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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器官阉割史 (阅读5172次)



器官阉割史
□张柠


        中国古代文化中最绝的一招,就是改变人体器官的功能。宫刑和缠足最有代表性,一种是对付男人的,一种是对付女人的。器官阉割史的哲学基础是来自老子:将有用变成无用,通过无用达到有用。通过阉割男性生殖器,使男人变得无用,进而在后宫中实现更大的“有用”。缠足也是如此。双脚的功能在于行走。通过缠足,双脚成为无用(行走功用近于丧失)的摆设,从而产生了一种新的有用性:观赏(步态的陌生化与舞蹈的本质接近)和色情。请注意,是色情而不是欲望。欲望与肉体功能相关,色情是肉体衍生出来的符号性想象。




        人的存在,就因为他的不完满性,这属于“原罪”。与之相应的就是肉体的不完满性。所以,肉体有突出部位,有孔洞。“十字架”的意义在于,它保全了人的“肉身”的不完满性,这就是基督教“救赎”的意思。东方传统文化没有“救赎”的概念。它像一个严酷审美主义者,对人的肉体耿耿于怀,常常采用一些极端的措施,从物质到精神进行双重改造和阉割。




        阉割就是去掉突出部位,使肉体从完满起来,由功用主义变成美学形式。从形式主义美学角度看,太监的肉体最完美:线条流畅,喉结消失,声音细润,腰肢柔软。更重要的是,它既没有突出部位,也没有孔洞,就像一块光滑圆满的卵石。由此,他们成了一种典型的文化遗存,一种典型的文化美学的见证者。“阴阳合一”的伟大文化理想,在他们身上得到了实现。“美学”在这里充当了中介人的角色。同样,缠足也是将实用主义的脚变成美学的脚,行走的脚变成观赏的脚。它的方法论就是“小化”、“缩微”。将一件物品无限小化(三寸),物品的使用功能就会丧失,最终变成了一件美学收藏品、艺术观赏品。




        宫刑的确带有强制性。但是,它立刻给当事人予以回报。它与当事人之间是一种互为利用的关系。因此,它对当事人有形式上(年轻英俊)的严格要求,回报就是出入宫廷的权利和荣耀,造成了“一人宫刑,全家光荣”的文化效果。缠足开始当然也有强制性,后来渐渐变成自觉自愿的行为。姑娘们疼痛一时,终身受益:美学的、欲望的、情感的,全都有了。太监的生殖器为了文化、权利和荣耀而英勇牺牲了。姑娘们的脚为观赏美学而英勇牺牲了。只不过牺牲了几双脚和几个生殖器,整体的文化命脉就得以传承和延续。这就是最大的“用”。




        器官演化中的“有用――无用――有用”,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辨证过程,其中隐含着许多荒唐的微观意识形态较量。与此相应的结构形式是:“肉体实用主义――美学形式主义――文化功用主义”。这是古代文化的总体特征。当代文化将这个整体过程割裂开来,因此,出现了两种单独的、互不相干的纯否定性过程:要不就是“有用――无用”,要不就是“无用――有用”。




        “有用――无用”是极权主义社会的典型特点。器官的有用性(物质的、实用的功能)特点经常被忽略,而它的无用性(形式主义的、审美的)总是得到极度的夸张。在极权主义社会中,高雅艺术都非常发达(比如沙皇俄国的叶卡捷林娜时代,中华帝国的唐宋时代)。因为它将所有的肉体器官(眼睛、耳朵、鼻子、喉咙)都变成了美学,将农民都变成艺术家。器官的肉体性质,也就是它的非理性特征、反叛的一面却遭到了扼杀。张志新的喉咙之所以被割掉,原因在于她试图体现作为肉体器官的喉咙的有用性:为争取人的最基本的权力。她可以充分体现喉咙器官的“无用性”(美学特征),比如唱歌,唱意大利美声;但不能保持它的实用性,比如说真话,否则就割掉。




    “无用――有用”是商品社会,特别是后工业时代的典型特征。具体肉体器官的实用功能已经完全丧失,或者被高科技、被专业化的器官产业所取代(“无用”)。在现代社会的价值来自社会分工,也就是身体的某一个器官出奇发达。这是一种全新的阉割方式,通过阉割达到新的“有用”(交换价值)。只有那些专业化的器官才能转换成“商品的一般等价物”――货币。能将整个身体变成商品和货币的,只有一种例外,那就是妓女。一般情况下,金钱青睐的不是完整的人,而是由人分解出来的肢体各个部分:四肢(体育明星)、嗓子(歌星)、脑袋(知识分子)。这就是社会分工,有人专门长眼睛,有人专门长脑袋,还有人专门长嗓子或者腿。在商品社会中,通过对符号化器官的消费,器官的“有用性”产生了一种替代效应。有人替代我们唱歌,有人替代我们笑和哭,有人替代我们骂。那些“无用”的器官,即使没有被阉割,也会渐渐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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