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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诗人回家》作者眼中的人与诗 (阅377次)
2017-11-03



■编者按

  诗人与故乡自古就是双向成全的事儿,诗歌一直隐藏着诗人故乡密码。青年作家林东林近几年完成了一个“跟着诗人回家”的写作计划,结集出版了新书《跟着诗人回家》,本期“封面文章”就是对作者的专访——


对话人

林东林:《跟着诗人回家》作者

王逸人:新文化报“封面文章”主笔

  王逸人:首先恭喜东林的新作《跟着诗人回家》出版。就个人而言,是诗歌一代给我了最初的文学启蒙,所以它在我心中一直保有着非常高的位置,但时代似乎并不这么认为,可以说诗人、诗歌这样的题材和体裁在今天并不具备显性写作的热度与市场,你为什么会写这样一本书,最初的动机和出发点是什么?

  林东林:先说表面上的动机,去年六月和诗人张执浩去荆门参加了余秀华的一个活动,活动结束后去了一趟张执浩的老家,因为我很熟悉他的诗歌,去了发现能在他老家找到他诗歌中的很多对应物,于是回来之后给他做了一个访谈,由此而始,我想到可以做一个“跟着诗人回家”的系列;再说潜意识的动机,自从我2009年给《南方人物周刊》、《南方都市报》等媒体撰写人物专访和评论之后,对人的关注就成了我的一个写作重点,和各地诗人的交往,让我比较关注诗人和诗歌题的关系。从北京到武汉工作后,我对诗人诗歌的介入更为深入,也策划了大量的诗歌活动,我发现大众对诗人和诗歌的认知存在严重不足,所以我也一直有意无意地想做一些这方面的推介,“跟着诗人回家”这个系列可以说是对这种潜意识的一种回应。

 

  王逸人:对于张执浩、杨黎、臧棣、蓝蓝、余怒、陈先发、雷平阳这七位1960年代诗人的选择,你是有什么样的意图或者是按照什么标准确定的人选?

  林东林:如果说这七位诗人完全代表了1960年代诗人的面貌,那也是有失偏颇的,只能说他们基本反映了1960年代诗人的整体形象和诗学轮廓。之所以选择写这七位诗人,其实也谈不上什么标准,最主要的原因是我的熟悉程度深以及朋友的介绍。这是有一定程度的主观因素的,但这个“主观”也包含着“客观”,就是说这七位诗人都是公认的诗坛大家,诗人和诗学面貌都比较清晰,各自代表了一种诗歌美学的向度,而且从最初写诗以来一直到现在仍旧活跃在创作一线。而且就我个人感受来说,1960年代之前出生的诗人多少会沾染一些政治和泛政治的情结,其诗歌会受一定影响,而1960年代之后出生的诗人的创作还在不断建立和谱写的过程中,可能1960年代出生的诗人和其作品,无论在语言、风格、主题和个人美学上都会比较成熟,当然他们也在变化,只是这种变化不会太影响其诗学框架。

 

  王逸人:“跟着诗人回家”,这个“家”既是指你跟随他们回到家乡的地理行走,也是指对每个诗人在语言和精神上的一种溯源,这两种“家”有什么关联性?

  林东林:它们是同构性的,这个“家”既是地理意义上的也是历史意义上的,同时也是语言和思想等形而上意义上的。当然我们很难说某个“家”、某个部分对他们的影响具体有多大,它们交织在一起共同形成了诗人的气质和其作品的面貌,就本书中的七位诗人而言,我从其故乡或多或少地能察觉到其作品的源头气质,也能从其作品中或多或少地感受到其家乡和成长的印痕,这两种“家”在诗人那里实现了同构性的作用,难以拆解,也难以替换。我前一段读到赵卡论余怒的一篇文章,他引用圣伯夫谈论拉马丁时说的一句话——“他的风格在他自己的源头已然生成”,他说这番话也适用于余怒。事实上这番话也适用于这七位诗人,地理、历史、成长和精神意义上的“家”是他们的一种源头性的东西,从某种意义上说,最初走出来的那个“地方”决定了他们会不会成为诗人和成为什么样的诗人。

  王逸人:你做的既不是文化记者的访谈,也不是诗歌批评家的访谈,那你的采访和写作身份是何种呢?同样的,你觉得自己的这重身份与前两者相比有什么不同之处?

  林东林:诚如你所言,我觉得文化记者做不了这种,他们需要的是某种新闻性,而这种采写带有“旧闻”性质和一定的专业深度;同时诗歌批评家也做不了,其一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做,其二是因为他们放弃不了学院派的藩篱,总是带着太“专业”和太“学术”的兴趣,很难抵达一些其他富有余味的视角,而且学院身份要求他们进行的是“学术生产”,而这种写作未必就能被视为“生产”。我的身份是比较自由的,首先我是作为一个作家,一个进行非虚构写作尝试的作家,在这个身份中又内置了“诗人”这样一个和被写作主体同样的身份,既从内又从外地去挖掘每一位诗人,“诗人”的身份带给我某种共通性的便利,“作家”的身份带给我某种超然的视野,这些都不是文化记者和诗歌批评家所具备的。如果套用一个西方理念,我可能比较想接近《纽约客》的“新新闻”(New Journalism)那种写法,将文学手法应用于新闻写作,重视对话、场景和心理描写,刻画细节,以个人视角进行完全独立的写作,不依附或服从于任何写作以外的因素。

 

  王逸人:在每位诗人的写作中,除了一篇大篇幅的访谈,你还针对每位诗人写了一篇不短的随笔作为手记和观察,这种写作方式并不多见,你是想以此呈现什么?

  林东林:这是在最初的体例设计中就考虑到的,访谈部分主要呈现每位诗人自己的讲述,当然整个思路是围绕着我设计的问题在走,这一部分可以称之为“主观”,是每位诗人被动和主动地去袒露“我”;前面的手记主要呈现我的视角、侧记和阅读感受,相对于他们而言这可以称之为“客观”——但事实上也是我自己的“主观”,这一部分是“我”眼中的“他们”。我希望通过这两种视角,去逼近每位诗人的经历和诗歌以及它们凝结在一起的部分。多年以来,我就一直喜欢读访谈作品,但这类作品也难以避免访谈者和被访谈者的某种表演性,我知道我这本书也难以避免,我只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尽量把这种表演性降低,在主观和客观之间尽量找到一条平衡的通道,以此去抵达诗人内心、每位诗人的过往和其作品的土壤。

 

  王逸人:把这七位诗人作为1960年代生人的诗人群像,将其置身于中国百年新诗的历史纵深之中,他们与之前和之后的诗人相比扮演了什么样的诗歌角色?

  林东林:跟古典诗歌相比,新诗的历史还比较短暂,甚至也可以说是不太成熟的。但在这个不太成熟中,其进步尤其是历史性的贡献还是有目共睹。在这一百年的新诗历程中,如果说某个时代出生的诗人的创作是比较成熟的、具有现代属性的、可以作为文本意义上的诗人典范的话,我觉得1960年代出生的诗人是可以担当的。与前一代诗人相比,他们比较成熟地脱离了某些话语环境和空洞宏大的主题,进入到了以个体意识代替集体观念的自我解放之中,无论在语言还是主题上都是如此;而与后一代诗人相比,他们又兼具农业时代的古典底色,不会轻易被更具先锋性但也因此更具流离、破碎和解构作用的诗歌风潮所裹挟,个人诗学风貌还具有较高的辨识度和认同度。当然他们的诗歌和诗学也并非无可挑剔,而是说从他们这一代诗人开始,新诗有了清晰的个人面貌和独特的个人表达,他们既是前后两代诗人的分水岭,也是百年新诗走向成熟和稳定的第一代诗人。

 

  王逸人:这本非虚构作品充满了一个写作者的手艺人精神,我是说这种现场采访和实地观察方式,你觉得这样的访谈跟电话采访和电脑采访的区别之处在哪儿?

  林东林:对,手艺人精神,这也是我在写作和采访中一直在寻找的。我觉得现场采访和实地观察的方式比电话采访和电脑采访要更结实,无论是你看到的、听到的还是感受到的都更加饱满有力,事实上每个词语后面都有表情,决绝、迟疑、含混或者无心,这些都是只有面对面才能捕捉到的,只有在现场才能感受其真实状态。现代交流方式的确是便利了,但也在无形中会过滤掉很多质感的细节,对于新闻性和功能性的采访来说,可能影响还不是特别大,但是对文学性的深度采访可能就影响比较大,所以我一直坚持做面对面的采访。事实上我也不是记者,也不需要为了赶着时效性发稿,对我来说“慢”并是一件坏事,甚至还可能是一件好事,“慢”能带来“慢”的细腻质地和丰富层次,也能弥补我自己的疏漏。事实上,我一直认为非虚构作品最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就是现场的搜集与重建,这当然离不开置身其中的观察与体味,可能很多人不再坚持如此,我坚持是我觉得没有必要追求所谓的“效率”,我一直都是在“反效率”,我追求的是某种写作密度。

 

  王逸人:现在回过头看,对于这本书,你有没有觉得其特别成功和特别遗憾之处?

  林东林:特别成功之处谈不上,能说得上的一点是,这本书或许提供了一种呈现诗人和诗歌尤其是它们共生关系的文本方式。既有从地理的角度,也有从历史的角度,还有从语言的文化的和思想的等各种角度,挖掘了每位诗人的纵深线,基本上也可以当做一个诗人的诗学自传去读,它是融合性的,可读性非常强,写诗和不写诗的人都可以读,这是这种写作方式的特别之处。遗憾之处也是有的,比如在人选上可能还不够全面,比如我最喜欢的诗人之一韩东就没能采写,这一方面在于我自己的考量不周全,其次也是因为当时韩东在拍摄他导演的第一部电影《在码头》,时间和时机都对不上,所以没有办法。韩东是“第三代”诗人的旗手和最优秀的代表之一,也是“第三代”诗人中最具有文本贡献价值的,同时也是1960年代诗人中最具有分量的诗人之一,没能采写到他是这本书的遗珠之憾。

 

  王逸人:最近几年诗歌阅读也在回暖,但是事实上,诗歌和诗人不可避免地也在远离着现代人群,你觉得这是诗人和诗歌的问题,还是现实和大众的问题?

  林东林:这个原因是比较复杂的。最重要的原因是诗歌教育的问题,我们的诗歌教育基本上是古典诗歌教育,新诗教育也仅仅局限在早期新诗、政治抒情诗和“朦胧诗”的教育,诗歌教育存在着严重的滞后性,它是用“经典化”之后的诗歌进行的教育,但事实上,“经典化”也即是一种“权力化”,新诗的精神是反对这个的,而且新诗的艺术成就是多元化的,很难定于一尊,也更难以被教材编选者认同,所以体制性的诗歌教育存在很多问题。另外就是诗歌的社会教育和社会传播也是缺失的,诗集本身不挣钱,连诗集出版都成问题,这种市场化的出版门槛是诗集的一大障碍。当然诗人自身也有问题,很多诗人是躲进小楼成一统,只是自顾自地写诗,却放弃了诗人的诗歌推广使命。现实和大众是媚俗的,是需要被教育的,让他们去主动接近已被视为阳春白雪的诗歌是比较困难的。好在现在有了互联网和自媒体,诗歌传播有了新的途径,这给诗歌教育带来了一定的途径和便利。

 

  王逸人:你说中国并不缺好的诗歌,缺的是好的诗歌文化和诗歌推广,这怎么理解?

  林东林:在当代写作中,比起来小说、随笔、戏剧等其他文学形式,新诗的成就可以说是最高的,拿到国外去也丝毫不逊色,可能也是唯一拿到国际上去不会感到汗颜的文体。但是另一方面,当代诗歌其实也是与社会大众最隔膜的一种文体,前面也说到了,其原因多种多样。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让社会大众了解进而理解当代诗歌,这就需要相应的诗歌文化活动和诗歌推广方式,做《跟着诗人回家》这样的图书只是方式之一,另外还可以有朗诵、展览、广播、出版、微信等多种途径。尤其是作为诗歌主体的诗人,要有意识地参与到这样的活动中来,为当代诗歌代言,为诗人本身代言,来对抗诗歌日益严重的小圈子化、书斋化和象牙塔化,让诗歌回到大众的日常阅读,让诗歌回到主流的阅读人群,只有这样,我们的诗歌成就和诗歌环境才能互相匹配。当然,我不得不承认,社会大众的物欲化、媚俗化和媚浅薄化也是现实趋势,但是我也相信有一部分人群会回归,会转身寻找诗歌,我们期待当他们转向时,诗人和诗歌也做好了迎上去的准备。


内容简介:

  本书旨在寻找人与诗的多重景深,揭开一代人的诗歌之路,是作家、诗人林东林跟随七位著名诗人张执浩、杨黎、臧棣、蓝蓝、余怒、陈先发、雷平阳重访故里的非虚构写作和访谈。重访故里包含了现实的重回故乡,以及精神上的还乡,七位诗人均为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生,这一代人普遍经历了离开、出走等主题,暗合着当代中国三四十年来的巨变,在这份变革当中,诗人何以成为诗人,故土在现实中即精神层面意味着什么,是本书访谈中重点呈现的问题。同时七位诗人对个人的诗学之路、创作心得、新诗美学等专业话题均有深入的阐述和独特的表达。

作者简介

   林东林,作家、诗人;曾就职于桂林、上海、北京等地;现居武汉,自由写作,兼任《汉诗》编辑。著有《谋国者》(上海三联书店)、《身体的乡愁》(译林出版社)、《线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时间的风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情到浓时情转薄》(江苏文艺出版社)等作品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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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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