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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诗的发展问题和第三代诗人的界定(诗论) (阅读7045次)



          现代诗的发展问题和第三代诗人的界定

                          ●杨春光


  随着我国诗歌历史的嬗变和改革开放视野的审美观念的发展,现代文化和现代诗开始受到普遍关注。现代诗从二、三十年代从西方进入我国萌芽以来,到七十年代再度从西方打入我国文学领域并广泛发展起来,到了八十年代末叶才真正进入了成熟的大潮期。

  这就是说,现代诗不是没有根由就产生的,也不是哪个人随便就从从社会人文历史中排除掉的。正因为它是现代的而不是传统的,它才唯有将来的。它是一种人文历史现象,一种文化介入和人类主体思想重要部分,一种代意识的强烈更替和发展。承认不承认现代诗,现代诗也业已完全砸粹了传统的锁链,在使传统诗的美学结构上也发生了“适者生存”的变化。这是不言而喻的。

  现在需要再一次重申的是:什么叫现代诗呢?现代诗就是受西方文明现代意识和统随我国改革开放趋势而形成的以人为主体并向人的内心倾斜、趋进、散发、挖掘的现代意识、现代审美方法、现代价值观念的探索诗、实验诗、先锋诗以及新型流派主义诗。换句话说,凡具有现代意识、现代生活审美观念和新的人际价值尺度的改革、开放型的诗都统称为中国现代诗歌,是与中国传统美学、传统观念、传统诗歌根本相对立的产物,是必须与传统认识态度彻底决裂的具有人类共同(世界性)的最高的生命意识观照的现代主义和现代方法之诗歌。有人也习惯上称为朦胧诗,这是对愚昧而言的一种最省力的解释,其在学术上是不伦不类而讲不通的,只能把它当作现代诗的绰号而已。

  现代诗的历史很复杂。现代诗产生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西方文明社会走向高度发展时期。为了适应电子时代和大工业机器迅速运转、更替的需求以及应变,现代文学中的现代诗应运而生,并从尼采开始宣布“上帝已死”,从波特莱尔的沉郁气势、愁苦精神和病态情绪的“恶之花”抗争中,进入了艾略特艺术“荒原”的大探索。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摧毁了西方人的旧有的信仰,尤其与此的现代工业文明给战后社会现实带来的日益加剧的异化,使西方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强烈不满,于是他们提出了张扬个性和一切价值重估的发难,在这个基础上,现代诗人们纷纷建立起了现代诗歌诸种流派(这里不及赘述),为了整个世界新宇宙文化开拓了久聚不散的云雾空间。这种现象的空间广度和阳光辐射,到了二十年代中期才传入封闭的中国,并以并未得到意象派真传的胡适先生抛砖,引玉出以李金发和戴望舒为代表的法国象征派对中国新诗的实际影响。而在当时李(金发)学象征并不成功,他的文辞拗口和文白夹杂的语言功能严重地疏离了法国象征派的那种讲究肌理丰实、音韵、色调、节奏、意象等总体象征的严密结构艺术效果。而只有三十年代的戴望舒才在各个方面即从色彩、音乐、通感、色调、直觉、象征等诸种深沉抑郁的情绪在诗里得到了完美的体现。三十年代诗人浪漫派向象征派的转变中,卞之琳也是很有成就的中坚诗人,其次则有徐志摩、何其芳、施蛰存等。三十年代的现代诗虽然没有占有文学的主导地位,但在文学史上应占有一席先锋之地。这以后是一个漫长的空位。只有到了七十年代末,仿佛突然之间 ,我们新一代的年轻诗人仿佛一夜之间就脱掉了封闭式的传统外衣,换上了迎接新黎明的衣著,并向外部世界探求和开放:政治时代结束了,封闭结束了;经济时代开始了,开放开始了。抓住这个机缘,以黄翔、食指、芒克、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杨炼、哑默、多多为代表的第二代开放型或朦胧诗人们进行了适应性的新选择和在适应程度上的新挑战——打破沉寂的“自我”,在精神上叛逆和自我超越——高扬人道主义——对传统观念进行反动,而在艺术上大胆探索,完全自觉地把西方现代派手法借鉴于中国新时期“伤痕文学”的一个最先锋主力部分的新诗(现代诗)创作之中,形成了独具一格而又影响深重的诗歌诸种流派和团体,并在文学史上使中国现代诗第一次走上了主导地位,也从此打开了文学多元化的大门。然而,这个时期的现代诗还只是忧患意识的变种,现代诗还没有形成真正的主体意识即生命意识。可以大致划分说,从一九七八年以黄翔为代表的民主墙启蒙现代诗运动为开始,到八十年代初朦胧诗高潮为中转,直至一九八六年“两报”诗歌流派大展为结束,从此,以黄翔为代表的民主墙启蒙现代诗被埋没下来,而朦胧诗人群却以自己几个高度的典型代表人物的鼎盛和这之后(1985、1986年的大量群体的蜂拥而入)新诗人的庞杂加入而走进底谷。这就是前朦胧诗人的前锋退位和后朦胧诗人(1985、1986年大量加入其中的新诗人从失败中觉悟和成熟起来的后诗人群)的从后卫又打到了前锋的承上启下时期,逐成了从1985年开始的第三代新诗潮运动,亦即他们有别于第二代诗人(前朦胧诗人)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们经过社会渐进的改革和对诗文化的总体经验反思以至觉悟,他们勇敢地、旗帜鲜明地挑起了生命意识的大旗,在重估了一切价值的基础上,建构了一系列本体价值体系。他们盲目地抛弃了朦胧诗的观照社会变化的自我超越,他们这一次毫不客气地张扬反文化、反崇高、反英雄的口号,自认为自我就是我的上帝,把自我实现的价值观的价值趋向指向诗的个体艺术,而不再相信传统狭隘的集体和与之相关的文化、宗教以及政治,由此而导致八八年形成的第三代先锋诗人(一部分先锋诗人甚至宣布脱离第三代而独立),如周伦佑、蓝马、李亚伟、石光华、廖亦武、万夏、欧阳江河、于坚、翟永明、韩东、杨黎、唐亚平、林雪、阿吾、南野、尚仲敏、柏桦、孟浪、丁当、默默、郁郁、陈东东、宋琳、海男、车前子、周亚平、林珂、小君、马莉、伊蕾、陆忆敏等人。这个年头的前后,现代诗在中国最终以本体价值体系的本体意识确立,相当成功地形成了再不可能从根本上取消本体的总体趋势,而且从根本上影响和左右了未来新诗人的创作意识、创作方法上的大趋势的创作道路。尽管一九八九年年底,先锋诗人开始销声匿迹了,并且“第三代”作为一种习惯上的界定也沉寂了,但这只能是因为社会的特殊历史原因造成的形势上的暂时沉落,而作为先锋诗发韧的现代诗或者说后现代诗的本体建构仍在实质上威严屹立着、发泛着、深入着,特别是我们看到它在一九八八年之间和其后新加入的新诗人的卓有成效的创作中发展着、推动着,甚至创新和突破着,并在思想体系上将有可能的时候加以新醒的完善或更系统地进行新的总结和提高。如杨春光、梁晓明、岩鹰、伊沙、叶舟、郑单衣、莫非、聂沛、非亚、肖沉、海上、张维、何拜伦、钢克、瓦兰、谢崇明、袁勇、森子、高柳、雷默、黄凡、陈德胜、大解、邱华栋、李轻松、贾薇、周凤鸣、晓音、兰兰、惠子等人。因此说,中国现代诗(包括萌芽的后现代诗在内)的未来发展史肯定是非常可观的,我们有理由依稀可见那种价值趋向无限的海岸线!

  关于第三代诗人,这里有必要赘述几句。由于上述已经说明了第三代诗人形成的历史环境,这里只就一般概念加以澄清。所谓第三代诗人,这是只就诗人生成代的划分,而不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第三代人。社会学意义上的第三代人是我们这里所说的诗人第二代,而社会意义上的第四代人同我们这里所说的第三代诗人有着相同的年龄、社会经历和社会认识价值。我们所说的诗人生成代是这样的:第一代诗人一般是指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郭沫若、李金发、戴望舒、艾青、藏克家等老一代,其革命的浪漫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是他们的主流,可谓政治诗;第二代诗人一般是指一九七八年以后思想解放运动以来新崛起的以朦胧诗为主的现代诗人,如黄翔、食指、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杨炼以及叶文福等人,其主导思想是忧患意识和批判传统的专制主义精神,亦即政治文化抒情诗;而第三代诗人则是从以上前朦胧诗人中分离出来的后朦胧诗人,又称“新生代”,这批诗人是在82年以后“打倒北岛”的呼声中独立和形成起来的;他们在方式方法上是受其前朦胧诗人的严重影响而又更多地借鉴了欧美的后现代主义,他们人物众多、流派纷呈、各种旗帜铺天盖地,他们往往以集团利益的群体出发尔后又反代、反集团,或努力在个体上趋于成熟后的独立和孤独,或游离于一切社会、文化意义,但他们的统一大旗一直是生命意识即强烈树立个体的趋于完全向内转的本体价值建构文学,是从反民族传统劣根性开始的深层次反文化的泛文学本体思想,是较之前朦胧诗人更加现代意识的本体论上的诗歌革命运动。他们开始以“后文化实验诗”进行实验、反叛,尔后牢固确立了终极生命边缘实验诗歌立场和态度,即先锋诗歌,因此他们是前卫诗人。他们之中的代表人物众多也就泯灭了典型人物的光辉。其实发动这场运动的领潮人应该是非非主义的领导人周伦佑、蓝马、杨黎、刘涛和大学生诗派的“他们”如于坚、韩东等以及美国的严力、北京的西川、莽汉主义李亚伟、整体主义宋榘、宋炜、吉林的郭力家、邵椰、黑龙江的朱凌波、宋词、上海的“城市诗”、“海上诗派”、新军旅诗派的杨春光以及湖北的后现代主义等人,还有以杨然为代表的现代现实主义的一批具有社会实力的新生代。尤其重要的是,“第三代”中产生了自己的强有力的“职业”批评家和理论家,他们是唐晓渡、王家新、程光炜、杨远宏、陈超、周伦佑、蓝马、石光华、肖开愚、巴铁、尚仲敏、雪迪、岛子、沈天鸿、杨春光、南野、严力、燎原、李震、朱凌波、邱正伦、沈奇、孙基林、左春和等人。这些代言人是“第三代”只所以确立的主要原因。

  关于第三代诗人,有些悖论和模糊不清的多种异义还不止这些。有些人不承认第三代或者不知怎样承认第三代,甚至由于界定不清而对第三代莫明其妙地反感透顶,并以诸多方面攻击第三代,把第三代说得一无是处。那么,怎样界定第三代呢?以上我们把社会意义系统的代划分和作为文学意义系统的代划分已经做到了原则的区别,不应再混同一潭。而在诗歌代的划分上也还必须从参照社会意义方面的代的两重属性开始而明确诗歌上的第三代,从年龄因素亦即自然属性上我们看到:第三代诗人只所以被看作是一代诗人,首先就因为他们有大致相同的年龄:以一九八七年为水分岭,那么我们看到第三代诗人大致都是三十五岁以下的年轻人,而中坚者多数是十八、十九、二十一、二岁的在校大中学生和刚毕业或者刚刚开始社会工作的以及相当多的待业、职业的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社会文学青年。这种一致的相仿年龄就是这一代诗人的共时性。这是基本的前提。但诚然地说,这一代诗人之所以成为一代诗人而同其他代诗人相区别,主要的还不在于这种年龄上的基本特征,而在于他们社会特质(也就是文学特质)的共有性(社会特征——文学观念的基本一致和参与社会意识的基本相同)。第三代诗人除了他们自然属性的共时性之外,最主要的是他们都有完全新思维的在改革开放中的全新社会参与意识,他们不像舒婷一代诗人那样承上起下时代的社会属性,他们的能动的整个社会参与活动都在改革开放以后,他们对旧时代具有记忆或记忆模糊或再年轻一点的根本没有经历过,他们戴上红卫兵袖章不久就摘下来了或者全凭回忆和听别人讲起也没有质的印象和主义,因此他们的主要任务不是批判旧世界而是如何确立新世界。他们把新的希望建立在个体意识上,他们把舒婷他们还没有完全接受、张扬的生命意识大旗高高举了起来,从而建构了本体诗歌意识。这样,第三代诗人与第二代诗人的年龄的差异也带来了关键性的社会差异,也就是说,通过以上自然属性的区别而规定了他们与他们之间的社会属性区别,即规定了不同代诗人成长并活动于其中的时代和环境——特定的时空性。在这种特定的时代和环境下,我们才把舒婷以后的中国有史以来最大一批新朦胧诗人看作是(规划为)具有一定社会特质的和文学意识特质的代人群,即称为第三代诗人。而有人想把先锋诗人从第三代中独立出来,这是可能承认的,也是先锋诗人积极努力前卫的表现,但是先锋诗人能代表第三代诗人而不能涵盖第三代诗人,而第三代诗人却能涵盖先锋诗人,因为,先锋诗人是第三代诗人的先锋部队,是第三代诗潮中的主流;没有先锋诗人的代表性也就没有第三代诗人鲜明的社会特质和集聚的主导先锋意识。每一代诗人中都有先锋诗人,但并不是每一代诗人中都是先锋诗人占主流,比如第一代诗人中的戴望舒等现代派诗人就没有占其主流地位。另一个问题是,有时时代的根本变更已经使社会意义上的代发生了变更,而文学上的代还不是显然地变化,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从此以后参与主要社会活动的人将是第二代人,而文学意义上的第二代诗人却没有因此而产生,即使建国后的诗人与建国前的诗人有些个别的差异,但这也是一种生活环境的差异而不是社会意识上、文学观念上的根本差异:因为建国前后的诗人在创作主体上仍是革命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原则没有变,因此尽管在自然属性上的差异也可忽略不计。这就是代的划分的严格性。如此说来,第三代诗人的划分也应该是严格的。而第四代诗人如何划分出来,这将不是主要地去看共时性阶段,而将主要地去看社会属性是否形成——目前看来还没有这种机缘和特质可以独立地明确从第三代诗人中划分出来,但第四代诗人(目前被称为语言新诗人的那一部分)已有一些语言艺术上的独特征候,可在趋于分离和正在逐步确立的独特精神实质上还远远不够——将来的第四代诗人将是诗歌本体论上的更纯粹的诗人的形式,他们将比第三代诗人更纯净、更真诚、更精锐,将是绝对孤独和完全的独立的,并将使诗歌语言的本体臻于完备以致形成独特的、而且运用自如的诗人生活方式和艺术实验方式。将来的第四代主要标志是不光反深层文化的历史结构,而且还要反平面文化的政治结构。这才是出路。

  这就是我对现代诗发展问题和第三代诗人界定的基本看法。中国诗歌,特别是现代诗歌的发展之研究理论将日益遵循着本土化上的本体思想方向突进和奋发,将站在世界学术之巅上,开拓出中国诗人自己的新视野和新理论。


                    1991年11月8日于盘锦终极地。

  后记:这是杨春光同志在主编《中国第三代诗人诗丛》过程中遇到的诸多诗友对“现代诗”和“第三代”的界定的种种疑问和质难而急就专写的一篇短文,以作复理论学术问题的基本看法和解释;以后他将在《中国第三代诗人诗丛》三本大型丛书的总序中对第三代诗人问题专门系统地论述,在此敬告,以拔冗后议是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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