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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斯蒂涅的诗歌和诗歌的包法利妇人 (阅读4155次)





  巴尔扎克去世的时候,正在土耳其旅行的福楼拜这样惋惜:“他曾经对妇女有过深刻的研究,不料才一结婚,就故世了。”六七年后,僻居乡间的他亲自弥补了这个缺憾,“《包法利夫人》继承了《人间喜剧》的小说传统”(李健吾语)。一个庞大的“外省家族”就这样悄悄诞生,拉斯蒂涅和包法利夫人成为男女主人公。虚构和现实拥有完全不同的生殖能力,两个在文学史中空前绝后的“外省青年”,在日常世界中却拥有无数后裔。他们不仅生活在巴黎或永镇,福楼拜曾这样夫子自道:“我的可怜的包法利夫人,不用说,就在如今,同时在法兰西二十个村落受罪、哭泣!”他们也不仅生活在19世纪,在一份《2001年文化关键词》中,台湾青春偶像剧《流星花园》就被看作“拉斯蒂涅与包法利夫人携手共演的活剧”。
  一个“纯粹是南方型的脸”、另一个居住在法国西北部的村镇,这并不妨碍两个人像一对孪生兄妹。但拉斯蒂涅的巴黎是一枚现实的钉子,面对不胜向往的上流社会的区域,他的名言是“现在咱们俩来拚一拚”;包法利夫人的巴黎则是“看不见的城市”,“她买了一张巴黎地图,手指指指点点,游览纸上的京城”。从地形学的角度来看,拉斯蒂涅会从高处“远眺巴黎”,包法利夫人则须仰视这座远在天边的城市。他们分别成为“外省青年”向下和向上的两翼:一个现实得有些卑琐,另一个不现实得有些妄想狂。写作的伦理与写作者的伦理截然不同甚至背道而驰。拉斯蒂涅不等于巴尔扎克、包法利夫人不等于福楼拜,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常识。但我们现在必须面对一个颠倒的诗歌世界:当下的诗坛不时闪烁着拉斯蒂涅们的身影,当下的诗歌却始终无力睁开包法利夫人式的眼睑。
  拉斯蒂涅身上“外省/巴黎”的冲突,到了当代中国诗坛,就变成“外省/北京”、“南方/北方”、“方言/普通话”、“地下/官方”的对立。“民间写作”和“知识分子写作”的论争(1999年),更是拉斯蒂涅症状在世纪末的集体发作。一些中性词语被赋予了强烈的褒贬色彩:“外省”、“南方”、“方言”、“地下”成为新的文化资本,“北京”、“北方”、“普通话”、“官方”则被打入另册。不可否认,前者的确可以成为写作的马达,但把它们纳入“二元对立”的拉力赛,这种力量势必消耗在盲目发动的对抗之中。(更何况,“北京”乃至“官方”也绝非一无是处。)我理想中的“外省写作”,是一种主动放弃话语权和假想敌的写作:它寻求差异而不是惟一,它着力制造放松而不是紧张的写作生态环境。
  其实,最坏的境遇并不是“外省/北京”之间的对抗,而是它们的一体化。拉斯蒂涅打算与巴黎“拼一拚”,但他的抱负绝不是成为这座城市的敌人,相反,他希望自己成为上流社会的主人。在当代中国,电影界的张元、话剧界的张广天纷纷选择了“地下主旋律”的终南捷径。此时此地,现实中的“外省写作”,有必要保持一种“柔软的反抗”。这与“二元对立”的总体化思维不同,它将保证着写作的差异性。陆续创刊的《外省》(简单主编,平顶山)和《方言》(小引主编,武汉),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的“外省”和“方言”。前者明确宣布“外省是独立的、开放的”,偷偷颠覆了于坚固步自封的“口语化的外省”界线。后者低声调地解释,这份民刊“不过是几个外省的年轻人想在一个普通话的世界里说说自己的语言,想在一个趋向大同的方向里,稍微反向一下子”。
  当拉斯蒂涅的欲火炎炎的眼睛停在上流社会的区域,“面对这个热闹的蜂房,他射了一眼,好像恨不得把其中的甘蜜一口吸尽”。在诗歌界,点击率和文学史都成为某些诗人的“热闹的蜂房”,但他们的诗歌中却连包法利夫人的嗡嗡声都没有。诗人们在现实中制造一个又一个传奇,指鹿为马、阳奉阴违甚至勾引文学女青年,他们在诗歌中的想象力却不相称的一贫如洗。虚构和现实的双重生殖能力再次生效,一千个拉斯蒂涅的笔下也无法出现一个包法利夫人,甚至一千个拉斯蒂涅的笔下无法出现一个拉斯蒂涅。同时,写作和写作者的双重伦理也暗示,想入非非的包法利夫人的另一面是个出色的文学读者。与其说写作者创造了她,不如说她检验着写作的能力——“她研究欧仁·苏的小说中关于家具的描绘;她读巴尔扎克和乔治·桑的小说,寻找想象的愉快,满足本人的渴望。”不客气的说,很多当代诗人根本不具备这种美学观察力,他们既无法创造包法利夫人,也无法成为包法利夫人。
  无数“受罪、哭泣”的包法利夫人在当代中国诗歌中神秘消失,并不意味着“外省”已经成为一个过时的话题。相反,这说明“外省”跟包法利夫人一样,被诗人们标准化的词语面纱遮盖。他们使用着时尚的文学语言,把诗歌修饰得千篇一律,直到读者嗅不出作者的味道。或许,这种概括有过度简化的粗暴倾向。这里不得不提到对任何来自外部的命名都毫无兴趣的蓝蓝,她的诗歌相当接近理想中的“外省写作”——但这仅仅是“沉默的极少数”。
  《包法利夫人》有一个副标题“外省风俗”,我们的诗人们却“成功”地在诗歌中解决了城乡差异的历史遗留问题。我愿意把海子当作“外省写作”的实践者,来自安庆农村的他,曾经这样告诉在城市长大的女友:
    我对你说
    你的母亲不像我的母亲
    在月光照耀下
    你的母亲是樱桃
    我的母亲是血泪。
    (《太阳与鲜花——给AP》)

        (2002年11月,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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