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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君:性别角色的错位与力不从心的承当——河南诗人近期创作扫描之五 (阅读4124次)



田君:性别角色的错位与力不从心的承当
——河南诗人近期创作扫描之五
李少咏

我一向骄傲于面对当代诗人及其作品时艺术直觉的犀利与敏感,没有想到在田君和他的诗歌面前,却反复摇摆了很久很久。
闭上眼睛,面前是一位纯粹而又有点腼腆的青纯女孩子。知觉告诉我,这就是诗人的田君。
然而我却认识田君,我知道那是一位身材虽不伟岸却相当挺拔,虽只是一介清寒书生却有一股本真的汉子气的年轻男人。
于是,内心便始终处于两种声音的激烈搏战之中。
“这个是真正的田君,温柔旖旎,风情万种的纯情歌手!”
“不,这一位才是,气吞云霓,作啸成风的诗歌战士!”
搏战,冲杀,冲杀,搏战,石飞沙走,云暗天低,涛汹波涌,汉子垂眉,鸟雀敛翅,虎豹噤声。
终于,我恍然而悟,两个都是田君。之所以有不同的两种形象出现,是因为,本质上,田君是一位精神心理上具有很奇特很深刻的女性气质的男性诗人。也许他已经隐隐约约地意识到了自己身上这种过于浓郁的女性气质,又以之为羞甚至为辱,于是 便竭尽全力想要摆脱它们,超越它们,这样就使得他的创作成为了一种想象中的欲望之旅。而他的整个创作的缘起,可以说正是对于自己身上潜在的但却十分强烈的女性化气质的恐惧与逃避。由于这种对于性别角色错位的内在精神恐惧,他在创作过程中有意无意地采取了一种极端的做法,开始尝试一种力不从心的承当。也就是说,他要不避困难艰辛,以自己的弱小之躯,借助超人的意志与想象力,掮起世俗的、道义的,甚至是社会政治的千均大山。

在近年来的创作过程中,田君选择最多的字眼,尤其是那些被他用来作为诗歌的标题或者意象核心词的字眼,几乎无一例外的是那种包含有某种“巨大”、“崇高、”“神圣”、“沉实”、“厚重”意味的字眼。
给人留下最深印象,或者说在田君近年诗歌创作中占据最为引人注目的位置的意象,是能够让所有的华夏儿女在念想起来时激动、心跳、自豪骄傲以至热血沸腾的“黄河”、“长江”。
在即将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的《田君诗选》当中,以“黄河”、“长江这两个意象为核心或者与这两个意象有着内在外在或者紧密或者疏散的关联的诗作占据着全书相当大的比重。仅组诗就有《住在长江的隔壁》、《国脉》、《祖国之诗》等,还有组诗《月亏月盈》中<的1999 年12月3日夜  河南郑州花园口》、《水事》、《不断的水声》等等。
正像全体华夏子民都知道的,无论是黄河也好,长江也罢在所有我们这些炎黄子孙的心目中,她们早已不再仅仅只是两条横贯祖国大地的自然的河流,而是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与我们的一些潜在的而又非常深刻的精神情感紧密关联的两个巨大的象征或者隐喻。在哪怕是最普泛的意义层面上,她们也象征着中华民族生命血脉与精神寄托之所在,投射着中华民族集体的有时也是每一个生命个体的理想、希望、担忧、抱负、宇宙观和价值观。无论神圣还是崇高,奔放还是沉厚,坚忍还是超脱,所有这些东西或者说意味,她们都天然具备。不仅如此,她们还在某种意义上象征着人类自走出了蒙昧时代以来就始终梦寐以求的对于永恒与再生的渴望。
同时,这也是诗人田君从个体生命存在出发对于生命之悟、民族心灵之悟的灵性化和艺术化的展现。在《惜江》中,诗人像一个天真未凿的孩子,深情吟咏着对于长江母亲的渴望、梦想还有对于自己力有不逮的隐隐的忧伤与遗憾:
……我需要水的浸濡
我需要水漫上我的心头。我需要一个嘴唇
江水或雨水今天都是母乳。我需要抓住你的手
我需要把水含住……

……
水已没膝,水已至胸。此时的水恰好贴近我心的位置
水啊!你是否听到了我心的狂跳?
那里面的你早已经波涛汹涌!管涌、溃堤随时都有可能发生
其实我早知道:我心里的库容很小,装不下这条江
装不下你的全部……

“装不下你的全部”,是因为我“缺少大海的豪情、勇气和胸襟”。也正由于此,最后“上岸的注定是我,伤感的注定是我”。
是的,诗人田君已经看到了,或者说已经感受到了他作为一个人类个体的命运的前定。他也不无伤感地觉察到了:他无力在现实中依靠自己肉身的力量改变这一切,就像他也天然明白他无法通过自己的身体改变自己生为男人的自然性别一样。不管他有多么强健的肉体和天生蛮力,哪怕如西楚霸王项羽一样有过顶之力也不行。
这里实际上已经触及了一个千古不移的人生的或者哲学的命题:精神欲望的无限性和肉体生命存在的有限性,是纠缠于人类意识之中的一对永远的矛盾,无论庸人、凡人还是伟人,概莫能外。
然而,无力改变并不意味着不想改变,事实有时甚至会正好相反。在今天这个对于真正的精神创造者诗人的存在来说仍然显得严苛的时代,诗人的身体已经孱弱到了杨黎所谓必须借助一些令人生疑的花花绿绿的丸药来增强自信的地步,而其政治、经济地位也一样变得像遍布一些城市的偏僻小巷以及水泥管、电线杆、公共厕所的外墙内壁的关于治疗人类身体某一方面机能退化的粗陋广告一样可疑,以至与逼得个别诗人变成了精神变态狂,喊出了自虐式的“饿死诗人”的口号。可贵的是,也就在这样严酷的生存环境中,我们的一些诗人反而更加被激发起了内心反叛意识的觉醒,他们更加认真思考自己的使命甚至有时到了有一些偏执的地步,他们忘记了自身的肉体的孱弱与社会政治经济地位的低下,奋而掮起了在权威及其严苛的规约限制的夹缝中创造一片美好的桃源乐土的神圣使命。这时候,他们已经在想象中把自己装扮成为了力大无穷法力无边魅力无限完全能够作到心想事成的自由之神、创造之神和解放之神。诗人田君,就是这样的诗人中的一员。长江、黄河之外,他在这几年的创作中还选用了更多的带有前文所说那种巨伟、神圣、崇高、沉实、厚重意味的事物或者仅仅是词语作为核心意象入诗。打开他的作品集,诸如“祖国”、“河南”、“四川”、“长城”“广州”、“上海”、“武汉”等指称性地域名词和“中国名街”、“”中国书法”、“中国象棋”、“中国铁路”、“方言”等更带有较深刻的象征意义的语词总是会扑面而来。而所有这些,具体到田君个人创作的实际情形来看,又仍然可以归结为这样一点,那就是,它们依然是诗人内心的焦虑与恐惧的产物。正因为有着巨大的恐惧与深刻的焦虑,才促使诗人在内心深处生发出了无边的承当一切的幻想。

读田君的这些诗歌作品,我总是会不由自主地想起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对于中国诗人尤其是年轻的中国诗人来说,那个年代可以说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黄金时代。不仅仅是因为诗人们受到了全社会有如伟大的唐代和优雅的宋朝一样的礼遇与尊重,也不仅仅是因为诗人创作的空间空前辽阔精神空前自由,还因为在那个时代,诗人的思考、幻想以及勇敢的担当在人们看来都是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谁也不会有力不从心的感觉。
那时的诗人们也有对现实的焦虑与不安,但他们更容易找到宣泄的渠道与出口。那是一个思考的时代,全社会,最起码是所有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在以各自的方式思考着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而且,几乎是不约而同地,他们都找到了从祖国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中寻找强国强族的灵丹妙药的终南捷径。杨炼从远古的半坡遗址、出土陶罐、周易经文一直写到敦煌文物、西藏宗教文化风俗,试图从历史的“元素”中发掘出传统与今天的内在联系因素,并以艺术的形式使传统固化为一种具有“永远的现在时”特征的文化表象;江河则试图通过对于古代神话的艺术性重释,探寻到一条重建民族自尊的有效途径;石光华、欧阳江河、廖亦武们作为相对更年轻的一代,又在他们探索与创新的基础上,进一步作出了超越的努力。他们有鉴于杨炼、江河们常常为历史表象或者历史遗存所拘囿的尴尬,并且从古老的东方智慧和现代“全息宇宙生物律”中获得了启示,从而剑走偏锋,撇开对于传统道德、观念也即是文化遗存的思想内容的批判,而进入到对于中国人特定的情感结构、语言结构、思维结构的追寻、探索与辨析之中,力图“在一弯月亮、一脉清风、一片青草、一声蝉鸣中,感受和发现无限与永恒”(石光华语)。
在这样的历史观与文学观的影响与制约下,沉实而厚重的历史事象纷纷化成了奇妙的象征或者隐喻,共时态地出现在一个个艺术平台上。一种有别于传统诗歌的矢量化结构方式的新的诗歌文本出现在我们的视界中。这种特殊的文本轻而易举地实现了将不确定性的和转瞬即逝的飘逝存在加以形式化,将存在的意义转化成为了可领悟的话语符号,从而使有限与无限、静止与运动、时间与空间、欲望与规约、战争与和平、爱与恨、生与死等诸多宇宙基本矛盾奇妙地统一起来趋向合二而一的极致,也在一定程度上使文本的写作和阅读成为了人的生命诗性的尺度,让人们在写作与阅读的过程中体验到了生命存在的诗性意义。一代诗人的这一追求,恰好暗合了风行于八十年代的新历史主义“用一种文化系统的共时性文本代替一种独立存在的……历时性文本”的文本理论,诗人对于国家、民族命运的承当和对于艺术创新理想的追求也由此得到了真正意义上的落实。
反观田君的诗歌创作,客观地说,其精神血脉上有许多地方与八十年代诗歌创作隐然暗合。尤其是那一份承当的勇气与坚忍的努力,更是让人不由自主地肃然起敬。然而敬佩之余,我们也不能不略带遗憾地说,田君生错了时代。由于时代环境的变迁,他与历史和现实对话的努力缺少了时代精神的有力支撑,因而显得空茫而虚飘,透出一份明显的力不从心。
正如我们前文所说,是因为对于自身精神心理中潜藏着的女性气质的恐惧与焦虑,田君选择了如今这种思考与写作的特殊方式,或者说他要以这样的方式来实现对于生命存在的承当。因此,他在创作过程中的全部努力,都指向一个恒定的目标,就是通过对于诗歌意象的特殊的选择与营造,在意念和想象中改变时代和命运的前定。
华兹华斯说过:当一个自我被摧毁之后,你唯一能做的就是用同样易碎的(易受伤害的、脆弱的存在)材料创造另一个自我。面对危机时刻,任何一种对于外在确定性的求助,不管它是宗教、律法还是历史,都是对好不容易赢得的个体独立性的背叛。田君的问题恰恰也就在于,他这时候忘记了或者说忽略了对于他的创作来说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这个时代诗人的身份地位与现实处境,同时又热中于求助一些外力完成自己的欲望之旅。本质上说,制约诗人创作的根本因素,是他所处身其中的社会人们全部的感情与思想、信仰与经验的复杂情形。忽略了这一点,诗人的创作就有可能失去基本的现实立足点,而成为一种缺乏事物与文字之间的有机联系的纯粹主观臆想的诗歌。

其实,田君还是有值得他骄傲的地方的。正如俗语所说:失之东隅,得之桑榆。又如西谚所云:条条大路通罗马。虽然选择了一份力不从心的承当,但由于尽心竭智的努力,加上天性中那份他避之惟恐不及的女性气质的内在影响,他还是使自己的创作走出了一条奇特的通往耶路撒冷之路。
诚如古人所言,窘困出诗人。对于性别角色错位的焦虑和对于勇毅承当的力不从心郁结成为诗人内心的巨大压抑,这种巨大的压抑反过来又促使诗人把生活中那些令人不快的事物从意识世界中放逐到其他心灵领域,从而于无意之中促成了作品的奇特张力。具体地说,这种张力来自诗人对于崇高、神圣的事物的承当的期待。这期待因其自身特殊的有限性特质而显示出虚玄神秘的意味,成为一种超验的虚拟背景。正因为有了这样一个虚悬神秘的背景,诗人自我生命存在才显示出了无限的丰富性与可能性。
诗人对于自我生命存在的无限的丰富性与可能性的表现,同样倚赖于他所要逃避甚至要消除的周围精神心理中的女性气质。这种女性气质透射到诗人的创作过程中,表现为一种我称之为“举重若轻”的行文特征。比如在《砖头记  长城长》一诗当中,诗人要表现向来被我们认为具有坚凝、厚重、神圣、崇高等意味的长城,却不从它的坚实厚重入手,而是避实击虚,或者说避重就轻,选择了砖头这个再平凡渺小不过的事物作为观察点与切入点。
……
脸色铁青的砖头啊  是谁将泥土点化成你
作为泥土坚强的一面
你承接了一个民族全部的懦弱、保守、耐劳和宽容
官窑时,为的是筑城造屋
私窑时,为的还是造屋筑城
……

砖无辜   砖有幸
长城再长也挣不开始、脱不开终
而在长城之外  砖却永无终极
那一脉相承的性格、结构、、情感和命

挂过酒幡茶幌  也筑过柳巷青楼
进过豪门  入过深宅  探过闺房  逛过寺庙
红火在街头巷陌  停泊在老百姓的心头
一部完整、空泛、塌实、向上的建筑史
在水中深  在泥中活  在火中热
……
这才是最本真的田君,对于人类生命意识、人类灵魂和人类命运的关注,最终还是落实到了对于自己所处身其中的生活现实和心理现实的局部细部的捕捉与把握上。伟大的、神圣的、坚实沉凝的中国长城不见了,被诗人拆解成为一块一块原生状态的砖头,这样一来,反而更加切实地逼近了我们生命存在的原始本相,逼近了我们这个理性的,同时又是琐碎的,冷漠的,同时又是焦灼的时代的精神深层。
长城是这样,黄河、长江、祖国、河南、中国象棋、中国书法以至于方言、名街也都是这样。力不从心的承当中生出无奈,而这份无奈经过诗人潜藏与精神血脉中的优雅女性气质的浸润与濡染,便化成了诗意葱茏的美丽意象。当田君把自己的一组爱情诗腼腆忸怩地放在诗集的最后时,不知道他有没有想过,他已经得到过这一组诗歌中体现出来的某种精神气质的多少赐予。而正是这样一笔无形的精神财富,让田君的创作虽然走着一条力不从心的承当之路,仍然显示出了与众不同因而一样引人注目的特征。

                                                 2003年 2 月14日凌晨于河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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