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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余亮访谈:长江边上的安徒生 (阅236次)
2018-05-14


前言:

那天我在苏南经济重镇江阴跟一帮老朋友重聚,说到了长江对面的靖江,从经济谈到文学,就有了一个新话题:江阴的文学人口少,靖江的文学人口多。
 
于是就聊到了久居靖江的作家庞余亮。庞余亮现在是靖江市政协副主席,泰州市作协主席。他曾是一位出色的诗人,后来成为江苏省最出色的小说家之一,同时,他还是一位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在中国,像他这样既写诗歌又写小说又写儿童文学的作家极为少见。
 
历史上的江阴,也是人文荟萃之地。而江阴与靖江,五百年前是一家,统属一县,公元 1471 年,靖江从江阴析出,单独置县。江阴在南岸,如今是中国制造业第一县,由无锡市代管。靖江在北岸,是传统概念中落后的“苏北”、“苏中”,由泰州市代管。
 
我跟江阴结缘许多年了。当年我在媒体机构的时候,做过一些关于苏南模式的调研,写过一些关于江阴的文章,还曾挂名当地官方编辑出版的《江阴模式》一书的主编。我第一次去江阴的时候,应该是 2002 年,那时,江阴一个县级市的财政收入,就超过了整个海南全省。江阴如今拥有着四十多家上市公司,真可谓富甲天下。
 
而苏北与苏南的发展差距一直很大。为抹平这道南北差距的天堑,很多年前,有关方面曾提出把分属无锡、泰州和苏州的江阴、靖江、张家港三个县级市合并升格为地级“三江市”的计划。但是这个设想过于浪漫,江阴、靖江和张家港都是各自地级市的“财神”,在市管县(级市)的体制下根本难以腾挪,最终不了了之。不过后来,长江岸线开发基本饱和的江阴,还是与对岸的靖江签订合作协议,跨江到靖江建设“江阴经济开发区靖江园区”,这被视为中国地方政府的一次大胆实践。
 
有了这种经济发展现状的比较,江阴的文学人口少,靖江的文学人口多,就不难理解了。文学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无用,在那些由资本和商业主宰的地区,文学创作显然只是少数人的事情。如果说如今江阴的文学人口不高,那只能说江阴人都去赚钱了。
 
“文学是一个苦业,一个地方有那么多机会,谁愿意吃苦啊?”庞余亮说,“一个县级市,有着四十多家上市公司,这是什么概念?他怎么能静下心来?”
 
我和庞余亮约在靖江的字里行间书店见面。我赞叹了一番这个沿江小城的文化氛围,毕竟写作者代有人出。但是庞余亮告诉我,虽然靖江的文学人口要比长江对岸的江阴多,但是与他的老家兴化市比起来,那可就是小巫见大巫了。他的职责要求他抓文史工作,假如他要找人写文史资料,兴化、姜堰这些地方无论什么时候都不缺人,他们至少有100个文史馆馆员,而靖江是经济发达地区,找十个都找不到。
 
兴化是泰州代管的另一个县级市,那里的千岛油菜花天下闻名。“油菜花开的时候,那是我们国土上最美丽的地方。”庞余亮说。
 
他认为,爱文学是好事,如今中国的文学人口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但就兴化而言,文学人口肯定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主要还是因为穷。这就像当年那个宁夏西海固地区作家群,也是因为穷。穷就意味着封闭,就意味着机会太少,也就会有更多人埋头写作。但是,虽然写作的人很多,真正理解什么是文学的人,可能寥寥无几。
 
“搞写作的人身上要有神给你的力量,要有上帝给你的力量,没有这个力量,你拼命地去写有什么用啊?”庞余亮说。
 
他就是从那一批人中挣扎出来的,他最知道文学之路的艰辛和“无用”。他从兴化的一个乡村考上扬州师范学院,1985年分配到老家四十里水路外的一所农村学校教书,从 18岁干到 33岁,一口气当了 15 年的乡村教师。那是一个极为偏僻的地方,连收到的报纸都是三天以后的。学校里的教师,有关系的都走光了,学生也流失的相当严重。他也想离开。那时他已经成为一个在全国很有知名度的诗人——现在很多人已经忘记他的诗人身份了,因为他已经是一位极有影响的小说家——但依然没有门路,送礼人家也不要,现在他意识到可能人家当时嫌礼太轻吧。折腾来折腾去,后来也是运气好,他被靖江的一位宣传部门负责人看中,2000年,一家人从兴化来到了靖江。他在靖江电视台做了五年法制节目。这段经历也让他接触到了更多层面的中国现实。
 
“靖江有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包容,因为它本身就是个移民城市,你只要有自己的本领,这里的人就服你。”他说。
 
但是,那个庞余亮曾努力逃离的美丽而贫穷的故乡,实际上,想回也回不去了。
 
如今,文学评论界将庞余亮、毕飞宇等人称为“里下河文学流派”的代表作家,所谓“里下河”,名称古已有之,它不是一条河,而是由四条水系构成的一个地域,泛指里运河以东地区的各个县市区,面积达一万多平方公里。从空间上说,就是江苏省内长江与淮河之间那块最低洼的地区,从行政区划上说,包括扬州的高邮、宝应,泰州的兴化、姜堰,盐城的盐都、东台、阜宁、建湖和南通的海安等地。其中兴化和建湖是里下河的腹部地区,而尤以兴化处于最低洼位置,俗称“锅地洼”。
 
在文学评论界看来,“里下河”地区的作家受到水乡地理环境的影响,写作趋向于柔和,有一种突出的文人趣味和唯美气质,汪曾祺被认为是该流派泰斗。
 
庞余亮并不认为有什么“里下河文学流派”,他认为称之为“里下河作家群”更为准确。而如今的里下河地区,也早已不是那个田园牧歌中的故乡了。这一地区正在发生着波澜壮阔的城乡巨变。权力与资本结合,在农村攻城掠地,原有的格局被彻底打破,原有的乡村社区伦理正在消亡,我们几千年来赖以生存的根基被彻底斩断了。“这是你坐在书斋里想象出来的那种农村吗?是你刚才所说的里下河文学中温润的农村吗?不是了,那个农村是过去的,是我们童年的社会、少年的村庄。我们已经回不去了。”
 
他一直想写一个现代化陷阱下的农村。而这样的农村,没有比他的家乡更典型的了。生活在这样一个纠缠的时代,生活在这样一个多元的地区,他认为既是不幸也是有幸,他有一种身处历史现场的兴奋感。
 
我问他这一生最为敬重的人是谁。我以为他会说是安徒生,因为他现在也是一位高产的儿童文学作家,聊天中多次提到安徒生。但他说,他最崇敬或者最敬仰的人,就是把他从兴化引入到靖江的那个人,那个人对他的无私帮助,为他的人生打开了另一番天地。
 
在所有的经典作家当中,他还是最喜欢安徒生。在他看来,安徒生童话的内核并不是童话,而是小说,更多是在揭露社会生活的阴冷、黑暗和人间的不平,“我一直渴望写出这样的作品来。”
 
过去他一直在写童话,写过《丑孩》,写过《顽童驯师记》,出版过童话集《银镯子的秘密》,这些童话作品中都有他的经历。最近他的一本新书即将出版,名字叫《小不点的大象课》,他认为,这是他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虚构的儿童文学作品。
 
“我们很多儿童文学作家在写作的时候,往往把孩子想象得太简单。但我不会写那么幼稚的作品。”庞余亮说。这一点上他与安徒生的追求一样。他希望孩子们从自己的书中得到更多乐趣,而成年人则从中读出更多的深意。
 
至于当今的作家,他比较喜欢他的好友毕飞宇,他说自己跟毕飞宇相处之后受益很多。
 
写小说是一个体力活,小说家必须保持精力充沛。庞余亮说,毕飞宇的习惯是白天睡觉,睡到下午,然后改改稿子,然后去健身,健身洗完澡之后,那是他精力最充沛的时候,就用来写作。“白天睡觉多好,但我们不一样,我们白天还要有工作。没办法,写作是养不活自己的。”
 
庞余亮有自己的办法。每天白天公事忙完了之后,他就花五块钱到工人浴室泡澡。靖江这个地方,依然保留了很多这样的公共浴室。泡澡能让他逃离现实的烦闷,将每一天一分为二。从工人浴室回家的路上,是他最快乐的时候,因为他已经知道这天该怎么写了。这是他的黄金时间,他把自己的黄金时间全部奉献给写作,从来不敢浪费在应酬上,他认为真正的好作家就是要把最好的精力献给写作,如果用在了酒桌上,剩下的就是垃圾时间,垃圾时间是写不出好东西的。
 
“我老婆说我总是在应付她。我说我承认,我很多事情都在应付,但是有一点,我写作不应付,写作你应付不起来,你应付就是自欺欺人。”他说。
 
他还是最喜欢安徒生
在他看来,安徒生童话的内核并不是童话
更多是在揭露社会生活的阴冷、黑暗和人间的不平
“我一直渴望写出这样的作品来”



访谈:
 
仲伟志搜神记:很多年来我一直在关注你、阅读你。你最近的创作力非常旺盛,驱动力来自哪里?
 
庞余亮:这是一个遗忘的时代,如果不抓紧去记录,不抓紧去写,它就会很快消失,你就捕捉不到它了。首先是这个时代的变化速度太快了,一座刚刚成形的雪峰,可能转眼就崩掉了,紧接着第二步又来,那就是遗忘,对过去的东西遗忘掉了。当下遗忘成了寻常事,现在是一种覆盖的状态,不仅时代在覆盖,不仅生活在覆盖,我们自己本身也在覆盖。我们不用说十年,我们在三年里覆盖了多少东西?覆盖完了就没了,太快了。所以我也一直想写一个遗忘的故事。
 
仲伟志搜神记:文学的责任就是抵抗遗忘。你是一个小说家,也是一个诗人,我感觉,你是通过诗歌来抒情,然后通过小说来对抗遗忘。是这样吗?你的诗歌基本都是抒情诗,很多时候都是悲歌。
 
庞余亮:诗人负责唤醒。你比如说布罗茨基,比如说我的朋友杨健、庞培、朵渔他们,他们身上都有一个很好的特点,就是能够把不该被遗忘的东西拎出来。但是现在诗歌似乎也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有的诗人完全把自己的职责忘掉了,完全是语言的狂欢。还有一个问题,我们现在很多诗歌,叙事代替了抒情,这是我不可想象的。我们现在诗刊上的作品相当一部分都是叙事。你看他们推崇的那些优秀诗歌,都是叙事的构造。但是诗歌的本质是抒情不是叙事,叙事是小说的构造。我们现在很多诗歌,你读不到抒情的东西,都是叙事的东西,都是那种警句式的东西。这种诗歌确实有很多的句子能把你刺痛了,但回过头来想一想,它跟诗歌的本质是越来越远。诗歌诗歌,要有歌的成分,歌咏的东西要多。但是歌咏不是简单的歌颂。应该是 2002 年的时候,在黄山,我在《诗刊》青春诗会上发了一个言,引起了争议。争议的焦点是有个诗人说诗人的本质就是歌颂,要写颂歌。我就第一个出来发难,我说我不同意你的意见。我认为,颂歌的前提是悲歌,没有悲歌就没有颂歌,如果你没有经过悲歌阶段就进入了颂歌阶段,那你绝对是错误的,你这个颂歌是空洞的,无味的。当时就有人批评我反动。我说这个跟反动没有任何关系,生命跟诗歌相碰是一个神秘的东西。你要真正把从小溪变成大江,必须要经过悲歌的阶段。诗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有他的一个成长规则,你没有那种对生命的深切体验,你的歌颂一定是空洞的。就像你让一个孩子去歌颂重大的东西,就像现在小学生歌咏比赛,他歌颂的东西你能说都带有真情实感吗?为什么伟大的诗人歌颂一滴露珠、歌颂一片树叶都让我们感动?因为他经过了悲歌的阶段。然后就有很多人站出来支持我的观点。再然后就有人说,难道你忘了淮海战役的小推车吗?这个概念就被偷换掉了,这个讨论就没有办法进行下去了。
 
仲伟志搜神记: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文学创作的?
 
庞余亮:我真正地开始写诗是在扬州上大学的时候,当时叫扬州师范学院专科班,现在撤掉了。那时候我的老师叫丁帆,是做文学评论的,当时就非常厉害,他做我们的写作老师。他后来调到了南大,做了文学院院长。我到扬州上大学的时候才十六岁,我写了一首诗,就送到老师那里去评点,我们一位女老师看了,桌子一拍,说这个学生身上有小资产阶级情调。太吃惊了,我家真的是三代农民,爸爸妈妈都是文盲,我身上怎么会有小资产阶级情调呢?当时幸亏丁帆老师说了一句话,拯救了既自卑又敏感的我。
 
仲伟志搜神记:那肯定是一首抒情诗。
 
庞余亮:当然是抒情诗。那时候是八三、八四年,也有抒情诗,舒婷的那首《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不是很抒情吗?但是我不写那种,我写的题目叫《雾》,雾天的故事。雾天不是朦朦胧胧的、看不清道不明吗?那这个东西肯定是写的一种很暧昧的、很灰暗的东西。那个女老师就说我这个是小资产阶级情调。然后我们丁帆老师说,“什么叫小资产阶级情调?这就是才华!”这句话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最大的鼓励。有这个鼓励我才走到今天。那时候是一个泛诗歌化的时代,校园里面一半的人都热爱诗歌,每个人都能写几首诗,但是能坚持下来的人寥寥无几。而我在那个时候被这句话鼓励了。后来我分配到一个乡村学校之后,丁帆老师对我说,你一定要写下去,你要坚持写下去。多年之后再见到他的时候,他也很高兴,说没有想到在那个不起眼的师专里还出了你这样一个人。后来很多人都说南大丁帆,但在我的心目中,我一直叫先生丁帆。他是我写作的引路人。
 
仲伟志搜神记:你在那个乡村学校教了几年书?
 
庞余亮:十五年。我十八岁师范毕业后就分配到老家四十里水路外的一所农村学校任教,那时是1985 年。我赶上了第一个教师节。我一生最美好的时间,都奉献给了那所学校。那时候我的成长真的是被动的,被推着走的。我十八岁做教师的时候,长得还像个孩子,体重又轻,只有 44 公斤,老教师就说你这个样子哪里像个教师?就教我怎么装成教师的样子,也装不像。但是我善于学习,我就有意识地看人家怎么做教师,慢慢就有了心得。包括写诗也是,因为我学的不是中文专业,写诗也是自己慢慢琢磨出来的。那个时候很苦,我那个乡下学校收到的报纸都是三天之后的。我记得那时候开始写主要是乡土诗,那时候流行乡土诗,我发表的第一首诗也是乡土诗。那时候都是乱投稿的,《诗歌报》的乔延凤在我 22 岁那一年给我发了一大组诗,那一组诗影响很大,当年就收入了《全国诗歌报刊集萃》去,我的作品一共被收过三次。然后经常给《诗刊》投稿,那时候的编辑真是了得,《诗刊》能发我这样一个默默无闻的乡村青年教师的诗。然后是《星星》诗刊、《解放军文艺》、《青年文学》等等。《青年文学》基本上每年发我一组。我的作品还被编入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青年诗选》,我是在第二集。第二集里也出现了海子等人。那组诗的稿费你知道有多少吗?199 块钱。
 
仲伟志搜神记:那对于当时的写作者来说,是一笔巨款了。
 
庞余亮:真是巨款,寄到我们学校里头我们学校的人都惊呆了。从那个事情能看出来,那个时候的诗歌环境是很公道、很纯粹的。但是回过头来看我那个时候的诗歌,很纯,但深度不够。那个真正是颂歌,还没有到悲歌的阶段。真正到悲歌的阶段,实际上是到了90年代,性情灰暗的一塌糊涂,你看我《比目鱼》这本诗集里的诗歌,全部是灰暗的,一点光都没有。我把生命中最沉重的东西拿出来了。我写到这个地步的时候才真正意识到什么是诗。诗歌就是一定要有自己的嗓音。这个嗓音的背后还是一种对生命的独特体味。我现在很少出去,你发现我会很少跟其他诗人交往,也就是微信上点点赞。为什么不交往呢?我不喜欢那种帮派体系。我们归根到底还是要以喜欢诗歌为主,诗歌很重要,你既然爱上了诗歌,诗歌已经把你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你就不要再回到原来的那个人上了。你回到原来的人身上你对不起诗歌。诗歌对我来说是有恩的。诗歌给了我们一双不一样的慧眼,它让你看问题的时候变得完全不一样,你看生命、看整个社会,你都看得更透彻、更超越。假如没有诗歌,我就还是一个很普通的人。
 
仲伟志搜神记:那你什么时候开始写小说的呢?为什么?
 
庞余亮:写小说是一种制衡,是到了 1995 年之后。那时候在乡下已经很多年,就想离开那个地方。但是也没地方去。我也没有什么资本,家里没有什么势力,那时我人又很单纯——现在我认为自己稍微复杂了一点——找不到什么门路,干脆我也不想了,我就疯狂地写作,疯狂地读书。那时候读书的速度、读书的质量都相当高。那时候比较喜欢读余华的小说,还喜欢读卡尔维诺。有一天在监考的时候,试卷发下去,那个试卷是油印试卷,油印是不能正反印,所以反面是空白的,突然脑海中就有一个镜头、一个灵感,就跟前排的学生借了一支笔,在多余试卷的背面写,两节课的考试时间,也没顾上看学生有没有作弊,就疯狂地写,不停地写,写了一个喜欢裸奔的疯子父亲和三个儿子的家庭故事,题目叫《追逐》。这个小说有某种诗意,但是也有小说情节,画面感是很强的,三个光身子的儿子追逐着光身子的父亲在村庄里没有来由地来回奔跑,黎明时奔跑,白天睡觉,色彩永远是昏暗的。这是四个男人组成的一个中国乡村畸形家庭的故事,本意是想探讨女性(妻子或母亲)角色缺失背景下人的变异。毕飞宇看了之后说,这个小说完全可以改编成那种意大利式的电影,而且是一部盛满泪汁的黑白片。我觉得现在改编成电影也很有意思。那天考试结束的时候,小说已经写了一半了。试卷交上来,学生们个个兴高采烈,因为等于没有人监考。我回到宿舍,中饭都没吃,把后一半写完了。写完了之后我才知道,还有另外一扇门正在为我打开,我会写小说了。一个诗人写小说是要越过一个障碍的,这个障碍被我轻而易举地突破了。我认为这要归功于阅读。阅读多了可能你就会了,所以我现在讲写作课的时候经常跟他们讲,你真正要去阅读,只有阅读才能帮助你向前走。
 
仲伟志搜神记:在很长的一个阶段,我并没有读你的小说,因为你在我的印象中就是一位诗人,出道也比较早。早年间你还获得过一次柔刚诗歌奖。
 
庞余亮:1998 年。1998 年我寄诗过去,印象很深,诗歌是手抄的而不是打印的,需要复印 11 份,因为有 11 个评委,必须要寄 11 份去。但是我们那儿复印机坏掉了,那时候复印机少啊,所以跑了很远的地方复印的。也是比较盲目的,那时候也不认识任何人,就寄出去了。然后某一天夜里,是 1998 年 12 月 24 日平安夜,电话来了,他说你获得了柔刚诗歌年奖,我呆住了,我说怎么可能呢?他说是的。那时候真是有点不敢相信,我那天在日记中写了四个字,感谢上帝。后来才知道11票怎么投的。11 个评委 11 票,是正儿八经按票数来决定的,我不认识任何评委。我得了六票,最高票,过半。我很感谢那些匿名投我票的那些评委,他肯定是按作品质量来投的,他们没有一个人认识我。我得了五千块钱奖金,那时候这就是巨额奖金了,也没有报税的概念,钱就直接寄过来了。确实很激动,在那么灰暗的生活当中,这对我的鼓励那是不得了的。从那开始,我就开始建立自己诗歌的理想、诗歌的规则,我就一直向前走,这也是为什么诗歌到现在不丢下的原因。
 
仲伟志搜神记:在诗歌和小说之间换频道,对你来说难不难?
 
庞余亮:不难。诗歌对我来说就是一场艳遇,往往是突如其来的。当诗歌突如其来,我这段时间会全部奉献给诗歌。有三年时间,我小说一个字都没写,全部写诗歌了。这个就跟你内在的生命力是有关系的。比如说你这段生活过得特别苦,特别世俗,怎么可能写诗呢?你肯定写不了诗。小说它是不需要灵感的,诗歌是需要灵感的,这个是肯定的。小说更像体力活。但是诗人写小说他是有困难的,写到一定的时候诗歌会制约你的。因为你如果是诗人,你对自己的语言就要求太高了。很多小说家可能根本就不在乎文字细节,他可以汪洋恣肆、泥沙俱下,你说我们诗人敢吗?所以有很多诗人小说家都是走不远,因为他对语言有着天生的洁癖。当然这不是绝对的,也有一些诗人写小说走得特别远,比如说韩东。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既然写小说,你的内心就要尊重小说的法则,而不是尊重诗歌的法则,如果你内心还继续遵从诗歌的法则,你的小说就写不下去。但不管怎么样,文学真是一场考验,尤其到了中年之后,更感受到这是一个考验,你自己写这些东西是为什么?你向前走,但不一定真正能涌现出来,文学刊物在萎缩,媒体在萎缩,整个诗坛江湖化,圈子化,相互吹捧。所以你能跑过来看我,我觉得不可思议。这么多年来,很多人都把我的诗人身份忘掉了。但是我真的不在乎,我写我自己的东西,这几年写得很快乐。
 
仲伟志搜神记:你现在生活在靖江,但你是兴化人。在江苏省,人们把长江与淮河之间的扬州、泰州、盐城、南通这四个地方,统称为“里下河地区”,文学界则把这一地区的作家群叫做“里下河文学流派”。你和毕飞宇都被视为“里下河文学流派”的代表作家,你认为这一流派的特点是什么?乡土?
 
庞余亮:按照评论家的说法,“里下河文学”的文字趋向于柔和的意趣,这是水给他们的影响,水乡的气息是里下河人文学的基因,是一种独特的气质。里下河的水,三四月份你到兴化去看油菜花你就知道了,我从小就生活在那个环境当中,我们所有人都生活在那个环境当中,写出来的东西,一般来说就是柔和的,都不激烈的。大家一说里下河文学,就会从汪曾祺开始,认为汪曾祺是里下河文学的代表人物,真是这样吗?我是熟读汪曾祺的人,汪曾祺所有的作品我都熟悉,我跟你说,所有人都认为汪曾祺是一个乡土作家,实际上他是先锋的,是一个先锋小说家。你们根本不知道汪曾祺的狡猾之处。他是弄一个乡土的套子,套住了他先锋的本质。他哪一首诗歌不是先锋的?哪一篇小说不是先锋的?《大淖记事》、《受戒》,表面上说它是一个很美好的、传统的,但你仔细想想,《受戒》写的是和尚结婚,和尚娶老婆,这不是先锋哪里是先锋?乡土文学哪有这种写法?而且他写的时候意识流特别明显,《受戒》是用意识流小说的手法写乡土。但是很多人看不出来,就说他是乡土小说的巅峰。包括后来的《大淖记事》,两个人谈恋爱,一个漂亮的男人,一个漂亮的女人,两个人家里都很穷,不能结婚,坏人来了抢走了巧云,然后他们偷情,偷情之后抗日,抗日之后花好月圆,两个人在一起了。这是什么概念?就是完全借鉴一个传统戏剧的模子,装进一个追求人性解放的故事。这种文本实验还不够先锋吗?汪曾褀最喜欢的人是谁?鲁迅。鲁迅就是先锋文学。
 
仲伟志搜神记:文学批评家的工作就是给作家们贴标签。
 
庞余亮:贴什么标签是他们评论家的事情。但我觉得不能叫“里下河文学流派”,可以叫“里下河作家群”。
仲伟志搜神记:我对“里下河文学”中的“兴化文学现象”挺好奇。里下河作家群中,比如毕飞宇、王干、费振钟、刘仁前,还有你,均来自兴化市,这一现象是如何形成的?
 
庞余亮:整个兴化写作的人很多,但是真正理解什么是文学的人,很少。这有些像什么呢?你记得不记得宁夏西海固地区的一个作家群?名头也不小,但你说你真正知道的作家有几个?写作的人很多,都想通过写作改变命运,但是事实上这条道路是不能通的。搞写作的人身上要有神给你的力量,要有上帝给你的力量,没有这个力量,你拼命地去写有什么用啊?我们里下河当中有很多以路遥为目标拼命写作的人,但是他们不懂什么叫真正的文学。所以有时候跟他们讲文学的时候我也很头疼,跟他们谈不下去,要找一个比较有特点的作家也找不出来。但是爱文学是好事,如今中国的文学人口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就兴化而言,就里下河而言,文学人口是很多的,我们的文学人口肯定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个是很有意思的现象。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那儿还是穷,西海固也是因为穷。穷就意味着封闭,封闭就意味着机会太少了,就埋头写作了。我做工作不是抓文史工作吗?假如我要找人写文史资料,姜堰、兴化无论什么时候都不缺人,他们至少有 100 个文史馆馆员,而靖江是经济发达地区,找十个都找不到。
 
仲伟志搜神记:靖江在泰州市是经济最发达的地方了,人们都赚钱去了。
 
庞余亮:就高考而言,靖江高考本科率是全江苏第一,远远高于兴化和姜堰,你说没人才吗?但是写作的人多不多?不多。他们不愿意写作。靖江的写作人口比起兴化来,少太多了。
 
仲伟志搜神记:但是靖江如果跟长江对岸的江阴比起来,文学人口可能就高了很多。
 
庞余亮:确实是这个道理。江阴的文学人口也不高。江阴属于无锡,江阴人都去赚钱了。一个县级市,有着四十多家上市公司,这是什么概念?他怎么能静下心来?我刚才讲了,文学是一个苦业,一个地方有那么多机会,谁愿意吃苦啊?
 
仲伟志搜神记:你有一部长篇小说,写了一个女性在残酷现实中挣扎的故事,这种题材,与评论家所说的里下河文学的温柔意趣就相去甚远了。
 
庞余亮:你是说《薄荷》。写小说写到最后就是写命运,无论是水乡兴化的女性,还是我们靖江的女性,写她们的命运就是写我们自身的命运。你想我自己从一个乡村考上了大学,然后又分到一个乡村去,然后又挣扎,然后挣扎到了一个小县城,这种挣扎就是命运感。当时我为了调动,为了改变命运所做的努力,可以写一个长篇小说。那时候胆小,胆大我也就跑出去了,但是胆小就等着组织上批下来,可就是不批给我,我那时候还送去礼,人家坚决不要,估计人家嫌礼轻。那种经历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成长。我很快会有一个长篇小说要出版,是写诗人在当下的命运,题目叫《有的人》,写了三个诗人在当下的命运。其实就是写我自己的命运,你可以关注一下。另外广西师大出版社最近会出版我的第一部散文集,叫《半个父亲在疼》。这是我其中一篇文章的标题。为什么写这个《半个父亲在疼》呢?这个也是写我的成长。我父亲母亲生我的时候已经很晚了,我父亲生我的时候48 岁,我生下来之后我大哥就结婚了。在家里我是一个很孤单的孩子,同时我父亲对我很严厉、很暴躁,他认为我的到来会给他的晚年带来不幸。为什么?负担增加了,因为农村生一个孩子,要为他娶老婆,盖房子,本来他可以享福了,结果我到来了。我出生的时候他就要把我送走,送不走,人家不要。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也变得很倔,从小就很不听话,我学习成绩是最好的,我所有的事情都做得特别好,但是父亲的话是从来不听,不听父亲就打,打了还是不听,我从来不求饶。我在我们村庄留下两个笑话。第一个是我父亲说你不听话你去死,这里有一瓶农药你喝下去,我拧开药瓶就灌下去。灌下去是什么东西?是我父亲用于治疗牙疼的明矾水,很涩很涩,喝到嘴里已经完全麻木了,我就喝下去了,当然没有死成,我父亲是在考验我的胆量。第二个事情,是冬天,父亲说你投河去吧,我就自己往河里跑,那时候七岁,就跑到河里去了。幸亏我母亲把我抱了回来。我这还是第一次跟别人讲,我生命当中真的有很多暴戾的东西,一般人都看不出来,一般人只看到我很亲和。这个暴戾的东西是怎么来的呢?还是由于家庭造成的,因为父亲对你没有爱。但是等我父亲中风去世的时候,我 26 岁,我太难过了。我就想到这个世界上没有父亲了,就回过来追溯跟父亲之间的关系,就写了一篇《半个父亲在疼》,当时影响很大。我认为今年的两本书是很有意义的。一本是真实版的我,一本是诗歌的我。诗歌的我当中包括我自己,也有我们大家的影子,写一个爱上诗歌的人在这个时代他将何去何从。写《有的人》这个小说,脱了几层皮,太苦了。但是我下定决心一定要把它写出来。为什么写出来?因为跟我同一批爱诗的人,有的已经死了,有的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这个时代很多人在异化,我们应该回过头来审视一下这个时代,再不写的话,年龄更大一些,就写不出来了。
 
仲伟志搜神记:说到这里我明白了,为什么你说你的里下河文学色彩不是很明显了。而从另一个角度说,整个中国都在发生巨变,江苏是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里下河地区也已经是亦城亦乡,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谓里下河文学,早就不可能是单纯的乡土文学了。
 
庞余亮:他们定义的这个里下河文学就是农村文学,我跟你说实话,农村文学在目前这个时代,不仅它产生的土壤没了,它的受众也没了。我们现在写农村,你到农村去看一下,现在哪叫农村啊。所谓农村就是一个小型的城镇,而且现代化所有的东西都已经进去了,它不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所有的资本都介入了,你到农村去看,资本的力量非常强大。既然资本力量占据了农村的主体,那它就不再是农村,就不再是所谓的农业社会。所以我们现在总是认为要写农村,要反映农村的那种变化,这种理念是错误的。你到农村去看,权力与资本结合在农村攻城掠地,对农民形成了新一轮劫掠。现代化的陷阱从哪儿开始的?它并非首先在城市出现,而是首先在农村出现的,整个农村被所谓现代化冲击的七零八落,寥落不堪,然后整个农村就剩下那些人,老弱病残小。然后留下来什么问题?养老问题、医疗问题、教育问题、管理问题、环境污染问题,全在农村,哪一个不在农村?这所有的现代化带来的陷阱全部在农村出现了,而不在城市,城市看不出来,你说城市看得见环境污染吗?看不出来,环境污染到哪里去了?到农村去了。然后是教育问题,孩子到了高中就辍学,然后既不会做农民,又不会做工人,什么都不会,就会啃老。你说现在打工一代老了,打工二代还愿意在城市从事那么艰苦的劳动吗?他不愿意啊。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去写这样的“现代化的农村”,我目前没有这个精力来写,我要先把我熟悉的写完。其实我一直想写一个现代化陷阱下的农村。
 
仲伟志搜神记:这个巨变,在里下河一带的农村是最典型的。
 
庞余亮:那当然。同时,这个巨变就是在我们身上完成的。一旦完成了现代农业化转型的话,你就写不成了。现在农业资本家还没有出现,一旦农业资本家出现,农民变成了农业工人,你就写不成了。农业工人目前还没出现,农村的现代化转型还处在一个巨大的阵痛当中。农民成为农业工人有个前提条件,他需要一定的知识和技术水平,他才能是农业工人,没有知识水平,到资本家那个层面,也就是他流转土地请你过来帮忙做一点农活,你还是个普通农民。我下一个主题肯定是农村,但肯定不是传统的农村,不是路遥时代那个农村,我要写的是我们这个巨变时代的农村,真的是波澜壮阔。我们赶上这个巨变时代,既是不幸,又是幸运。不幸的是什么?原有的格局被打破了,原有的乡村社区伦理正在消亡,多样化遭到破坏,我们几千年来赖以生存的根基被彻底斩断了。这是你坐在书斋里想象出来的那种农村吗?是你刚才所说的里下河文学中温润的农村吗?不是了,那个农村是过去的,是我们童年的社会、少年的村庄。我们已经回不去了。幸运的是,它为一个作家提供了无比丰富的内容资源,就看你有没有能力去书写它。
 
仲伟志搜神记:是啊,这个巨变也就发生在这三十年的时间,非常魔幻。另外一个问题,我知道马原在写童话,好像是因为他的儿子到了听童话的年龄。而你为什么会转向儿童文学的创作呢?这是很厉害的,从诗歌,到小说,到童话,你居然都能写。
 
庞余亮:儿童文学是我一直的梦想。我早期一直在写童话,实际上是跟诗歌一起开始写的,非常早了。童话是什么?就是不能化为诗歌的那些东西,就能化为童话。童话我写到1995 年,1995 年之后就不再写童话了,就开始写儿童文学。因为童话太纯净了,童话对一个人的要求是非常高的,一般人是写不好童话的。安徒生为什么不结婚?就是因为他要写童话。你看一下《安徒生传》就知道了。马原你想一想,多么复杂、多么聪明的一个人,他怎么可以写童话?所以我是不看好他的童话的。一个人如果童心已经泯灭了,是不好写童话的。但是我自认为我还是个“顽童”,所以我一直在写童话,我写过《丑孩》,是自传体的;写过一个童话集,叫《银镯子的秘密》;写过一个《顽童驯师记》,今年还有一本书会出来,叫《小不点的大象课》。《小不点的大象课》是我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虚构的儿童文学作品,前面的《丑孩》也好,《银镯子的秘密》也好,《顽童驯师记》也好,都有生活经历。《顽童驯师记》是写我的学生,《丑孩》是写我的童年,《银镯子的秘密》写的就是你说的里下河农村,农村里的童话,但是《小不点的大象课》是什么?是我看到一个小孩 9 岁了,但长得像 7 岁的孩子,他长不大。他的爸爸妈妈也很着急,到医院去检查他的骨头骨龄,检查下来是 7 岁。这个孩子很会自我表白,很能说。我就觉得这个孩子很有意思,他的同学都叫他小不点。我就想能不能为这个孩子写一部儿童文学作品。这本书 6 月份出来,到时候寄你一本。出版社说这是中国儿童文学少有的题材和写法,整个小说既是写实的,也是幻想的。你看到像是写实的,但是背后它是个想象的;你看到的是想象的,实际上又是个现实的。大人可以看,小孩子会更喜欢。我找小孩子看过的,他们都很喜欢。我们很多儿童文学作家在写作的时候,往往把孩子想象得太简单。但我不会写那么幼稚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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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NS  来源:仲伟志搜神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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