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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艺谋:农民电影的终结 (阅读4211次)




  张艺谋是靠拍农民题材起家的。他的代表作都是表现农村生活主题的,比如《红高粱》的农民暴力主题、《大红灯笼高高挂》的土财主家族主题、《秋菊打官司》的农民利益纠葛主题等等。他第一次在电影《老井》中扮演一位青年农民,也是演得惟妙惟肖。

  这不奇怪,张艺谋很懂得农民,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抓住了农民那根“筋儿”。那根“筋儿”,实际上就是张艺谋自己身上的“筋儿”。张艺谋本人就是一个农民,但不是普通的农民,而是“农民精”。尽管他生长在西安城里,但西安就是一个大村庄呀。那里不光是农村,而且是农村的精华所在地。如果说农村好比是普通的土炸药,那么,西安城就是TNT,西安人就是“农民精”。张艺谋(还有贾平凹、陈忠实)等人,就是这种“农民精”的代表。他们用一种现代艺术的符号,将“农民精”的信息传递给我们和外国人。

  我感到奇怪的是,张艺谋竟然能将农民生活变成了一种先锋艺术,将最古老的风俗变成了最前卫的形式。这就有点蹊跷了。他给我们的,与其说是一个真实的农村,不如说是一个农村的幻觉,甚至就是一个“农民精”对农村的情欲幻觉。

  首先,他利用了一种最抽象的东西:色彩。抽象色彩的“障眼法”,遮盖住了中国农村历史文化的真面孔,从而现出了一种奇怪的妖娆景象。他的镜头就像一双老光棍的手,撩开了农村土灰色的羞涩的内衣,让欲望的红色(欲望的“筋儿”)冒了出来。欲望的红色、暴力的红色,像火一样,撩拨着中国的外国的观众。

  其次,他利用了一种最感性而又具象的形式:女人。一个个美少女在他手上变成了妇人,变成了农妇。美女巩俐,一会儿变成了高梁地里的农妇,一会儿变成了土财主的小妾,一会儿变成了打官司的女强人。在撩人的红色和演员真实身份所代表的现代感性之下,我们看到欲望在古老故事的内衣里不停地颤抖、抽搐。

  古老的农民式的欲望,在张艺谋那里,是通过禁欲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禁欲”就是纵欲的一种极端形式,越禁止越以变态的形式表现出来,而且更强烈。在阅读层面上,它达到了欲盖弥彰的艺术效果。但是,农民式的欲望,也就那两下子,玩着玩着令人腻味。

  现代都市文化中的欲望,以更为奇怪而又复杂的形态出现了。在货币资本的扭曲下,它时而在胡同里拐弯抹角,时而在广场上跳起了欲望的脱衣舞。但与张艺谋的手法相反,它以貌似纵欲的形式,表现出了人们试图逃离欲望纠缠而不得的无奈。这就是城市文学、城市电影兴起的社会心理根源。

  欲望很好呀,为什么要逃离呢?张艺谋对此细微心态是很生疏的。当他试图转向城市题材的时候,等待他的是失败。你看《有话好好说》、《幸福时光》,都拍成什么了。张艺谋一拍城市题材的电影,就出尽了洋相。《有话好好说》的镜头是对准了城市。但那是城市吗?简直农村包围城市。一种根深蒂固的农民精神充斥在这部“城市电影”的画面里。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嗓门大,吵闹得不行。

  农民的嗓门一般都很大。这是他们在田野独特环境中长期养成的习惯。没有电话,扯起嗓子就喊,人烟稀少,也碍不着谁。到了城里,一时改不掉,在地铁里隔着四五个人扯起嗓门聊化肥涨价,母猪生崽的事情。张艺谋继承了这种农民性。这没关系。但你不要说这是城市题材。都市里的人一般不会大声喊叫,他们是阴损,悄悄地干事儿。

  美国作家爱伦·坡就最擅长写这种“悄悄地干事儿”的城市人。乔伊斯的《都柏林人》也带有典型的城市叙事风格。马雅可夫斯基的作品,就具有典型的农民性,梁赞乡下的农民性,吵嚷,农民起义的想法始终在心头。表达城市的作品,有一种真正的“叙事”,市民文化特有的“叙事性”。它反抒情,或者说抒情常常被意外事件打断。这些被打断的瞬间,就是一些动人的细节,是城市艺术家最心仪的地方。

  农民文化的典型特征就是“抒情性”,一种粗糙的“抒情性”,哇哇哇的,显得十分吵闹。这倒也没有关系,只是不要将两者搞乱了,将城市的叙事方式与农村的抒情方式弄得错位了,那就不伦不类。

  农业文明在市场经济冲击下的分崩离析,造成了农业文明神话的终结。在艺术形式中,张艺谋的终结,就是农民电影的终结。这本来带有一点悲剧色彩。但张艺谋似乎不准备将自己的“农民性”进行到底,而急于转变风格,最后弄出了喜剧效果。

  中国艺术家拍摄的城市题材片,水平还是很高的。比如杨德昌的《麻将》,王家卫的《花样年华》,李安的《饮食男女》,还有冯小刚的一些作品等。通过镜头,他们表现了城市最细腻的部位,最诱人的细节。这些艺术家对城市细节的敏感和艺术表达,是张艺谋要好好学习的地方。80岁上学小旦,迟是迟了点,但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希望。

             (2000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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