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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德夫:诗歌、民谣与故乡 (阅2100次)
2017-12-25


北京晚报 作者:陈梦溪

  2017年,有“台湾民谣之父”之称的胡德夫发行的单曲《无涯》在感动了无数听众的同时,激发了人们对歌曲背后故事的好奇心,许多听众都想更深入地了解这位传奇歌者的人生。今年,胡德夫以《时光洄游》这本新书为载体,写下了他未曾公开过的故事。
 
  作为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台湾文化界的亲历者,胡德夫与蒋勋、林怀民、李泰祥、洪小乔、张艾嘉等朋友的故事倾情展现在书中。不仅在文化界,胡德夫在台湾商界也有不少莫逆之交,他与寒舍集团创办人蔡辰洋、企业家严长寿之间的故事也初次被讲述。
 
  作家、诗人蒋勋曾说:“胡德夫深沉丰厚的声音,使我想起东部耸峻的高山,使我想起澎湃广阔的海洋。” 20世纪70年代,胡德夫与杨弦、李双泽推动了被称为整个华语流行音乐启蒙运动的“民歌运动”。2005年,55岁的胡德夫发行了第一张个人专辑《匆匆》,接着就在2006年击败大热门周杰伦,获得台湾金曲奖的最佳词作和最佳年度歌曲。胡德夫说自己根本没想过要参加金曲奖,本来是给老友当纪念的,就录了歌寄给100多名朋友,结果朋友们都打电话说非出版不可,还有朋友就替他报名参加比赛了,没想到还得奖了。
 
  在轻浮的躁动遍地盛放的年代,胡德夫是少数拥有可以令人安静下来的声音的人。关于胡德夫的音乐人生,如今网络上有纷繁的说法,但鲜有人了解他全部的故事。胡德夫在书中写到他与才女胡因梦的故事,胡因梦年轻时常去咖啡厅听胡德夫唱歌,因而与他相识,她是很多人的梦中情人,但胡德夫一直把她当成“最要好的哥们儿”看待。书中还写到1989年他受到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学谦的邀请,来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国庆庆典,十年后的1999年,胡德夫再次受邀参加国庆五十周年典礼,在天安门城楼上作为嘉宾观看阅兵。
 
  2017年冬天,胡德夫再次来到北京,在所住的渔阳饭店里的咖啡厅接受了《书乡周刊》记者的专访。胡德夫讲话语速很慢,轻声细语,娓娓道来,带着台湾话特有的气息。因为北方的干冷,他这个在海边长大的孩子有些不适应,嗓子不时觉得干燥难忍,不住喝水润喉。尽管已经多次来北京、也去过大陆的许多城市,但胡德夫还有不少想去的地方,这位青山碧海间长大的孩子,一直想去看看内蒙古的茫茫草原与新疆的戈壁沙漠。
 
  ●名字“半人半神”
 
  书乡周刊:听到朋友们都叫你kimbo,这是你的英文名字吗?
 
  胡德夫:这是一个“偷来”的名字,我小时候很敬仰我们部落村子里面一个叫kimbu的人,他带着我们小孩子玩,我常常在沙滩上看到他跳高、跳远,觉得他很厉害,晚上带着年轻人跳舞,我心想有一天我要像他这样。读大一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要有个英文名字,我问英语老师有没有读音和kimbu相似的名字,我也不敢取完全一样的名字,怕回去见到他会被他发觉,就取了kimbo。后来我的朋友们,家里人们都这么叫我了,他也夸我的名字好听,但我从来没告诉过他这个名字就是从他那里来的(笑)。
 
  书乡周刊:你的父亲是卑南族人,母亲是排湾族人,你是两个少数民族的后代,所以你出生时候的名字其实不是胡德夫吧,应该是少数民族的名字。
 
  胡德夫:当然,我出生时候的名字是Ara,这个名字在我们部落的传说中是个很特别的人,他的眼睛不能直视别人,所以他是蒙着眼睛住在山上的,他是半神半人的。
 
  书乡周刊:所以你姓“胡”是与我们百家姓里的“胡”不一样的。
 
  胡德夫:不太一样。是我们少数民族为了便于管理,把我们迁到山下,进行户口登记的时候给我们的姓,我的叔叔在别的村庄登记的户口,就姓另外的姓,只有我们这一家人姓胡。我的家姓是Makakaruwan, 意思是人丁众多。你去到我们部落里讲我们的姓,大家都会知道你是哪家的。台湾有14个少数民族。
 
  书乡周刊:你的孩子们也都取了少数民族的名字吗?我知道泰江(胡德夫长子)长大以后想要一个自己民族的名字。
 
  胡德夫:对,所以我后来给他取了一个叫Puliaiuyan,这是我外祖父的名字。(可以用长辈的名字给孩子取名?)可以的,我们的名字用来用去的,我的第二个孩子叫giliaw,是闪烁的意思,第三个孩子的名字Bikal用的是我祖父的兄弟的名字。
 
  书乡周刊:听说你现在又回到小时候的村庄,买了一块地,和亲人们生活在一起了。
 
  胡德夫:我现在就住在我们部落边上,靠近一座山,这座山相传是我们部落的圣山,那个地方用阿美族的语言翻译过来是“神仙住的地方”,我太太属狗,她喜欢狗,捡了很多流浪狗,我属虎,我喜欢猫,我也捡了许多猫,现在这片地有猫有狗,旁边有一片美丽的稻穗,好几排香蕉,房子前面有好大一棵玉兰花。我的名字Ara又是半人半神的。我这辈子一直在唱的《美丽岛》里的稻米、香蕉、玉兰花,如今全部排列在我面前,很像是命运给我颁的奖品,说你唱一辈子辛苦了。(大笑)

  ●余光中鼓励我们写民歌
 
  书乡周刊:最近知名台湾诗人余光中去世了,他的诗《乡愁》家喻户晓。余光中曾经评价你说:胡德夫的身体里住着一个深沉的大风箱,他的歌声里听得到“岁月与山河”,他的文字里看得到“一个男人所走过的路”,他是这个浮躁年代一开口就能令你安静的人。你与余光中先生是怎么相识的?
 
  胡德夫:他是我的老师,英文老师。当时我读外文系,修他的课,美国民谣和台湾新诗,这个对我影响很大。其实不只是我,那时候我和李双泽、杨弦我们三个朋友一起,余老师特别鼓励我们几个写歌,尤其是杨弦,他用余老师的《白玉苦瓜》这首诗写了一首歌,那时候我也尝试用诗来写歌,大家管我们三个叫“三君子”,其实我们是三个臭皮匠,都不是音乐专业的。
 
  因为余光中老师从美国回来嘛,知道很多美国的民谣,后来他听到我们的歌曲,就跟我们说,这个东西应该叫“new folk”(注:新式民歌)或者叫“创作民谣”。我记得那是1975年,杨弦的新歌发表会上,余老师相当于给我们正式“定调”了。
 
  书乡周刊:余光中先生诗歌中的哪些东西最打动你?
 
  胡德夫:还是乡愁这个东西,其实我年轻时从台东“北漂”到台北,是远离家乡的,但那个乡愁是小的,余光中老师的乡愁写的是大的乡愁,那种与父母可能永远无法见面的乡愁和家乡的土地被割断。我们部落很多从大陆来的同胞成为我的姐夫、姨夫、姑父,他们常常在一起喝酒,告诉我他们的故乡是什么样的,稻米是什么样的,那个时候我还不能完全理解他的这种乡愁。直到余老师的诗出来以后,我在唱《乡愁四韵》的时候才慢慢能够体会那种感情。
 
  书乡周刊:你们会用余光中先生的诗歌作为歌词来演唱。
 
  胡德夫:是的,我看他的《传说》(注:齐豫演唱的一首歌曲,由余光中作词,李泰祥作曲)写了黄河、青海……“哭也听见,笑也听见”,那之后我会想说,我要不要也写一写这样的歌曲,于是我就写了《大武山蓝调》、《太平洋的风》,我也写一写我的乡愁。

  ●为《朗读者》好好写主题曲
 
  书乡周刊:你在书里提到两位对您影响最大的民谣歌手,一位是大家都很熟悉的鲍勃·迪伦,另一位是相对小众一些的歌手莱昂纳德·科恩,前一位去年还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胡德夫:这两个人很不一样。鲍勃·迪伦的作品对我最大的影响是,在我写歌的时候我会想一首歌里可以写很多东西,他写白海豚、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战争的无奈,他是个预言家,很早就在歌曲里面唱了都市里人与人之间的冷漠。这两个人对我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
 
  书乡周刊:你曾说自己年轻时唱鲍勃·迪伦的歌曲还不能完全明白歌曲的含义,年长之后在唱就有很多感慨了,你有没有也在某些时候觉得自己的人生与鲍勃·迪伦有某些相似,都经历了大起大落?
 
  胡德夫:有一点像,我也曾经离开歌坛,有很长一段时间不能唱歌,经历低谷,很多人觉得可惜,说我是台湾唱民谣最早的人,但后来成了个“逃兵”,也曾经迷失,但我很感谢这段经历,不然现在我也不会找到自己,写出后来《大武山美丽的妈妈》、《为什么》这些歌。
 
  书乡周刊:上世纪七十年代你参与录制了许多电视节目,那时电视还是提前录制的形态,你成为电视节目的常客,此后沉寂了许久,在2016年你又上了央视的《朗读者》,在节目中弹钢琴、唱歌,感觉如何?
 
  胡德夫:我在录《朗读者》的时候都没有提前彩排,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节目,直接上台坐在钢琴旁,告诉大家我要唱什么。之后我看到观众的反应是那么热烈。我随即想到,台湾李泰祥那个时代是民歌的全盛时代,以诗入歌,几乎所有我们知道的诗人的作品都会谱成歌曲,但现在台湾不再有这样的节目,反而大陆像《朗读者》这样的节目越来越多,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事情。诗歌里面都带着韵律的,台湾现在反而是不让大家读文言文,这是很不好的。《朗读者》又要开始了,希望我写一首主题曲,我要好好地写一写。
 
  书乡周刊:台湾现在的音乐节目涉及到民谣的是什么形式?
 
  胡德夫:谈话类专访类的,没有专门讲民谣音乐的节目,大陆现在倒是有一些了。
 
  ●民谣是能安放人心灵的
 
  书乡周刊:台湾民谣与民歌的联系非常紧密,有血脉之间的联系,但大陆的民谣不是从民歌的方向发展出来的。
 
  胡德夫:如果说民谣是从前一辈的东西流传下来的,那也对。台湾的民谣和民歌没有什么分野了,就是这个时代的声音了。但可能大陆的民谣是都市里面产生的,带着乡愁来的,属于很多“漂”到都市的年轻人。
 
  书乡周刊:这几年大陆的民谣非常受年轻人欢迎,也塑造了多位家喻户晓的民谣歌手,他们也都非常年轻。你关注过大陆的民谣歌曲吗?
 
  胡德夫:我有听过一些。不管这些歌手是来自乡村还是城市,哪里还是故乡呢,如果你在北京住上三五十年,那么北京也变成你的故乡了。所以说民谣这个东西可以把人的内心安放好,民谣一定带着它的精神去思考,而不是把好的旋律唱出来,它是有意义的。
 
  书乡周刊:也有很多民谣用方言唱的。
 
  胡德夫:对,河南梆子我听过,很有趣,还有“野孩子”把西北的方言掺杂到歌曲里。这样的东西让民谣幅员更广,更强大。我们不只要写那种赏心悦目的歌,更多的是要考虑唱给谁听,其中有着怎样的意义,如果一首歌不能引发人们思考,那唱来又有什么意义呢?直到现在,我写歌的时候都会考虑歌曲的意义,就算我现在写歌少了一点,也会想很多事情,最终还是回到民歌上来,唱歌不仅仅是为了悦耳,也要对别人有益,可惜到了现在,能够赏心悦目,又能洗涤人们心灵的歌少之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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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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