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评论家专栏 管理入口 作者信箱 留言板>>


 
◎ 第三代:终极生命诗的最后体验 (阅读5218次)




                        前言:最初的审判

    被称为二次变构的后朦胧诗人群,他们不再像北岛一样指控上帝了;上帝连同魔鬼已死,唯一剩下的是孤苦的人自己。这是二十世纪末中国第三代诗人所面临的别无选择:自我就是上帝,除了自我就只能与自我为敌!他们再没有前文化人的那种白日梦了,他们的生成与幻灭都与北岛们失去了对称点,一大片浑浊和悬置的精神事实是种族人的传统文化的禁锢模式,再加之现代技术与自然的人为交媾,而人与自然又不能同日所语的现实,仅仅依靠物质愤怒的药物来镇静和医治东方人自己绝无可能了。先觉人在沉沦与再升的宇宙大揩上写满了绝望与困惑,也几乎在疯子的谵言中听出了先知的启示录:必须独立地为自己创造价值,为不再成为新时代的牺牲品,其自我就是自我的立法者!于是,在古老东方的对外开放的审判台上,第三代诗人自己充当被告并指控自己,审判东方的传统文化,准备历尽更多的变难,挑起了生命意识的大旗,籍此而发动了独立于北岛的第二次浪潮的后新诗潮运动。


                        第一步:低级阶段

    生命意识,这个并非新世纪的早产儿,却于中国赎罪至今。迄今为止,它在远处迎候我们的时候之所以受难,是因为对封建文化皈依本身为它制造的最大困境源,因此意义,人文主义揭开了文化诗的序幕,以终极生命体验为出发点的文化实验诗应运而生——
    
    其一,诗歌开始强化文化,出现了空前未有的文化自觉。上帝死了,并不很惨,悲惨的是人将如何独立承担人类的共同命运、处境和苦难。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人是人自己的精神赤子以外,再不就是充当文化的忠实殉道者。传统文化虽然也讲人,但那是人所归属的团体的总体的人,所以人的个体价值渺茫无期甚至白色真空。第三代诗人则在于从这个文化的来路上找回被遗弃在荒野的个体意识的精灵并加以强化。他们同北岛们强化的“个中人”英雄意识完全背道而驰、殊不同质。他们重视的即是千千万万普通个人的行为而不是个别杰出人物。他们张扬、回归、强化人,他们深刻批判和抗义传统文化对人性的粗暴强奸和罪恶吞噬,建立建全以争取人权、人性为中心的有关人的类文化,使之人成为有自己评价意义上的真正有人性的人。
在强化文化背景、强化潜意识和集体无意识创作等诸方面,首先做出反拨的是在杨炼影响下的一批新生代寻根派实验诗群,他们回归人类原生态和古前甚至史前文化,企图找回民族人自己的真正文化精神和生命野性意识。异军实起的川军以石光华、廖亦武的整体主义、新传统主义为领衔开始对传统政治诗进行正面反叛,并承接历代史诗大师们的经验及其所蓄的豪气,即从整体的人文主义关怀着手,从而带来了直接向生命存在开放、向人本主体趋近和生命存在开发的可能性,并基于对旧势力的破坏和对自身所投处及其所安生立命的东方劣根文化进行了无情审判,缓接了对历史篇章的再度反思过程。这以后庞杂大面积的文化实验诗人从校园、工厂、农村接踵而来,出现了生命意识广博富源的向着主体文化全方位散发的探险进军和处于支配力量的文化自觉新局面。
    
    其二,强化语言,形成了跟着感觉走的新局面。生命意识的觉醒改变了一种感受方式,也就发现了表达方式的陈旧,因此强化语言,诗人才能通过语言使自己和别人换一种谈话方式,多一种独特的思考事物真蒂的理由。第三代诗人根据这一理想国度中的逐步健全的法则和法律,通过诗的语言来迎接日常化的、非规范化的和散文式的语体,进而把自我提升到相对真理的立场上,充当社会和自然的赋有相对权威的高级法官,进而使诗的语言成为沟通内心世界与一个超个体的整体世界的媒介。诗的王国本身具有一种超验性,而诗的语言又有一种独特的本质:即它只关涉它自身的存在,它只揭示外在无法观照的富有神奇成果的奥秘,从而起于自身而又实现其自身,使其自身逃离生产力发展一定阶段上与之自身活动结果的异化。这就是诗的语言使命:它使一个新的世界重新立体起来了,具有意义地使人在这个世界里自由居住。这正如海德格尔所说,语言是存在的家屋。把语言的工具转变为语言的生命意识,促成和保证了诗歌语言高度自觉的创作态度。这是令人自豪和颤动的、也令几代诗宗大师们都所期许的崇高意义。
    
    由此,第三代诗人大量跟着感觉走,似乎感觉才是语言的自由女神,运用感觉才能完成和实现诗人终极生命意识的目的及其快感。诗的语言不是蛰伏于人身上的皮肤而是流动在心里的血液,它表达的不是整体结构的墙壁而是使所有事物发光的那个东西结构的顶峰,是赋予人性坚实风格的弹性和电。本体论上的诗歌革命首先是诗的感性的审美解放,此后理性的桎梏就自然被狠狠地砸烂在地上了。造就诗人的不再是说教了,当然也不再是理性的智性,而是靠热忱的感觉、冲动和冷静的悟性。感觉是诗的第一器官,是人生命的内在感官,是本质的有生命的东西,是一种魔幻的超功利(政治依附性)、超逻辑(工具理科性)、超时间(计算思维性)的审美新思维。感觉凭借语言中超乎词语之上的韵律、联想、含蓄、反讽、调侃、陈述、白描、通感、变形等手法去扩大语言意义,从而使诗的语言活动保证了人类艺术成为一种自在自为的、永恒的、自我规定的非连续活动。第三代诗人运用语言的内在张力和感觉的强化,使之奇妙异常的意象则呼之日出烈烈、吸之云去灰灰、离之鸟香缕缕、听之胴体澎湃。他们把这个经验现实世界中的事态强化了或者否弃了,引爆了全新的前所未有的情绪语言审美大时空。杨然、杨春光、雪村、海南、高柳等人的对语言进行的强化,形成了现代现实主义诗风;西川的西川体和郭力家的“特种兵”,产生了新的诗的生活方式;南野等人的后现代主义语言意识,则耐人寻味;李亚伟之莽汉主义对语言的粗暴干涉,活脱脱地张显出一代“腰间挂着诗篇的豪猪”的痞子诗人生活精神面貌;上海孟浪、郁郁等人海上诗派的形式写作,很好地体现了新城市诗的应运而生的新姿势;杨春光的新军旅诗,揭示了当代军人气势宏大的精神风貌;四川周伦佑、杨黎等人的非非和以南京韩东为中心的于坚、小海、丁当等人的他们的诗歌流派等等,均是中国流派诗歌的新山峰;特别是尚仲敏等代表的大学生诗派对语言的砸烂和反崇高而导至了的后来的平民化和口语化诗潮,由此确实产生了不少优秀口语化先锋诗人的出现。这就是这个阶段的层出不穷、各种主义相互较量的语言意识大爆炸,其质都是生成性和表现性的语言情绪初步终极生命体验诗。
    
    这是终极生命意识体验诗的低级阶段。
    
    这个阶段,是中国诗歌史上最富有的青春朝气和群众性背景的诗歌大运动,其大兵团作战和小规模游击战争交错进行,此起彼伏:众多的社团、铺天盖地地民间报刊、茫茫无际的诗歌流派则形成了史无前例的多元格局的宏伟场面,似乎进行了一场“红卫兵运动”式的异质同工的“改朝换代”的精神乃至文化革命,迫使传统诗学江河日下、气息淹淹地退居了潮势,好像毛泽东所说的那样“破字当头”的“立”文化运动,这便是立诗歌本体归趋的后朦胧诗运动。但此间泥沙巨龙必不可免,最优秀的诗人也被淹没其中,广大的未名星辰却照彻长空、一涌而至不甘寂寞,天才与凡夫都可着功追勋、不示后禄,亦不乏有英勇的献身事业的卓越的专职诗歌领袖人物的出现,其总体上为一代大诗人的最后出现做了重要预演准备,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一定社会影响。


                        第二步:高级阶段

    第三代诗人从1986年发展到1988这个年头已寂寞难耐了,文化诗的实验业已陷入了尴尬的困境,它的最初勃勃生机终被它的似是而非所代替;第三代诗人的先锋者已开始全面背叛这场运动。周伦佑、蓝马、杨黎为代表的非非主义和韩东、于坚、丁当为代表的他们集团及车前子、欧阳江河、柏桦、唐亚平、梁晓明、杨春光等人直觉上发难不接受文化概念对诗歌的切入。他们认为,文化是非创造和非隶属个人随意性的,而文化更多的是传统历史和现存权力意识对个体生命自由的任意侵犯,籍此文化最终僵化社会而异化生命个体并排次诗的任何实质性进展。如果说文化诗的实验解放了个体,那是说由于诗人对文化的有限抉择和诗人创造的诗文化的自我解放结果。这种解放是同以往文化意义不同的异质性解放,如同打开诗人自己缠在脚上的包裹布而最终还要前行一样,诗人必须寻求除文化以外的本我的根本解放。如是发端,诗人和诗歌开始联合反抗文化的新统治权,出现了淡化文化、反文化,甚至反历史的新诗运动的后秩序确立阶段——
    
    其一,淡化文化和反文化的终极生命诗的体验。诗歌不再把进入文化当做目的;诗歌不再仅仅是年轻的阿波罗,诗歌应作为狄奥尼索斯而遗世独立才行;诗人并开始觉悟到,诗人要想在出世、入世、超世之间都能临界着终极,也就是想进入任何一端的终极,也就是把诗歌的目的变成世界的一种存在形式,那么,诗人必须首先进入临近自在终极的此在边缘地带,从而才能逐步走向终极,而且终极也不是一元的目的地,终极只能是边缘的此在无极目标而已;无论抒情和理性都不能过于强化,强化的结果只能是抽象的、不真诚的和缺乏生命感的无边缘此在的空中楼阁的终极梦想,也就是反思和抒情都将带来皮质不存、毛将焉附的无法走向终极的恶运;为此,语言的符号只能是诗歌的符号而不能导向文化的符号;所以,诗歌不能解释为文化的单位,诗歌的形式在于超越这一切和与这一切独一无二;如果说诗歌有唯一的那只能是与人类心灵有关的那种有形的终极生命之地。
    
    在终极之地,也就是在生命的边缘之家,他们指控文化的罪行,这就是:人性是最活跃的元素,而文化只能解释为非本能的产物;人本可以摆脱自我奴役,而文化往往降低感性素质对这种超脱进行的反抗;人本适应不信任和敌意,而文化正是弱化人本而为非人本做助产婆;人本的性冲动是最具有无限创造力的天才条件,而文化使之压抑并可能转化为精神病;人本有着自我奋斗的目标,而文化使之成为权力手中的工具……为此,终极生命体验的诗人们不再满足禅宗式的和道家学徒的极乐理想园,他们开始摈弃并一切旧约开始重新领悟人与自然之道的休谐相处;他们努力从“原罪”和所有文化中解放出来,超越世俗,打破宗教,趋向无限,最后得救于自己。他们从文化开始到宗教中转直至艺术为止:即文化→宗教→艺术=反文化。他们认为,文化固然能够解放低级的自我,宗教也固然能使超俗的自我神迷甚至陶醉而忘我,但艺术也只有艺术才会最真诚、最能代表性地实现纯粹的自我。因此说,最高层次的自我——是排除了文化左右的终极生命体验的边缘之地,而不是那种认为目前的普通人的做人方式就是最佳终极状态的体验方式。
    
    在终极生命体验之地,即在生命的边缘上,诗人们往返并孤独于本我和超我之间。生命的边缘状态呈两极:一级是在本我中。本我中存在着被现存社会所异化了的(被伦理道德、宗教制度所禁绝了的)各种原始、野蛮的动物本能冲动,即色、食的性欲本能和毁灭、死亡的人本能。终极生命体验一面欣赏这种本我服从的享乐主义原则,一面又要努力超出这种低级的人性本能。第二级是在超我中。超我中存在着被现存社会所欣赏和许可的内在化了的(升华了的)个体人格的一种道德完善境界的行为规范,它代表着人类社会生活的高级方向。终极生命体验一面同情超我中禁绝本我的各种原始冲动,一面又努力导引并冲破超我中的所谓道德完善境界。因此,处于终极生命体验的自我是临界状态的自我,既不是原始的本我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超我,而是一个既本来又超脱的艺术自我,是最痛苦不堪而又高尚真诚的实体的自我。这样的自我既要满足本我的原生态,又要听命于超我体验的生命评价意义,于是自我极力调节又受难非常、苦之所乐又乃至无限,仿佛耶稣被永远钉在十字架上自我审判、百般煎熬一样。倘若按弗洛伊德的诊断,那也是离精神病不远了,所是诗人的疯狂和自杀也就不为罕见了。
    
    在终极生命体验之地,诗人向着自己选择的这条道路上将面临着封建传统文化的顽固阻碍和现代极权文明所带来的严重异化的挑战。一方面,没有超越意识的中国封建传统文化本质上还是一个“泛终极人”(即惰性终极人)的、“超稳定型结构”的文化。这种文化要求每个人都去如何做“人”而不是做一个有完整自由性的个人;这是容许弱者淘汰强者的文化,所谓普渡众生是也,是无视自我发展的反动保守文化。另一方面,对外开放日益带来的西方现代大工业科学文明即科学主义和本国相对不断发展起来的“务实”经济现状掩护下的专权暴力话语也正在全面地从各个领域侵袭着人本即人的自由权利性,并这种文化的平面现实异化比之传统文化异化还要严重而显得首当其冲应加以彻底反叛。现实平面文化异化则包括两个方面,即一为科学主义,二为权力主义。事实上,即便已进入现代的现代人也被他自己所征服的大自然中层出不穷的方式所迷惑,人成了征服自然占据生产资料的胜利者和主人,但却沦为了他亲手创造出来的财富、文化和大工业机器运转的奴隶;特别是电子计算机的普遍应用,虽然再现和释放了人的高度智能,但却从此限定了人的任何潜能和无限创造力的进一步发明的本能,人在电子计算机前不再成为人而成为了被动随从的机械人手;人对一切曾充满知识但唯独对自己缺乏了解并不再完全相信自己能量的释放,权力或威严及其信仰受到了他取得的巨大创造成就的钳制和挑战;那种只讲事实不讲意义,重物轻人的科学主义和经济务实精神势必影响人的现代化建设。这是科学主义异化,也是被目前第三代先锋诗人认识比较清楚的异化,而权力主义异化目前还没有被这一代先锋诗人引起足够重视,或者都还有意回避着。实际上,对自由人性人本异化最严重的是当代极权专制主义形成的违反人性人权的中心霸权主义话语,这种权力话语每时每刻都在杀害着人的自由权利,而且正是由于当代现政霸权主义文化极权统治才导致了对人性文化的异化,才保护并怂恿了传统霸权主义即封建主义文化的恶性遁环的发展。因此意义,第三代诗人在这两个向度的文化上迎接挑战是同样重要和必须的,但对前者的反叛会是一种自觉的可能,而对后者的反叛将是难度更大的自觉或者无力适从(特别是对后者的权力异化的反叛则不仅仅是无力所从,而是根本很少人去认识,更极少人或者还没有发现有人在这方面有系统的实践了,所以本文也对此不做专门论及,只能是不无遗憾地一笔代过之)。前者会被更多的人认定是先驱者的行为,后者会被更多人看作是魔鬼的挣扎与嚎叫。也因此意义,第三代诗人认为这种反叛与超越将不带有任何文化介入的一种生命自我控制的临界线,并依此走向终极的边缘过程也是一种不被他人所负累的个人旅程;是孤傲无依的性格;是力拒庸愚的生活方式,即不用自我克己、也不用自私利己,而是用自爱的自尊竭力抵达彼岸的诗人方式;是冒着发现了真理就将被真理所误杀的危险的终极生命的实验;是创发性地能够大彻大爱或大悟大做地运用自我本能的力量和先天赋予人手中的人的权益而为更多的独立人而承担责任的行为;是应当把自我当成自己寻找的唯一宗旨,而不是把自我看成是实现自身以外的某种物质目的;是对诗人的生命元素体原本复制与培育能力应两者兼备的特殊考验;是诗人趋向无限的意志权力的独立运动;是像尼采那样力图实现“超人类”的终极生命思想;是像易卜生那样所提出的“少数人是对的”光辉信仰命题;是像把英雄描写成一个在深渊上建筑灵魂的人的侠气精神;是像普罗米修斯那样将天火偷落给人间而他最终又被不断地啃咬了心肝的悲剧准备……
    
    其二,谈化语言和反语言的凭直觉入诗。第三代诗人先锋者和前卫人士先后不同程度地认识到:人创造了语言,也就先在地既定了世界,世界也就既成为工具的语言,语言是世界的归宿和世袭领地,从而语言(世界)也就对生命的人进行了权力性的强行训服,人便持久地受役于语言世界而成为了异化的机械的人、虚假的人和无真实血液的人。为此,诗人的全部意义和建造都是为了冲破语言的禁锢。那种动用语言的暴乱而强化语言的办法是对语言的盲目蒙昧的造反行为,其结果只能导致语言的滥觞和低俗不堪的乌托邦语言现象。诗人只有彻底地走出语言、反语言和非语言,诗人才能不被语言所亵渎。反语言既是反写作的社会习惯和生活方式及行为指向,即反任何提供集团意义的可塑性。诗歌反语言,也即是反语言在诗歌中的价值、目的和崇高的境界及暴力手段,而置语言是诗中的中性形式(符号)、或仅仅是零度的形式即可,没有别的形而上意义。诗人使用的语言符号只考虑依从生命本能而不考虑指向生命所依从的效果。如同黑洞运行一样,诗歌深入的核心反应堆是没有语言的语言。中国最先觉悟的非非主义的反语义和其后由周伦佑等人领导的口语化运动(我这里所指的不是口语化庞杂低俗的那部分,而是先锋性的那一边),都在质向上实践了反语言、非语言的实验,也是索绪尔语言学在中国诗歌中的应用。由此发韧,第三代诗人先锋诗歌在这一向度里背离一切意义系统的语言,而靠向一切选择个性、富有旺盛生命力的言语,出现了非暗示、非比喻、非象征、非抒情、非崇高和非文化的诗歌现象。也是在这一向度上,又一些先锋诗人为纠正口语化中的偏颇,提出了超脱语言的日常的、现实的、实用的个人规则,即在社会习惯中谈化语义,透明语境;在个人选择中强化音感,超脱修辞;在现实生活中直接学习言语,在人类交际中仔细倾听自己的语言,在使言语接近语言时自觉反语言,在运用语言符号中坚决疏离语言的集团契约性,并在诗歌的有机语言信息系统上直接进入直觉而谈化意象。
    
    依此所是,先锋诗人们开始大彻大悟,认为以前跟着感觉走,越走越错误。他们本能地意识到,所谓感觉,是因感而觉,是人脑对客观事物个别属性的被动反映,是以意义系统的语言为出发点的感官,其导至经验、导至既定的理性思考和情绪的抒情,是与生命本身并非贴得很近的东西。凭感觉入诗,使诗歌贫浅、浮躁、媚俗起来。凭感觉生产意象,其意象过于强化,严重贫血。因为这种意象是理性和感性的复合体,是并不纯粹的暗示、比喻和象征关系,是指向集团利益的,是无法摆脱既成世界的语言的束缚的,从而也就无法进入纯诗的最高境界。那么,孰是这个最美丽的仙境中的空白地带上的真人呢?惟有直觉,只有直觉才对艺术最可靠和最真实,才是人类审美的高级功能。直觉是人生命的潜能感官,是语言机能的最直接的接收装置。凭直觉,它能使人在突然间直视对象的本质,用无意识把握事物的全体,特别是在反语言过程中,直觉无需理智,并在瞬间打破思维逻辑关系,直达超感官的“物自体”,穿透语言的外部世界而一举进入本能的内宇宙,实现心灵与真实吻合的自我,重视对象形象的形式,淡化意象,甚至反意象,或者从根本上完全消灭意象。只有消灭了意象的直觉,才是那种带有主观意念的语言形象的复合体,才是没有异化意义的潜能活动,才是捕捉事物的第一眼的特征,才是那种审美主体和审美客体的界线彻底泯灭的无任何社会功利的体验。诚然,直觉能够进入生命的深层结构,而感觉则易停留在生命的表层水平;直觉可以越过单数呈现复数和瞬间永恒性,代表新生个性,而感觉容易导演对象单有的要素并取消晶体亮度,反映陈旧个性。因此,只有直觉才使具象的语言直接体验为生命的状态和方式,才能完成终极生命体验诗的创造个体生命的任务,才能使生命和生命语言再度逢合。
    
    这是终极生命意识体验诗的高级阶段。
    
    这个阶段,先锋诗人的基本态势表明,诗人们将在此异常地孤独起来,对群体漠不关心或根本瞧不起,视群体为软弱的动物才成群结队地走,而狮子才总是独往独来。于是有些像孟浪、石光华、廖亦武、翟永明、万夏、陈东东等优秀的青年诗人纷纷脱离运动,甚至脱离第三代而指控第三代,不承认自己是第三代也不屑于第三代界定。他们认为,如此众多的人匆匆涌进诗歌王国,并不是中国新诗的实绩,而是中国新诗的贬值和低能儿在此无益消费,是以青红帮那种结社聚伙来掩盖的个人弱小,是中国后新诗潮运动仍是亚文化的象征和表现。据此,他们不再为别人敬上哪怕一烛香火,而是实实在在地为自己独独地磕着响头;他们对于生与死之间的抉择要比做人的抉择更加无法逃离;他们认为人的处境就是悲剧,而自我的发育永无结束意义;他们忍受着孤独的巨大的折磨以尽耗空的样子,并与之普通人的健康生活划清界限;他们甚者疯狂异常,或一个人把自己整个生命投放到黑暗的地方,痛苦地听着自己给自己灌制的真话,也似乎经历了像尼采那样的七十二小时偏头疼;他们或是真正地努力使自己保持一丝清醒,尽量平静自己,真实自己,以诗人的诗即是良心,以诗人善于自立和自由完整性的表现来形成着孤独型的诗人自己,实现着诗歌创作甚至文学运动的最高表现形式——只能也必须是独有成效的完全个人的创造性事业!


                        尾声:最后的悲剧

    这是不是悲剧的最后的结论和与之悲剧无关的几种悖论呢?

    赋有史诗意义的但丁《神曲》却乎为我们今天的中国第三代诗人鸣奏了一组命运三部曲:当着生命意识崛起的时候,文化诗的实验使他们走出了地狱;当着文化诗的实验又成为新传统的时候,反叛者在终极生命的边缘炼狱里争扎苦斗;当着终极之地迷惑着他们走进孤独圈子的时候,出生入死或入死出生的他们将在自己上帝的天堂上得到朝觐与升衰。
    
    这,又是不是终极追求艺术人的共同边缘悲剧呢?
    
    第一,终极生命诗的体验,将使真正意义上的诗人孤独起来,而孤独起来的诗人就得炼就得稳妥起来、成熟起来并独立起来,成为艺术的真人和一代深具影响的杰出大师,在我们种族精神史上甚至在世界文坛上留下寥若星辰的经典作品,在来世和未世都将把他们的进取精神、批判锋芒和创造活力升入高高的天堂,从而完成他们一代诗人的塑像,结束此间第三代诗人的鼎盛阶段,把空下的无数星座的位置留给第四代。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终极生命的边缘体验将会导致一片虚无,或者在无法回归和超越的情况下,则朝向生命背后的黑暗归宿——恋死。这是心理上的垂死表现,而在作用上是一片暄闹(群众性的急风暴雨式的诗歌运动之)后的淘汰结果,当执文坛牛耳的肯定不多,但谁去谁留终得正果,因为最后的挣扎、反叛和搏斗将是历史的最后一次重要的、严肃的选择机会!
    
    第二,石光华所言先锋诗歌在语言意识上的觉悟是一种意义深远的艺术自觉和杨远宏所示这个转变有力地保证了诗歌自觉写作态度的形成是一样的。我不是说与他们在此完全苟同,而我是说这场反语言运动的重要性还不在于能否反掉汉语语义和人类语义,而在于极端的一面将是诗本体语言的牢固确立——那将是必须反对平面现政极权话语才能走向真正成功的最终之路。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逆叛一切异化的诗人想在自己最后留下的一条尾巴上也甩掉语言,这也将是诗的生命死亡的苦闷象征。因为诗人是无法脱离语言的。但单靠语言写作、只到语言为止的诗,其实就是不再写、就是不想再做诗人为止。也就是说,诗人从语言开始到语言为止最后到什么也不是。所以,我从根本上怀疑“诗到语言止”这个口号。我认为这是完全错误的。从诗学上讲,诗不可能到语言止。诗是从语言开始的,以语言作为媒介开始承载文化、经济甚至政治的使命。因此,诗最起码不能逃脱政治这个平面上的最大文化的边缘之站,或者是终极之地。诗是到语言不止的、甚至到政治也不能止的永远无止边缘领地。诗的终极只是它指向的终极。终极一旦形成与边缘的对映关系,终极则没有终极。包括我本文使用的终极,这只是表示生命体验诗的一种程度,即进行到底的一种终极体验程度,而绝不是哲学意义上的终极。在哲学意义上,我们生命体验诗没有终极,只有边缘。如果不是为了表示一种程度和一种态势,我宁愿把我们第三代终极生命体验诗称为边缘生命体验诗更为实际、更为科学和更为规范。话说回来,诗不可能到语言止,只能从语言始。从语言始的诗,才能到政治、经济、文化为止,或者也不止。因为止的同时,就是新传统的建立,而一旦新传统建立以后,新传统又必须在重新打倒之列,所以又成了不止。因此说,任何止都是相对的,不可能绝对。绝对是没有的,一切都严格说来止也是始。如是说,“诗到语言止”的说法肯定给第三代终极生命体验诗引向了歧途和末路。照此下去,第三代终极生命体验诗也就到目前这种“终极”为止了,而再无发展的可能。这样也就是说:如果生命本原不能理解超生命本原;如果生命存在不能理解语言制约,那么,终极生命诗就是设有支撑点的、二律背反的、不能归于同一的悲惨结局:最后垂死的阶段。
    
    第三,在存在行为和方式上,以强者的身份反流派、反代、反团体、反运动,这固然是中国诗人的狮子行为。石光华、廖亦武、杨远宏、翟永明、欧阳江河联合发在《星星》上的《先锋诗歌的历史见证》就被我视为他们的“独立宣言”(当然它拉开了中国第三代诗人的最后一场帷幕,升起了先锋者总攻信号!)。不是吗?他们在“反”的后面,他们实际上也在搞独立运动或独立集团。问题是,真正的独立、孤独是有的,而完全的独立、孤独是没有的。承认狮子这种强者行为和承认大象的个人巨大独立力量,与之群体的紧密团结力量这种相互兼有的雄壮禀性应成为正比才对。表面上看,这种独立宣言,好像煞有介事地反抗了团体和组织,也似乎是与准国家主义的对立,可在反抗了所谓的大一统的专制主义前提下,又不适当地张扬了一大片小农经济“小国寡民”思想;而力图反对依附性集体意识、树立强者的个体意识是完全正确的,但若在人我界限不明朗的情况下,一味孤傲地张扬文化个体,那就势必助长帝力下的小生产意识蔓延,也会导致各自为益、谁都不出头、一盘散沙的倒退现象,那就不会甚至不懂也不可能有西方那样的“利益团体”或“压力团体”,那就在根本不利社会文化结构的异质化与多元化局面的形成,严格地说,这也是“民至死不相往来”的儒道互补思想,也是中国无力作自我组织,而必须由国家去组织的弱民族性格表现。事实上,面对中国后新诗大浪潮,正是那些社团、流派、民间刊物推进了中国新诗向多元(个体)格局发展的新局面,而庞杂中一些软弱动物的群体现象也是在所难免的,但性质仍多属于利益集团之外的非依附性的集体意识,确是一种个体意识的外在利益团体之表现,是非国家主义的,是生命意识的聚光。我不是说石光华们不对,我是说他们在忽略了和反掉了民间报刊和团体甚至流派情况下,其次剩下的不还是“国家”和“正式”的大一统思想及国家主义吗?难道只有《星星》等正式国家报刊而别无个体、同仁、民间的报刊可以是阵地、可以是纯文学了吗?其实“在野”和“在朝”之区别正是“在野”反映“纯”,而“在朝”反映“不纯”。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诗人作为生命存在,他不仅是生命存在的符号,而必须也是生命存在的对象。如果诗人不是以存在对象而存在,诗人的符号也将形同消亡,即来有影、去无踪。历数一切过程,诗人的离去和消亡将是一个诗人完成的目的而不是所有诗人完成的结果。
    
    我们爱我们的诗歌事业就意味着把我们个人的这份力量运转起来,像以往的人的行动都是在为自私利益的这种幻觉下支配着生活而实际上却为他人服务一样,唯独没有为自己的利益服务过什么;那么我们这次不一样,我们再度重申:我们自己为我们自己承担的那份责任而奋斗!
                                  

                                  1989年7月15日于盘锦四号里.


返回专栏   

© 诗生活网独立制作  版权所有 2003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