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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韵律、幸存者和偏执狂 (阅读4401次)



  对于历史,人们总在进行选择性遗忘,这几乎成了一种定律。在西方,据说教师在课堂里讲授“二战”时,就曾面对“既然有‘二战’,是否也存在‘一战’”的询问。而在中国,一个典型的例证是“文革”,它不仅对于年轻一辈来说是认知的盲区,而且即便在那些亲历者那里,也呈现为记忆的黑洞。他们不是在恍若隔世的吁叹中模糊、消解着那段历史,就是小心翼翼地尽量避免触碰那根反顾的细绳。正如匈牙利当代作家孔拉德(G.Konrad)所说,“许多人热衷于失去记忆”。可怕的是“失去记忆”过程中显示的主动性和选择性。虽然在很多情形下,遗忘也许是无意识或被迫的,但不能不说,对过去重大事件的漠视与遗忘正是这个时代的真实境况。
  不过,也有一些人通过各种方式抵制遗忘的巨大侵蚀,比如通过反思、追溯,甚至奔走呼号。他们的思与行,在不同场合、以不同姿态进入我们的视野,不断唤醒我们对于历史的记忆。在我看来,德语作家埃利亚斯·卡内提(Elias Canetti,1905-1994,一译卡内蒂或卡奈蒂)的《群众与权力》(Masse und Macht),即是这样一部不断敲击我们记忆之弦的著作。在此书出版40多年后的今天读它,仍然能够感受到其间涌动着的鲜活的力量,书中作出的许多论断仍然发生着效力。
  或许,对于多数中国读者来说,卡内提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字。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卡内提倍受赞誉的长篇小说《迷惘》,同时有好几种汉语译本推出。一时间,这位多少显得怪异的作家,成为中国读书界关注的焦点人物之一。令人难以忘怀的,是《迷惘》主人公基恩在熊熊火焰中凄厉的狂笑,那笑声里蕴含着怎样的人性悲悯、无奈和疯癫的激情?如今,十多年过去了,基恩的狂笑声渐渐消散。人们终于发现,作为其唯一的长篇小说,《迷惘》不过是卡内提全部成就的冰山之一角,对于这位作家更为深入、全面的理解还远未到来。在水面以下,20余种散文、戏剧、政论、自传等著述,构成了卡内提成就之冰山的丰厚而坚实的底座。而在底座的中心地带,则是被誉为“权威性的著作”的《群众与权力》。这部巨著使人们看清,卡内提作为一名作家的优异品质,如何呈现为卓越的思想探索。当然,谁都知道,伟大作家与伟大思想家往往是同义语。
  对人性的灰暗部分进行审视、对现时代人的“群众化”境遇予以揭示,是卡内提写作的重要主题。诚如1981年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所说,卡内提的《迷惘》是一部预言现代个体将要沦为“群众”的警示之作,它“对群众运动的起源、组合和标准的行为方式进行了大量的考察”。显然,这部小说的背景,连接着20世纪的两次世界性灾难——它们成为人类无法绕开的心灵礁石。尽管战争留下的刻痕已趋于淡化,但其间暴露出的人性的阴霾,始终激发着思想者对之作出回应。令人思虑的是,在惨无人寰的世界性灾难中,作为绝对权力象征的法西斯主义,其生成根源、运行机制的人性基础究竟是什么?最后作者得出结论说,在一个陷于崩溃和混乱的世界里,“任何笨蛋都能摧毁最复杂的精神,无论何时,只要他愿意”。这一结论无疑是富于深刻的启示意义的。
  几乎与《迷惘》发表的同一时期,奥地利社会学家莱希(W.Reich)在其关于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的分析中指出:“作为一种政治运动,法西斯主义不同于其他反动党派的地方在于,它是由群众产生和拥护的”。在此前后,德国社会学家曼海姆(K.Mannheim)在自己的研究中也认为,“法西斯主义是一种主要在情感领域有效的群体整合形式。不存在把这种情感流导入它能与理性、判断和责任行动通力合作的渠道的尝试”(《重建时代的人与社会:现代社会结构的研究》)。他们的研究与这部小说的题旨殊途同归,共同指向了对“群众”本质的剖析。这一主题在小说发表25年之后出版的《群众与权力》里,得到了延续和深化,沿着《迷惘》通过犀利洞察所掀开的人性困境的裂痕,卡内提越过现时代混沌的生存表象,将反思的触角伸向人类社会和历史的内核——权力。
  《群众与权力》显然不是一件派生物,即不是一位作家在文学书写的闲暇,对历史进行零碎地感受的结果。我乐于将之视为一部就权力本性作出理性沉思的寓言式作品。众所周知,权力就像盘旋在人类头顶的幽灵,无处不在地挤压人类的生活,或者借用福柯(M.Foucault)的说法,权力是“呈毛细血管状的,它不是从某个核心源泉中散发出来的,而是遍布于社会机体的每一细小部分和看似最细小的末端”。人类与权力的悖论关系在于,一方面,权力好似嵌入人类肌体的构件,作为一种必需参与了人类生命的循环;另一方面,权力又似乎是从人类天性中分泌出去的异质物,时刻消耗着人类生命的活力与潜能,双方充满了敌意的排斥甚至诋毁。这种悖论关系成为人类无法躲避的宿命。
  卡内提的独异性在于,他试图从“群众”的维度去揭示权力的本性,进而反过来深化他关于“群众”的研究。不妨说,《群众与权力》是卡内提数十年研究“群众”的结晶。此书的标题将“群众”与“权力”并置,意在将思绪往返于这两个极点之间,二者的丝缕联系即形成了卡内提论述的基本坐标。卡内提需要解决的是,在权力的繁衍过程中群众为之提供了什么样的基础?与此相应,在群众聚散的背后权力起到了什么作用?可以说,对权力与群众的共生关系的透辟观察,是这部著作的杰出贡献所在。
  倘若按照福柯所说,“权力”的概念从根本上说是空洞的,如同“皇帝的新衣”,那么“群众”的概念同样如此。可是,一旦当它们被纳入具体的历史,就会发挥无穷的“威力”。比如中国的“文革”,便是在具体历史场景中呈现“群众”与“权力”关系的绝好例证,那些在权力驱策下蠢蠢欲动的群众的相互践踏与攻讦,给华夏文化造成的创伤是惊人的(王绍光《理性与疯狂: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从最直接的方面来说,“群众”首先享有泯灭个性的特殊权力:当某一个体被裹挟进群众中间,他就立即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的可能,会不自觉地将自己投身到群众的整体意向之中。因为,溶入群众的首要条件就是消灭自我,经过不断的归并、类化,最后与其他人变得完全等同。对于个人而言,这种权力无疑是致命的。
  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卡内提,十分明了群众的盲从、疯狂、破坏欲等等特性,对人类文明、信仰与生存的摧残乃至毁灭。在卡内提看来,权力与群众的共生关系体现在:一方面,有形或无形的权力导致、扩大了个体的“群众化”,权力的指令如“螫刺”一般扎入群众的记忆深处,从而有效地控制群众的灵魂与行为;另一方面,群众构筑了权力之旗高高飘扬的“坚不可摧”的基石,群众的弱点滋养、纵容了权力的绝对化和蔓延。这一辨析让人想到阿伦特(H.Arendt)关于极权主义的论述:“极权主义运动是一种群众运动,它被现代大众认为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惟一适合自身的组织形式”,“极权主义用恐怖的强制,把人们压缩成群众,从而消灭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自由空间”(《极权主义的起源》。阿伦特指出的群众特性诸如“对于自己的死亡和他人的灭亡所表现出来的冷漠或漠不关心;对于抽象观念的过分嗜好;为能够逃避常识和日常性,不惜把自己的人生陷入到愚蠢的概念中去,并倾注了巨大的热情”等,也与卡内提的论述有契合之处。
  在更深层面上,卡内提所揭示的权力与群众的共生关系,映现了现代启蒙运动的悲剧性处境。历史证明,起初针对群众的蒙昧而兴起的启蒙(Enlightment)运动,在后来的发展中越来越充满悖谬色彩。恰如霍克海默、阿多诺在他们的“启蒙辩证法”中分析的,“人类为其权力的膨胀付出了他们在行使权力过程中不断异化的代价。启蒙对待万物,就像独裁者对待人”,“技术造就起来的大众时刻准备着投身到任意一种暴政当中”。现代法西斯主义就是如此,它使启蒙蜕变为一种神话,造成了启蒙的“自我毁灭”。在一定程度上,卡内提通过指出权力与群众在相互依赖中对人的钳制,寓言式地展示了启蒙的异化过程。
  而能够体现《群众与权力》的独异性的另一方面,即是其言述方式、理路上鲜明的寓言特征。可以看到,寓言写作正是现代德语文学的一个传统,卡夫卡、本雅明(W.Benjamin)、格拉斯(G.Grass)等人,都是偏爱这一方式的高手。正如本雅明所说,“寓言在思想之中一如废墟在物体之中”,借助于寓言这种方式,作家们能够更为直截地展示现代世界的本质和内在图景。寓言不仅是形式上的,而且也是主题上的。在此意义上,卡内提《群众与权力》的寓言写作,仍然是《迷惘》寓言写作在一个向度上的延续,《迷惘》结尾象征知识大厦的图书馆被付之一炬,其间所隐含的对人性桎梏的偏执反抗,更丰富地衍化为《群众与权力》里各种类型的“群众”劣根性的自我暴露。
  从表面上看,卡内提在剖析“群众”、“权力”、“宗教”、“幸存者”、“命令”、“转变”等关键概念时,所述的大多是原始部落、远古社会的情景。实际上不难看出,他的最终动机是对一代人刚刚历经的极权政治灾难的反思。作者在书中多次暗示:“千万不要以为一个20世纪的欧洲人已摆脱了野蛮和愚昧,与非洲君主相比,欧洲的专制者在方法上或许采用了更有效的措施,但目标和欲望则大同小异”。也就是,“‘阴暗时代’的新语境,原子弹事件和民族主义的形形色色冲动给予了卡内蒂以启示,使他看到暴力和死亡是与绝对权力共存的”(勒莫《阴暗时代的语言》)。在此,作者陈述的事件与他要论证的主题之间形成了张力。这恰好是这部著作寓言性质的表现之一。
  显而易见的是,卡内提即便在进行一种理性思考和阐释时,也没忘记发挥他作为小说家特有的优势。在整个论述过程中,卡内提采用箴言般的语势,同时调动了强大的叙事能力(在《群众与权力》里随处可见一些生动的叙事段落)及其寓言指向。这里如果把卡内提同与之经历仿佛的同代人比如曼海姆略作对照,可以对这部著作的上述特点看得更清楚:曼海姆在30年代同卡内提一样,因受法西斯迫害而流亡英国,他在自己的研究中试图建立一套反思社会结构的宏大体系;与之相反,卡内提不是一位追求体系化的研究者,他看重的是如何更有力地表达自己的直觉、洞察和领悟。这种差异不仅仅是风格意义上的。但这并不影响卡内提的论述可能抵达的深度。
  恰恰是寓言方式赋予了《群众与权力》罕见的穿透力。在这部著作中,充满了既依托又溢出文学语言的乐感和魅力。想想看,用“韵律”来提示群众的一种类型和状态,这一语词会给人什么样的感觉?它显然不只是听觉上的,也并非仅仅为了增强阅读的形象感。再比如,关于“火”作为群众象征,作者写道:“如果我们把火的这些特性综合起来加以考察,那么我们就会得到一副令人吃惊的画面:火到处都是一样的,它会迅速扩大;火会蔓延,它贪得无厌……火熄灭了;火就像它具有生命那样活动,火也被看作是具有生命的东西,所有这些特点都是群众的特点,很难对群众的特性作出更为精确地概括”。的确,要是不借助如此形象化的类比,我们很难获得关于群众特性的更清晰的认识。在这方面,最精彩的是作者对“权力的内在结构”的解剖:“捕获和吞并”是权力最具实质的动作,由此衍生出两个相关的部位——“手”和“牙齿”;其中,“手的真正伟大之处是它的耐性。手宁静的、缓慢的活动过程创造了我们在其中生活的世界”,“语辞和物体是惟一的统一体验的产物,正是手的表现的产物”,而“牙齿有两种明显的属性,这就是光滑和秩序,这两种属性已经进入权力的本质”。这些关于人类生理与权力本质同构性的精妙绝伦的论述,显示了令人感到惊讶的洞见,同时展现了寓言写作的潜在感染力。
  不过应该注意,一方面寓言写作把卡内提的个体体验带入了关于权力的整体反思中,另一方面他作出的反思绝非出自个人遭遇的怨愤,或者某种狭隘的政治理念。毋宁说卡内提的反思和判断是“超时代”的,他所要揭示的是深入人类骨髓的权力症候,这种症候普遍地存在于任何时代,因此他的论述锋芒直指权力的本性。同时,对于卡内提而言,他作为反思者自身并非超然于时代之外,而是主动置身其中、植根于时代内部进行思考的。借用一位中国当代诗人的表述就是:
    我们不是无辜的
    早已和镜子中的历史成为
    同谋,……
          ——北岛《同谋》
这种置身于时代之中的自觉,使卡内提对根深蒂固的“幸存者”意识保持了警惕:“幸存者”从死亡线上归来,常常会滋生“英雄”般的幻觉,以至于他们不时需要受难者的感受,来维持甚至刺激他们提前进入历史的冲动。
  无庸讳言,随着现时代科技的迅猛发展和个性化吁求的激增,一种新的“群众”正在显形,这种新型“群众”与权力的关系,正对人的精神、信仰产生毁灭性作用。倘若确如哲人所说,现时代已经进入世界的午夜,那么作家、诗人的意义究竟应该是怎样的?尽管阿多诺宣称,“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可耻的”,但正如卡内提指出,“从一个作家的立场出发,这个世界已经崩溃了。只有拿出勇气,揭示这个正在崩溃的世界,才可能反映出它的真实面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必须写一部无法理解的、混乱的书,恰恰相反,人们必须以最严格的韧性去发现那些极端的个体,并把他们有区别地一个个排列起来,正如这个世界确实是由他们所组成的那样”。他在另一场合谈到了诗人的三重责任:“奉献于他的时代”、“概述他的时代”、“起而反对他的时代”,他认为现时代的黑暗迫使一个人“属于他自己的时代而又反对他自己的时代”,诗人除了担当“变形守望者”角色外,别无它途(《在赫尔曼·布洛赫50寿辰上的演说》)。
  是的,写作者的权力何在呢?现代作家中有一位令卡内提敬重的先驱和榜样——卡夫卡,在卡内提看来,他的“生活和事业意味着对权力的放弃”。而这也正是写作者的权力。


(《群众与权力》,埃利亚斯·卡内提著,冯文光、刘敏、张毅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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