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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苇:“一个读诗的人比一个不读诗更难被打败” (阅696次)
2017-10-29



 
2017年秋天,沈苇以诗人身份受邀参加2017成都首届国际诗歌周。在活动期间,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也近距离与这位实力派诗人进行了一番面对面的交流,并在之后多次通过邮件进入深入沟通。成长于江南、茁壮于西域的沈苇,对成都这座城市有着浓厚的观察和体验兴趣。他对人有一种特别诚恳的气质,谈到诗,文学,历史,地理,他总是给出他通过多年思考深刻和亲身体验获得的宝贵经验和见解。
 
当代书评:西域与江南,差别很大的两个地域的张力,在您的生命里,恰恰是滋养了你的文学写作。您认可吗?您可以具体展开谈一下,您的感受。
 
沈苇:我离开浙江到新疆已30个年头了。30年中我写了1500多首诗,有一半是新疆题材,还有一半难于归类。如果30年前不到新疆,我同样会写诗,但绝对不是现在这种写法、现在这个沈苇。西域与江南,的确是如你说的差别很大的两个地域张力,自然、地貌、族群、历史、文化等层面,都存在巨大的差异性,几乎是地域的两极。一边是江南,一边是西域,在我心中,它们之间有鸿沟,有裂痕。我同时热爱这两个地方,但又不可能变成两个沈苇,各据一方。这就是我的困境和痛苦之一。唯有写作,唯有诗,能够有效治愈这种地理差别带来的心灵裂痕感。以前我提到过“两个故乡”的概念,但现在,我常常感到江南与西域是同一个地方,或者是同一事物的两个侧面,因为一个诗人无论生活在哪个地方,他面对的文学基本主题没有变,如时间、痛苦、死亡等。地域性对一个人的造就拥有与“故乡”同等的源头般的力量,但在一位好的诗人那里,地域性只是虚晃一枪,他要揭示和表达的是被地域性掩盖的普遍人性和诗性正义。
 
当代书评:您一般是在怎样的状况下,写出一首诗。 比如先有一个感觉,写出几行字,然后再修改?还是要考虑成熟再下笔?
 
沈苇:一首的诞生有其复杂性,也有一些基本规律。我可以试着这么回答:一首诗的诞生可能是突如其来的、可遇而不可求的,却得益于持久的期待,长期的沉思和观察,是耐心的产物;一首诗可能诞生于一次旅途、一次阅读,当我们凝视风景时也被风景凝视和庇护,当我们读到一本好书时,往往会被一个句子、一个词点亮;一首诗也会诞生于一次生活的变迁和变故,一次情感的波澜,一次书房里的枯坐……总而言之,一首诗诞生于虚无,是对虚无的反抗,是诗人终于抓住了虚无中的那么一点点光……
 
写诗不要装神弄鬼、故弄玄虚  诗歌是“手艺”
 
当代书评: 您曾经说,在去楼兰之前,您写了不少关于楼兰的诗,但终于去了之后,你发现写不出诗,只能写写游记散文了。您怎么看待,诗的神秘性?
 
沈苇:世上有些地方只属于我们想象所能真正抵达的地方,楼兰即是。这也可能是我去过楼兰之后反而写不出诗的原因之一了。不必夸大诗的神秘性,我也不太赞同诗的可计划性,但“工作”一次还是蛮喜欢的,创造性劳动就是工作吧?诗歌容易被“灵感说”“迷狂说”误导,自然将一首诗的诞生过程神秘化了。爱伦·坡是“灵感说”和“迷狂说”的率先反对者,他说,大多数诗人喜欢让读者相信“他们是在一种美妙的癫狂状态下创作他们的作品的,他们的创作受到了一种自我沉迷的灵感的激发……”,今天仍有一些诗人,包括我们身边的,喜欢在写作和生活上装神弄鬼、故弄玄虚。做一位诗人,首先要做到不装神弄鬼,这是一个基本原则。两百年前爱伦·坡的观点对现当代诗人影响很大。罗丹曾说“永远工作”,茨维达耶娃把自己的一部诗集命名为《手艺》,把诗歌创作比作手艺活,“我知道维纳斯是手的产物,/我是手艺人--我精通手艺。”(《尘世的特征》)。我倾向于认为,诗歌是“工作”也是“手艺”。
 
当代书评:你在年纪很轻的时候就得到鲁迅文学奖。但我看到有一篇评论文章说,沈苇作为一个优秀诗人,一直没受到过足够的关注度。对诗歌与名气的关系,您是怎么看的?
 
沈苇:我觉得自己的关注度还不错嘛,出过七八部诗集,得过国内几个重要文学奖项,几位我尊敬的诗评家撰写过非常好的评论。我不知道“关注度”是指发表数量、媒体曝光率、公众前的露面机会,还是因为我远居新疆、孤悬塞外容易被人遗忘?远离中心有远离中心的好处,沉下来心来,旁观潮流,看风云变幻。诗歌无需讨好大众,却需要寻找自己的“精选读者”,面对“广大的少数人”。我有我的“精选读者”、我的“知音”,他们常常给我极大的写作动力和勇气。从性格上讲,我总是不愿过多谈论自己,遇事容易为别人着想。一个男人过了50岁,老是我啊我啊的,是很让人讨厌的。事实上,认识一位诗人,读他的诗已足够了。说到名气、荣誉什么的,我认为是围绕一个人的种种假象的总合。
 
当代书评:作为《西部》文学杂志的主编,就您的观察,什么样的小说、诗歌,是令人欣喜的,哪些则是较为平庸的?或者说,一个初写作者,最容易犯的写作毛病有哪些,特别明显的误区是什么?
 
沈苇:我主编《西部》七八年,各种门类的作品都要读,老实说,诗歌、散文、评论、翻译都没有大问题。最让人犯愁的是小说,经常为找到一篇好小说煞费苦心,好多小说在我眼里连语言、结构等基本关都没有过。我是写诗的,作为主编,对小说语言自然多了些敏感和挑剔。我喜欢质朴而有锐气的作品,希望青年写作者多一些实验和探索精神,持续培养自己的综合能力,让我们看到他的朝气、潜力和可能性,这才是关键。初习写作,最容易犯的毛病是感伤主义、情感泛滥、形容词癖好等。我经常对年轻朋友讲,不要闷头写,要多读书,山外有山楼外有楼,要建立自己的文学参照系,这比闷头写作更重要。而且要多读死人的书、少读活人的书,因为死人的书是经过时间检阅和淘洗留下来的经典,活人的书正在经历无情的死亡……
 
当代书评:当下,诗歌这种文体,在社会上处于回暖态势。您曾经说,一流的小说家往往是尊重诗,差劲的小说家往往远离诗甚至诋毁诗。您如何看待这种小说、诗歌等文体的差别?
 
沈苇:我认为,能真正代表一个时代文学原创力和最高水准的是长篇小说和诗。长篇小说有体积、有容量,可以成为一个时代的百科全书。而在诗中,我们能够听到一个时代最内在、最本真的声音。我国的长篇小说产量是惊人的,1980年代每年大概八九百部,进入新世纪,每年已接近3000部,但几十年过后,我们能记住、得以留存下来的长篇有几部?布罗茨基说得好,“作为最高语言形式的诗歌,必然是我们人类学,其实是遗传学的目标”。我也相信,一个读诗的人比一个不读诗更难被打败。我认识好多小说家,他们的文学起步是诗,梦想做一个诗人,后来转向小说,这是一种个人选择,无可非议。一流小说家读诗、尊重诗,是因为他们深知小说同样是语言艺术,他们以诗的严苛来要求自己的语言,这样的小说家是十分了不起的。
 
要警惕对“远方”和“偏僻”的消费心理
 
当代书评:2017年是中国新诗百年,很多人都对新诗发展有自己的看法。您有怎样的思考?
 
沈苇:尽管有人指责诗坛存在这样那样的“乱象”,尽管这是一个好诗和不好的诗同样铺天盖地的时代,尽管新诗的传播和影响还不能与唐诗宋词等古典名篇相提并论,但这些都是暂时的表面现象,新诗百年之际,已进入一个最好的发展时期,其标志是优秀作品与优秀诗人的大量涌现,其内在活力呈喷涌勃发之势。时间会甄别杰出与平庸。
 
当代书评:随着“一带一路”火热,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希望踏上西去的旅程,聆听丝路的历史回响。对于这股浪潮,您有怎样的观察和观点,以及对年轻人从历史地理中汲取更多营养,有怎样的建议?
 
沈苇:相对于“旅游”一词,我更喜欢“旅行”“远足”“漫游”“漂泊”等词汇。在当前的全民“旅游热”中,我们尤其要警惕那种对“远方”和“偏僻”的消费心理,那种居高临下的猎奇行为。消费主义已经把我们的旅游业毒害了。旅行需要平等与尊重,当你深知自己是一位过客时,就会学得谦卑与尊重。内地人去西部、去新疆、去西藏看看没有错,可以领略不同的自然和文化,开阔自己的眼界,说不定还能认识到自己的“偏僻”。阅读是一种“室内旅行”,旅行则是一种“户外阅读”,天地人生都是一本大书。
 
 


人物简介:

沈苇,1964年出生,浙江湖州人,大学毕业后进疆,现居乌鲁木齐。新疆作协常务副主席,《西部》文学杂志主编,中国作协诗歌创作委员会委员。1998年,当时33岁的沈苇,因诗集《在瞬间逗留》获首届鲁迅文学奖。2015年,因《沈苇诗选》获第十三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
 
当交通越来越便利,抵达一个目的地的旅行变得日常化,怎样在精神上真正拥抱远方,值得思考。当丝路的驼铃再次回响,吸引一批批现代人踏上西去的旅程,渴望寻觅到地理、历史深处的真义,面对这股“西游”的浪潮,我们该做好怎样的知识、灵魂上路,也需要琢磨。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个叫沈苇的浙江年轻人,大学刚毕业“因为向往边疆,脑子一热,带上简单行李,怀里揣很少一点钱,坐上绿皮火车就踏上了西去的旅程。”从江南水乡出发,调头西去,一去30年,在新疆定居,工作,漫游,写诗,作文,用自己的诗情、想象,以及充满爱的漫游,沈苇将异乡建设成心灵的故乡,将边疆化为灵魂栖息的家园。他的文学也因为地域、文化的混血,而丰茂生长,结出文学的丰硕成果,抵达了真正的诗与远方。
 
将“超文本”概念引入文学创作
 
构建词与物的边疆
 
沈从文的湘西、福克纳的美国南方,莫言的山东高密,张爱玲的上海,……作家与他所生活、所表现的地域的关系,一直是文学圈令人感兴趣的话题。作为一名有思想有技艺的成熟作家,沈苇与他笔下的新疆,也符合这个逻辑。在定居新疆30年的时间里,他的诗、文,绝大部分与新疆有关。《高处的深渊》《我的尘土 我的坦途》《正午的诗神》《柔巴依:塔楼上的晨光》《喀什噶尔》《植物传奇》《新疆诗章》《新疆词典》《西域记》《博格达信札》……从沈苇的诗集、散文集的名字也可以看出,他靠自己的诗情、哲思、想象构建了一个文学意义上的西域边疆。
 
《新疆诗章》和《新疆词典》《新疆盛宴》被文学圈定义为跨文体“新疆三部曲”。尤其是《新疆词典》就是一首庞大的“混血的诗”。形式的杂糅,文体的混血,多重的视角,诗与思的合谋,与其所表现新疆的丰盛与绚烂,非常适当相宜。其所呈现出的“混血之诗”状态,在跨文体、超文本的写作技艺上征服了众多同行,获好评如潮,“将现代知识科学中的“超文本”概念成功引入了文学创作领域”,“是关于新疆后现代叙事的山海经,更是一部凸显新疆的精神史”,“向古代笔记的致敬,更是一种对古希腊哲人以降的断片写作的继承。”在知识含量上,这本书则以纵横万里、上天入地之势,呈现出丰富的、诗意的、立体的西域,而吸引了众多喜爱诗歌、散文、新疆的读者,成为在当下从精神上走近西域的高赞作品。被称为是一本构建了一门“心灵地理学”的书中之书。著名文学评论家邱华栋评价《新疆词典》时说,“这肯定是当下这一时期,进入新疆历史和现实心灵的最好的通道。你要想了解新疆,你就该看这本书。”
 
上世纪90年代初,美国作家安比罗斯·比尔斯的《魔鬼词典》,以新颖的词典写作形式,让很多人眼前一亮。沈苇也深受启发,让他萌发了以新疆为主题写一部词典式散文的想法。词典体散文,容纳性大,形式杂糅,文体交错,有助于呈现新疆的广博与深厚、丰富与多元。而且,词典所能容纳的跨文体,也接近沈苇追求的“综合抒情”和“混血写作”2002年至2004年,沈苇将他通过行走、观察、体验、生活感受、史料阅读,以及“介乎于书斋与旷野之间的沉思默想”所“捕获”的新疆,以纸上100个词条的形式,呈现出来。2005年《新疆词典》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之后近十年,沈苇对《新疆词典》进行了反复的修订、增补和润色,2014年,这本词典又形成111个词条,以新版的面貌,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111个词条涉及人文、历史、地理、人物、动植物等领域。既有“天山”“天池”“昆仑”“吐鲁番”“绿洲”“火浣布”“额尔齐斯河”“金桃”“楼兰”“罗布人”“丝绸之路”“香妃”等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山水风物。也有雪、羊、马、诗、石榴、小河等并非新疆独有,中原、江南也普遍存在的事物。沈苇说出这些词在新疆所具有的特别的风味和色彩。 比如维吾尔人心目中的石榴、乌鲁木齐人眼中的雪,与内地人的感受和理解有一些不同。
 
作为“混血写作”的提倡者,沈苇打破散文的固定写作模式,将随笔、札记、童话、日记、书信、传记、剧本、田野调查、微叙事等文体纳入此书。他征用诗歌、散文、故事、思考等能量一起去透视和呈现最大程度的新疆。在“馕”这一词条,他这样写“就是一个随身携带的故乡,散发着家乡大地、阳光和麦田醉人的香味”;“石榴树”是“生于阳光中的,阳光是它惟一的土壤,也是死后惟一的归宿”。
 
对很多人来说,西域风景壮美,遥远而神秘。沈苇希望自己能还原“一个被风情主义遮蔽的真实。”最大程度呈现出“亚洲腹地的精神地理”。在这本堪称新疆百科全书或博物志中,诗、新疆、心灵国度,叠合在一起,盛大而美。读来诗意流淌,神来之句,见识犹如珍珠和佳果俯拾皆是。他的视角时而匍匐在大地,时而飞翔在天空,关照中亚文化和历史,山川和风物,动物、植物、食物等等,带着深刻的理解和体味,给读者指出了进入新疆的切实入口。读者不是只看到当下,更看到过去,不只是看到表面,更看到内部,不只是看到动人的美景,更看到真实的生活,不只看到世俗的欢乐,更看到无尽的诗情。不只看到壮阔的河山,更要嗅到历史与当下、东方与西方混合的“正午的精神”。
 
用一滴水去看大海
 
不要做地域的“二道贩子”
 
在新疆定居近30年,沈苇在异乡的书斋与旷野之间,追寻一个地区的灵魂,学习智慧,以文学进行心灵与现实的探险。“我找到爱她的111个理由/同时得到166万平方公里的忧伤”,对新疆的集中写作,让沈苇对新疆对西域的气质更加折服。他说,自己对西域是“一次靠近,一次请教,也是一个永不结束的开始。在被童年的乌托邦驱逐 进入成人的世界,一个人需要心灵的远方,一个新的根,一个新的翅羽。”莽莽边疆和异域文化的浇灌与营养,让他很感恩,“我已经从一个江南长子变成了西域养子。”
 
对于一个写作者、阅读者而言,故乡不固定在故乡,异乡也不固定在异乡。故乡与异乡更多的是一个流动的概念,心灵的故乡,往往带有“混血”的意味。这里的“混血”,并不是纯粹血缘意义上,而是文化意义上的。波斯古歌、中世纪的中亚诗文和纷繁华丽、浓烈多情的西域物象,都成了沈苇熬制馥郁浓烈的诗文美羮所需的各式原料。沈苇是幸福的。他的灵魂得到双重地域的文化滋养。家园的根基牢固,又在另外的地方长出美好的精神果实来。
 
专注一个地区足够深,必然挖掘出清澈的水源。但也容易陷入对地域特色过于依赖的寄生型写作。对此沈苇也有所警觉,“作品的题材可能是地域主义的,但通过词的建构、喷发和地缘性转喻,恰恰要完成对地域主义的一次解放。地域性写作的极致,最终是要构筑一个能够安妥灵魂的超越地域的家园。”他也看到在人文地理散文写作领域内,一些人陷入寄生地域和地域贴标式的写作,透支地域资源掩盖个人写作才华的欠缺,所以他警示自己,千万不要做地域的“二道贩子”,“地域性是立足点,但不应成为写作者的囚笼。从地域出发的诗,抵达的仍是爱、痛苦、时间、死亡等人类基本的普遍性主题。 文学不是地方土特产,作家更不是地域性的寄生虫和二道贩子。从地域出发的写作,恰恰是从心灵和困境出发的。用全部的海水来总结大海是一种写作方式,用一滴水去看大海同样是。”也正因此,他在使用“西部诗人”“西部文学”等词汇时,都给它们打上了引号,“这是一种自我提醒。事实上,用地域来划分文学,显然是有问题的。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西部诗人’或‘西部诗歌’,只存在一个个具体的诗人写下的一首首具体的诗。评论家为了谈论的方便,喜欢用大概念去套一个具体的作家、诗人,这样一来,这位作家、诗人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被简化了。在我老家浙江,我从来没听到存在“东部文学”“东部文学”的说法。同在“西部作家”之列,每个人的写作与追求大不相同,这种差异有时甚至会超过东西部作家的区别。所以,当有人称我是‘西部诗人’时,我会告诉他:我不是‘西部诗人’,而是此时此刻生活在西部的诗人。这种表述,丝毫不影响我对西部的热爱。”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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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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