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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碧薇访谈:女诗人的成年礼 (阅787次)
2018-05-14


原标题:
再见,云南:女诗人的成年礼

前言:

有年冬天,她回故乡昭通。一天晚上,独自出去吃烧烤。
 
“昭通城在哪点?就在云南的北大门”(舌尖帮乐队:《来到昭通》),此地乌蒙磅礴,金沙拍岸。自秦开“五尺道”、汉筑“南夷道”后,昭通便是中原文化传入云南的重要门户,云贵川三省物资都在此集散,可以说,它对中国西南地区的开发和繁荣起到过重要作用。
 
在昭通,你常常能见到临街的烧烤铺:店面不大,要的就是氛围;卷帘门一开,整条街的景致便尽收眼底。那晚她去的,也是这样的一家烧烤铺。随便找了个位子坐下,店主便撮来一竹箕的煤块往炉芯里添,不一会儿,桌炉里的火旺起来了,切得极精细的小黄牛肉串也端上来了,生的熟的都有。有的昭通人就爱吃生牛肉串。
 
她坐的位置正对着大门,雪下起来。天气很冷,她一个人,好像缺点儿意思,就问老板有没有酒。老板说:“我们这里有大理啤酒、青岛啤酒……”她说:“你家有没有自酿的白酒,给我打一杯。”
 
酒上来,就是一小杯,也放在桌炉上温着,边喝边吃。
 
差不多了,她决定再来一支烟。烟是摸出来了,也在嘴边叼了半天,包里的打火机硬是找不到。她刚想买个火机,邻桌的一位小伙子突然箭步冲上来,单膝跪在她面前,“啪”的一声,燃起的火苗已送到她嘴边:“来,侠女!”
 
她就势点了个烟,吐出个烟圈说:“哥们,谢了。”那小伙子还跪在原地,用一种非常崇拜的眼神看着她,问:“侠女,你好像是南门老大的女朋友?我们感觉你就是!”
 
她往邻桌一瞟,那边还有几个哥们儿,齐刷刷地用同样的眼神望着她,都在等她回话。显然,他们把她错认成别人了。
 
她严肃而又淡定地说:“我不是南门老大的女朋友,我就是南门老大。”
 
他们很惊讶,面面相觑:“南门老大不是杨××吗?”
 
她面不改色:“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我就姓杨。我家在学生路住过好几年,南门老大就是我。”
 
在她看来,只有在昭通,人们才能如此本能又敞性地活着。“那是一个被遗忘的江湖。”她说。这是 2018年 4月,在北京东三环一扇阳光明媚的窗前,我想跟她聊聊昭通那个盛产诗人和作家的地方,她一口气给我讲了一堆她的小伙伴纵横江湖的故事,波谲云诡,倒也快意恩仇。
 
这个女孩儿的确姓杨,但并不是传说中的南门老大。她叫杨碧薇,1988年出生于昭通。都说云南人是“家乡宝”,但在25 岁前,她已跑过了中国三分之二的土地。“只要有时间,就坐上绿皮火车穷游,看那些书本和图片无法还原的风景:呼伦贝尔大草原、腾格里沙漠、粤西稻田……各种渡口、码头、大海……无聊时,就和民工斗地主,听他们讲人生经历……”她有着让人眼花缭乱的复合身份:女诗人,女博士,青年批评家,摇滚乐队主唱,模特,志愿者。她曾到朝鲜“探险”,写下五万字长文《我的朝鲜行记》。其实关于朝鲜,我不太相信一个女孩儿能告诉我们什么,但在年轻人聚集的旅行网站上,她是一位颇有人气的旅行家。
 
她说她常常想念家乡,但并没有回云南生活的念头。她小时候家境优裕,自幼熟读经典,可以娴熟地驾驭学术文字;但是她的诗歌,却用了另一种惊世骇俗的语言,在虚构与现实之间迂回穿越,一次又一次向我们的既定审美发起挑战。
 
开头那个故事的结尾是:
 
雪越下越大,小伙子们还在旁边嘀咕,“不可能,南门老大不是杨××吗?”而她已经起身结账离去,一头扎进了漫天风雪。
 
“我觉得你们都是文明社会的人。”杨碧薇对我说,“你们应该去一趟昭通,只有到了昭通,你才知道什么是江湖。”
 
她自己却告别了昭通,以及云南。

访谈:
 
仲伟志搜神记:你读博士多久了?
 
杨碧薇:现在是第三年。
 
仲伟志搜神记:什么专业?
 
杨碧薇:中国现当代文学。
 
仲伟志搜神记:怪不得你写那么多文学评论和诗歌评论,因为与所学专业有关。
 
杨碧薇:所以我的胡子越写越长,终于领教到学术不仅伤身,还有神奇的变性功能。
 
仲伟志搜神记:我看你还写了很多乐评。
 
杨碧薇:乐评是一种有效的制衡。一写乐评,我胡子就会变短,恢复正常。
 
仲伟志搜神记:未来有什么规划?
 
杨碧薇:自由地生活,虽然这很难,很难。
 
仲伟志搜神记:大家都希望自由地生活。我是问,你想留在北京,还是回南方?
 
杨碧薇:地球太无聊了,人类千百年来都这副德性。我想去火星。
 
仲伟志搜神记:好吧。我看你的经历有很强的纵横感,云南、广西、海南、陕西、北京……不同的地域,应该给了你不同的文化营养。昭通、昆明、百色、南宁、海口,这些地方的共同点就是远离文化中心,有着与内地平原地区不同的文化逻辑。生态上更接近自然,民族文化里更具有酒神精神,很少被观念化,因此也更接近诗歌的本质。实际上在你来到北京读博士之前,一直生活在文化上保持着一定的诗性和巫性的地带,我觉得这有利于你创作中的那种超越性、感觉性。你觉得呢?
 
杨碧薇:以前我没有刻意想过这个问题。我素来认为,文学创作确实会受到地域特征的影响,但地域性并不能涵括文学的全部。不过,来到北方之后,再重想地域性议题,倒是有新的体会。不说别的,先说那种时空转换感,就足够强烈了。在我的故乡,星空并不是一种奢侈品。小时候我最爱看星星。那时我有一套关于宇宙知识的科普读物,我就对照着书上的图去找星座。我还常常想,在地球之外有没有别的文明,那里的人们如何生活,我要怎样才能和他们碰面。越想,我就越惆怅。后来到了北京,你知道的,这里的星星太奢侈,如果是雾霾天,就什么都看不见。前年我和朋友去巴厘岛,晚上,十多个驴友聚在别墅的院子里打牌。但我说我要去看星星。他们说星星有什么好看的,我说,有的星座在北半球看不到,只能在南半球看,我已经下载了一张南半球的星座图。他们开玩笑说学霸的世界果然不一样。那天晚上我如愿地与自己独处,对照着星座图,找到了南十字座。除此之外,在不同的地方,人们对世界的解释也是不同的。比如说悬棺。在昭通盐津的豆沙关有古老的悬棺,悬棺放在高而险峻的悬崖上,下面是关河水(金沙江的支流)。按现代科学的解释,远古时期的水位比现在高得多,先民们就划着船把棺材塞进峭壁的岩层里;后来水位下降了,悬棺就像是悬上去的一般。这是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科学家们还给出了其他几种解释。但我小时候听到的解释不是这样。我外公就是豆沙关人,他告诉我,悬棺里安葬的是僰人子(僰人)。僰人子是有翅膀的,能飞。每当族中死了人,他们就用翅膀托着棺材,把死人安葬在悬崖上。只有这样,人的灵魂才能自由。我外公是从小在私塾里读《四书》的,但他后来选择了跑江湖,儒家那套对他根本没产生什么影响。我觉得,民间对悬棺的解释包含着真正的诗性。盐津诗人樊忠慰的《悬棺》里就这么写,“一个死去多年的人 / 他想飞”,而最后,“一切都会永恒 / 一切都会绝望”。
 
所以说,地域差异确实是存在。而在我目前的生活空间里,诗性和巫性在剧烈地减少,更多的时候,它们基本就是一种缺席的状态。但我也并不因此就感到焦虑,因为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挑战,焦虑亦是文学创作的一种动力。
 
仲伟志搜神记:你刚才说的都是云南。那么广西呢?海南呢?这两个地方都热,热带使人更自由。
 
杨碧薇:不能说只要是热带就自由吧,得看哪里是庙堂之高,哪里是江湖之远。吉隆坡自由吗?哈哈。我到过马来西亚两次,吉隆坡给我的感觉就是现代文明的特征更强烈,所以,它也比云顶、马六甲等地更为拘束一些。当然,广西、海南是不一样咯。你只需看看粤文化区丰富的茶点、遍街的大腿,就能体会到热带的魅力。曾经有北方女生给我说,她不敢尝试吊带,坎肩也很少穿,总觉得没有足够的勇气。但是,这个折磨她的问题,在热带根本不是个问题嘛。生命只有一次,自己设这么多条条框框干嘛?累!其实我刚到广西时也不适应,因为昭通是巴蜀文化区,与粤、桂、壮文化完全不同。但是渐渐地,我就爱上了粤文化。我甚至觉得,不了解粤文化,约等于不了解另一个中国。在北方,有的人北方中心主义思维很顽固,总是有莫名的优越感。其实如果去两广、港澳、南洋、北美走走,才会知道粤文化在这些地区还有密实的生存空间,它完全可以与这种啥啥啥的文化分庭抗礼。它有它自己的快乐、自由与价值。虽说我是成长在云贵高原的人,但是,我更认可海洋文明观。
 
仲伟志搜神记:有人说,云南诗人都有土司情结,当地诗人有文化内向情结,会把云南看作桃源世界,独特的地域风格、民族个性、个体经历会导致他们更多一些山水田园中的玄思。但你不同,你有一种对外部文化的向往。
 
杨碧薇:外界看云南诗人时,往往只有一种整体的印象。其实,我觉得云南诗人的诗歌面貌还是很丰富的。比如说陈衍强、祝立根、唐果、王单单、贾薇、影白、尹马、张翔武、芒原,你能说他们的写作一样吗?至于我呢,我确实是更倾向于捍卫文化的多元。但我不清楚你说的外部文化是指什么,西方吗?其实我是读西方书长大的,童话就不说了,那都是八岁前的入门书。从七八岁开始,我就迷上了西方文学。最早读的是小仲马。小学二三年级时,我把萨特《恭顺的妓女》、约瑟夫·海勒《第二十二条军规》、卡夫卡《变形记》等囫囵吞枣了。接下来又读了《哈姆雷特》、《傲慢与偏见》等。四五年级时,我最迷的作家是雨果。我爸看我这样,就引导我读古典汉诗、唐宋八大家散文、中国现代作家散文等等。他觉得中国的东西才是根基,是基本功。但我显然对现代性更感兴趣,上中学后我又读波德莱尔、杜拉斯、昆德拉等,现代性美学与我没有隔膜感。我一直生活在这样的精神世界里,它们对我来说是内部的,而非外部。长大后离开云南,又读博士,才反观到:对我而言,真正的陌生之物、外部之物,反倒是曾经被我忽略的广阔的云南文化层落,以及中国的古典精华。
 
仲伟志搜神记:那么,云南是你从小就想离开的地方吗?
 
杨碧薇:是。我从小就特别渴望离开,我目前的生活,就是这种灼热信念选择的结果。在我小时候,我爸常说,如果你配得上更大的舞台,就应该出去,因为云南给不了你那么大的舞台。
 
仲伟志搜神记:嗯,那看来你长大后离开云南去异地求学,也算是你的成年礼了。你的父母是怎么教你的?
杨碧薇:五岁以前,我爸妈会给我讲故事。我爸不是照着故事书念,是自己编故事来讲。五岁时——我记得那年生日,我得到了一个白色的洋娃娃,还有一架直升飞机的模型。从那时起,我爸就不讲故事了,让我自己看书。那都是些没有插图的、纯文字的书。我说我看不懂,他说你试着看,不认识的字用铅笔圈起来问我。我读第一篇故事——叶圣陶的《稻草人》——时很吃力,圈了好多字。读第二篇,赵燕翼的《小燕子》,圈的字少了一些。后来就越圈越少,越读越顺利。可能是因为小孩子记忆力好,大概一周左右吧,我就学会独立阅读了。
 
我爸还带我做过不少好玩的事。我上学前班时,读了冰心的《小桔灯》,他就真的用桔子给我做了一盏灯;那时他还用小霸王学习机教会我双手打字。有一年海尔·波普彗星来了,但是肉眼看不见,他就找来个红外线军用望远镜,一连好几天,每晚带我到房顶上看彗星。1998年,他买了一台联想电脑,那时还没有宽带,他就教我用座机拨号上网、玩BBS,让我在网上自学。我装成外星人,给他的邮箱发了封邮件,其中插入了各种奇奇怪怪的字符,题目是《来自水晶星球的问候》。他下班回来后,看到这封邮件,装作不知道是我发的,还回了邮件,诚邀水晶星球的朋友来地球做客。
 
仲伟志搜神记:你是几岁开始写诗的?
 
杨碧薇:我五岁那年,有一天,去外婆家玩。她给了我一碗木瓜凉粉,我端着凉粉来到窗边,趴在窗台上看远处的山。看着看着,我就想写一首诗。没有人告诉我什么是格律,但我发现平时背的绝句里,都是第三句句末不押韵,一、二、四句句末押韵,就用这种格式写了一首五言绝句。写好后,给大人看,他们问是谁教的,我说我自己想到的。写完这首诗后,我暂时对诗不感兴趣了。学前班时,我写了一个短篇小说,主角是居住在西双版纳竹林里的小卜哨。七八岁时,我在我爸的书柜里翻到了雪莱、拜伦、海涅的诗集,知道诗还可以写成这种长长短短的样子,于是就写下了我人生的第一首新诗。在诗里,我把自己想象成一个追忆青春时光的老人。
 
仲伟志搜神记:你什么时候开始学音乐?
 
杨碧薇:我爸会弹吉他,经常在家里弹唱。我小时候他教过我,但他的吉他对一个孩子来说太大了,我抱不稳。上初中后,我开始学钢琴,后来因为要中考,就被迫暂停了。上高中后,我迷上了摇滚,才后悔小时候没好好练吉他。所以高考一结束,我就开始学吉他了。进大学后,我一边学吉他,一边学钢琴,又在乐队里学了一点架子鼓。但是乐器这玩意儿,长期不练,手就会生。前年我去河南郏县,一天晚上,当地的朋友请我们去茶室玩。那里有一架钢琴,我去弹了段波尔卡扬卡,已经忘了许多;后来又乱弹一些,也弹得五音不全。当时森子老师他们在里间喝茶,出来后说:“原来是你在弹琴,不错呀。”只有我知道自己弹得有多低级。这怪啥?不都是学术给害的嘛,自从准备考研,我就走上了苦逼的不归路。
 
仲伟志搜神记:什么时候开始接触摇滚的?
 
杨碧薇:高中一年级。当时我暗恋的男生天天在我面前装逼,说他在家里弹吉他啦,听郑钧啦,啥啥的。为了和他多有一点共同话题,我也去听摇滚,一听就爱上了。上大学后,有一次在昭通同学聚会,我又见到他,他已在装逼的路上飞得停不下来。我问他怎么又瘦了,有什么减肥秘方。他投来一个脉脉的眼神,说减肥其实很容易,就两个字。我问哪俩字,他说“忧愁”。哎,就这么一个男生,我越听摇滚越发现,我爱的是摇滚,不是他。哈哈哈哈哈哈哈。
 
仲伟志搜神记:你认为小时候做过的最牛的事是什么?
 
杨碧薇:我小学二年级时,发生了不少事。那一年我从爷爷奶奶家搬回去和爸妈住了。有时,我放了学,就去我爸办公室等他下班。等的时候,我会翻看他办公室的经济类报刊杂志,学会了许多高大上的装逼新词。不知怎的,我就冒出了开公司的想法。于是,我组建了一个“公司”,命名为“中国儿童公司”。我自己当然是一把手,任董事长啦。其他小孩想要加入的,就得给我入股。因为公司刚刚起步,需要运作资金。有的小孩入的股多,每天坚持交五毛八毛的,就是大股东;入的股少,就当普通员工,去给我销售货品。在由大股东组成的董事会里,我任人唯亲地安排了副董事长、经理、副经理;下面的员工也有各自的岗位;家属院里三四岁的小孩,没钱入股,啥也不会干,就当清洁工,来给我扫地。那时我们院里有一栋储物房,每家都有一间。我们家的储物房,以前我堂哥住过,所以留下了成套的桌椅板凳柜子书架,我爸妈就拨给我公司当办公室了。后来,邻居女孩家的储物房,也沦为我们公司的不动产。平时,我带小孩们去批发商店弄一些文具来卖,销售业绩好的有提成,给年终奖励,有升职机会。我们每个月都发工资,周末就去办公室开会,由秘书做会议记录。我还给公司的工会雕了一枚章,叫“小红花队”,自己兼任工会主席,每逢节假日,就带着职工们开展文艺活动。
 
有一次,大人们问我:“听说你开公司了,未来有什么目标吗?”我一本正经地说:“争取在新千年到来时让公司正式上市,到时你们要来买我的股票。”大人们笑成一团,我有点懵,因为我的计划是很严肃的,不是闹着玩的。后来公司倒闭,是因为班主任的干涉。有个周末,我和经理用白卡纸自制了许多彩票,又去批发了文具当奖品。到了周一,我们把彩票带到学校,先在班上兜售,然后在隔壁班兜售。彩票售价两元钱一张,一等奖的奖品才一元钱,是削笔刀;二等奖的奖品是五毛钱的作业本;三等奖奖品是三毛钱的2B绘图铅笔。而且我们预算好了中奖概率,稳赚不赔。由于动作太大,班主任知道了,把我和经理叫到他家,训了一个中午,明令我们取缔公司。就这样,我人生的第一次创业在强权的干涉下失败了。那时我刚满十岁,是昭通市大关县笔山小学四年级学生。经过这次打击,我对民营企业的未来失去了信心,又彻底回到了文艺上。唯一值得安慰的是,现在我每次回昭通,爸妈的一些朋友还是叫我杨董事长、杨总。
 
仲伟志搜神记:云南是边际地区,昭通那个地方又是云南的边际地区,实际上与云南还有一定疏离感。
 
杨碧薇:对,昭通是巴蜀文化区,你在外面看到的有关云南的宣传,几乎都与昭通无关。我老家(昭通大关县)的方言,严格说是属于川话系;饮食也是川菜系,以麻辣为主,与滇中的甜辣、滇南的酸辣口味很不一样。我小时候看过一些昭通地方志,在历史上,昭通曾划给四川管。传说蜀帝杜宇就是昭通人,对,就是李商隐“望帝春心托杜鹃”里说的那位帅哥。按照地方志的说法,昭通的原住民是彝族,再往前还有僰人什么的。汉、回、苗、蒙古族等,都是后来移居过来的。我家的祖籍在江西抚州,清乾隆三十四年移居云南,家谱没有断过。我曾祖母说再往上是山西洪洞,可见大槐树的历史记忆在我们那里也有传承。小的时候,我对自己的地域身份认同比较模糊,我知道我们家是江西来的,填表格时籍贯又得填云南,但云南的本土文化与我们也比较隔,昭通以外的云南人把我们叫“三川半”,大概是说各方面都很接近四川了,只比四川少那么一丁点。而四川人呢,又从行政区划上把我们看成云南人。所以,昭通是一个特别的存在。现在,比起“云南人”这个说法,我更乐意强调自己是昭通人。
 
仲伟志搜神记:昭通以文学而闻名,“昭通作家群”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现象。一般而言,一个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容易集中出现作家群落,因为机会少嘛。再加上这一地区有多种地缘文化碰撞,盛产作家、诗人就不难理解了。
 
杨碧薇:关于昭通文学,大家都谈得太多,我就不多说了。说点轻松的,有一次,我和作家杨昭在昭通街上溜达——他是彝族中的贵族,解放后,他的父母到昭通支边,所以他成了土生土长的昭通人。那天走了不到半小时,我们就陆续遇到了七八个写诗的,两三个写小说的,还有一个写评论的。你看看,这概率。
 
仲伟志搜神记:你小时候生活在一个优裕的环境中,那种区域发展上的落后,你并没有直接感受,显然没有那么苦大仇深,那为什么会写出《家庭背景》那么魔幻现实主义的作品?
 
杨碧薇:是的,我对贫困没有直接的体会,可是,旁观到的贫困不可能对我没有触动。至于《家庭背景》,那是另一个层面的话题。很多人都忽略了,或者说没发现我在诗中对中国文化结构的剖析、反讽与调戏。
仲伟志搜神记:你也有一些以昭通命名的诗歌。
 
杨碧薇:嗯,我写过。但是就我整个的诗歌写作来看,关于昭通的题材只是极少数。这可能与我的生活环境一直在变化有关。应该还有别的原因:对我这一代人来说,地域写作已经不是一个陌生的话题了,至今我没有把“地域”作为自己写作的重心。我更加关心另外的问题:情感、社会、现代性、人类文明、民族未来。
仲伟志搜神记:你还是一个很有名气的旅行家。那篇五万字的《我的朝鲜行记》,在网上影响很大。我看到资料,你在马蜂窝做专栏作家,去年在他们的总部做了旅行分享会,并在那里拓下了自己的脚印。那么,你最难忘的地方是哪里?老挝?你写过在老挝的经历。
 
杨碧薇:你说对了,还真的是老挝。我是去年三月去的,当时并不觉得有多好,因为老挝的经济不够发达,旅游基础设施建设跟不上,服务也较为滞后。而且老挝毕竟属于金三角地带,我在那里历了不少险。在老挝期间,我只对光西瀑布感触较深。但是离开后,我一点点地回忆起老挝的一切,发现很多细节里都充满了诗性。我为此感动,为人类文明在多样性中,在全球化的、碎片化的崩坏过程中依旧保存的朴素、丰盈与超越而深深感动。
 
仲伟志搜神记:有没有人说你长得像东南亚人?
 
杨碧薇:说的人不少,我倒是挺乐意的。这比说我像柳岩强多了。说我长得像柳岩的那才叫多,我去。第一,我从小就长这样,全身上下就没动过刀子,为啥不说她是整了容后才开始长得像我呢?第二,我读的书应该比她多吧!哈哈!
 
仲伟志搜神记:哦。你看你穿的服饰,在北京也会显得很扎眼。你喜欢红色?
 
杨碧薇:啥颜色我都喜欢,我从小就爱美,长大后变本加厉。我上学前班时,我妈在昆明,问我想要什么礼物。我说要口红、红纱巾和高跟鞋。我妈回来时,真的买了口红和纱巾来送我。只有高跟鞋没买,因为市场上压根就没有儿童穿的高跟鞋卖。告诉你一件好笑的事,有朋友说,“一想到你今后要当女学者,就感到很别扭”;另外有朋友说,“你不能穿得花枝招展,因为你是要搞学问的”。可是,搞学问就要穿成苦大仇深的女革命吗?就要穿成翠花式的穷矮矬?如果是那样,就不是搞学问,是被学问搞坏了。我当然没动摇过自己的信念:我不仅要继续花枝招展,还要花枝乱颤。
 
仲伟志搜神记:我发现在户外旅行者中,女性特别多,你觉得是为什么?
 
杨碧薇:我觉得是因为你桃花运好。你搞户外时,遇到都是女的。而我旅行时遇到的基本是男女对半。
 
仲伟志搜神记:……我不是调侃,我是觉得可能女人更喜欢看风景。
 
杨碧薇:这个说法挺有意思。女人喜欢看风景,男人喜欢看女人。男人不是不爱风景吧,古代的诗人都写风景。我觉得这与文明的规训有关。我这一代,男人们活得更社会性,他们需要获得认同,注意力自然就在世俗层面。所以他们很早就要操心工作、房、车、家庭。而女人们相对轻松一些,有更好的条件接受教育,去见世面。不过,当女人面临生育问题时,这种轻松就不复存在了,压力不会比男人小。
 
仲伟志搜神记:你好像也迷过摄影。
 
杨碧薇:我也曾对摄影很狂热,后来发现这只能算是个相对上心的爱好。摄影给我的人生带来了别样的乐趣,我又多了一种看世界的方式。仅此而已。到目前为止,我还没发现自己是摄影天才。
 
仲伟志搜神记:你不仅仅是为了看风景,你还是写了很多相关文章。你想成为一个旅行作家吗?
 
杨碧薇:Oh no,“旅行作家”这个说法有点low吧?这个职业是给那些只读三毛,不读帕斯捷尔纳克、不读乔治·奥威尔的人预备的。对,他们就是那样,写也写不过列维-施特劳斯,也很难超越毛姆。旅行确实是我写作的一个面向,但它不是我写作的全部。
 
仲伟志搜神记:很多作家都写过关于故乡的书。多元文化地区的作家,都希望把自己的故乡带到世界面前,比如云南诗人于坚就写了《昆明记》、《建水记》,再比如帕慕克写的伊斯坦布尔。假如让你写这样一部书,你会写哪里,你会写昭通吗?
 
杨碧薇:我可能会写海口。
 
仲伟志搜神记:海口对你的影响很大?
 
杨碧薇:不是影响大,是我在那儿找到了契合,一种本真的共振。
 
仲伟志搜神记:除了你的专业,你还想做些什么事情?
 
杨碧薇:我小时候想当天文学家、美国总统、联合国秘书长、龙门客栈老板、手工艺人。后来开“中国儿童公司”,致力于打造一个托拉斯帝国。中学时我最想搞摇滚乐队,同时当一名摇滚乐评人,过流浪的生活。大学时我开始玩乐队,在等待考研成绩时,我就准备去大理卖唱。大学那几年我还在兼职做模特儿,想过开一家模特礼仪公司。还想做一个教育类的NGO,或是当记者、摄影师。这几年来,我想开一家酒店,或者做餐厅运营策划。半个月前,我突然想做DJ,就去看打碟的资料,想入手一套打碟设备。就在昨天,我突然开始想做乐队经纪人。另外,我也希望能学习一门中国乐器。我还想过将来我老了,也许会成为一名传教士,也可能专心于灵修……当然,如果你不让我去浮潜,以上说的这些,我就都没有兴致了。浮潜和潜水真的很好玩啊,也许我会去考一个潜水证。
 
仲伟志搜神记:……你写歌吗?
 
杨碧薇:不写。
 
仲伟志搜神记:你只是唱摇滚,而不去把自己的诗写成摇滚。
 
杨碧薇:如果不去读研,我可能会继续做乐队。人的精力实在是很有限,无法兼顾那么多。
 
另外我坚持认为,新诗越趋向于复杂,被谱曲演唱的难度就越大。关于新诗与音乐的关系,我写过几篇文章。在我的观察范围内,新诗发展的总体趋势是在不断悖离音乐,它逐渐成为一种高纯度的语言的艺术,这种语言的艺术甚至不适合被朗诵,只适合默读。新诗与音乐的关系越来越疏离,是新诗确立自身文体独立性的一个重要保证。与之相反的情况是,现在的民谣很喜欢寻找合适的新诗文本来谱曲。我认为民谣这样做,是由于它在发展中遭遇了瓶颈,人文素养不足是民谣的软肋,而在这个问题上,新诗恰好是一种最优资源。当然,为了能将新诗“套”进音乐里,民谣所能选择的诗歌还是极其有限的。至于摇滚呢,它与民谣有共通之处,也有很大的不同。摇滚是现代性的产物,从发生动力上来说,它明显与新诗更为亲近;民谣所面临的现代转型之难,在摇滚那里是不存在的。
 
仲伟志搜神记:说了这么多,反而不知怎么给你贴一个标签了。女博士?女学者?女歌手?青年女诗人?
杨碧薇:先说点别的,这几天我突然想和水手私奔,给他生一个哪吒。哪吒长大了,就和他爸开一条船出海,他们父子俩天天捕鱼给我吃。我呢,在院子里玩耍,水手还洗了一盘车厘子摆在秋千上。我觉得这样的生活好像也不错,不想说服他们去当海盗了。但也许将来的某一天,还是要说服一下。我想的就是这个。至于标签,那是该由你去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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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NS  来源:仲伟志搜神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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