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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坂昭广访谈:初唐的骈文、诗序与王勃之死 (阅717次)
2018-05-14


澎湃新闻记者 钟源 实习生 彭高意

【编者按】日本在奈良、平安前期传入的汉籍多以钞本形式流传,通称“唐钞本”,它们在学术研究,特别是文献辑佚以及考察汉籍东传日本方面具有重要价值。随着民国时期杨守敬、罗振玉等学者出访日本,正仓院所保存的如《王勃诗序集》等唐代文集逐渐受到研究者的重视。
 
日存《滕王阁序》与中国通行本《滕王阁序》之间存在两处不同,到底哪一个版本的《滕王阁序》更值得信赖?曾在南北朝广为流行的骈文,为何会在初唐时再度繁盛?王勃、骆宾王、杨炯、卢照邻四人从未在同一场合出现过,为何会并称为“初唐四杰”?近日,澎湃新闻采访了日本京都大学的道坂昭广教授,就以上问题做了一次浅谈。
 
道坂昭广,日本京都大学综合人间学部国际文明学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文学、日本汉文学及文学理论研究。道坂昭广早年师从日本京都大学中国文学研究专家兴膳宏教授,1985年赴北大留学,跟随著名文学史家陈贻焮先生学习中国古典文学。主要研究著作有《六朝诗人传》、《正仓院藏<王勃诗序>校勘》、《皇帝達の説話―沈約『宋書』<符端志>について》、《隋煬帝楊広―我れ江都の好きを夢む》等。
 
道坂昭广教授
 
从骈文入手研究中国文学
 
澎湃新闻:您从何时起开始对中国文学产生兴趣?
 
道坂昭广:我高中的时候就对中国文学很感兴趣,这缘于一位著名教授——吉川幸次郎先生,吉川先生有一本影响了很多人的著作叫《新唐诗选》(岩波新书),自从读了这本书后,我就立志学习中国文学。吉川老师认为,日本文学的特色是极富感伤且极具个人色彩的,其中心主题是男女间的恋爱;而中国文学的主题是友情以及对社会的责任感。我读了《新唐诗选》中对杜甫《春望》、李白《赠汪伦》等诗歌的解释,深受感动。
 
高中时期的训读课程也培养了我对中国文学的兴趣。“训读”是日本高中在古文教学时所倡导的一种学习方法,强调规则、勇敢、率直,每次训读时我都会把自己想象成一名古代武将。当时我们除了读一些唐诗、史记,还会读思想类的散文,比如《论语》,但这些文章都是翻译成古日语来学习的。
 
1978年我考上岛根大学,正式开始了中国文学的学习。大学时代读了更多吉川先生的著作,他主张:对待中国文学,要到达研究的层面,不应该用训读的形式,他要求我们应该像英国文学和法国文学一样,用该国语言来体味该国的文学。于是我开始学习汉语,我本科的老师是吉川老师的弟子,他上课就要求我们使用汉语,后来还推荐我去京都大学,继续求学研究之路。
 
京都大学是日本首个采用汉语讲授中国文学的近代大学。1983年我开始在京都大学跟随兴膳宏老师学习,他的研究重点是文学理论,比如《文心雕龙》。兴膳宏老师对学生非常严格,他从卢照邻的骈文入手,教我们如何研究古代散文,我的研究方法深受他的影响。
 
1985年我留学北大,师从陈贻焮、张少康两位老师,这两位先生都是非常有意思的学者。陈老师十分亲切,让我一周去他住处一次,一对一的为我补习,传授知识。当时很有幸,听陈先生朗读过许多诗歌,他的朗诵非常有特色,分两种风格:普通话与湖南乡音版。我最难忘的是陈贻焮老师有次诵读李白的《夜宴从弟桃花园序》,那是骈文之佳作,他朗诵的节奏十分漂亮,进一步激发了我对骈文的喜好。
 
澎湃新闻:您之后就将研究重点放在了骈文上?
 
道坂昭广:是的。追溯起来,中国文学有两个时代,一是重视表现形式的时代,二是重视内容的时代。骈文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至南北朝时期正式凝练成体,正体现了这两种时代的交融。
 
南北朝文学各有各的特点,北朝文学继承汉晋学术传统,注重文学的功利性与实用性,南朝文人写作偏重表现形式,轻视写作内容,同时认为北朝文学是落后的。南朝的这种写作偏好引起了同时代很多北朝人,以及之后唐代文人的批评。不过批评归批评,当时这种只注重表现的文学风格很受吹捧,导致一部分北朝人也去模仿,而对此抨击得最为激烈的唐人也不能免俗。我对此很感兴趣,为何饱受诟病的东西却如此受欢迎?于是开始调查北朝文人的诗歌。
 
我的硕士论文研究的是隋炀帝的文学,我将他的诗命名为“皇帝诗”。一般认为隋炀帝醉心于南朝文人绮丽的文风,且历史上他是一个暴君,但其实他的作品受北朝文风的影响更大,表现为心系社会、评议时事,并且隋炀帝的作品也多以骈文写就。说明在隋代以及初唐国家统一、试图建立新文统之时,皆不自觉的将北朝传统作为发展基点,将北方文学作为效仿的榜样,以此纠正南朝文学疏于实质的弊病。
 
“初唐四杰”是失意文人的代表
 
澎湃新闻:“初唐四杰”是骈文写作的高手,也是您几十年学术研究的重点。能否谈谈“初唐四杰”为何能成为初唐时期文人的代表?
 
道坂昭广:思想具有延续性,说到“初唐四杰”就不可避免的要研究北朝的思想传统,除骆宾王外,杨炯、卢照邻、王勃都来自北朝地区,自小浸润在浓厚的北朝传统观念的家庭教育中。王勃的祖父王通还是北朝著名的思想家。研究“初唐四杰”,我的视角分纵横两个方面:纵向是北朝思想如何延续到初唐,文风、行文形式对初唐时期文学的影响;横向视角是当时知识分子的心理转换。
 
从“初唐四杰”的传记可知,“王杨卢骆”皆为中下级官僚,他们的作品被上流人士忽视,却受到中低等级官僚的喜爱。为了研究这一现象,我的研究分成两个角度:第一就是社会性因素,我希望能尽力复原当时的文学观念,来追溯其流变;第二就是考虑文学环境的因素,即贵族沙龙文学向平民文学转变的历程。
 
初唐之前只有首都,像南京、洛阳等地才被允许有自己的文化,其他地区若产生文学讨论皆被视为典范谋反,四杰以及四杰之后都是地方官僚治理各地,于是就有了相对自由的、讨论文学的条件。并且官员调动频繁,导致文人的流动性很强,王勃、骆宾王等人都游历了许多地方,这不同于之前文人团体强烈的封闭性。
 
而且在此之前,贵族沙龙对文学才具有选择权,例如庾信、徐陵,代表的都是其所在贵族沙龙的文学理念,缺乏社会代表性,当时的文学是由上到下的流传,作品需要上层人士的评价、认证才拥有价值。初唐开始,评价体系变得平等而普遍,同时期的人都有权评价。“初唐四杰”是由自身所属的新兴士大夫阶层选出的,这表现出一种平等的、而非有高低差别的视线,其实也是一种新风气,是新文化时代的开启,是社会开放的象征。也就是说,无论从空间上还是精神上,“初唐四杰”与南北时期贵族沙龙——这种与外界隔离、封闭性框架中诞生的文人团体相比,都是一种对立的存在。
 
对时人而言,“初唐四杰”之所以是那个时代的代表人物,是因为他们的作品反映了同时期中下层士人的观念、看法。“初唐四杰”梦想着平步青云,现实却是终生怀才不遇、四处飘零,“天子未知”、“一同未高选”,这些落拓的情感充斥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引发了远离故土、辗转各地,志存高远却仕途寥落的中下级官僚的共情,从而认为“王杨卢骆”是自己这代人的文化代表。
 
还有一个现象可以佐证以上观点:“初唐四杰”其实从未谋面,却被并立在一起。一般来讲,中国同时代的优秀文学家多少都有些交集,比如李白、杜甫之间就有着深厚的友谊,但是我调查发现四杰他们从未一齐出席过聚会。目前,我发现最早将四位并称的是宋之问,他在《祭杜学士审言文》这篇祭文中哀悼杜审言(杜甫的祖父)生前官途不够亨通,并提出同代的“王杨卢骆”也是如此境遇,慨叹他们虽有才能,可是地位低,运气不好。(“后复有王、杨、卢、骆,继之以子跃云衢。王也才参卿于西陕,杨也终远宰于东吴,卢则哀其栖山而卧疾,骆则不能保族而全躯。”)这说明初唐时期的士人公认“王杨卢骆”是自己那代人心目中的失意文人代表,更重要的是他们认为“王杨卢骆”可以代表自己——虽怀青云之志,极度自负,却不得不作为下级官僚辗转各地——这份痛苦属于四杰,更属于众多同时代的人。
 
骈文是唐代公务员的写作模版
 
澎湃新闻:以骈文形式写作的诗序在唐朝开国时期已经不多见,这种种文学体裁为何会在“初唐四杰”时期复兴?
 
道坂昭广:南朝时期贵族流行的游戏文学,表现为重视规则,诗人们只要身处一个特定场合或聚会,经常一个人分配一个韵字,要求立刻作诗。这种创作游戏性很强,要求速度第一,内容其次。和南朝贵族的文学创作场合一样,四杰时期的文学创作场合也是宴席,他们的赋韵、探韵等文学创作方法也是模仿南朝的。
 
但是,四杰时期的聚会与以往贵族聚会不同:他们聚会的参与者是中下级官僚而非贵族,此外,这些人在感情上也和南朝贵族存在着差异。官员调动打破了以往社交圈子的封闭性,到地方赴任的人来自四面八方,更不知明日栖身何处,才使得人们在偶然相聚的宴会上抒发感情,遗憾于自己的际遇,感伤于相见的短暂。我认为,因为游戏性强的诗无法表达相聚的喜悦、离别的悲伤等“友情”,所以他们发现诗序这种文学形式。我觉得唐代文学始于诗序而并非诗。
 
对王勃以及同时代的大多数知识分子而言,诗歌可能不是抒发情感的主要窗口,也不是表达思想的主要载体,最精华的部分就在诗序中。但同时期贵族聚会时创作的诗歌,如唐太宗、后代唐高宗的宫廷诗就没有诗序,还有后代李白、杜甫的诗歌也一样,这些文学家都可以在诗歌中发表自己的想法从而不再重视诗序,因为他们与初唐时期中低官僚所面临的境遇不同。
 
澎湃新闻:您曾提到“初唐四杰”的作品对后世写作有着实用性上的帮助,具体体现在哪里?
 
道坂昭广:初唐是骈文的黄金时期,骈文讲究对仗、用典典据、平仄,它有很多规则和固定格式,所以不会写文章的人也可以往里套。现代人看骈文是为了鉴赏,可是当时人对写文章有直接需求,骈文就被视为极好的模仿范本,以至于当时地方官僚都争相模仿,并且将《滕王阁序》这样的文章作为榜样。政府公文无需别出心裁,将四杰的文章作为模板,对于缺乏文学才能的官员而言,相当于解了燃眉之急,由此找到了写作的捷径,需要动笔的时候,模仿四杰的文章就可交差。
 
一般来讲,汉诗被归类为东亚文学,骈文也是一种东亚散文,其实除了中国人以外,任何学中文的人都可以驾驭。骈文虽遭人诟病,却仍然长期沿用,得益于其拥有一套成熟的书写规则,是一种通过学习即可模仿的文体。
 
日本保留下来十几篇墓志,墓志对死者必不可少,书写墓志又能给写作者带来物质收益,骈文就可以满足这种大量产出的需求,比如某某某升至某官位,那即可用典,提出古代某名人与其一样的优秀、富有学识,甚至王勃的骈文也成为之后墓志的范文。
 
澎湃新闻:骈文传到日本之后,带给了日本新的社会新文化,具体有哪些?
 
道坂昭广:日本流传下来的王勃作品保存在正仓院,保存版本是用日本当时最高级的纸抄写的,除王勃以外,中国藏品中只有隋代或者初唐编纂的书仪《杜家立成》获得同等待遇,可能表明王勃文集是当时最流行的文集,王勃在初唐时期文学地位相当于盛唐时期的李白。正仓院里并没有收藏李白、杜甫的文集,因为当时的文学观念和现在是不一样的。
 
正仓院所藏王勃诗序的书写者大概是当时的光明皇后,她抄的是当时中国最流行的文章,用的是当时中国最流行的文体,写的是当时最有名的则天文字(武则天创造的一种书写形式),用的是本国最高级的纸张。这一切都说明当时的日本贵族对中国文化十分敏感。
 
在当时,中国文化流传到日本,所改变的不仅是文学形式,还有宴庆方式。日本的汉诗集《怀风藻》中,有几篇诗序就是模仿王勃的作品。除了文学作品的写作方式,文学场所的样貌、文体的使用等一系列都传入日本,丰富了日本的文学创意。之前日本人的文学和文艺都具有私人性,没有成型的文学活动,《万叶集》记载了唐风未传入前,日本的宴庆活动就是一边喝酒一边朗诵自己的心情。唐朝风气传入后,日本人才知道聚会不止饮酒作乐,还可以通过创作文学作品来抒发情感。然而日本的改变仅限于贵族阶层,士大夫作骈文表达珍重惜别之情,依然仅限于私人之间,而且宴会作诗的方法越来越严格,尤其是平安时代,这造成日本当时的作品没有借文学表现自己的观点,依然只注重形式的局面。
 
其实骈文的黄金时代不仅在中国的初唐,也发生在日本奈良时期。对骈文在日本的发展而言,最重要的转折点发生于江户时代,比这更早的镰仓室町时期,那时佛教在日本非常兴盛,僧侣们曾到中国留学。他们把禅宗等佛教、朱子学和中国古文传播了日本。从中国回来的日本留学生发起了日本的“古文运动”,这群留学生一改之前的风气。当时的日本文学家都争相模仿、研习唐宋八大家的古文,而唐宋八大家批评骈文,导致日本文人也开始对骈文展开批判,从那之后,骈文研究就落寞了。这与中国文学发展脉络相合,但日本的情况有一定滞后性,日本的文体改革发生于江户时代,距离中国流行新文体大概两百年后。自平安时代末期开始,日本开始了武治时代,贵族失势。可能住在京都的贵族们并没有改变聚会的传统,只是那时的作品没有传下来,都散佚了。
 
《滕王阁序》与王勃之死
 
澎湃新闻:日本正仓院所藏的王勃《滕王阁序》里有两处与中国通行版本不同,虽然皆为一字之差,却对如何理解《滕王阁序》有着重大影响。对此,能否谈谈您的见解?
 
道坂昭广:这两处不同,一处是“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鹜”,正仓院版作“雾”;另一处是中国版作“三尺微命,一介书生”,而正仓院版作“五尺”。
 
欧阳修当时就批评 “孤鹜”对“长天”并非一个好对仗。虽然欧阳修以后的文人不敢再批评这种前人的雄文了,但关于“孤鹜”是什么依然引发了诸多讨论,竟有人说“落霞非霞”,而是一种虫子,“落霞与孤鹜齐飞”是指鸭子追逐捕食虫子,而反对者则指出鸭子不能飞。我认为应该是中国文人在某一个时代抄错了一个字。
 
我之所以赞成日本正仓院的版本“雾”,原因有二:其一是“孤雾”与“长天”这个对仗更好,更有意境;其二是日本人在抄写的时候因为缺乏文学感,只是改变字体的誊写,因此并不会加入自己的感情,只求抄写正确,而中国文人也许在誊写中加入了自己的文学感,改变了原有的意思。
 
对于“三”“五”之争,“三尺”为故事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背景,才华横溢的王勃,如果身材矮小的话,故事将更加精彩。中国古代的“五”和“三”非常容易写混,我调查历来“五尺”和“三尺”的用法,发现其实初唐确有“三尺”之说,但“五尺”用的更多一些。我偶然看到铃木虎雄先生的旧藏书中所夹的书笺,他也认为应该不是“三”,而是“五”最好,铃木虎雄先生是一位值得尊敬的中国文学研究者。而且我发现王勃其他的诗序里都用“五尺”,因此我认为正仓院里的王勃集是更好的版本。
 
澎湃新闻:一般认为,王勃是在前往交趾探望父亲的路上坠水而卒,您却认为王勃在身死之时可能是与父亲同行的。有哪些文献资料可以佐证您的观点?
 
道坂昭广:目前,关于王勃之死,“独行说”是学术界主要看法,主要基于新旧《唐书》等中王勃传记载:“上元二年,勃往交趾省父,道出江中,为采莲赋以见意,其辞甚美。渡南海,坠水而卒,时年二十八。”然而研读日本传存的《王勃集》,我发现很可能王勃与父亲是同行赴任的,对此持相同观点的学者还有傅璇琮与张志烈。
 
我主要参考了:一、正仓院保存的王勃诗序手抄本;二、上野家委托京都博物馆保管的卷子本,也就是《王勃集》卷28,内容是墓志4篇;三、现收藏于东京国立博物館的富冈本。我之所以认为王勃的交趾行原是与父同行,就是根据王勃自身的作品《祭高祖文》还有富冈本内的《王勃集》卷30中题为《族翁承烈旧一首》,这“一首”中包含三封书信。
 
首先,《祭高祖文》是为了在淮阴摸高祖庙祈愿而献上的文章。此文有三处可疑:其一,这篇祭文中贯穿着旅途的不安,作为县令要施行善政,报答皇帝任命之恩的决心。由此,王勃替已在交趾上任的父亲发表这篇祭文未免有些奇异。其二,祭文中“交州交阯县令等,仅以清酌之奠,敬祭汉高皇帝之陵曰”这一句也有蹊跷。祭文是为死者或是为祭祀神灵而作,因此供奉者以及被供奉者一定要写明,若请人代为供奉,需加入“遣某”或“使某”等字样。也就是说如果是王勃过淮阴之际代父而作,就应加入如“遣息王勃”这种话。其三,王勃的《广州宝莊严寺舍利塔碑》序末有“弟子家嗣太丘,忝闆門之薄宦”之句,从这个表现可知,此处的“弟子”是王勃的自称,而“太丘”指父亲王福时,从表示家庭内的词语“闆門”考虑,正是由于父亲王福时是县令,他的家人王勃便成了属僚。《祭文》更像是讲述旅途不安,以及作为县令的决心,与其说是赴任后父亲的委托,不如说是将要赴任之人的心情表白更为恰当。而且从《碑文》中的句子考虑,“等”应该指的是交阯县令王福时和属僚王勃二人。
 
其次,我们能从王承烈的书信《王勃集》(卷30)中,窥探出父子同行的可能性。
 
第一封信应该是为了邀请赴交趾途中过扬州的王勃父子而写,而第二封信应该是为了回复逗留广州的王勃的来信。然而,由于王勃父子去了交趾,所以这第二封信也就“毕未达”了。至此,通过考察第一封信的内容及其与第二封信的区别,我认为《祭高祖文》和第一封信暗示了王勃伴随父亲同行。
 
最后,“父子同行说”最大问题在于新旧《唐书》等中“勃往交阯省父”此句,但这样记录,其一可能由于父亲和王勃赴交趾的出发地不同,直到五月交趾县令发令为止,王福時恐怕没有在故乡,至少王勃没有在他身边。参考现存资料,可见王勃从故乡出发直到洛阳或淮阴应该是去追寻父亲的,至少从八月十六日以后与父同行,这也许便是“勃往交阯省父”这个记录的原因。其二,当时信息不通,来往书信都不知道王勃将去往交趾,更不知其死讯,辞去虢州参军回归故乡之后的王勃的资讯非常贫乏。通过《祭高祖文》一考虑,他们父子可能是在作为交通枢纽的楚州附近做了最后的准备,才奔赴交趾的。
 
中日两国学者应保持学术交流的传统
 
澎湃新闻:请您简单介绍一下正仓院,正仓院里还收藏着哪些中国文学作品?
 
道坂昭广:正仓院是奈良东大寺的宝库,有点类似于皇帝藏经阁,其收藏不仅仅有珍宝,很多文件如人口调查数据等都可以在那里找到,里面的珍宝也不仅来自于亚洲,甚至来源于海外各地。当时圣武天皇信奉佛教,所以把最珍贵的东西都献给自己所信奉的宗教。圣武天皇去世后,他的妻子也就是光明皇后将天皇的珍宝都献给了东大寺,以安慰他的亡灵。
 
王勃的作品大概就是遣唐使带回来的。光明皇后的那一份誊抄作品被收藏于正仓院,日期是庆云四年(公元707年),当时距离王勃去世过去大概三十年,那么原件传来日本的年代也许更久远,这也证明了王勃生前声名显赫的程度。正仓院里王勃的诗序本应有两卷,现存一卷,如果都在的话,王勃的诗序就应该全部囊括在里面了。王勃现存世诗序有六十余篇,日本正仓院存有四十余篇,中国存有四十余篇,有二十余篇重合的部分。
 
正仓院里的收藏名类众多,但文集很少。除了王勃,日本人很喜欢王羲之,尤爱《兰亭集序》,所以正仓院收藏有与王羲之作品有关的记载,但是现在所有事物都已失传。
 
东大寺、正仓院保存众多资料至今,可谓实力非凡。现在日本历史研究者都非常看重正仓院里的历史文献、文人诗篇,但是因为迁都,唐朝以后的资料就没有补充进去。很多人都认为,丝绸之路的研究重点也在正仓院,因其保留了很多丝绸之路上的西域珍品。明治之后,除了研究者外,其他人不能随意进入正仓院,现在正仓院每年都有一次展览。
 
我现在感兴趣的是正仓院中《王勃集》被发现的原因。杨守敬先生介绍了以正仓院《王勃集》为代表的古抄本、刻本,以及珍贵的古文献,同时期的罗振玉先生,在搜寻、影刻《王勃集》残卷方面用力最深。对两位中国学者的活动,森立之和内藤湖南等日本学者提供了协助。中日两国学者有着良好的学术交流传统,我希望这个传统能够继续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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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NS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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