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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文化诗的实验及其反叛意义 (阅读4631次)



                     一、政治诗的分化与倒戈

    如果说早在一九七九年朦胧诗派就已形成,那么到了一九八六年夏季,诗的太阳的黑子进行了大爆炸,朦胧诗派值此衰落和崩溃。当着中年诗论家谢冕教授为朦胧诗派鼓与呼的时候,人们才感视了作为文学史奇观的出现及其规模、声势、辐射深度的异常,而当着青年诗论家徐敬亚纲领性地全面总结了朦胧诗派的理论(即《崛起的诗群》)的时候,其实朦胧诗派的纪念碑已经树立于人们前去瞻仰的广场上了:北岛、舒婷、江河、杨炼、顾城等等雕像已经落成就很难再塑,就已标志了他们历史使命的完成,标志了崛起的诗群陷入了不可挽救的边缘困境。
    
    从历史这个角度讲,北岛们正处在社会批判的转折关头,他们的诗无论怎样进行艺术手法上的变化,其基本动因都是政治的,因此他们的诗还不可能摆脱理念成份的一面(即不能彻底摆脱口号式的倾向)。一九七六年秋天中国政治机构的巨大变化,这给他们和人民有着共同心理状态的诗人提供了一个表达的机会,产生了诗人与人民同步的反抗专制主义的情绪,进而上升为艺术上的表达方式——朦胧诗。这种情绪既不能显态就得隐态、既不能明朗就得朦胧、既不能在现政平面上进行反抗就得在过去政治深层(即文革问题)上进行批判,即最后的归结还是迎合当政者需要的变相政治颂诗。事实上,真正的反抗现政极权统治的英雄诗人黄翔就是这样被当局打压下去而没有被时代选择的,不然,诗歌史将会重新写就,朦胧诗也只能作为一个流派而不能主导一个时代或代表一个时代的现代诗歌历史,更不应该代表第二代解冻诗人的主流,但偏偏历史就这样被非历史写成了。对此,我在这篇文章中也将不得不以伪诗歌史来论辩它的得与失,并由此展开论述从所谓朦胧诗到文化诗再到反文化诗的转构过程。话说到此,几乎与小说的伤痕文学一样际遇,朦胧诗他们即是带着累累伤痕进行文化反思的。他们的思想仅限于自己所遭遇的过去实践上,而好了伤疤仍不忘过去的伤痕(这是对的),但却忘了现在新的伤口(新的专制极权主义的压迫),也就是说,他们还未来得及在思想上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进行全面地、系统地反思,更谈不上对平面现时政治的直面鲜血的反抗;他们只是极力表现或自己充当英雄人物和标榜自己是反“文革”文化的文化先驱,他们带有浓重的诗人救世主的味道和狭义的英雄主义精神;他们仅仅把一切社会落后现象和腐败简单地归咎于过去毛泽东时代的政治的原因,根本不可能认识到(或认识到了也不敢认识)阻碍中国文化进步的根本性问题仍然是现时的新极权面目在作怪。从时代角度讲,他们仅处在那个转折时代的基座上,改革意识和参与意识都是刚刚形成,他们对外来文化接受也是片面的,因此他们的诗篇虽然无比宏大和史诗感,但较贵族气,哲理成份大于自我感受的透明度,从而规定了他们一定是政治的、激情的、个别英雄式的诗人。从艺术规律上看,正因为他们是“先驱者”,所以他们就必然带有矫枉必过正的现象,即诗的非艺术形态还是过左。他们还来不及对艺术本身进行更深入的探索和整理;具体地说,他们还没有很好地提出什么是纯诗的问题,他们最多的时间是用来急转直下的拚搏和对于种种反新生事物的宣战及其马首是瞻、自我确立。当他们无意于对艺术进行全面调整时,他们的激情和灵感也就使用重复和乏味了,他们的枯竭与沮丧使他们不得不暂时停歇下来,有的甚至瀑布式地终点了自己的顶峰状态。再从社会心理结构的变化上看,由于西方意识的大量侵入,古老东方的传统道德和意识均发生了指向根本性的动摇,那种就范于理性主义的、崇尚悲剧英雄和纠缠历史阴影的心理发生嬗变,而普通人的命运愈加受到平等的观系,现代人玩世不恭和人生痛快感日趋世俗化,竞争取代了崇高,参与取带了思辩。如是朦胧诗人们一时还很难全面进入多层次的心理层次、生活方式和潜意识、下意识之中,即使他们部分地求新求变意识的介入也只是体察到的而不是直觉到(因为他们年龄生成代既已构成他们社会实践意识的文体积淀层,他们具有的生命意识与第三代诗人生命意识总是有质地的区别)的,因此他们只得感到精神的危机、心态的予盾;如此他们那样理想化、宗教化、空幻化的生活心态与现代人的生活方式便愈来愈向背了,而再造新锐、开创现代诗新局面的任务就历史地落在了新生代的肩上。

    在这个历史程序上,中国新诗潮的内部分化是必然的;也正是在这个新的历史断裂带上,诞生了以中国初步后现代主义为领衔的第三代诗人——即反叛一切传统也包括北岛本身在内的一切新传统的后朦胧诗运动。于是,以校园诗人为起因的一大批新生代发动了第三次浪潮——从此,反文化诗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实验与冲杀,政治诗开始全面分化与倒戈。


                     二、反文化诗的实验与目的

    自1986年下半年,后新诗潮形成主流,第三代诗人的实验诗,代表了新诗潮的自然演进,一时诗群纷呈,主义各异,一个开放时代的多元的诗歌局面不可遏止地到来了。多元即是对获取自由的最大选择,是诗人本体意识解放的标志。以莽汉主义、他们集团、非非主义和整体主义、新传统主义为代表的后现代派、新现代派,以校园诗人为代表的口语化、生活诗,以寻根诗为代表的新城市诗、新乡土诗、新军旅诗及其各类实验诗歌,都使中国诗的本体和方向发生了根本性的位移,出现了较朦胧诗更多层次的探索。探索和实验从来就是混和不完整的。可以想见,大浪淘沙,泥沙巨龙,这同任何一次诗潮的兴起一样都是正常的。但有所不同的是,后新诗潮的各种主义都倾向或归趋于泛文化诗和反文化诗的实验上。这是中国诗的发展归趋,其不可或缺的形式转化也是显著的。

    现在这里主要是论说具有后现代倾向的反文化实验诗的实验与目的:

    其一:由解释诗向体验诗的转化。诗不再简单地解释生活的现象或实际,诗人发现以往的解释都给事实套上了理性的光环而歪曲了事实,是一种政治缀生体的纯文化假艺术的心态实践,是艺术的危险。诗作为纯艺术是可以反映政治而不可以解释政治的。诗歌作为一种质的知识(是些单纯的直觉、浑然的情绪),或者说是生存的证据、生命的现实,其中所谓的真善美和假恶丑也是互为表理、互为因果的,根本无法进行既得意义的确切解释。诗歌的阐发重要的不是写了什么“事实” 的意义,而在于怎样去体会这个“事实”本身;诗不再关心这个世界有什么意义,而去真心关照这个世界是什么状态;诗不再可以解释一切,而只能充当其语言的独特生命。如此等等……各种文化符号都可随手拈来,那怕是稍纵即逝的感觉也会给诗带来契机。北岛们的朦胧诗并不朦胧,其表层语言所指指向的确意和朦胧的暗示不再为后新诗潮所使用。诗由依附于价值哲学而发展到反价值哲学。实际上,无论哪个阶段上的诗人都是非常热爱哲学的,但艺术上不能就范于理性哲学,只能反理性哲学或反映或体验形象哲学。虽然北岛们的诗一开始就是以反理性箸称的,但北岛们的诗大量使用的意象和所指导致了他们非理性探索的失败。北岛们的错误正在于创作倾向上的艺术理性哲学,而不是就自己内心的感觉去阐发体验到的形象感受哲学,并且是借所谓的哲理性渲泄自己的感受,结果害得自己真实的感受有时近于失真。无论是北岛的《一切》,还是舒婷的《神女峰》,都流行于人们崇尚他们诗中的几句哲理上,而当着人们能够认同的观念又开始转化时,他们的诗也被假释了。第三代诗人反哲学、反理性更加彻底,认为任何理性的东西其实都是外在的反映,是外在事物的种种定理,是不可能有感性经验更提前反映事物的本质的,因而诗人的内心感性经验是永远具有着历史阶段上的超前性的。
    
    其二:由外视点向内视点的转化,变单层次的社会批判、道德评断思考的深刻为多层次的个体生命揭示的文化本体批判及思考的肤浅。“向内转”文学是反文化的选择,诗作为纯文学更应首当其冲,是反文化的自觉性选择。北岛们的早期朦胧诗,除了形式上的新奇,似乎人们对此欣赏的是特定时代特定理性感受和理想主义色彩的对于现实社会的朦胧批判及其关系公众道德的批判性反思。而后朦胧诗人们是在“上帝死了”的前提下诉诸读者以非理智的,也就是从对于社会本身含义的人性的呼吁和争取回归到对于文化及民族本身含义的人性的拓朴和渲泄。这是继北岛之后的对自我无意识的进一步强化和根本确立。审视自我的诗人们,更重视形而上的非在,认为诗的世界实质是无精神的精神,诗的主我抒情和内在现实性成为诗人内心感映的独具条件。对于被诗人经验化了的哲学(而不是被社会和政治经验化了的哲学)来说——对于诗人——任何社会现存的道德标准在诗人眼里,只能是一种微乎其微的参照系,而没有清规戒律的权力,从而实现诗人的诗最大限度地获得可能的未来世界。这种诗人的全新的思维方式、感觉方式和行为方式,便带来了审美视点的根本位移,即从主观感觉位置移到客观直觉位置,形成内心的感应比肉眼看到的一切更为重要的方式;形成心灵的直觉和幻觉代替了生命外在的左眼和右眼的事实;形成通感器官也接受着心灵指派、臆想断定的一切信号和符号的效果。抽象派艺术大师康定斯基提出“内心需要的艺术”,即是指诗歌的这种艺术。诗歌中的象征主义者要求探悉内心世界的“最高真实”,也即是指这种诗歌。如果说传统现实主义是再现了现实的真实性的话,那么新超现实主义就是表现了“最高的真实”了。从整个文学史、人类发展史来认识这一点,就更能证明所谓探悉“最高真实”的必然性:由显而易见的外观对象的认识到向着最隐秘的内在对象的认识,是依据人类认识能力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旋体趋势决定的,是心理学在现代文学中逐步应用的成果。所以,新超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把客体当作材料加以捣碎、发酵并使其变成非形,使其审美视点的根本位移是审丑(即被现实省略或隐藏的部分)。用变形了的材料创造一种主观图象,这种图象往往形为丑而实为美,借此对个体生命进行深刻地透视和还原。
    
    其三:由贵族语言向平民语言的转化,变宗教式的歌唱为平淡式、独白式的低吟,即从英雄诗到平民诗的迁置。英雄诗到平民诗的转移并不意味着英雄史诗意识的泯灭,而是进一步发展和强化;由崇尚个别英雄到寻求自我无英雄观念(平民意识)的转变,是依据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反叛而产生的。英雄,从来都是民族个性的,自我无英雄也是一种英雄,或者说泛英雄。这是和一定的社会文化结构分不开的。我国是一个封建农业基础的国度,相应的文化也主要是一种自耕农式的自然经济文化。这种文化对我们民族具有强烈的制约性。我们民族下意识很强,而自我意识却很弱。像中国的神话,如夸父追日,精卫填海,女娲炼石补天等,就贯穿着这一强烈的忘我精神,即人对自然的集体无意识征服,乃不承认有把握人的天命,其具有蛮野、豁达、狂放之气。但在中国的国民性格中,这种气质被贬值了,或被认为是个别英雄才具有的,没有把它变成无自我英雄意识即平民意识。北岛们崇尚的悲剧英雄主义实际上就是个别英雄意识。当着北岛们使用宗教语言已经困惑的时候,北岛们的追随者——新的一代诗人们真正开始摈除贵族气了,重新寻求民族人自古就存在着的、而又被民族人自己丢失了的无自我英雄意识,甚至在语言意识上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力图让诗在本身语言上进行各种努力,因为英雄不再是个别人了,所以那种说教式的语言也就随之淡化。针对朦胧诗出现的贵族语言,以大学生派、莽汉主义为代表的一些青年诗人提出了现代诗歌口语化原则,企图用语感等语言效果进行对语言生命的牵制,以利诗人更自由地表现自己实验世界的体验。虽然这种实验有某些失重和偏颇,但主旨是对英雄诗的暴力围困的突破,目的是为了诗人更立身于平民之中生存。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诗作为最后的语言意识,一经被诗人创造出来,便获得了完全自由。诗靠自身的独特排列方式而呈示情绪符号,这种符号是语言形式的本身,同时也是语言内容的本身;一首好诗它绝不是激情的滥觞和无节制的渲泄,它不是一泄无余,它不能告诉存在世界的具体意义,而却可告诉存在世界的各种形式的不同存在意义。
    
    第三代诗人不再是惰性和怯弱的文化动物了,而是要建立一个符合“人”的文化体系,用人的灵性进行彻底地文化生命还原,即形成了这种本体意识:生命意识和反文化实验诗。生命其实质是一个反文化过程,因此生命意识即是反文化意识。这便是后新诗潮与前诗潮最根本的不同:反文化的生命自觉意识!


                三、反文化诗的反叛意义和影响及缺陷

    
    反文化诗的反叛是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发展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本体延伸部分,是中国诗人文化自觉的比较自然的标志。当着整个社会冷静下来后,诗人们明显地感觉到,我们批判专制主义并没有错,而错的是我们不知道怎样更好地参与深层次的软件系统的批判专制主义行为当中,即反文化霸权主义的具体写作之中。逐本溯源,专制主义产生的这种循环无穷的不治之症,其根源是来自封建文化的劣根性。要想真正救中国就必须对中国文化本源进行批判,也就是对孔孟之道的批判。中国的传统文化渗入每一个人的细胞,形成了每一个中国人的政治肌体,形成了奴隶性很强的民族人性格。重温鲁迅精神,再用心体验柏杨的思想,诗人们敏锐地发现,那种一直左右着我们民族心理的神奇力量正是我们自己时,于是惶惑了、痛苦了、忧患了,那种政治激情突然泯灭了,不得不对自我生命全方位地发散、探究、清理,开始深沉地打量和反思自己、批判和解剖自己,以此洗涤几千年源远流长的封闭型的文化心理,真正根除每个民族人自己细胞中的民族劣根性,从而还原真正的人性命自己,所以才出现了空前未有的反文化自觉的后朦胧诗歌运动。
    
    反文化诗的反叛充分肯定了人的价值,这对高扬文学的本体性起到了推进性作用。文学的本体是人,文学的最高真实是人性。真正的文学严格说来是人类共有的,是不应该有国界划定的。文学的永恒主题和最高表现内容是人性,人性是人类共同的太阳,无论哪个民族、哪个文化土层都要规范在最完善的人性上。第三代诗人对性意识的大胆渲泄(主要是女诗人用下半身写作完成的)等,都说明了对人性的极力张扬;特别是对自我无意识的大力强化和在诗歌实践中的本体建构,都从本质上给所有文学意识以新的冲击,从而确立了诗歌的自足体系。
    
    反文化诗的反叛代表着后现代意识的初步树立,是与陈旧的传统文学观念的根本疏离,是中国新诗的实质性进展。新的诗人们借鉴西方现代人本主义的观点,提出了现代人的荒凉感问题、孤独感问题、危机感问题,其表现在艺术中心视角上,则是对文学这一人的本体探究;而在艺术的外延上,则是如何冲破生命困境、文化困境、自由困境的问题;有时反映在政治上则应是对于民主的呼吁,对于人权的争取(可惜在这一点上则非常遗憾——此乃后议)。反文化诗以全新的意识同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从根本上否定了越是民族的越是自己的传统规范化说教,而企图全面砸碎中国的保守文化的新乌托邦之梦便开始部分地实现了。
    
    总之,反文化诗的出现是中国诗史上的最重要里程碑,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文学奇观的最辉煌业绩之一,是中国青年诗人开始走向文化觉醒的旗帜,是正在实验着的、探索着的、革命着的中国后新诗潮的主流。超前的人都在凝视着那前澜之极。诗,在艰难地寻觅着诗人、淘汰着诗人,诗人平稳的状态已经告急!新诗潮的主流不可遏止……
    
    然而且慢,无论是朦胧诗还是后朦胧诗即第三代诗歌,他们都由于先后的诗歌革命的不彻底性或者说注定的皆被招安性而双双留下了历史的严重缺憾。首先是由于朦胧诗在反过去年代的文革专制主义的同时就已经堂而皇之地招安了新的专制主义政治,即以一种只敢反死了的专制暴君而又不敢直面反活着的当代专制暴君的半阴不阳的面貌幌然出现的,亦即是以一种狭隘的准批判政治的文化诗面目脱逸于并风靡于中国新时期文坛诗殿上的,所以这种迎合当权政治即只是反(思)失权政治的单面现代主义文化实验诗(或称朦胧政治诗抑或称隐态政治诗),也就只能在单面运转或只能适合于一时政治潮流之下,而最终再不能在艺术实践上彻底探索下去了,其在满足了当时文学青年和人民大众想说而不敢说又不会如此隐喻地艺术说出的内在心理口味之后,也就在社会普遍读者自由民主愿望需要明朗化之增时,即开始显得艺术干预现实不过瘾和参与多元文化领域不够深入而被淡化和日益苍白化了,况且朦胧诗的始作甬者们由于自身艺术功底准备不足而艺术形式也后力不足了,亦就一边自我尴尬一边被前进的时代赶入穷图末路之中了。这个时候,恰好新当权者羽翼已丰,其利用文学为装璜政治门面和政治手段的蜜月期已经宣告失效,“四个坚持”的出台则斩断了一切艺术形式来干预或影射政治制度的可能或继续与发展,于此同时不断展开的“反自由化”的新政治运动和文化围剿也重新开始了。在这种大势所趋之下 ,真正的反专制主义和反文化霸权主义的文化启蒙和文艺复兴的“崛起”之势(如上提到的以黄翔为代表的早于北岛并影响了北岛的一直坚持不投降的贵军现代启蒙主义崛起派才是当之无愧的新的崛起者)也就于此时完全被消灭在萌牙状态,并在普遍的文学界也就鲜为人知了。于是,严格意义上的准现代主义朦胧诗处于了低潮,而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主义启蒙诗(即非朦胧的以黄翔为代表的反专制主义诗群)却一直生不逢时或时不逢运而彻底被流产(于地下)、彻底被埋没了。这种真正的现代诗歌史连笔者也都在此提起来怕是合者盖寡或是影响约定书成的界定。但笔者认为早晚的历史会有公论,仅此略提乃只是为了更加说明问题而举一反三之。如是之势或如实之史,这样,朦胧诗之后的第三代,也就因此受其影响并因而败坏了其正常指向的成熟和健康长势,也就在扭曲之中从夹缝中颓生或自造了他们自称的中国的垮掉一代。这就注定我们(与其说是他们不如说是我们更合乎笔者的感情之在和代生所在)悲剧般地从垮掉中来又到垮掉中去了,或者说是生不逢时而又急功近利的我们不得不陷入两难,即:既要横向传承已经引进来的西方后现代的艺术潮流,又要纵向适应国内开始政治高压的环境;也既要横向继承由北岛们带动起来的西方现代艺术形式在中国落实的成果,还要纵向播种横向新近移植而来的全球性后现代艺术形式的新的冲击浪潮,所以就在一面犬儒地扬弃了北岛们的深层批判政治诗的现代艺术倾向时,也就更加扬弃了本应该继续承接和不断探索的平面批判政治的全面反叛霸权主义文化的以黄翔为榜样的先锋实验诗,而却玩起了介乎这两者之间并又极端时髦的带有纯艺术幌子的所谓后现代主义诗歌,其实则严格起来讲还只能算是准后现代主义的艺术新锐浪潮而已。之所以这样说,事实上也正是因为第三代诗歌确实只反历史性民族文化劣根性,而根本不反现实性平面文化的政治的腐败性。若与之朦胧诗相比来说,虽然在文化力度和宽度上是比朦胧诗触及更深和更远了,甚至触及到了前文化,并且在艺术形式上由于大量引进了西方的后现代及其前现代成功的技术手法而一时成了领潮先锋,但在对现实文化的干预如对政治思想的关怀和批判上则明显力拒险峰之外而逃之夭夭了,所以自然被排斥在形式翻新变革的社会吸引力之外,即在历史文化上给社会的印象就会比朦胧诗相差了许多。从积极因素而言,这是企图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文化的深层劣根性问题,而在效果上看,这在还没有解决反掉平面上的政治专制文化的当务之急时,其深层的政治专制文化也就很难反彻底的,因为任何深层文化的劣根性之所以存在,都是由于受到现存极权专制权力话语保护的。由此,第三代诗人在反文化诗的实验过程中,最后反来叛去,反倒反成了自我感觉良好地而却片面性地张扬和强化了现存霸权主义文化上,甚至有的开始美化传统的民族劣根性和腐朽的没落文化。先后出现的探索实验的新潮诗歌如寻根文化诗、整体主义、新传统主义、新古典主义、新乡土诗等等,均属这类货色。这就是这代诗人的整体失败与缺陷,或者说在各自大进军中的大失败和大踏步前进中的大退步、大失误、大缺陷。这种大退步、大失误、大缺陷,目前至少在我们第三代诗人的领袖集团里还没有一个像我这样加以冷视并清醒认识到的。从北岛的朦胧政治诗到第三代的反文化非政治诗,都没有实践中国诗歌革命的真正使命,其反政治的先锋实验诗究竟将由谁承担这一真正使命呢?在此,我必须重复上段由我定论和肯定了的正面结论,而也必须重新填上副面的新结论,这就是:总之,反文化诗的出现显然说这是中国诗歌历史上最重要里程碑,但若不能在反文化的旗帜上醒目地彻底写上反政治的大样并同日高举起来,那么反文化诗的实验有可能就会适得其反,反倒成了一种新的泛文化诗的乌合之众的实验,其最后将会徒劳无功,或者功成名就的也只能是旨在诗歌内在形式的探索成功而言,而对社会文化的整体变革不会也不可能比
朦胧诗的意义更大。如果真的就是这样一场比朦胧诗人更惨的悲剧,那么,这难道还是我们心悦诚服和奋斗的至尊至尚的目标吗?这是第一;第二,如果这个“?”的肯定就是中国青年诗人真正觉醒的旗帜,那就应该看清北岛们的投降嘴脸而勇敢地挑起全面反叛中国历史和现实都一直黑暗着的专制霸权主义文化,在此去实验着、探索着、革命着中国新浪潮的主题,即批判从深层到平面的专制权力话语。然而,我们第三代在一片喧嚣和热闹之后,我们认真清醒地反省了我们的目前严重的缺陷和未来的真正前途了吗?!
    
    诗,真正的诗在艰难地寻觅着诗人、淘汰着诗人,诗人的目前的这种满足于四平八稳的非是彻底的反文化诗的实验状态已经告急!!
    
    新诗潮真正将会出现的主流是不可遏止的……


                                         1988年6月18日于丹东。


    (原载1988年第2期《鸭绿江诗报》,但此文恢复了原发表时被删除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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