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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坚和他笔下的理想生活 (阅3137次)
2018-01-28


南方周末记者 李慕琰

(本文首发于2018年1月25日《南方周末》,原标题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以做作反抗做作” 诗人于坚和他笔下的理想生活》)
 
即使在建水,消失也无可避免。古城一度遍布茶馆,里头说书、唱滇剧,三毛钱能坐一整天。东门朝阳楼上就有一家,于坚爱去,坐下来能俯瞰全城。茶位费从五毛涨到一块,后来关门了。
 
“这种活动是‘折寿’的。”诗人于坚难得出席了一场图书颁奖典礼。他拒绝了主办方在第一排留的空位,落座在后排。
 
领导讲话,台下掌声寥落。南方周末记者下意识加入鼓掌行列,于坚阻止,“鼓掌干嘛?”他的散文集《挪动》得了奖,奖品是1000元新华书店购书券和一座水晶奖杯。前者是他此行目的,小心收起;后者忽然断成两半,玻璃球掉了下来。
 
于坚把奖杯塞给尴尬的工作人员,说了句“下次再给我”,转头离开。活动在昆明,由一家房地产企业赞助,场馆四周高楼林立,人工花园陈设着艳丽的假花。“这个时代的审美出了巨大的问题,在我看来奇丑无比的东西它认为是美的。”于坚指着水池中央的塑料荷花,向南方周末记者发问,“你说这个可不可怕?做作,一切都是做作的。”
 
于坚63岁了,“做作”成了他的常用词。他喜欢“文人式生活”,古代大诗人的正常生活,现在却变成黄金时代的回光,“很多人挣了钱有点想回到这种生活方式”。
 
但想回去是做作的,“大家都认为这是腐朽、落后的,长袍马褂,这是什么玩意?你是不是有点疯,或者要故意高人一等?”于坚问道。他对“时代”的归纳是三个词:做作、唯物、不仁。但他也逃不掉做作。“没办法,知其不可而为之,做作就做作。”他决定不管不顾,“以做作反抗做作”。
 
于坚的做作,与诗歌和建水相关。1986年,他在《诗刊》杂志发表《尚义街六号》,声名鹊起,被视为“第三代诗人”的代表人物。他后来陆续发表《飞行》《0档案》等诗作,诗集《只有大海苍茫如幕》获得了第四届鲁迅文学奖。他乐于自称“故乡诗人”,长居昆明,写故乡云南,到头来却发现故乡消失了。180千米外的建水古城,乃是为数不多给他安慰的地方。
 
“我陷入一种口说无凭的尴尬境地”
 
1992年,为拍摄纪录片《碧色车站》,于坚沿滇越铁路徒步,经过建水。建水是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下辖的县,古称临安。“建水人要在他们的家乡建造一个杭州那样的天堂,他们成了。”于坚说。建水有很多古老的四合院,街道上马车悠悠,拉井水送去各家。“那时候的印象和昆明差不多,也是一个古老的城市。”
 
12岁以前,于坚住在外祖母家的四合院。印象中,彼时昆明“非常安定”,从城里走出来一会儿就看见田野,再走一会儿则是荒野,“荒野、田野、城市是连在一起的”。他常一个人漫游,从早到晚,依着直觉穿行于林中。
 
已故云南诗人费嘉曾回忆,他与于坚一行人同游石林。回程途中于坚拒绝乘车,表示要步行回150多千米外的昆明。“他的表情是凝重、决绝的,不像是开玩笑。”费嘉写道,友人们只好拉他坐下,劝说良久,“最后他人是给哄上车了,但一路上恨恨不休,不时朝我们投以轻蔑的目光”。
 
“那个时候以为这是地久天长的。”但于坚渐渐察觉昆明的变化。1981年他第一次公开发表诗歌,那首《记忆》写童年的故乡,渐起的高楼,污染的河流。
 
于坚从前每周骑自行车去滇池游泳,喝那里的水。他在《滇池》中写道:“一代一代人/涌来又退去/滇池的花石头/永远也拣不完”。几年后,人们纷纷传说滇池水不能喝了。他不以为意,直到某个下午亲眼看到水里漂浮着黑毛,“苔藓之类的东西,还变成黑的”。他“疯狂地从滇池里逃出来”,再也没下去过。
 
“那简直是晴天霹雳。”他把滇池视若太阳,“你怎么会想象太阳没有呢?忽然早上起来太阳是黑的。”他再写滇池就满是哀叹:“世界啊/你的大地上还有什么会死?”
 
20世纪末,昆明召开世界园艺博览会,主题包括“迈向21世纪”,城市焕然一新。“我的一生是从昆明武成路上的某个房间中开始的。但我无法向人们证明……因为这个城市并没有武成路,我陷入一种口说无凭的尴尬境地。”于坚在《昆明记》中感叹。
 
四合院没了,他搬进民国建筑,再后来又住进“西方式的小区”。住所离滇池20分钟路程,他每天下午走去“看看滇池的水清了没有”。
 
2001年,于坚出版《丽江后面》,写纳西族人、东巴教,形容“在高山看落日是人生最美妙的时刻之一”。他如今再说丽江,“是贬义的,痛心都不是,因为这个地方完全不值得一去”。
 
无能为力感周而复始。看见被改造的手工作坊,被迫搬迁的老人时,于坚还会感到这种情绪涌上来,二十多年仍不能自持。“有时候都痛恨我是这种人,有什么可感性的,但你还是忍不住会感性。”他郑重其事地反省。
 
“一个作家在他童年时代就完成了,因为写作实际上说到底只是一种回忆。”对于坚而言,他的写作“是废墟中的写作”。
 
最重要的回忆坚定了于坚写作的缘起。1960年代某个下午,父子两人把窗帘拉严,在一个旧脸盆里点起火,烧掉父亲的藏书。“为什么要把这么漂亮的书籍烧掉呢?当火焰劈啪作响的时候,我少年的心中充满疑问……”于坚后来写道,“我一生的写作其实是从1966年这个阴郁秋日的午后开始的。”
 
当时于坚还不知道,同一时期,古城建水阴差阳错地幸存了下来。
 
一辈子要找的那个中国,就在这里
 
于坚常去建水小住。两地不通高速公路或高铁,他得从昆明坐三小时火车过去。建水演进缓慢,与周边其他县市隔着不止一个时代的距离。古城路面还是青石板,马车“雄赳赳气昂昂地跑在汽车中间”。
 
建水人仍由井水养育。西门的大板井最甜,供人饮用,其他普通井水专供生活。于坚认为这代表传统社会的“信”:“井水我们是信任的,不怀疑。自来水我们嘴上不说,去到任何一个宾馆,有时候会问:这个水可以喝吗?”
 
于坚很早就想写建水,但“没找到怎么写它”。往复多次,他忽然意识到这里成了标本、对象、隐喻和象征,“不仅仅只是一个地方”。他说,如今在云南,要证明“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的世界确实存在过,“只有去建水,建水成了古典生活世界的活化石”。
 
“实际上我写建水是在问我们到底是谁,我们到底要什么。”于坚如是解说。《建水记》一书,于2018年1月出版了。
 
建水东门前的迎晖路是条古道,行车不便,政府拓宽了9米。后来操持重修的马辛林有些不满,他按汉代官道的传统,在道路中间加设露亭,供行人遮风避雨,也能使街道没那么空洞。
 
马辛林是于坚笔下“一个月只用几百元”的老马,“活得像个古人,不求上进,没有手机,只是读书、修身养性,吹散牛”。他过去在红河州民族师范学校当老师,受不了开会,学校要求讲普通话,他偏不讲。“我就是不合时宜的人,所以只能是自动离职了。”老马讨厌“工作”这个词,代之以“做事”。
 
老马偶尔做古建筑修复。城中五百多个四合院,2013年开始部分修复。他修复的第一间四合院,空间、陈设全照古法还原,起名“闲庭”。一位领导执意命名为“秀居”,僵持不下,只好妥协成“秀居闲庭”。“意思完全不对了。”老马不忿。
 
2015年冬天,于坚带比利时朋友麦约翰入住闲庭。麦约翰自号无能子,他钟爱中国文化,把《道德经》翻译成了弗莱芒语。一进院子,他居然哭了:自己一辈子要找的那个中国,就在这里。从此麦约翰也常去建水,甚至盼望长住。他托于坚问老马,建水有没有自己可以“做事”的地方?“我说没有,这个人到建水非饿死不可。”老马笑道。
 
建水人消遣多:古琴、书法或做紫陶。建水自南宋末年开始生产陶器,有九百多年历史,不少人在自家做,当作日常爱好。建水人还爱吃烧豆腐,吃一块放一粒苞谷米,以便摊主结算。老马说:“人生必须有自己的生活,不然就是混蛋。”
 
书中的老李大号李志伟,住在燃灯寺附近。他重修了自家老宅,二楼设为客栈,于坚住进去,从清晨到日暮,每天在天井里喝茶聊天,“忽一日,问起是几号,居然已经过了十天”。
 
建水有各种大院,曾家大院、孙家大院、杨家大院、谢家大院……也有人给自家重新命名,挂上“静庐”,“羲舍”等牌匾。那里仍是熟人社会,人们互相串门,来客便喝茶谈天。于坚起初由老马领着串门,后来独自行走,推开门就轻车熟路地聊起来。
 
“在那个地方你很放松,不会得抑郁症。”于坚说,“它有很多使孤独的人不孤独的功能。”
 
2015年,第二届“西南联大国际文学节”举行,于坚任主席。文学节在建水闭幕,夜里大家喝红酒,醉了,胡乱跳舞,吟诵王维、李白的诗歌,捧酒杯浇胡同,直至凌晨。
 
云南话版“诗意地栖居”
 
于坚习惯随身带一台莱卡相机。他在铁路沿线闲逛,看到乡民高兴地托一只鸡经过,就摁下快门;另一幅照片里,人们聚在废弃的铁轨上休息。“这可以看出中国人理解现代化的方式,他总是在破坏现代化的规则,把它变得更符合人性。”于坚说。
 
《建水记》中收录了于坚的大量摄影作品,“文章和图像是互补的,图片不是文字的附庸”。于坚从《众神之河》一书开始践行这种写法,有时强制自己只拍一张照片,“那个瞬间是最重要的”。
 
于坚去扬州,拍摄却引得居民不乐意:“拍什么拍,老拍我们这种落后、脏乱差的地方。”这在建水很少发生,他认为是由于建水人对自己生活保有认同感,“不觉得新的就是好的,他觉得这种生活是一种天堂式的,是很美的世界,所以你拍他,他很高兴”。
 
建水古城不远处盖起了新城。许多人在现代化的小区购置房产,但更习惯住在老房。“建水人说不出不愿意搬家的道理,只是说,’好在’。”于坚写道,这是云南方言,大意是美好地在场。他认为这应和了诗人荷尔德林和哲学家海德格尔,是云南话版“诗意地栖居”。
 
古城也有过危机。
 
1960年代,人们把文庙的匾额全摘下藏起来。“假如说文庙现在没有那些匾了,你说是个什么样?”老李问南方周末记者。始建于元代的文庙当时成了反面教材,大量外地人前去开现场会。它却由于充当会议场地而丝毫无损,“今天依然是建水城里最辉煌气派,质量第一的建筑物”。匾额自然也挂回去了。
 
那时农村人家还偷偷掖藏古董,甚至塞进墙缝。老李回建水后,从乡下收了一批字画,“很便宜,这么一包书画十几块钱”。
 
另一次危机发生在21世纪初。当时的县委县政府决定改建城中心地段的建新街,居民反对拆迁,《焦点访谈》称“仿古街毁掉了真古街”。不久,云南省建设厅发布公告,被拆除的古民居异地补建,相关县领导批评、处分。“建水有一个强大的民间。”老马颇感骄傲。
 
建新街恢复平静,改回原名翰林街。于坚的朋友和成在街上开了古董店,“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开这店,主要是在里面陪各路朋友喝茶”。和成两年只卖掉三四样东西,其中包括于坚买的一张案子。案子体积可观,难以带走,还镇在店里。
 
大家曾驱车前往距建水城30千米的村子贝贡,去看“一群高低错落的四合院”。那里蔓草丛生,梁木歪斜,依然衰败,却仍“美轮美奂,是古典四合院中的杰作”。大家兴奋得有如遇见珍品的古董贩子,但于坚不快乐,他在荒凉落败中同时看到了高贵和悲剧。
 
“把每个人的故乡都变成商品”
 
即使在建水,消失也无可避免。古城一度遍布茶馆,里头说书、唱滇剧,三毛钱能坐一整天。东门朝阳楼上就有一家,于坚爱去,坐下来能俯瞰全城。茶位费从五毛涨到一块,后来关门了。
 
2018年1月16日,于坚再去建水,参加《建水记》首发式。这次他没看见马车,有了方便快捷的电瓶车后,马车送水不再必需,每天只剩两三辆。
 
县长出席了首发式,于坚当面提出:文庙本应只在大成殿有一座孔子像,政府在进门处另立孔子雕塑“破坏了它的这种制式”,应当拆掉;文庙也不该新建后门,那只是祭孔时官员走向大成殿的捷径,“是小人走的路”。他认为,进入文庙,人人都应绕过二十余亩的“学海”——泮池,走至一块方石前,遵循其上所刻行事:“文武官员到此下马。”
 
几天后,老马串门至羲舍,女主人手捧一本《建水记》,讲出心中矛盾:“希望很多人知道建水,但又不希望太多人知道建水”。老马也承认“害怕被改变”,他安慰对方:“就像老于说的,你放心吧,他(们)不会来,来了看不懂。来的人就是爱建水的。”
 
于坚也有隐忧。他多次强调这本书不是旅行指南,“今天旅游太可怕了,旅游的本质是把一切地方都变成商品,把每个人的故乡都变成商品”。如果建水消失,他“就没有好玩的地方去了”。
 
冬夜里,昆明出租车司机李师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自己对建水的印象是幼时春游的地方,不过“没什么好玩的”。他刚转行开出租车两年,“容易厌倦”。车到下个十字路口,他无来由地冒出一句:“我发现,这城市啊,都长一样了。”
 
在于坚眼中,社会倾向于不断地消灭细节。个体对此无能为力,只能“独善其身”,在生命中重建细节,这也涉及做作。“比如你是一个少女,要把指甲弄得最美,成为一个作品。要把你的小房间布置成个人的作品,变成你自己的作品,使你自己离开这个荒凉的城市,回到家就内心充满喜悦。”于坚说,这就是尼采所谓“在自己的身上反抗时代”。
 
建水总体上阳光和煦,气温要比昆明高出几度。城中异常安静,城楼屋顶的檐角上挂着风铃,人在巷道中只听得远处传来的风铃声。老马说,那是伴随建水人长大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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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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