遭到诗界内行也读来生厌的拒绝与咒骂。同时,这种铺天盖地的“个性化”与“日常主义”写作,其是越是主张个性写作,反倒越是在社会和文学领域内失去了诗歌的个性;其是越是主张逃避政治,反倒越是成了现实政治的工具和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牺牲品”。由此而言,那个“从听众席中站起来的女生”提出的“诘问”,对于现实诗歌的“病症”的“医治”,就显得极为必要和准确了。可以说,她的“诘问”正中了犬儒主义和投降主义诗人的要害。如此现已看来,这真是有的放矢,百步穿杨了。好得很!好得很!!常言说,扒树别扒皮,打人别打脸。这个“女生”如此不顾“诗人形象”、如此不买“诗人面子”,可见她这样入骨三分、打蛇三寸,这还能不引起我们诗人“大人”的如此挖苦心思、老谋深算而又异常狠毒地反唇相击和据理力驳吗?!

  王家新此文专门谈到90年代诗歌。这正如王家新在此文中指出的那样,80年代朦胧诗的“崛起”,正好对照90年代第三代后的“低落”。因为这不是“公众背叛了诗歌”,而是诗歌背叛了公众。早在第三代诗歌运动兴起之时,诗歌就开始背离了朦胧诗的伟大传统——忧患意识和批判精神。现在看来,“打倒北岛”的诗歌革命精神还可说是对的,因为这起码来说是在诗歌形式实验上完成了中国诗歌由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过渡的形式革命,并使中国诗歌的形式实验与探索才出现了中国诗歌有史以来发展繁荣的最好的“春秋战国”时期。但由于形式革命决定内容革命的“后确立”时期则还没有来得及“确立”,就发生了89年那样的震惊中外的政治事件而被迫中止了,由之就盲目而慌乱地丢掉了应在形式决定之后牢固确立起来的北岛的忧患意识和黄翔的批判精神。其根本失效性就在于:只进行了对深层历史专制文化的批判,而没有真正进行对平面现实政治专制体制的批判。这不能不是第三代诗人从青春期写作到后确立写作的最大历史局限和失误。当然,这实际上正是“北岛精神”本身也缺少的,亦是北岛最初就投降了平面政治中心权力话语而留下的一条祸根所至。而最早启蒙了北岛的黄翔因被埋没也并没有把批判精神单传给第三代诗人。更悲剧的是,所谓“北岛精神”的实质是对历史深层政治(主要是文革)的批判,但第三代严重倒退的是,就连“北岛精神”仅存的这一点可贵之处也被“打倒”并扬弃了,所以注定了第三代诗歌运动比朦胧诗更加败迹的历史劫数,其“后确立”者更是在劫难逃,并且连第三代运动初期的锋芒也全钝无踪了。到了第三代后诗歌,即90年代诗歌,诗歌的人民忧患意识和社会批判性较“第三代”更远地完全失效,而诗歌的“个性化”和“日常主义”化却得到了空前的泛滥。如果说,第三代诗歌还是继承了朦胧诗的形式诗歌革命精神和成功效果的话,即主要是指第三代诗歌所高举的反英雄、反崇高和反文化的大旗所进行的对深层霸权主义文化的批判精神——这还是广泛吸引了人民的关怀和诗歌青年的承认与拥护、受到了青年知识分子的欢迎与认同的话,那么,也由于“第三代”单纯地注重了形式的变革与单面深层化的反文化写作,而把后现代写作的主旨即解构政治中心权力话语的写作方向便逐步丧失殆尽了,或根本没有重视起来,更没有与本国的具体写作实践和解构任务(中国的解构任务即是解构专制政治中心权力话语)结合并应用起来,以致到了第三代后的90年代诗歌时代,即就在前后的海子麦地诗歌、新乡土诗歌、汪国真诗歌、新语言诗歌、“日常主义”诗歌和“个人化写作”诗歌的新老传统势力的反复回潮的折腾中,其后现代解构主义诗歌在此则被整体性掩盖和封闭阻止了,这样就惨痛地不仅丢掉了诗歌的真正伟大传统忧患意识和批判精神,并新的传统即解构主义精神也没有真正发展起来。即使是个别的批判性后现代解构主义诗歌写作现象也是虎头蛇尾,最终把自己埋没于“个性化写作”诗歌的大杂烩中。可是,王家新并没有指出90年代诗歌的这一症结,只是大发了一通“怀念”朦胧诗的慷慨微词之后,便猩猩假猩猩地回过头来对其“部分承认”而“具体否定”之。他这样说:“值得注意的是,似乎人们已习惯于以朦胧诗‘崛起’时在社会上引起的巨大效应来对照90年代诗歌的‘低落’,甚至有人出来要诗人们对‘公众背叛诗歌’这一‘事实’负责。这至少说明早期朦胧诗中所体现的社会批判性、正义和人道执言的反抗激情和英雄殉难精神仍为人们所怀念;不仅怀念,而且还要把它‘塑造’为一种现代传统,还要借此来指责90年代诗人失去了对历史的关怀,90年代的‘个人写作’无非是对时代和社会责任的逃避,等等。(有意思的是,人们不仅用北岛早期的《回答》要求后来的诗人们,甚至也用它来要求北岛后来的创作,结果他们自然会失望。同样的事情在奥登、策兰等诗人那里都发生过。相比之下没有‘代表作’的诗人倒是幸运些,他们后来的艺术进展可能会被注意到而不是被遮蔽,他们不至于钉在那个‘代表作’上受难。可是,没有‘代表作’又怎会引起公众注意呢?离开‘轰动效应’,社会又如何感受文学的力量呢?这真是一种诗的悲哀。)”王家新在此一连串的设问,无非是为他们的“个人写作”即“个人化写作”做最顽固而又狡猾抵赖性的辩护。其实这种辩护已毫无用处。“此地无银三百两”。或者是“掩耳盗铃”。以上他已不打自招地说明了“个人化写作”已失去了“社会批判性”、“正义和人道执言的反抗激情和英雄殉难精神”以及“在社会上引起的巨大效应”,这一切“无非是对时代和社会责任的逃避”,如此也就不会有任何“轰动效应”。这只能是“一种诗的悲哀。”请问,文学一旦失去了必要和相对应有的社会“轰动效应”,那么,“社会又如何感受到文学的力量呢?”文学还能称得上是“人学”吗?除非文学是动物学和植物学,这样才能不会引起动物和植物们的“轰动效应”。作为文学的文学的诗歌,一旦“背叛”了“公众”;一旦“失去了对历史的关怀”;一旦“逃避”了“对时代和社会的责任”;一旦失去了自己的人民和自我的人性,诗歌艺术也就不耻为人妖之魔了,其艺术的能动性也就随之消亡。说到底,艺术性就是人性权利的能动性,这同时也就是艺术的无穷魅力和强大生命力。人们用北岛早期的《回答》之体现的诗歌精神来要求后来的诗人们亦包括北岛本人在内,这没什么不对。一个“代表作”,就是一种诗歌的尺度。没有一定的社会阅读期待的“要求”和美学尺度,也就没有文学的阅读者和接受者及其批评,也就没有文学。牲口对文学没有“要求”,牲口固然不能“要求”诗人或“后来的诗人们”。如果用北岛精神“要求”北岛也未尝不可。一个诗人的“代表作”形成一种诗歌精神,那么就可以用这种精神“要求”或期待这个诗人以后的创作,所以一个诗人的不断超越自我和创新就是至关重要的了。这往宏观上说,是写作者将自己的创作有待于在比较文学研究的范畴内进行不断地批评,而往具体上说来,也是写作者本人必须置于他的读者群和社会接受批评机制的对他不断“要求”之中的旨在不断超越自己和不断创新文本的永无止境的写作标杆之上。所谓艺术必须不断求新求变就是这个道理。

  不能不承认,在一定时期的“代言”诗歌若搞成了“一元化”,那就定然受到了统治阶级利用和受专制的强化了,或者必然承受被政治和意识形态“简化”、被社会腐化、被时代异化和被现存体制工具化的桎梏与限制的危险(悲剧)之中,如此等等。但这种命运必然是诗歌之外的非诗化,也必然被我们正派的诗人的思维“良知”和艺术触觉所发见与“洞察”,也必然是正派“诗歌的纠正”之首要。对于王家新的这种“被简化”的担心,已经是正派的有思想的诗人最容易明眼识破的并非难以“纠正”的问题或现象了。“杞人”应该“忧天”的而不去“忧天”,不应该“忧天”的反倒“无事忧天晴”,这说来说去还是一个诗人的思想素质与修养问题。鲁迅曾说过,要想成为一个文学家,首先必须成为一个思想家(大意)。没有思想的诗人,即使艺术形式的技艺再高,也是“空心”的艺术,而且必将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渐苍白和无力的,也是从来不会有真正的艺术生命力的。作为“诗人的个人精神存在”,他是来自于对社会的高度负责和对个人的理想把握才“存在”的。社会化的选择会抹平意义的差异,而个人化的选择更会抹平意义的差异,因为社会毕竟是多元的共存社会,而个人只是一元的单面社会而已。所以,多元的思想表达必须“回去……接触人民”、接触社会、接触历史、接触时代和接触现实,“似乎文学只变成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了。”如是,那个“女生”提出的问题就不是什么“不必”,而是极其必要了。对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确是如同倒背手上鸡窝里拣鸡蛋一样不“简单”了,正像王家新自己承认的那样真的不“简单”了:“真正的诗人并不逃避。相反,他们总是把自己置入压力之下,甚至在一种巨大的荒谬感中来展开他们的工作。像希内,在这动荡、揪心的时刻,他一方面倾听历史的要求,他一面又不可能不关注正在他的国家发生的一切。他知道作为一个诗人,他不可能绕过这一历史时刻。他知道诗歌要超越历史,也许唯一之途是‘只能彻底穿过它,从它的另一头出来’(伊格尔顿语)。我想正是这种自我要求,使他与那些仅仅把诗歌作为一种审美自娱,或空泛地谈论‘语言本体’、‘最高虚构’的诗人区别开来。他没有陷入这种非历史的‘美学的空洞’,相反,他不断返回到他自身的存在境遇亦即历史与生命的现场之中。像《1969年夏天》这首诗,历史要求与现实感受一直作为递增的压力作用于他的自我意识,外部世界的动荡也在加剧着语言的冲突,因此,诗人在诗中最终所确立的事物,具有了真实可靠性。的确,这才是一种具有艺术难度的写作,其语言,其复杂的诗学意识都带有一种彻底‘穿过’历史时才具有的擦痕。”这就是王家新自己给自己的最有力的回答与反驳!(“有意思的是”,王家新一面并不反对“回去……接触人民”的写作,同时一面又质疑并企图用“诗歌的纠正”“纠正”“诗中所体现的社会批判性、正义和人道执言的反抗激情和英雄殉难精神”的这种诗歌写作,要清除这种“要求”,要超越这种“遮蔽”,另外一面还要回到“个人写作”的这种“无非是对时代和社会责任的逃避”的写作。换句话说,他一面要肯定洋人诗人的可以这样“回去”的写作,他又一面非得必须“纠正”本土诗人的像那个“女生”例举的写张志新那首诗的绝不“绕过”“历史与生命的现场”的写作。如此而言,我不知他这样自我立论又同时自我驳论的二律背反是为了什么?是拿洋人来压汉人,还是拿外土的诗歌之肯定来压制本土诗歌之否定,是假洋鬼子还是阿Q?看来,还是洋人诗歌都太硬了,他就可以当作武器来批判本土诗歌之现象?或者以洋人诗歌如此之矛攻汉人诗歌如此之盾?或者明褒西方这方面的“回去”诗歌之成功,而暗贬东方诗歌这方面的“回去”诗歌之失败?或者肯定洋人诗歌的这种“社会批判性”是虚,而否定汉人诗歌的这种为“正义和人道执言的反抗”性是实?总而言之,我看不出王家新的“明褒暗贬”、“指桑骂槐”、“抬高他人打击异己”、“声东击西”的反击策略是“成功”的。但不管他是怎样的一面,都会使人不难看出他骨子里 要“纠正”为人民“代言”和“肩负社会责任”的诗学实质,而我“唯一之途是‘只能彻底穿过它,从它的另一头出来’”,并坚决“纠正”他的这种“诗歌的纠正”。当然,我在这里“穿过”他的给“历史”造成的严重“遮蔽”的“擦痕”,也是极其“艰难”和有限的。)需要再重申的是,以个人的姿态和独立的自我思考来“反映”人民的心愿并为人民“代言”,这正是以个人的敏锐独立思想的写作形式来“彻底‘穿过’历史时才具有的擦痕。”王家新紧接着还是姑伎重演,进一步自我证明又进一步自我反驳地继续分析希内道,“希内的力量和可贵都在于:他倾听历史要求,他进入他的时代,但他对任何来自群体或传统的‘拉力’都保持警惕,尤其是对自身中‘遵守引力的力量’保持一种自我抵制。他关注着民族的苦难,但他的诗却使我们觉悟到,同阶级一样,民族主义作为人类的异化形式,作为一种集体想象,并不应作为个人的归宿,而应作为反省对象。任何宗教的、民族主义的狂热都不过是‘以自己的孩子的血来装饰’。希内的勇气,正在于他抛开了那种随大流的安全感,让独立的个人出来,说出被一个时代的狂热所掩盖的东西。”王家新言中到此,无不是言明希内为人民“代言”的思想根据,也就是力图言明希内为什么能为人民“代言”的社会根由。所谓为人民“代言”,就是能为“沉默的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代言”,而并不一定为大多数人民的过激行为“代言”。在某一社区内,那种“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和非理性的阶级复仇行为也可能是被煽动的大多数,如当年在希特勒煽动下的法西斯国家的极端排外的民族灭绝情行和中国文化大革命时群众“狂热”运动即是,但这并不等于代表了整体大多数人民也包括具有这种“狂热”行为的参与者这部分群众在内的根本利益。真正的根本利益在于终极结果,而并不在于短期行为的过程本身。作为人民的诗人,“他关注着民族的苦难”,但他更应一定要关注着这一遭受“苦难”的长远利益,而不能逞一时之勇或一时之愤去盲目支持短期利益行为,这样才能“抛开那种随大流的安全感”,才能“让独立的个人出来”,才能“说出被一个时代的狂热所掩盖的东西。”这也是王家新自己比我更明确的,我想这也是自传统以来都认可的为人民“代言”的基本律旨。可王家新自己在此又来个大杀回马枪,不仅自己打自己的嘴巴,还把自己的立论否定为悖论,真是奇怪到了极点。你看,他接下来又说,“以这种方式,可以说希内既忠实于叶芝,又以其彻底的个人立场消解了文学历史中的那种‘代言人’意识;他不仅在他自己的写作中‘把诗歌纠正为诗歌’,而且还会迫使人们对被曲解的传统产生一种新的认识。”这是什么鬼话呢?像驴拉磨似的,从起点到终点,又从终点到起点,最后卸磨杀驴,又无情地否定了这一切,真是岂有此理。他开始肯定希内的不仅替自己也为历史和人民“代言”的精神,最后又绕过圈子说这是“以这种方式,……又以其彻底的个人立场消解了文学历史中的那种‘代言人’意识”,认为“代言人”是“被曲解的传统”。其实这种分析和定论,完全扼杀了真实的希内。真实的希内为历史和人民“代言”的作品《1969年夏天》一诗在那明显摆着,就是你王家新回过头来全盘予以否定,但凡读到希内诗的人都能如此体会,只不过你王家新即此又彼地“深入分析”,确实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罢了!真正“对任何来自或传统的‘拉力’”诸如“代言人”这样的“拉力”“都保持警惕,尤其是对”“时代和社会责任”的“自身中‘遵守引力的力量’保持一种自我抵制”,“并不应作为个人的归宿,而应作为反省对象,”“抛开了那种”为“正义和人道执言的反抗激情”的“随大流”的反“英雄殉难精神”的,并不让“独立的个人出来,说出被一个时代的狂热所掩盖的东西”,“又以其彻底的个人立场消解了文学历史中的那种‘代言人’意识”的,把“被曲解的”“诗歌纠正为”非“诗歌”的是他王家新,而不是我们的希内。只有他王家新总是站在“个人化写作”的立场上,无时无刻不在伺机“纠正”希内的站在非个人化写作立场上的为人民“代言人”的真正诗歌。

  但不管王家新宏观承认不承认为人民“代言”,他实际上在具体论述中已无法不基本承认诗歌必须关注历史、关注人民、关注社会和关注时代了。可是,具体到王家新认为“90年代一些中国诗人也在做着同样的努力。这种‘诗歌的纠正’……一方面是对‘介入’文学的规避,另一方面又是对80年代中后期某种‘纯诗’风尚的修正。正是在这种纠正中,使写作有可能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展开。90年代诗歌也许比任何时候都更深入、具体地与时代生活发生了关系。”的这种分析论断,我首先表示欢迎他还有这种基本的认识,同时我也原则上同意。但可以说这方面的“诗歌的纠正”的成果还不尽令人满意,其至关重要性是还没有形成诗坛的共识。最起码,“知识分子写作”群体中还很少有这方面的实例。他们所“介入”的还不是那种所谓“中性写作”的只关注个人命运的“介入”吗?!即使是欧阳江河等诸如《手枪》式的对暴力的“介入”,其也不占他们作品的主流,况且我是没有看见他们对重大历史政治事件的直接(平面)“介入”的作品的,或许是我的孤陋寡闻和阅历不够吧。第三代和第三代后诗人中如(仅就国内的并我所知道的)廖亦武、我、愈心焦和伊沙等人的“介入”也并不形成主流。廖亦武和我等都受限于政治活动层面的“内控”和打击而很难发表作品。伊沙成名前后的前中期的干预政治生活、解构意识形态中心权力话语的写作,虽然得到了广泛发表并制造了“伊沙现象”,但到90年代末期也开始锋芒钝退了。空房主义集团内部在这方面有意探索者如林忠成、高鹏举、蒋蓝、狼人、张修林、彭华毅、未满和管党生等,也因早已失去了空房子阵地而只好零星作战,并未影响诗坛。有一批在我直接影响下的实力实验年轻者如大帝、狂虻、郑贻春、墓草及北辰等,由于一直处于“空房子”的“秘密武器”的萌芽中而也一直未能拱出地面。“民间写作”群体中的侯马、徐江、宋晓贤、庞余亮、朵渔和李红旗等人的干预政治生活、“介入”时代风潮的部分写作,一是被他们自己的“日常主义”写作倾向大面积掩盖着,二是他们这部分写作并没有被他们自己重视,并因而没有形成他们自己的整体写作的主体风景。因此,这种“诗歌的纠正”,严格说来还只是在一种努力中的地下星火状态而已,根本不构成一个时代或一代诗人的诗歌风景,更无法与之朦胧诗时代的忧患意识潮流和希内、叶芝“代表作”代表的诗歌风格与“力量”相比。中国真正干预政治生活和解构意识形态中心权力话语的主流写作,其实是在被深深埋没的地下和非官方以及非大陆公开层面的以完全不可阻挡的自为势力生长着。这一是在被赶往海外的英雄诗人黄翔那里坚持和奋斗着;这二是在被严酷打压在大陆的我这个打不死的斗士诗人这里继承和发展着。我可以无比自豪地宣称这是中国未来诗歌的真正希望之所在。但这毕竟是未来,现时还没有造成即在的非地下之势。这也是我们必须悲哀和忧患并焦虑着的。也必须明确的是,王家新的如上过奖是别有用心的。也许王家新说得不错,“90年代诗歌也许比任何时候都更深入、具体地与时代生活发生了关系。”如果真的“与时代生活发生了关系”,那么,为什么这个时代的诗歌不仅被这个时代的普遍人民所唾弃,而且也被诗歌的忠实读者甚至自己的作者不屑一顾呢?又为什么我们市场经济时代的诗歌却找不到自己立足消费的读者市场呢?“那种认为诗人们普遍地逃避着历史和现实的印象又是如何产生的呢?”王家新对此又是振振有词地这样自我设问和自我回答地说:“其实只要深入考察就会发现,对于在80年代末经受了深刻历史震撼与反省的诗人们来说,问题早已不再是要不要与时代发生关系,而是怎样与时代发生关系。”王家新的这种痴人说梦,无非又是旋天撼地的话。事实是这样的,我们在“经受了”“80年代末”的“深刻历史震撼与反省的诗人们”,其中大部分诗人是被政治暴力吓住了,恐惧意识形态症成了诗人们十几年不敢越雷池一步的通病;另一部分新生诗人如70年代后的整体又是由于出生并生活在市场经济的权钱交易话语的腐蚀与政治威权高压下,所以养成了政治无意识人格,对时代和政治其都是不是主观恐惧或根本无意识,就是客观无知性逃避。这样的前者再不敢涉入政治现实,就连与政治有敏感联系的一切文化生活现实都尽可量规避之,而这样的后者无意识于任何政治现实,并实际上不享有政治权利而自然就忽略了与之政治有关的不在他们生活场上的所谓上层建筑领域的意识形态生活,其在客观上也就拉开了远远的距离,这样就选择了代表着他们前者和后者的诗歌写作流向,即“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的“个人化”与“日常化”,因为这两种流向皆为逃避政治、规避现实和不在时代的投降主义与犬儒主义的写作实质。如此,连“要不要与时代发生关系”的问题都没有解决,还高谈什么“怎样与时代发生关系”?!要知道,所谓“时代”是指“政治”的“时代”。政治造就时代,也造就文明史。史前时代没有政治,也就没有明系的文明时代。自文明社会以来,文明是主要由于政治的文化文明而来的。人类的蒙昧时期原始社会是没有政治的,也就没有文明时代和文明史。动物是没有政治的,也就没有文明时代,它们的生存时代即也是由人类界定的。我们人类的文明人性与动物的非文明兽性的明显而巨大的区别,正是在于人类的人性的政治性,而动物且不可能有此殊遇。先进的人类的人性与落后的人类的人性的最显著区别就是:前者享有充分自由的政治权利及其其他各种人的权利,而后者基本没有或者不那么享有充分自由的政治权利及其其他各种人的权利。文明社会和文明时代最主要的就是政治文明和以政治文明为代表的充分享有的人权自由的文明。我们所说的“与时代发生关系”,正是指与这种“时代发生关系”,并从而形成与这种“时代”唇齿相依、生死与共的不可须臾分离的生命与命运“关系”。当然,我们对于非政治文化文明的“时代”,我们也不是不要发生“关系”,而是要发生坚决抵抗和绝不合作的拒绝“关系”。又须知:我们所说的现实,最主要的是指以政治为代表的现实。因为政治是人类人性文明生活的最大现实,其他现实都在政治这种血液和空气存在的前提下存在。这也是人与兽的毅志存在的性别不同存在的现实基础之区别。我们所说的“平面化写作”,即是指在文化的平面上止于政治的这个最大平面的写作,而语言的平面止于现实的最大平面即是现行政治及其其他现存社会现象。因此,那种想方设法“逃避”现实的写作主张和写作实践,说穿了就是“逃避”人性自由这个最根本现实。尽管“个人化”现实也是一种极端个人性的自由现实,但这种现实对人性自由的根本现实来说,无非是消极的和遁世的并且每时每刻都会生产人性恶的非积极人性善的伪人性现实,实质上是人性的假现实,也是在人性存在现实实质上不起决定作用的虚伪不实的非本质的现实。用这种哲学理念来观照一下我们诗坛整体上的写作现实面貌是什么,不就一目了然了吗?我们的“个人化”,无非不是主张非政治现实化;我们的“日常化”,无非不是主张非人文权利化,如此也就“规避”了与任何一种文明时代的政治社会关系,从而“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实际情况比这种理性界定的还要如此严重。我们90年代诗人的整体主流写作状况是:无论是第三代的“后确立”“知识分子写作”,还是第三代后的“后现代”“民间写作”,都在有意躲避政治,或不无逃避现实;不是钻进“个人写作”的象牙之塔,就是仓遑躲开时代风潮;曾经遭受的个人政治罹难现实也害怕问津,更不用说有关他人的或群体遭受迫害的许多血腥残酷的重大历史政治事件现实了;若是一个时代以来的写作尽是一派个人的恩恩怨怨和自私自利的风花雪月、怨鸯蝴蝶等等说来也尚可存在的话,那么,那种毫无人性人情和毫无悲冥怜悯之心的见血如常、视死如他的逃避人生酷烈现实与暴力事件的写作,却被奉为时髦并且以为这是文学的主旋律而被强化与认可的话,这就咄咄怪哉了;在第三代诗歌打破了性爱禁区写作并已发展为毫无指向解构“上半身”的而只是单纯解构“下半身”的腐败风气写作的同时,由黄翔、北岛开创并打破的政治禁区写作传统在朦胧诗之后即第三代以来被基本丧失一空,并不仅如此却反而大肆配合官方文化政策来全面打压、歧视和围剿干预政治现实的写作,即以非纯文学的伪借口来排挤以致在官民两种渠道双重拒绝之……这一切难道是正常的吗?总之,在当今大陆诗坛真正敢于干预严酷而重大的现实的,其又有多少“横刀立马”者?除我一人单打独斗以外,再像我这样纯碎的几乎极少!真正不仅突破性爱禁区也能突破政治禁区的写作,即敢于为人民代言和与时代发生关系的,其不是大有人在,而只能说小有人在而已,并整体上不形成气侯。我个人的写作体会则是切身剧痛的。在90年代初或退至80年代末以来,我的许多重量级的干预政治现实和社会时代的解构政治中心权力话语的写作,虽然在写作上突破禁区了,但在发表上根本没有突破禁区,其不是遭受官方的拒绝与打压甚至“内控”,就是遭到民间的拒绝与排挤甚至“攻击”。这种被“双重拒绝”的命运至今还死死缠阻着我,使我被当代诗坛实质上打入冷宫、划入另册和不得不成为“另类”,使我至今还在(基本上)孤军奋战,无所谓“主流”的援军可言。所以,对于“经受了深刻历史震撼与反省的”一代“诗人们来说”,“问题早已不再是要不要与时代发生关系”,也不再是“怎样与时代发生关系”,而是他们根本就没有觉悟或恐惧这种觉悟,并且是千方百计地像“知识分子写作”那样努力不“与时代发生关系”,这才是一切症结的关键所在。王家新等“知识分子写作”者们,不是在研究如何与“时代风潮”不“发生关系”、不“隐入同时代的复杂纠葛之中”或怎样躲进“清凉”里去并“要化为寂静本身”吗?不是研究怎样与“早期朦胧诗的某种精神”“显示出一种深刻的区别”吗?不是研究如何“以它的个人承担意识和叙事策略”来“确立”“不再是一种‘反映’或‘代言’关系”的“与时代”“发生关系”的“诗歌”写作吗?不是想方设法否定“早期朦胧诗”留下来的“忧患意识”和“批判精神”的“传统”吗?不是大言不惭地宣告“早期朦胧诗所体现的那种对社会历史和公众发言的模式已成为历史,那种二元对立的诗歌叙事已经失效,那种呼吁式、宣告式、对抗式声音也早已显得大而无当”了吗?王家新由此还庄严声明:“可以说90年代诗歌以它的个人承担意识和叙事策略在早期朦胧诗之后再一次确立了诗歌与时代的关系,只不过这已不再是一种‘反映’或‘代言’关系。朦胧诗的确曾激动了一个时代(那是一种偷吃禁果的激动),但在今天,诗人们还可能那样写诗吗?已不可能。如同悲剧已成为它自己的反讽,随着社会、时代、文化和诗人们自身的变化,早期朦胧诗所体现的那种对社会历史和公众发言的模式已成为历史,那种二元对立的诗歌叙事已经失效,那种呼吁式、宣告式、对抗式声音也早已显得大而无当。因此,后来的诗人们包括部分朦胧诗人面临的任务之一就是修正这种写作模式。正是在这种不无艰难的自我修正中,90年代的诗歌才渐渐确立了切入现实和时代生活的基点:个人。纵然对这种独立的、日趋多样化的、具有知识分子精神的个人写作有着来自不同方面的误解和指责,但我相信它已将写作设置在了一个更为深刻、坚实的基石上,它也会在未来的实践中持续保有一种写作的有效性。”他在作了这一声明之后,紧接着把矛头直指那个“北大女生”和她的“诘问”,“当然,来自社会和公众的压力永远会有——那位从听众席中站起来的北大女生,如果她碰巧生在爱尔兰,难道不会这样向希内提出诘问吗?”于此,我先从王家新的这段声明之后的反问那位“北大女生”的“诘问”的“诘问”而替她回答他吧:“不会,肯定不会的!”因为王家新不是希内,不能混为一谈;又因为“知识分子写作”并不像希内写作那样的“大都是与诗人的‘责任’、‘


返回专栏   

© 诗生活网独立制作  版权所有 2003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