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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永明:一辈子生活在诗歌里的女人 (阅998次)
2018-03-01




前言

翟永明来晚了。成都已经和这个国家的所有大城市一样,喧嚣,拥堵,越来越不方便。她住在三环外,那里几年前还是成都的偏远地带,进城要一个多小时,不过现在,那里成为天府新区,也变成了一个中心地带。她说,她对这座城市的变化,已经有些不知所措了。虽然从小在这里长大,但是现在很多时候,她也找不到路,就像一个流亡者刚刚归来。很多熟悉的地名也被一笔勾销了。

我们约在位于窄巷子32号的白夜酒吧见面。诗人翟永明,是白夜酒吧的主人。

我多年前见过她,因为工作关系,一直有邮件往来,但没有面对面聊过天。十年前,我有位写诗的女同事采访过她,她叫刘溜。从刘溜的那次采访中得知,翟永明在家中是老四,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一个弟弟,最初写诗是受姐姐莫然的影响。莫然后来是成都颇有名气的畅销书作家和编剧,很小就开始写诗,写在笔记本上,莎士比亚体的诗,让翟永明看到了,也开始写了起来。

刘溜大体上属于口语诗那一派。她说,很多中国诗人都有“翟永明情结”,不少人的一大愿望就是见上翟永明一面,然而一旦见到了心目中的偶像,却又往往手足无措,惶惶然一句话也说不出。口语诗人往往是反对翟永明这种“知识分子写作”的,但刘溜说自己也感受到了类似的紧张。

翟永明说,她现在还记得刘溜采访她的情形。

翟永明在十三四岁时就蹿到了成年的身高,她说自己是身体早熟、思想晚熟。十八岁到成都郊区下乡两年,学会了下地干活,后来作为最后一批工农兵学员,上了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学的是激光专业,标准的理科生。但她不感兴趣。毕业后分配到了成都物理研究所,她也不喜欢这份工作。她喜欢写诗,倾心艺术,崇尚自由的生活,这被单位视为不务正业,与母亲的关系也变得极为紧张。

“她的四周弥漫着黑夜的背景、黑夜的情绪,黑夜,是被忽略和被毁灭的时刻,同时又是反抗与创造的时机。”这是刘溜的话,是女性对女性的评说。

母亲对女儿的希望,无非是结婚生子,过上正常的、安定的生活。女儿不准备延续母亲这一角色时,她反抗的首先是她的母亲,那个给她带来生命的女人。女儿的反抗是对充满牺牲精神的母亲角色的直接否定。1983 年,翟永明写出《女人》组诗,总共二十首,以《独白》开始。诗中很多句子流传至今,比如,“以心为界,我想握住你的手/但在你的面前我的姿态就是一种惨败”,“我的眼睛像两个伤口痛苦地望着你”,“凡在母亲手上站过的人,终会因诞生而死去”。

翟永明的写作并没有以控诉的姿态出现,而是像一个女巫一般,以神秘的体悟、奇诡的语言,呈现出女人独特的命运意识、生命意识和现实经验。

这些诗写完后,只是在几个朋友间传看。单位打印室一个女孩跟她关系不错,帮她打印出来,两人一起油印、装订,弄得手上都是油污。后来是《诗歌报》和《诗刊》在别人那儿拿到这个油印本,跟翟永明取得联系,才发表了这组诗,引起极大轰动。她从此被称为中国女性主义诗歌的奠基人、开创者,给中国诗歌打下了一个深刻的烙印。

这个烙印太深了,以致于关于翟永明的文章,似乎总是这样开头的。尽管在翟永明的诗歌中,女性线索只是一个初步阶段。

“好像我这么多年只写了这一首诗。”她在 1998 年就说过,她希望有一天,女性不仅仅凭借“女性”这个理由在文学史上占据地位,也不仅仅因为“女性”这个理由就无法与男性诗人并驾齐驱站在最杰出诗人之列。

其实,当读者和评论家已经熟悉并且迷恋上翟永明的《女人》、《静安庄》这些诗歌时,她自己已经开始了有意识的转身,她的生活和诗歌,都进入了一个更为开阔的天地。

不知不觉,翟永明已经写了三十年的诗。何多苓画中那个睁着两个伤口似的大眼睛的小翟,已经变成了明朗、和善的“翟姐”。不变的是,她一直保持着写作的热情和思考的活力,几乎每个时期都有重要作品问世。而且,她已变成一个超越性别的诗人。“我并不是只是写跟女性有关的诗歌,我大量的诗歌与现实有关。”她说。

她的诗歌语言,也从激烈、紧张、尖锐,变得明朗飘逸起来,对人类精神困惑的揭示,也变得更为柔韧,渊默沉稳,不激不随。

在很大程度上,是白夜酒吧改变了她。

1998 年,翟永明变成了一个懵懂的酒吧老板。“白夜”的名字取自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名。最早,酒吧开在成都玉林西路 85 号。据说,当时酒吧的书橱里摆着她自己的数千册藏书,墙上贴着她所钟爱的俄罗斯芭蕾舞演员巴希利科夫在电影《白夜逃亡》中的剧照。但在 2008 年,玉林西路的场地被房东收回去了,白夜酒吧便开到了窄巷子 32 号。

这里是作家、艺术家、媒体人、文艺青年的大本营,经常举办各种跨领域的文化活动。无论在玉林西路还是在窄巷子,白夜都是成都最重要的的文化地标。

跌跌撞撞的酒吧老板生涯,为翟永明打开了一个窗口,让她与现实世界产生了一个开阔的连接,她的写作,也从偏重“内心的独白”变得更为丰富和开放。“想逃避都逃避不了。”她说,“如果没有白夜,可能我就是宅在家里写作的一种状态,对现实的很多事情可能是不会太了解,甚至不太关心,现在可能会变成一种象牙塔式的写作。”

如今她比较遗憾的是,白夜还在玉林西路的时候,“由于不懂经济规律,也不知道当时应该买下一个空间来。当时很便宜啊,特别特别便宜,但是自己从来没有觉得应该去买下一个空间来。”那时有人要投资白夜,她还不敢要,现在想起来,如果当时用那笔投资买下一个空间来,她也不会跑到这个窄巷子来,交这么高昂的房租。

改造后的宽窄巷子号称“老成都底片,新都市客厅”,其实并不是原汁原味的老成都,保留下来的只是街巷格局。当地有人说,如今宽窄巷子是从一个格格变成了超女。那个千百年来能工巧匠们手制的城市以及与之相匹配的传统生活方式,早已被现代旅游开发蓝图所取代。但是这个已经没有什么历史文化遗存、全是吃吃吃买买买的地方,租金贵得吓人。翟永明说,“我们赚的钱基本都交房租了。”

对于都市化洪流中的各种变化,不免又长吁短叹了一番。这个盛产美女与天才的洼地,这个“老式小茶馆、精致盖碗茶”的城市,这个让人“舌头麻掉半边还想吃”的成都,很多细节正在快速消失。难道它真要在“大成都”的雄心壮志中,变成一个光怪陆离却毫无生趣的“成功之都”、“崛起之都”?

对于一个“现代化”的成都,我是颇有些失落的。但翟永明并不像我这么悲观。

“如果说成都还有什么是不变的话,就是成都这个城市的人,还是保留了过去的东西。”她说,“对大多数成都人来讲,他们的生活还在,他们仍然有一种让自己的生活慢下来的能力。”

这是事实。成都人的慵懒与自在,是像病菌一样深入骨髓的。即便在战乱、地震等灾难面前,成都人也能从容的生活。有时候你会觉得这座城市从来不属于政治、不属于时势,只属于火锅、藤椅、美酒、诗歌。

抗战初期,诗人何其芳行至成都,就曾讽刺过这座淡定的城市。他在一首题为《成都,让我把你摇醒》的诗里写道:“这里有着享乐、懒惰的风气,和罗马衰亡时代一样讲究着美食,而且因为污秽、陈腐、罪恶把它无所不包的肚子装饱,遂在阳光灿烂的早晨还睡着觉,虽然也曾有过游行的火炬的燃烧,虽然也曾有过惨厉的警报。”

这首诗,也从一个侧面写出了成都闲散的特质。

历史上,成都人会想各种各样的办法,不让自己的生活卷入到历史的车轮中去。或许真如俗语所说,四川人是“出川为龙,在川为虫”,但只要回到成都,你便摇不醒这些可以在麻将声中深度睡眠的人。一直以来,这座千年不改古称的城市就是现代洪流中的一个异类。当然,你不必担心这座城市会因世俗生活过于强大而丧失对精神生活的追求,诗人与艺术家扎堆出现,恰恰说明成都是一个更适合艺术创造的城市。

说话间,白夜里来了两个人,一个叫石光华,一个叫吉木狼格,都是“第三代诗人”的代表性诗人。翟永明说,他们经常就是坐在那里喝茶聊天,没有什么事干。不过这一天,石光华说他已经去了三个地方,好累啊。翟永明很惊讶,你竟然去了三个地方?石光华说,对,我已经从一个最懒的人变成一个居然一天可以去三个地方的人,真是不可想象。

翟永明说,诗人石光华已经变成了美食家,好多人会找他去做一些活动。

变化是无处不在的。随着城市框架越拉越大,新移民越来越多,未来的成都将成为一个陌生人社会,成都人的自我归属认同感将越来越少,“成都人”这个概念,将解体、散落成没有历史深度的新阶层、新群落。甚至,四川话也会逐步消失。更多人的基本价值观,将是奔着财大气粗去的。人们将被自己创造的新事物、新标准所奴役,任人摆布,无处可逃,最终被异化。

所幸的是,这座城市还有翟永明他们,有这样的诗人与艺术家群体存在。无论世界怎样变化,诗人追求美与自由的天职不会变,而在这个古老的国家,假如一切终将消逝,诗,可能是对文化记忆的最后保留与唤起。

翟永明不久前出版了长诗《随黄公望游富春山》一书。她说这是她对中国古典文化的一次致敬。文学评论家李陀在这本书的序言中说,这个时代对数量和规模的追求和创造是没有边际的,但是,“如果投合文化大多数的趣味,会出现这样充满创意的作品吗?如果逢迎文化大多数的愿望,会出现这样抱负高远的作品吗?如果信任文化大多数的常识,会出现这样心境阔大的作品吗?我由此想,文学应该有自己的少数。不是反对手机时代的文化大多数,反对也没用。但是必须有一个和它对立的少数。如果现在还没有这个少数,那就应该立即着手建立这个少数。”

在我看来,文学是这样,城市,也应该是这样。



访谈

一、关于白夜

仲伟志搜神记:这次来成都,赶上北京暴雨,航班取消,是乘坐高铁来的。列车刚进入成都便收到一条短信,“欢迎来到崛起之都、成功之都”,“成都,什么都成。”就觉得好陌生,一个平民化的成都,一个老百姓过日子的成都,什么时候变得如此“成功学”了?

翟永明:官方一直在寻找成都的定位,有段时间定位成休闲之都。但是有些人很反感“休闲”两个字。好像“休闲”是说我们成都人比较懒。后来评选宜居城市,官方又开始提“休闲之都”,觉得挺好,能吸引人。最近两年又觉得“休闲之都”格局太小,想更高大上一点。就变成这么一个“崛起之都”、“成功之都”。

仲伟志搜神记:看到焕然一新的成都,还是让我有些揪心。到了巷子里,民间的味道多了起来,对成都的信心又多了一点。自然生长的城市才是最有生命力的。而像白夜这种文化地标,对成都城市品牌的贡献实在是太大了

翟永明:管理部门不会这样认为吧,他们没有真的把我们作为一个地标,没有来支持我们。个别的领导曾经想过,说过、提过,但是实际上也没有落实。我们做活动、做文化项目,真的是纯民间的方式。我也不想去跟体制内的人打交道,也不会。我很早就离开单位了,就再也没有和体制打过交道,不知道怎么对话,因为是两个根本不同的语言系统。

仲伟志搜神记:但是对你个人来说,白夜无疑是很重要的。我甚至觉得 1998 年白夜开业后,你的写作也出现了一个转折。

翟永明:对,开白夜是我写作的一个转折。我 1997 年年底准备,1998 年正式开业。那时,也是中国大局势的一个转折。这种转变,是跟人内心的转变结合在一起的。成都比较封闭,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到九十年代后期,观念才开始有一点变化。在开白夜的过程中,我也参与了人思想变化的过程。我能看到人们是怎样从以前那种非常单纯的状态,慢慢地投入经济变革、社会转型的过程;看到新旧体制、新旧思想观念的激烈冲撞;看到道德价值观念的一步步变化。从 1998 年到现在,变化实在巨大。

仲伟志搜神记:对你的观念世界冲击很大。

翟永明:当然影响很大了,白夜成为一个窗口,让我跟现实有了一个比较开阔的连接,我的写作变得更开放。80 年代的写作,我们受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影响比较大,更多地去挖掘自己的内心,不愿意去跟现实发生关系,离现实比较远。开了白夜以后,生活就跟现实融为一体,写作与现实的关系是自然而然的,想逃避都逃避不了。我想,如果没有白夜,可能我就是宅在家里写作的一种状态,对现实的很多事情,可能不会太了解,甚至不太关心,最后可能会变成一种象牙塔式的写作。

仲伟志搜神记:成都有很多诗人在经商,但是这些人身上还是有一些与众不同的东西。既是老板又是诗人,对我来说这就是一个迷,形而上和形而下本来是左右互搏的,这两者之间怎么平衡?

翟永明:我开的酒吧不算是大生意,它只是一个文化沙龙。白夜的侧重点,还是做跟诗歌有关的活动,做跟我爱好相关的活动。比如 2000 年的“白夜影会”,在酒吧里放映独立电影,就是跟我的爱好结合在一起的,我热爱电影。其实不算真正的“下海”,真正“下海”就不能考虑爱好,你的一切考量,都应该跟你的经营放在一起。

仲伟志搜神记:就没有想过做大做强?

翟永明:没有。其实我一直没有把重点放在经营上。如果另外一个人开了白夜,20年后,可能早就已经到处连锁,很赚钱了。我的同代人中,有很多诗人最后都做得挺大的,赚了很多钱,我只是解决了一般生活问题。而且,因为不太会经营,白夜中途差点开不下去了,差点关门。

仲伟志搜神记:经营问题?

翟永明:是啊,因为对经济规律完全不了解。但当时有一个直觉,要坚持做下去。即便到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赔钱了,也没有把它关掉。然后就去做别的事情,曾经去写专栏,去写电视剧本,就是想通过别的方式来挣钱。也幸亏白夜当时比较小,只有五六十平米,房租还算便宜。

仲伟志搜神记:当时白夜不在窄巷子吧。

翟永明:在玉林西路,后来被房东收回去了。前天,我还在跟我一个朋友讲,遗憾的是,自己不懂经济规律,当时其实应该买下一个空间来。当时特别特别便宜,但是我从来没有觉得应该去买下。也有朋友给我投资,我却不知道投资意味着什么,不敢要。我觉得人家给我投资,我一杯杯咖啡卖出去,什么时候能挣回来啊。其实当时如果投资一个空间,老的白夜,就不会被别人收回去。我也不会到宽窄巷子来,交这么高昂的房租,替别人打工。真是挺遗憾的。

仲伟志搜神记:宽窄巷子是黄金地界,租金当然好贵。

翟永明:贵的吓死人,都不敢说。我们赚的钱,基本都交房租了。

仲伟志搜神记:你参与白夜的日常运营吗?

翟永明:完全不参与也不可能。我不参与每天的日常运营,大的运营我一直都把握着,消耗精力很多,这是比较烦的一点。现在有了一些年轻人参与,他们能够认可我的观点,可以分担一些我的压力。我必须找到这样有理想的人,参与白夜的运作,不是找几个会赚钱的人那样简单。

仲伟志搜神记:价值观必须是相同的。

翟永明:对,价值观必须是一样的。否则,他们会很反对搞这些活动。因为我们绝大部分活动都是免费,而且活动必须放在周末,所以,要把周末的黄金时段拿出来,这种情况下,运营肯定是亏的。个别一些演出,也要支付乐队的成本,卖票分成,也只能回收一部分成本。有一阵经营不下去了,房东文旅集团说,你不会做生意,要找人来帮你运营。他们帮我找了两三个人来,人家跟我谈了以后,觉得赚不了钱,根本都不想来。后来我发现,只能自己培养年轻人。经营人员对我很重要,他必须认同我的理念。现在培养的几个年轻人还不错,大的事情上,我要把握一下,日常运营上,他们基本上能够独当一面。

二、关于诗歌

仲伟志搜神记:你是一个进入史册的诗人,一般来说,人们会把你定义为“女性诗歌”的奠基者,但是在我看来,正如刚才所说,从开办白夜开始,你的诗歌就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关注的议题越来越宏大,再把你定义为“女诗人”已经不够准确了,如今评价翟永明,应该跳出女性写作,使用一种无性别视角吧。

翟永明:是。在中国,大家都觉得不存在性别问题。实际上,这个问题明显存在。而且,这些年有一个很大的退步。我个人的写作,不可能不关注这个问题,我一定会关注女性议题。女性意识,其实一直伴随着我。从 80 年代写《女人》开始,我写作已经三十多年了。三十多年以来,我并不是只写跟女性有关的诗歌。我大量的诗歌与现实有关,与别的主题有关,与当下社会问题有关,甚至与未来有关 —— 我写过与未来有关的诗 —— 或者与环保有关。不过,我也习惯了别人给我贴一个“女性写作”的标签。写作的时候,我并没有刻意去想到自己的身份,但是别人评论作家的时候,总要归一个类,比如什么 80 后、90 后写作、第三代,总是要归类。这是批评家做的事情,对于我来讲,自己写自己的,别的事情就管不着了。

仲伟志搜神记:你很早也批评过女性写作当中出现的一些现象。“女性诗歌”现在是一种什么状态?

翟永明:80 年代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诗歌,成为我们释放被压抑多年的思想感情的重要形式。有很多女性写诗,而且写的特别好,80 年代,是女性诗歌很繁荣的阶段。回头想,当时女性的地位,比现在好很多。那时,学校里有一大批女大学生,她们参与诗歌运动和思潮。在最年轻的时候,她们的才华得以绽放。但是,到了90年代,整个社会环境出现了变化。大众文化兴起,消费社会来临,大部分男人去赚钱了。80 年代的激情和理想出现消退甚至没落,加上 80 年代成长起来的女性,开始面临家庭、婚姻等等问题,社会角色单一固化,所以,女性写作在 90 年代是比较萧条的。而 2000 年以后,又有一个变化,一些新的年轻女诗人出现了。她们也处于青春绽放的状态,女性写作又变得比较活跃,虽然不能达到 80 年代那样的顶峰状态,但还是比较多元、比较丰富。

仲伟志搜神记:各种移动终端的开发,加速了技术对文学生态的改变,由于诗歌这种文体比较适应碎片化时间的“微阅读”,所以得到了更多的推广,如今网络上到处可以看到诗歌的身影。这可能也与物质相对丰富以后人们开始寻求更多心灵鸡汤有关吧。你觉得未来在现实社会中,诗歌会不会发生更大的作用?诗人的角色会不会越来越重要?

翟永明:会越来越重要吗?我不觉得。我认为诗歌在中国的地位,可能还算好一点。你要到世界上去看,其实每个国家的诗人,都处在一个很边缘的位置,比中国还要边缘。中国还真是一个诗歌大国,因为有一个强大的诗歌传统。中国曾经有那么一个时期,诗写得好,可以做官,可以发达,可以经世利民,可以满足文人的想象。这是其他国家从来没有过或很少有的吧。中国历史文明在很大程度上,是靠诗人来传承的。到现在,人们还有记忆,大家对诗人还有一种想象和习惯。反而在国外,关注诗歌的人,比中国少多了。

所以,诗歌以后会更多地被大众接受,但这个大众,依然是小众。诗人不可能像过去那些年代那样还能发挥很大作用。这点我很清楚。

仲伟志搜神记:为什么我觉得一些盛名之下的外国诗人的作品,写的还不如很多中国诗人呢?这是我作为一个读者的判断,不知对不对。

翟永明:这可能也跟诗人所处的时代和社会变化有关系。比如说,中国现在处于非常复杂、非常纠缠的现实。对诗人来说,用诗歌语言来表达对现实的看法,就会产生一个很大的张力。在欧美,现实没有中国这么复杂,人也更单纯,社会也更稳定,尤其是 90 年代非常稳定,他们的写作,张力也可能不如我们。当然现在又不一样了,现在西方的社会也变复杂了,整个西方变复杂了,张力也就产生了。

另外,我们读到的国外诗人的作品,也依赖翻译。所以,中国读者也很难抵达国外诗歌作品的内核深处,这是文字作品国际交流的短板。至于说到中西方诗歌的技巧,说到不同语言运用的水平,我想,不同的文明各有所长,不太好判断。但是,中国新诗的发展,的确是很大的。

仲伟志搜神记:你在乎读者吗?

翟永明:我当然在乎的。我更在乎深度读者,就是跟你能够有心灵交流的读者,也就是古人说的知音吧,他能够理解你在表达什么,能够感受到诗意的魅力,能够对你的作品心领神会,能够产生共鸣。而不是那种道听途说、浅层次阅读的读者。

仲伟志搜神记:那你还是挑读者的。与以前席慕蓉、汪国真不同,你的诗歌是有门槛的。

翟永明:他们的作品更多属于大众的,普通读者会比较喜欢他们的诗,有心灵鸡汤的作用。当然,也没什么不好。但我更希望自己的作品能更多更深地去挑战自己,当然,这样的结果也会挑战读者。我认为,现在的读者是分层的,可以各取所需。

三、关于成都

仲伟志搜神记:感觉成都一直在追赶潮流,几乎要变成一个我不认识的成都了。

翟永明:如今,成都外在的变化,确实是大的不得了。我们基本上看不到过去的成都了。有些城市虽然拆迁也很厉害,变化很大,但是多多少少,还是能找到一些过去的东西。成都基本上完全找不到了。比如像宽窄巷子,只是过去的某些外在东西保留下来,本质上已经不是老成都了。这种外在的剧烈变化,与传统成都内在的节奏和气质,是完全不同的。我以前工作的地方,就在现在一环路边上,叫跳伞塔。你想想跳伞塔这个名字,就知道已经是城外了。我记得,再往外面走就是田野了。现在呢?今天因为拥堵,我来晚了。我住的地方在三环外,进城里要一个多小时。前几年那里还是成都的边缘,现在变成天府新区,又一个新的中心。成都机场已经是中国西南最大的机场,与欧洲国家开通了几十条直达航线,所以说,成都已经不是过去的成都了,而是真的变成一个大型城市了。

仲伟志搜神记:虽然远离权力中心,但如今成都在接受新事物方面还是很热情的,能力还是很强的。

翟永明:这种近乎无限的扩张,一方面,对成都这个城市有一个提升的作用,但另一方面,也完全丢失了过去成都的城市属性。这可能是任何一个想要发展的城市都面临的一个问题。但是,成都的改变实在太大了,甚至于过去的一些地名都没有留下来。这可能跟官员的爱好有关,想来有的官员有觉得某些地名实在难听,就要改成好的名字。其实,成都以前的街名都挺有意思的。以前某条街做什么行业的,就以此命名。比如我前几年住的街,就叫浆洗街。过去,可能就是洗衣店这类的店铺集中在那里。我小时候住在城中心,旁边是草市街、骡马市、打铜街,一听就知道这一带以前是做什么生意的。一个农业社会时期的成都,通过这些地名,就能勾勒出来。现在很多地方不但拆除了,连名字也一笔勾销。现在我在成都,有时根本找不到路,因为出现了我根本不知道的新名字。虽然我从小是在这里长大的,但我也找不到路。比如东郊,我上大学的时候对那里很熟,但是,现在非常陌生,过去的东西荡然无存,地名变了,高架桥也多了,方向感是错乱的。外环也要修新的了。这种变化,把人带入到不知所措的状态。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历史洪流滚滚向前的感觉,而我们都被时代抛弃了,没有被历史的车轮碾过,已经算很好的了。

仲伟志搜神记:一座古城变成了一座年轻的城市,我今天骑着共享单车穿城而过,就好像置身于一个完全没有历史的全新世界之中。

翟永明:如果说成都还有什么不变的话,就是这个城市的人,保留了过去的东西。成都人骨子里的人情味,是无法改变的。我感觉与北京相比,成都人注重生活品质。让成都人快起来,只讲工作效率,不讲生活,不太可能。当然,现在成都有一些新移民,可能把生活节奏加快了,但是对大多数本地人来讲,他们仍然有一种让自己的生活慢下来的能力。十年前,我的朋友从外地来,见到我就问,你们成都人一下飞机就打麻将,恨不得在飞机上就能听到哗哗哗的搓麻将声,是不是都不用上班呀,不上班怎么办呀?有一个朋友,在成都住了几天,说了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如果把一个城市比做一个人的话,成都就相当于一个人,在抵抗全世界。成都人会想各种各样的办法,不让自己的生活卷入到那种忙碌、拼命的氛围里,成都人的欲望,也没有那么强烈,不像北京、上海 —— 尤其是上海 —— 对物质的要求那么高。成都也追求生活和享受,但是不会把标准定那么高。

仲伟志搜神记:更日常化。

翟永明:对,更市井化。有一个关于成都的段子:“打点小麻将,吃点麻辣烫,炒点渣渣股,看点歪录像”。麻将打小的,不打大。火锅太贵了,就吃麻辣烫、串串,很便宜。炒股炒点渣渣股,不炒龙头股。这特别说明成都人的心态,幸福感容易满足。从古至今,都说成都人小富即安,真是这样的。我也思考过这个问题,除了张献忠把四川人搞得很惨外,成都没有经历过太多的大灾大难。李冰父子修了都江堰,确保了成都平原两千多年没有大旱大涝,生活一直就是舒服的。这也造就了成都人的这种心态。有一种说法是,成都人“在川如虫,出川如龙”,只要待在成都,就不思进取,吃喝玩乐,有一点儿雄心壮志也被磨灭了。成都人最爱说的两个字就是“舒服”。成都人没有改变世界的梦想。对成都人而言,生活才是最值得去慢慢体验的。

仲伟志搜神记:成都出了这么多诗人,与这种缓慢有关吗?

翟永明:与生活节奏缓慢有关系。小康,不在意大富大贵。在成都,不挣钱也饿不死。前面说过,成都是一个人情味比较浓的城市,大概 80 年代的时候,我认识好几个诗人,他们从学校毕业,到外地去,一个个都跑回成都,找不到工作,就在成都鬼混。这儿去借钱,那儿去蹭饭。混到 90 年代,混不下去了,才各寻生路,经商的经商,出国的出国了。当然,除了慢,我觉得跟传统也有关,历史上,有很多诗人聚集这里,杜甫一生颠沛流离,却在成都偷得几年安逸生活,那也是他的创作高峰时期。薛涛也是,直到晚年都在成都写作。总之,成都这座城市,比较吻合诗人和艺术家的气质。

仲伟志搜神记:还真是,成都的艺术家也挺多的。如今流行生活在别处,如果你离开成都,还会写出东西来吗?

翟永明:很奇怪,我在国外从来都写不出作品,在美国住了一年半,一共就写了一两首诗,完全不行。在柏林住了将近一年,大概写了三四首,也完全没感觉。在柏林的时候没有事做,当时是一个基金扶持的驻留计划,钱也挺多的,不愁吃、不愁穿,就是写不出东西来。

仲伟志搜神记:柏林我去过,那里也很慢,为什么写不出来?

翟永明:觉得周围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断线了。一个汉字也看不到,方块字见不着,写作就完全没有感觉了。每个人不一样吧,有的人,在国外可以写出来,我写不出来。

翟永明读诗:在古代
文字版见文末翟永明诗选

仲伟志搜神记:除了成都,你还喜欢什么地方?

翟永明:中国我比较喜欢杭州,喜欢江南的感觉。杭州保留了许多我想像中的古代。也就是说,传统诗歌中的那种气质,在江南一些小城里,还保留着。

仲伟志搜神记:除了写作,你还有什么爱好吗?

翟永明:除了写作就是白夜的事,然后,就是看电影、看书。我是影迷,很多闲暇时间,是放在看电影上。比如欧洲电影。我年轻的时候喜欢体育运动,喜欢打篮球,现在不打了。因为需要场地,一起打球的人,也不好找。

仲伟志搜神记:你最喜欢的诗人是谁?

翟永明:爱尔兰诗人叶芝。其他人都是阶段性的喜欢,这个阶段喜欢这个,那个阶段喜欢那个。只有叶芝,是持久性的迷恋。

仲伟志搜神记:普拉斯呢?

翟永明:喜欢普拉斯也是阶段性的,受普拉斯影响,更是阶段性的。80 年代中期的时候,我已经不太喜欢普拉斯。而且,80 年代末,我对自己 80 年代初的写作,已有一些反思,不想那样写了。写《静安庄》的时候,我已经开始从这种影响里面走出来了。说我受普拉斯影响的人,一般都是读我早期诗歌的人,后来的诗,可能没有看过。或看了也不喜欢。除了写长诗,我也试过写短诗,写特别短,短到日本俳句那样。最近,则刚刚出版了一部长诗,用三年多时间写完的《随黄公望游富春山》。我觉得一个好作家,必得要不断挑战自已,去写自己不熟悉或不趁手的主题和体裁,而不是重复自己。

仲伟志搜神记:那你评价一个好诗人的标准是什么?

翟永明:诗歌语言独到、特别、精炼和自我更新,意识超凡,内涵和精神容量大,有独立思维的气质,又能够创造出为现代汉语增添美学谱系的语言,就是好诗人。

仲伟志搜神记:你的作品很多,如果让你向我们的读者推荐几首代表作,会是什么?

翟永明:我觉得很难选。自己喜欢的,也在变。比如《女人》里面的《母亲》,90 年代的《盲人按摩师的几种方式》、《时间美人之歌》、《菊花灯笼漂过来》。当然,还有《随黄公望游富春山》。

仲伟志搜神记:请为你自己的诗歌找一个主题词或者关键词。

翟永明:这个更难。我觉得诗人应该基于一个比较开放的、广阔的姿态去写作,我努力想去扩展创作的边缘。所以,很难用一个词来定位。

仲伟志搜神记:未来有什么写作计划?

翟永明:写一些我没有写过的。

仲伟志搜神记:还是想创新?

翟永明:对,如果说不能创新,就没有意思了。至少挑战一下那么多年的疲惫感。哪怕写不出来,没有挑战成功,没有达到你想要的目标,也比翻来覆去写旧的东西好。追求某个目标,才能有写作的动力。

仲伟志搜神记:你觉得诗歌给你带来了什么?为什么会有这么持久的写作动力?

翟永明:诗歌当然是一个没有实际用处的东西。我有时候也想,如果这辈子没有写诗,我把才能用在别的地方,可能我有别的成功,会有别的不同的生活方式。但是,就我个人而言,我还是特别喜欢诗歌写作,我把它看成一种高级的智力游戏。我个人觉得写作里有游戏成分,因为它是对智力的挑战。跟有些人喜欢下围棋一样,一辈子都喜欢下,痴迷于此。有这种智力游戏成分,写作本身变得更有乐趣,乐趣就会成为一种写作的动力。不断地挑战过去的写作,就有新的写作可能性出现,目标没有达到,就可以成为永远的动力。

仲伟志搜神记:我们来凑个热闹 —— 你是理科生出身,如何看待人工智能写诗这件事?

翟永明:呵呵,央视有个节目组还找过我,他们要请几个诗人跟微软小冰一起,当场做诗,然后让观众评定。想让我参与,我拒绝了。我觉得,在那种场合,不可能真正地探讨人工智能写诗和诗人创作之间的区别,最后,只是变成一个噱头。但问题本身其实还是值得探讨的。无论是如何复杂的人工智能,写出来的诗歌,应该是比较模式化的,无非就是词汇的拼贴组合。早就有人做过,七八年前,就有人设计了诗歌软件,这不是新问题。机器人代替人类写作,不是不可能的,而是正在变成现实。但是,人类对情感的追求,也是随时代变化的,是机器所无法完全理解和完成的。人工智能使用的语言再丰富,也只是一种语言游戏,无法取代诗人充溢在字里行间的感情、热度和温度。更别说诗人注入到诗歌中的思想,以及那些言犹未尽的意境和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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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NS  来源:仲伟志搜神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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