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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诗歌的“外省精神” (阅读4705次)



他的身体的各省都叛变了。
——W.H.奥登

如果我们把发端于“文革”期间的“今天派”诗歌,看作是“文革后”新文学的源头,恐怕不会有太多的争议。同样,我们把“今天派”诗歌看作是中国当代独立写作的精神样板,也不会有太多的争议。但我们同时也发现这样一个事实:“今天派”乃至整个“朦胧诗派”在艺术上最成熟的,是一群集中在京城的政治“贵族”阶层的后裔,他们得益于其阶层特有文化特权,较一般公民更早和更充分地获得了政治上和艺术上的启蒙。在他们能够进行现代主义艺术探索的时候,外省的写作者基本上还处于19世纪甚至更遥远的幻梦中。可见,当代中国的独立写作运动从一开始就陷入一种畸形的发育状态。而这种发育畸形的后遗症比其本身还要严重。
这一恶劣局面直到1980年代中期方得以改变。先是其他经济型城市的文化复苏和转型,激活了当代诗歌中的城市意识,继而是四川盆地的诗人奇迹般地崛起,并引发一连串文化骚乱。这个国家庞大的文化躯体终于在漫长的沉睡中苏醒过来。这就是当代文学写作中“外省精神”的最初觉醒。
但这种觉醒并未彻底改变外省写作的边缘性地位。文化地缘上的偏远处境及其相关的资讯上的薄弱,依然是外省诗人难以摆脱的焦虑,更为强烈的焦虑则来自外省写作在话语权力格局中的弱势地位。因此,即使外省诗人在艺术上更具有原创性和活力,但他们依然是文化上的“外省”。作为补偿的是,外省诗人对于文化中心区域的强烈的趋同心理。从一个简单的事实便可以看出一些眉目:一旦有了迁徙的机会,80年代中期新一代的外省诗人便纷纷移居京城。对于作为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地位的大都市迷恋和崇拜,就像是昆虫的“趋光性”一样,是外省诗人的精神本能。其后果是双重的,一方面养成了外省对于中心城市的文化依赖心理,另一方面是供养了一批寄生在诗歌上的大都市学院诗评家,靠了他们的“钦点”,把诗歌送进文学史的坟墓。
这样一种局面至今依然未能完全改变,近年来频频发生的各种诗歌争论,可以看作是这一文化倾向的残余。这些争论大多是围绕着争夺诗歌写作的话语高地的斗争,而且集中在像北京这样的文化中心区域。许多外省诗人也主动或被动地卷入其中。尽管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诗歌写作在整个文化格局中几乎已是彻底地被边缘化了,但写作者却始终未能摆脱强烈的“中心主义”意识。
但另一些迹象则显示出某种新的趋向。一些外省的诗歌写作者的独立形象终于开始显山露水。首先是一批诗歌刊物,《北回归线》、《阵地》、《终点》……等等。这些创办于90年代的外省刊物,最初几乎默默无闻,它们似乎并无争夺话语中心权力的雄心,在坚持整整一个年代之后,一种可以被称之为“外省精神”写作倾向,正在逐步形成。如今,诗歌写作中的“外省”概念已经成为一个不可替代的独立概念。
在现代文化格局中,由于地理位置和文化条件的限制,外省文化总是很难避免其视野上的狭隘和形式上的保守,这对于诗歌艺术而言,往往是致命的缺陷。但随着20世纪末以来的互联网的普及,这一状况必将得到改变。在互联网时代,文化中心区域已不可能独享文化资源,其文化影响力的优势也就不那么显著。这一点,从互联网上的诗歌网站的地域发布就可以明显看出。
毫无疑问,来自文化中心区域的主流写作依然占据着核心位置,但显然已不具备支配性。但这种支配性却依然是主流写作最愿意陶醉其中迷梦。麋集于“三里屯”,很容易就有了支配全中国的幻觉,这使得一些诗人热衷于将私人性的恩怨放大为影响整个诗歌史的大事变。这种自我迷醉很有快感,外省诗人当然缺乏这样的“快感”。因为缺乏“快感”,所以不易陷于自我迷醉。另一方面,外省写作利益更少,在利益方面的争夺也就不那么激烈。我们已经看到,那些文化中心区域的陷于利益和话语权力争夺的诗人们,其写作正在走向越来越狭隘、越来越狂躁和越来越枯竭的迷途。相对而言,外省则不仅拥有更广阔的地域,同样也拥有更广阔的写作空间和更丰富的艺术资源。而就我所看到的诗歌总体状况而言,外省的写作反倒会显得更宁静,更丰富,更纯粹,也更充满希望。
在我看来,外省写作应该有这样的自信:外省写作在与主流写作的距离和差别(而不是趋同)中,显示出自身独特的品质和意义。从某种程度上说,它更充分地体现了诗歌艺术的本质精神:独立的和自由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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