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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面派”的美学标尺 (阅读3775次)





  我越来越无奈地认识到自己属于文学的“两面派”:每当听说某家文学刊物停刊,往往先是有一种兔死狐悲的感觉,随即袭来的是莫名的快意。仔细追究下来,“停刊”大概也属于文学刊物保持生态平衡的必要手段。我有时觉得,当前的文学刊物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但在上海图书馆翻遍一百多种文学刊物,好高骛远的我又会觉得理想的文学刊物接近于零。一部经典作品的读者肯定大于作者,作者命运坎坷而读者代代相传;当下文学刊物的作者却远远大于读者,几篇无人问津的小说就可以换得N级作家的证书。说得刻薄一点,“停刊”不仅有利于文学生态,还可以节省纸张,对现实生态作出绵薄的贡献。
  其实,诗歌刊物和诗集也同样如此。坦白地说,作为一名业余的诗歌评论员,我已经好几年没有认真读过一本诗歌刊物。这大概可以被指责为学院派的“傲慢”,但它并非井底之蛙的“偏见”。每当浏览诗歌刊物的目录时,我就会发现自己属于彻底的“局外人”。仅有的一些优秀篇章早已通过网络和信函先睹为快,其余陌生的名字和诗歌是那么遥远。(大概“物以稀为贵”,综合文学刊物上的诗歌也要比专业诗歌刊物好那么一点点。)还有像蝗虫一样密集的个人诗集,它们往往匍匐在作者家中,用“夕阳”、“老牛”、“微风”之类的词语鸣叫着农业时代的挽歌。
  放假回家时,我在淮北平原上的小书店发现一个陌生同乡的两本诗集。这个“欠发达时代的抒情诗人”似乎过于敝帚自珍,对自己十几年前高中时代的笔记本诗歌仍如此热爱。在文学的“两面派”看来,这种“文学卡拉OK的梦幻”虽然可笑尚有值得尊重之处,毕竟它没有妨碍别人。但时下某些诗人试图把诗集当作通行证,并不时发出“呼吁让‘某某某’进入文学史”的尖叫,不禁让人暗暗佩服他们的勇气。套用卡夫卡的一句话,真正的诗歌道路“在一根绳索上,它不是绷紧在高处,而是贴近地面的”。这也意味着,诗集之类“与其说它是供人行走,毋宁说是用来绊人的”。
  相信在中国城镇的无数个小书店里,一定摆放着比当地啤酒还要种类繁多的个人诗集。与之相对应的是,当我跟朋友们谈论诗歌时,却发现一些无法省略的诗人往往被出版社“强行省略”。在诗歌暮色苍茫的黄昏时分,韩东主编的“年代诗丛”(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有点像密涅瓦的猫头鹰,终于在二十年后起飞。除了他本人以外,第一辑诗丛收入了10位诗人:于小韦、吉木狼格、小安、丁当、何小竹、鲁羊、杨黎、柏桦、翟永明、朱文。他们是80年代中国第三代诗歌运动的年轻“遗老”——经常被谈论也经常被遗忘。对于其中一部分诗人来说,这些刚刚出版的诗集还是他们迟到而必要的“处女作”。
  值得注意的是,韩东在《自由、年代、诗丛》(诗丛中的《两点说明》系其删节版)中坦然摘去了公正的面纱。他明确宣称“重要”和“著名”不是编选该诗丛的依据,并对因此而出现的“不公正”概不负责。“年代诗丛”具有着“两面派”的美学标尺:一方面,它标志着诗人们逐渐拥有相对独立的美学倾向,不再将一些极端的面孔隐藏在“公正”的面纱下;另一方面,它藉此理直气壮地拒绝或遗漏了另一些诗人,如王小龙、王寅、陆忆敏、吕德安、小海等,在揭示的同时也遮蔽了过去的诗歌风景。鉴于第一辑的诗人几乎只来自南京和成都两地,“年代诗丛”堪称诗歌的城市选本。这并不会抹煞它的价值,因为诗丛没有义务承担档案馆“客观、公正”的功能。
  在为第一辑“年代诗丛”的出版窃喜时,我不禁盼望这是起点也是终点、是开始也是结束。当诗丛往练习簿(并非隐喻或自谦的“练习簿”)的方向发展,它的必要性值得重新怀疑。在想象中的出版蓝图里,韩东将“年代诗丛”规划为四辑(每辑十本个人诗集):80年代卷、90年代卷、新世纪卷和卷外卷。毫无疑问,“新世纪卷”让人们再次感受到诗人们“一路狂奔”的威力。不管“新世纪”从2000还是2001年算起,要在两三年之内挑选出十个正在发育的“新人”,不免让人想起“红旗歌谣”:“如今歌手人人是,唱得长江水倒流。”“两面派”的美学标尺导致强烈的副作用:韩东对同时代人洞察烛微甚至有些过敏,面对“下一代”时却基本丧失了判断力。虽然他不断地“推陈出新”,但那些花朵们仅仅是韩东的天才,而不是诗歌的天才。
  与《年代诗丛》几乎同时,河北教育出版社推出了第一辑《20世纪世界诗歌译丛》。在中国诗人的摆渡下,米沃什、策兰、阿米亥等集体飘洋过海。借用北岛的诗歌题目《结局或开始》,我希望前者很快成为“结局”而后者才刚刚“开始”,尽管这种态度将被诗歌的民族主义者耻笑。
        (2002年11月,上海)

补记:根据诗生活通讯社消息,2003年5月出版的《年代诗丛》第二辑将收入小海诗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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