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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苦难的“祝福” (阅读3790次)





  在《祝福》中,“祥林嫂之死”是一桩百年悬案。小说里的“我”没有亲眼目睹事发现场,他仅仅从冲茶的短工那里听到这个消息。甚至连具体的死亡时间,当地居民也无法确认,只能猜测是“昨天夜里,或者就是今天”。事实上,这种人间悲剧并非某朝某代的专利,中国乡村一直缺乏完善的医疗保障制度。直到1968年,“赤脚医生”才遍地开花,但他们不仅救死扶伤也不免草菅人命。
  儒家经典《论语》称“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人们对“死生”的解释通常不是病理学而是经济学的,“天命”的偶然性被偷梁换柱为“富贵”的必然性。比如鲁四老爷的回答就很简单:“怎么死的?——还不是穷死的?”到了中学语文课堂,经济学又让位于政治学,小说变成了大字报。祥林嫂被架上封建制度的“绞刑架”,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四根绳子同时套上她的脖子。
  从表面上看,祥林嫂跟“卖火柴的小女孩”有相似之处:第一,她们都属于所谓的“弱势群体”;第二,她们都选择在“节日”死去。但不同的是,祥林嫂之死通往地狱,阎罗大王会把她锯为两半分给男人;小女孩之死却通往天堂,那里有美丽的圣诞树和亲人。显然,两种不同的死亡,不能简单地归咎于政治上的“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那么是谁最终害死了祥林嫂呢?
  仅从经济上说,祥林嫂还要略胜一筹,她曾花大钱十二千到土地庙求捐门槛。但面对苦难的态度,使得祥林嫂之死不仅是“他杀”,还有很多“自戕”的成份。过去,我们常常把“凶手”与“看客”等同起来,鲁四老爷、镇上的人们乃至“我”都被压上审判台。这种判断有它的道理,但问题在于,祥林嫂是否绝对地无辜?她本人要不要为自己的死承担“力所能及”的责任?
  《祝福》中的经典镜头,是祥林嫂在鲁镇上开“故事会”,讲述自己的苦难往事。她像一个出色的演讲家,以“我真傻,真的”开头,随即便一发而不可收。这与索福克勒斯笔下的伊斯墨涅恰恰相反,后者历尽艰辛却拒绝讲述苦难,因为她“不愿意受两次苦:经受了艰苦,又来叙述一次”。坦白地说,如果我生活在鲁镇,也一定会见到祥林嫂就远远地躲开——演讲家已经变成了录音机。
  “卖火柴的小女孩”望梅止渴,祥林嫂则是在饮鸩止渴。她依赖讲述苦难缓解自己的绝望,但对苦难的讲述又加剧了她的绝望。昆德拉的话依旧没有过时:“人与强权的斗争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但是,当苦难被不加节制地繁殖,它的严肃性也将被取消,仅仅成为一枚“催泪弹”。祥林嫂无意中开启了“苦难资本化”的进程,直至在“忆苦思甜”中,苦难的历程变成了甜蜜的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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