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诗歌人物，现在的柯平基本上不被当作诗歌人物提及，偶尔看到也是作为过去了的八十年代的诗歌人物出现。进入当代诗歌的叙述话语有个前提，首先你必须在场，参与到可能进入叙述视野的诗歌行动之中，其次你必须是诗歌事件中的角色，不然的话，当代诗歌的叙述话语不是不打算将你当作诗歌人物，而是关于当代诗歌的叙述逻辑没有办法接纳你，因为你不符合当代诗歌的历史叙述语法。八十年代的柯平似乎是以至今无人可比的作品发表数量而著称，据说当时有一个诗人在学校演讲，学生提问请他谈谈对柯平诗歌作品的看法，这位诗人只有一句话，说“发烂了”。“烂”字是否会是“乱”字，无法对证，现在也无法知道“发烂了”是什么意思，或者是发表得太多的意思。发表得多与少，对于作品本身并不说明什么，也许由于柯平的诗歌在特定时间里容易被接受，其中的原因很复杂，如果从柯平当时的生活状况去理解这一现象，就会发现难以抗拒的生活压力是一个重要原因。到了八十年代末期，柯平事实上意识到依赖发表诗歌维持生活的不可能，他转而通过其它途径寻找生活来源，空闲时间潜心阅读古代经典，至九十年代末期成了一个散文作家，近年来的散文作品结集为一本《阴阳脸——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生态考察》，这本书大致可以概括为柯平对传统文人命运以及当代社会中文化的尴尬处境的看法。但是，柯平的诗歌在八十年代并非仅仅因为发表数量多而广为人知，他的诗歌作品在当时造成的影响既有普遍性又有前瞻性，当代诗歌探索的方向在柯平的诗歌作品里可以找到源头，因而也有历史意义。据说当时有一份民间诗歌报纸甚至以“柯平万岁”的通栏标题来表达敬意，由此可见，当时柯平在诗歌写作上的影响之深远。至于现在的柯平也不是一个与诗歌绝缘的“前诗人”，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诗话浙江》足以证明柯平作为一个诗歌人物的客观存在，这本书汇集了近年来柯平与地域文化历史相关的诗歌作品，延续着他超越历史理性的人性关怀，不乏精彩之作，从诗学意义上说也极具说服力。
当代诗歌领域里的价值观非常可疑，至少没有为大多数接受的权威价值观，观察当代诗歌现象，关于当代诗歌的叙述话语其实是在不同格局里各自为政的价值判断话语，虽然并非完全没有公共意义，但到处充塞着趋向于自我满足无视诗歌本体意义的价值判断。当代诗歌领域实在是大大小小的夜郎国君吵吵嚷嚷张扬小国寡民生存利益的众议院，或者可以比拟为小商小贩高声叫卖的菜市场。以精神贵族自居的诗人出于本能，始终宣称反对诗歌政治，斥之为庸俗社会学，但在价值观混乱严重到整体缺席的当代诗歌中，除了诗歌政治之外还有多少值得称道之处？大量以诗歌政治立场作为叙述逻辑，以诗歌事件作为叙述线索的当代诗歌叙述话语无时无刻不在彰显诗歌政治的重要性。在这个诗歌政治大格局里，柯平不再被当作诗歌人物也就理所当然了，因为他自九十年代以来差不多已经有十年时间完全置身于诗歌事件之外，没有参与到制造诗歌事件的行动中去。几年前，一个东北诗人当着柯平的面说出了一句大实话，说他“官不官民不民”。意思是柯平既不是属于官方的诗人，又不是属于民间的主流诗人，因此就两边不靠，没有明确的归属，难以进入这两种不同的叙述话语。官方和民间两类诗歌的划分是当代汉语诗歌特有的并立矛盾关系，有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这个矛盾关系的两个方面有对立也有融合重叠。而这个矛盾关系的表现正在日趋淡化，变得隐晦不明模糊不清，无论哪一方面的诗人都迫不得已。诗人也是社会上的人，不能不在社会上谋求必要的经济地位以维持自身的生活，即使表面上民间立场坚定强硬的诗人也不能彻底拒绝官方体制提供的资源，他的社会身份甚至就是体制中的一员。体制内的机构毕竟持久掌握着主要公共资源，而不确定的民间资源相对来说力量有限，由于诗歌理念差异以及各自对诗歌的需求目的不同，在如何占有和分配资源必然存在不同意见，因而这个矛盾关系还是要不时表现为对立和观念冲突。但大多数诗人只有实际利益原则，本质上并无诗歌原则立场可言，只要能够从公共资源分配中得到一杯羹，也就无所谓官方民间了。在松散的诗人群体中，诗人个体孤立无援，公共资源提供的公共平台给予诗人传播作品的渠道和获取肯定的机会，何乐而不为？体制内的诗歌事件和活动仍然受到诗人广泛重视。不要相信诗人的所谓独立精神，听到一声召唤，诗人就会奋不顾身地响应，并且引以为荣。况且，现在体制内的诗学观念表现出开放姿态，在坚持主旋律的前提下也尽量包容各种诗歌审美倾向，只不过体制内的诗学观念常常偏离诗歌本体而已。但是，在诗歌领域不可能实现民主公平的原则，任何资源只要按特定的艺术原则进行分配，从不同的原则立场看总会显示出不公平，因此，诗歌公众认定的“官方诗人”常常在体制外受到冷遇和忽略，有一位获得过诗歌奖项的诗人就为自己被打成“官方诗人”而愤愤不平，平心而论，从他的作品看，无论如何都没办法归类为“官方诗人”。须知民间也不是好惹的，官方不管如何还有个社会利益原则，而民间资源的控制者却可以全然不顾舆论监督，在诗学原则中包藏个人私利原则也是可能的。在当代诗歌政治格局中形成的诗人行为方式真实反映出人性的善与恶，客观上也影响了当代诗歌的写作。现代人的偏见认为，诗歌作品与诗人的人格没有必然联系，作品是面向公众的客观存在，而诗人的人格是他个人的私事，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卑劣的作者写出崇高的伟大作品也是平常事，没有人意识到这是难以想象的奇迹。我们再也不能够回到《世说新语》的时代，古希腊罗马经典作家令人肃然起敬的人格无法再现。“诗言志”已经被推翻，诗歌中的性情蜕变为个性表演，诗人一面反对诗歌政治，一面积极参与到诗歌政治之中。
诗歌政治形成的叙述逻辑引诱诗人积极制造诗歌事件，而诗歌事件之外的诗人不见于诗歌叙述，诗歌事件就显得比诗歌写作还要重要。有一个诗人曾经不无善意地告诫我，像柯平这样出色的诗人尽管著名，但由于无法归类，很快就被人们忽略，言下之意是柯平置身当代的诗歌事件之外，没有进入诗歌叙述话语在所难免。当代汉语诗歌是一种不断呈现新的可能的语言形式，同时又面临不断突破意识形态诗歌观念的任务，因而各个时期各种形式的诗歌都处在被新的可能覆盖的危机中，即使被诗歌运动抛离出诗歌系统也不奇怪，这是新诗以来汉语诗人的共同命运。新诗近百年的历史并没有形成具有公共意义的诗歌价值观，各个时期的诗人不是在新诗历史中肯定传统继承传统，而是不断从外国诗歌中引入形式和观念，以求由此丰富汉语诗歌。因而诗人在诗歌事件中的一项主要任务是表演各种诗歌语言招式，强行将个性塞进作品，似乎招式新奇是诗歌的核心问题，从而失去对个性的控制，走向诗歌作为情感与思想表现形式的反面，成了个性表演的形式。而柯平有意识地避开当代诗歌事件，恰好有幸在这个问题上具备了清醒的认识，几年前他提到过“击鼓传花”之说，他认为八十年代初期的诗歌写作由于表现手段的笨拙和单一，诗歌写作意图得不到有效体现，题材处理方法单调，只好纷纷到外国诗歌中去借用表现手段，致使每一个八十年代的知名诗人背后都有一个外国师傅的影子，而现在的诗歌写作手段多种多样，手段大于实质，诗歌反而成了空泛的梦话和鬼话，这就像“击鼓传花”游戏，以前手中有花朵，苦于没有生动的姿势，传花游戏做得不雅观，现在的姿势变幻无穷，看起来美不胜收，但手中却没有花朵了。“击鼓传花”这一群众性游戏与当代诗歌的群体活动现象的对应关系显而易见，孤芳自赏的诗人踊跃出任当众表演的角色，大家围成不同的圆圈，急于表演自创的招式，又期待同行出其不意使出新招。但是柯平应用“击鼓传花”比喻当代诗歌的说法还是会引起争议，关键问题是要不要花，诗人立刻会分成两派，一派为“要花主义”，另一派为“不要花主义”。“不要花主义”认为诗歌不必非要有承载不可，诗歌表现的感受就是“花非花”，“菩提本无树，明镜也非台”，“不立文字”是诗歌的根本。“要花主义”相对比较传统，但价值观混乱不堪，有人突出反映事物，有人强调表达感情，有人要求诗歌尖锐，有人认为诗歌要深刻，又有人认为诗歌要深入浅出，统一到“要花”之后，对于要什么花却很难达成协商一致。讨论结果不外乎“百花齐放”，“击鼓传花”终成个人主义的传花大会，当然也有个别英雄胸怀“我花开后百花杀”的壮志。
当代诗歌中的个人化写作的确造成了诗歌的分裂和孤立，诗人不得不安身于寂寞的个人写作，又耐不住寂寞投身于诗歌事件，在个体与群体之间奔波，但诗歌写作乃至文学写作倒真是个体精神活动，诗歌既是情感和思想的表达，也是个体人格的体现，即使诗歌进入公共精神生活领域，诗歌行动的主体还是个体人格，人与作品同时显现，因此，个体人格不容置疑是诗歌作品的灵魂。人格是天生的还是后天养成？这个问题说不清楚，或许不需要说清楚，而人格在诗歌中以什么形式表现这个问题却值得深究，柯平概括为“气息”，诗歌作品显示的气息直接表现出人格，连诗人本身都无法加以控制和伪装。几次面谈都未有机缘听闻柯平详细阐述“气息”说，有待于他将来撰文发挥。一般来说，面授机宜之类活动和勾当费用成本比较高，不在杯盘狼藉的酒桌上，就得在“讲学”课堂上，不如躺在床上捧着书读，买一本书也不过区区二十元。在当代社会诗人讲学已是罕见的诗歌事件，即使有也不见得讲出什么来，讲来讲去竟然将自己讲成为一个笑话者却不是没有。现在没听说过有人请柯平讲诗歌“气息”说，什么原因？恐怕是认为“气息”之说第一不惊人，二无号召力，三无制造诗歌事件的可能，而“气息”这个说法又似乎属于老生常谈。当代诗歌谈论诗歌的“语感”谈了很多年，至今未见得谈清楚，“语感”是外在的吗？显然又是内在的。“语感”是形式还是内容？“语感”包含了哪几个方面的内涵？在很多人的言说中可以看到，“语感”不过是对语言——主要指内在的声音——的感觉，简称“语感”。而柯平的“气息”说是指诗歌中人的表现，既不是艺术形式问题，也不是形式表现的情感和思想问题，而是直指作品背后的人的问题。人的问题解决不好，诗歌的其它问题的解决等于没有解决。人的问题怎么解决？谁都不知道该如何解决，归根到底，所有的人不免要分为三六九等，否则这个世界也就不成为世界了。所以，柯平又提出了一个“煤气瓶”说，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在火锅店里看到的“煤气瓶”最小，放在桌子下面，吃完一顿饭就没气。家用的“煤气瓶”适中，可以用上一两个月，视使用频率而定。酒店厨房里的“煤气瓶”大得令人恐怖，近一人高，储气量充足。有的诗人是火锅店里的“煤气瓶”，只有一顿饭的功夫。有的诗人虽然是家用“煤气瓶”，但是气不足，不停地摇晃并用开水加温才能点火，或者横躺着才有气。还有的诗人不客气地就是酒店里的大“煤气瓶”，天生量大气足。小诗人只好开火锅店以图个热闹，家用“煤气瓶”或许可以成家立业，大诗人不妨进入厨房为众多食客服务。要解决“气息”问题，首当其冲先要解决“煤气瓶”问题。
那么，诗歌大师的“煤气瓶”有多大呢？柯平说，那就得接通管道煤气了。
2006-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