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代表

　　1月14日，郑小琼出现在会场时，依旧是5年前的齐眉刘海，仍然是黑直发，只是头发及腰了。

　　牛仔裤上有一个破洞，记者以为她追求嬉哈风，她笑称这是骑自行车时摔破了。别人也看不出来都以为跟潮流去了。

　　5年前的2007年底，郑小琼成为广东史上首批农民工省人大代表，南都记者采访她时她的第一个反应还是“当代表要为工友讨薪。”那时的她说自己有很多话要说。如今4年多过去了，或许这是她履职的最后一次大会了。

　　诗歌集《女工记》即将出版，将写100个女工。郑小琼说，“100个女工就是100个建议，她们都是真实的。”这是她花了五六年的时间，接触了上千名女工完成的答卷。

　　6年里，外界一直在变化着，《劳动合同法》的施行，最低工资的增加，收容制度的废除。是的，看来一切都在改变。但是她们在底层的状态却没有改变，她们依旧用肉体拼搏，跟她们交流，我无处不感受到压抑之后在她们心里积聚的暴戾情绪，这种暴戾的情绪一直折磨着我，而底层与底层的倾轧是那么暴力、血腥、野蛮、赤裸……她们让我担忧。

　　第三代女工反问我为何要回去

　　◎第一代是听天由命的，第二代是顺从命运，抓住改变，第三代会对社会发出询问，这种询问是有力量的。

　　南都：快5年了，当代表，给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郑小琼：（笑）我还是一个农民工。

　　南都：代表履职，总要交答卷，你的答卷或者说你的建议是什么？

　　郑小琼：我写了100个女工，用她们的故事写成100首诗。我想这100首诗就是我的100个建议。

　　南都：100个女工，她们都是真实的吗？

　　郑小琼：每一首诗都会有她们的真实名字。有的为了保护隐私，就选了名字中的一个字，比如阿燕。

　　南都：为什么要选择这个题材呢？

　　郑小琼：五六年前一个工友去医院做人流，我想写一个人流的调查，后来越调查越深入，就写女工了。我准备了五六年，深入接触估计有上千个女工。我这几年陪一些工友回她们老家相亲，看着她们工作，结婚，生育。有些女工刚来东莞的工厂，换工厂，恋爱，失恋，怀孕，结婚，有的离婚，我都有记录。

　　南都：她们跟你诉说的最大苦恼是什么？

　　郑小琼：我接触一个在这边打工17年的女工，她出来时把小孩放在家里，现在小孩长大生小孩，让我看到一种轮回。

　　南都：怎么样的轮回？

　　郑小琼：这个女工，叫熊曼。上世纪90年代初期来广东打工，把7岁的儿子放在家里，两夫妻在鞋厂工作接近18年，儿子也读完大学了，还是成为打工“捧泥饭碗”的人，为此，她还经常受到村里的人嘲笑。当儿子进入到工厂时，熊曼便衰老下去了，她仿佛被抽空了。

　　南都：我想她们的年龄层次估计从60后到90后都有吧？

　　郑小琼：年龄不同的女工，说的话很不同啊。老一代女工，她们有家的感受，赚钱回老家建房子，而新一代属于无根的混的一代。每次她们聊天时，我看到的是一种迷惘，这种迷惘的背后，她们只能混着生活。

　　南都：各自有各自的忧愁。

　　郑小琼：我曾调查过，被新一代农民工反问了一句。第一个20年前来广东的女工，问她为什么来广东打工，是因为广东有机会，在家里没有工作的机会。第二位，是一个10年前来广东的女工，我问她来广东有什么打算，她说她希望能留在广东。如果第一代要回去，第二代是要呆下来，第三代反问我们为什么要回去。第一代是听天由命的，第二代是顺从命运，抓住改变，第三代会对社会发出询问，这种询问是有力量的。

　　女工转型都充满了困难

　　◎有一个在工厂做了10年的女工，存钱，然后开小餐馆，却被人勒索。还有一些女工成了性工作者。

　　南都：一代也好，第三代也好，她们的命运会走向何方？

　　郑小琼：她们有的以前是女工，后来通过努力变成了老板。其实当我接触她们，我感觉现实的泥淖时时将她们吞没，有一种无力感。

　　南都：有成功者也有失败者是吗？

　　郑小琼：有的是技术起家，有的通过肉体交易，比如跟了一个老板，学了经验等起家。

　　南都：这样的现实真是让人五味杂陈。

　　郑小琼：每一个工厂女工的转型都充满了困难，稍微有一点困难，就难以经营。有一个在工厂做了10年的女工，存了一些钱，然后开一家小餐馆，却被人勒索。还有一些女工成了性工作者。我曾去了解十年前性工作者生活，去了湖南、湖北、江西等地一些村庄，跟随我的工友或者朋友一起去她们的老家。

　　南都：她们现在怎么样了？

　　郑小琼：她们似乎分成两个群体。一般来说，如果结婚后，生育了小孩，她们的生活便可以走上正常轨道。如果结婚没有生育，有的结婚几年后，便离婚了。在中国的乡村，生育后代依然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小孩很多时候成为了一个维系家庭稳固的纽带。

　　无数个阿敏使我心存恐慌

　　◎在我这样已改变命运的典型的背后，有着无数个阿敏，这使我心存恐慌。

　　南都：你应该是女工里成功的一员，你顺利地完成了转型。

　　郑小琼：我觉得我幸运，但是更是不幸，所以我一直反对把个体成功做为一种标本，我害怕成为这种标本。

　　南都：你害怕自己的成功，掩盖了更多的失败？

　　郑小琼：是的。我一个朋友，也是写作者。她叫阿敏。她写过不少诗歌。这些年，生活漂泊不定，我有很多像阿敏这样的朋友，在铁架床上、餐厅的桌子写着稚嫩的文字，我们通过Q Q聊天相互交换诗歌。2010年，失去联系两年的阿敏变成了传销头目，被判了两年。有数百万的案值。

　　一直以来，别人把我当做写作改变命运的典型，我从内心上拒绝做这样的典型，因为我知道，在我这样已改变命运的典型的背后，有着无数个阿敏，这使我心存恐慌。但是有意无意中，我却成为了这种典型。

　　南都：成为典型不好吗？

　　郑小琼：其实有时候，我胆怯，害怕，耻辱。有一段时间，我租住的城中村有很多从事出卖肉体的女工，路过的那些嫖客把我也当做她们中的一员。我曾想到退却，当我经过城中村低矮的巷子被抢劫，当我租住的房间被盗时……我都想过了放弃。直到有一次，我在一个成功者的办公室里见到她对待她下属工友的态度，她的行为让我彻底地愤怒了，正是这种愤怒，让我重新找回了自己，我为自己在内心与她们划分开感到耻辱。

　　南都：光环没有让你掩饰自己？

　　郑小琼：是的，我一直在诗中说自己，我是一个怯懦者，我胆小怕事。

　　要关注一下女工的非正常死亡

　　◎有被谋杀的，有因为过劳而死的，还有的无声消失在世界，不知被拐卖了还是死亡了。

　　郑小琼：还有一个事情，你们可以关注一下，就是女工非正常死亡。

　　南都：什么叫非正常死亡？

　　郑小琼：自杀的，交通意外的，过累死的，谋杀的，拐卖不知所终的。我在《女工记》里写了6个非正常死亡的事情。比如我堂嫂在广东的车祸死亡，有被老板的狗咬死的，我们工厂厨工在东兴路被车撞死的，有被谋杀的，有因为过劳而死的，还有的无声消失在世界，不知被拐卖了还是死亡了。死者长眠大地之中，我只有用这些诗句来复述着她们的一生，她们构成了这个时代的一个音符，在某些人看来，甚至有点不合节拍。但是对于这一切，我除了记录，又能做些什么呢？

　　南都：你不是说给她们讨薪吗？你接触她们的时候，什么时候会想到自己的代表身份？

　　郑小琼：是的，当我为她们讨薪的时候，会想到。

　　南都：怎么讨，成功了吗？

　　郑小琼：她们大多是劳资纠纷，差不多都成功。就找劳动局。

　　南都：会亮人大代表的身份吗？

　　郑小琼：找劳动局的人一般会说，基本还是能解决好。

　　南都：可是你能帮多少个人讨薪呢？

　　郑小琼：也有一个局长推三推四，我直接狠狠说了一顿。

　　南都：说了什么？

　　郑小琼：我说，对于占其位不尽其职的人，只能建议罢免。

　　希望在社工委指导下成立农民工联谊会

　　◎有一颗想做事的心，想改变，虽然有时会灰心，但是我觉得要保持激情，别一下子被浇灭了。

　　南都：你年年都会带来至少一个建议，今年的想提交的建议是什么？

　　郑小琼：我希望能够在社工委指导下成立基层农民工联谊会。他们远离家庭，远离亲人，独自来到异乡，其身心处于游离状态。没有形成有效的社会组织进行管理。这几年频频发生的农民工群体事件说明了我们现在在农民工与政府之间需要一个有效的社会组织进行协调与沟通。

　　南都：为什么想提这个建议？

　　郑小琼：其实，这些年一些以地下形式出现的工会、同乡会、工友会等组织。报告里也提到，各级政府会成立社会工作委员会，我建议由各级政府的社会工作委员会作为其业务指导单位，成立农民工联谊会，让外来农民工遇到的困难或者事情可以及时得到协调和解决。

　　南都：这些年工作或者当代表，有遇到困难吗？

　　郑小琼：有啊。只是有些困难无法言说。

　　南都：有收获吗？

　　郑小琼：有一颗想做事的心，想改变，虽然有时会灰心，但是我觉得要保持激情，别一下子被浇灭了。


郑小琼，诗人，著有诗歌《黄麻岭》、《铁》及散文集《夜晚的深度》等，现居广州。南都记者冯宙锋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