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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写作中寻找方向》出版发行 (阅552次)
2017-09-24




  书 名:《诗人面对面丛书第一辑·在写作中寻找方向》
  作 者:北岛、于坚、翟永明、柏桦等
  主 编:李寂荡
  责 编:黄 冰
  出版社:贵州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年7月
  定 价:58.00元



  [内容简介]
  《诗人面对面丛书第一辑•在写作中寻找方向》是从《山花》文学月刊自2008年至今推出的“诗人面对面”栏目中遴选出来的。本栏目致力于让读者在有限的篇幅内较全面地了解一位诗人,该形式在国内尚无其他刊物采用,具有唯一性。自2008年至今,每期全方位推荐一位在当代汉语语境中有一定影响的诗人。其中既不乏引领一代文学潮流的诗人,如北岛、于坚、翟永明、柏桦、李亚伟、吕德安、伊沙等;又有活跃在当下的实力诗人,如蓝蓝、桑克、江非、阿翔、秦巴子等;也有像李成恩、冯娜这样的青年诗人。
  《诗人面对面丛书第一辑•在写作中寻找方向》涉及的诗人多是当代诗歌史中的坐标,包括“一直在写作中寻找方向的”北岛、“通过写作匿名”的于坚、“词语与激情共舞”的翟永明、“一个被命运注定的诗人”柏桦、“重要的东西在语法外边”的李亚伟、“诗是语言的意外”的蓝蓝……等等。每一位诗人为一个点,以点连线,以线带面,构筑出一部别具一格的“当代诗歌史”。


  [试读]
 
  1.北岛访谈:“我一直在写作中寻找方向”
 
  唐晓渡: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无论就个人生活还是写作而言,你都一直处于——让我们使用一个比较谨慎的约定说法——“漂泊”的境遇中。由最初的非常态到后来的常态,这种境遇对你的写作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如果变化是不可避免的,那么这种变化是否首先与你对母语的新的感受有关?布罗斯基曾经有过一个比喻,说在这种境遇中母语会“同时成为一个人的剑、盾和宇宙舱”,对此你怎么看?
  北岛:我在海外常被问到这样的问题,你在外面漂泊久了,是否和母语疏远了?其实恰恰相反,我和母语的关系更近了,或更准确地说,是我和母语的关系改变了。对于一个在他乡用汉语写作的人来说,母语是唯一的现实。我曾在诗中写道:“我在语言中漂流/死亡的乐器充满了冰”。我想在布罗斯基的三个比喻外,再加上“伤口”。这种“漂泊”中有一种宿命。我相信宿命,而不太相信必然性;宿命像诗歌本身,是一种天与人的互动与契合,必然性会让人想到所谓客观的历史。
  唐晓渡:但宿命不也意味着一种必然性吗?当然这是说一种被个人领悟到并认可的必然性,而不是来自外部的、被强加的必然性,更不是指令性的必然性。所谓“认命如宿”。这样来谈“宿命”,似乎和通常所谓的“信念”有点关系;而在众多论者的笔下,你确实被描述为一个“有信念”的诗人。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扩大一点说,你怎么看待诗和诗人的“信念”?它是必须的吗?在我看来你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内心充满困惑、疑虑,并坚持在诗中对世界和自我,包括诗本身进行种种质询的诗人,你是否认为这是一个有信念者的基本表征?信念会给一个人带来方向,至少它要求一个方向;如果是这样,你怎么理解你作为一个诗人的方向?我注意到你有一首题为《借来方向》的诗,在这首诗中,所谓“方向”不仅被讽喻式地表述成是“借来”的,其本身也被从不同的角度反复消解。是否可以据此认为你持一种独特的“方向观”?而这种眼光和态度也同样适用于你对“信念”的看法?
  北岛:自青少年时代起,我就生活在迷失中:信仰的迷失,个人感情的迷失,语言的迷失,等等。我是通过写作寻找方向,这可能正是我写作的动力之一。可我不相信一次性的解决。在这个意义上,“方向”只能是借来的,它是临时的和假定的,随时可能调整或放弃;而意识形态则是一种明确不变的方向,让我反感。你也可以说这是一种信念,对不信的信念。
  唐晓渡:你说到了“伤口”,这让我想到了你刚刚征引过的那首诗中的一个设问。你问道,“谁在日子的裂缝上/歌唱……”,这里“日子的裂缝”是否与你所说的“伤口”对应?这首诗开头的一句是“夜正趋于完美”;后面你又说,“必有一种形式/才能作梦”;能否将所有这些——包括你征引的那两句诗,包括末节“早晨的寒冷中/一只觉醒的鸟”的总结性意象,也包括标题《二月》——视为你所说的“宿命”,或者说觉悟到这种宿命的一个完整隐喻?换言之,诗对你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做梦”的形式,飞翔的形式;而你的诗之所以总给人以二月早晨寒冷(我更想说冷峻——当然不止是冷峻)的感觉,是因为它们来自“伤口”,来自“日子的裂缝”,来自——与其说是世界的,不如说是人性和语言内部的——“正趋于完美的”夜?
  北岛:现代汉语既古老又年轻,是一种充满变数和潜能的发展中的语言,但它也满是伤口。说到宿命,其实诗人和语言之间就有一种宿命关系:疼和伤口的关系,守夜人与夜的关系。如果说什么是这种宿命的整体隐喻的话,那不是觉悟,而是下沉,或沉沦。写作的形式,显然与这种沉沦相对应。《二月》这首短诗说的是,在一个“正在趋于完美的夜”里沉沦的可能。再说到宿命与必然性,在我看来,其实有两种不同的色调,宿命是暗淡而扑朔迷离的,必然性是明亮而立场坚定的。
  唐晓渡:每个诗人都有自己写作的“发生史”,并在一定阶段上形成自己的“个体诗学”和“个人诗歌谱系”,但你在这方面对绝大多数读者来说似乎还是个谜。能否请你简要地谈一谈你是在什么情况下开始写诗的?迄今大致经历了哪些阶段?有哪些相应的诗学主张?与你有过较为密切的精神血缘关系的诗人都有谁?曾有论者认为你最初受到前苏联诗人叶甫图申科的影响,是这样吗?
  北岛:这对我来说同样是个谜,就像河流无法讲述自己一样。我试着讲述自己写作的开端,但发现每次都不一样,于是我放弃了回溯源头的努力。我想,写作是生命的潜流,它浮出地表或枯竭,都是难以预料的。外在的环境没有那么重要。我年轻时读到一本黄皮书《娘子谷及其他》,曾一度喜欢过叶甫图申科。他80年代初来北京朗诵,我只听了三首诗就退席了。他让我恶心。那是由于当年阅读的局限造成的偏差。这个世界诗人众多,由于精神上的联系而组成了不同的家族,与语言国籍无关。我喜欢的多是20世纪上半叶的诗人,包括狄兰·托马斯、洛尔迦、特拉克、策兰、曼杰斯塔姆、帕斯捷尔纳克、艾基、特朗斯特罗姆。后两位还健在,幸运的是我还认识他们。20世纪上半叶是世界诗歌的黄金时代,让我如此眷恋,以至于我想专门为此写本书。
 
  2.于坚访谈:我通过写作匿名
 
  小引:你如何看待各类诗歌奖项?你认为近年来文学界哪个奖项最具或最缺乏公信力?
  于坚:在诗歌上,所谓“公信力”就是时间。我不知道当下的任何诗歌奖有多少公信力,诺贝尔文学奖也没有什么公信力。在某个时代中获奖与穿越时间是两回事情。前者只有利于改善获奖者的生计。杜甫说得很清楚,“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这不是对命运无可奈何的悲叹,而是杜甫对存在的一个选择,是一个基本的写作立场。说得知识分子点,就是“保证自己在主流文化中的永不成功”。写作是从世界中出来,但要回到世界之中,回到世界之中,就是回到匿名。匿名是伟大作品的持久魅力。诗经、荷马、格萨尔王史诗、甚至莎士比亚都是匿名者的作品。千秋万岁名,就是匿名于时间。我曾经在一首诗里说,“在汉语中 李白就是明月”,这就是匿名。明月通过李白的诗歌成为中国意象,这就是匿名。如果写作是为了在自己时代中成功,那么做许多事情都比写诗更容易,它们光明磊落就是为成功去的。写诗的悖论是,你离它越近,你就离时代的聚光灯越远。写诗,又为了在时代里成功,是很难受的,成功了,诗离你远去。诗天然的先锋性必然总是抛弃那些成功的东西。所以我说过,诗人必须在写作上一次次地自觉地重返地下。我通过写作匿名。作品被这个时代所注意,不是作品自己为此努力的结果,诗是语言、经验、记忆以及对普遍性的把握。诗只抓住那些最基本的、不变的方面。诗在时代中的影响是河流流过,泥沙俱下的结果。
  小引:你如何看待诗和当代艺术之间的关系?除诗歌外,你还比较关注哪种艺术形式?
  于坚:诗一直是当代艺术的核心。在80年代,先锋派诗歌与新潮美术曾经并肩,但今天已经分道扬镳,当代艺术成为“富起来的”另类捷径。对我来说,已经完全不足为道了,完全丧失了我对这一行曾经有过的敬意。诗是高于艺术的,因为在本质上,诗是彻底无用的,而艺术的技艺性使它总是会在某个时候得到商业的青睐,在黑暗的中世纪诗人和艺术家是战友,之后艺术家前往资本家的客厅,而诗人回到普通人的桌子上,摊开下一张白纸,继续古老的先锋派事业。伟大的艺术家骨子里是诗人,他一生的矛盾是对抗艺术的有用回到诗的无用。诗的形而上的、宗教性的、天然的无用保证了诗人在创造文明的这一行中总是地位卑微的最高当局。我知道那些成功的文化人永远嫉妒诗人,这是他们永远过不去的一道坎,世界的一切方面都向你的成功脱帽致敬,但在诗人这里,对成功的轻蔑并非酸葡萄。艺术的形式在20世纪恐怕已经告罄。我不关心艺术形式,我关心的是它们如何在心灵上复活。今天的艺术只有主义、观念,没有心,我觉得今天做个艺术家比过去时代容易多了。拼个大胆,玩个稀奇,摆弄点新材料新设备加个小观念,大不了就脱嘛,很容易,无非你敢堵枪眼我不敢而已。写诗可没有那么简单,与唐朝或者春秋时代一样,一张纸、一支笔,先生,写吧。而前面还有已经写下并传下来的几万行在睥睨着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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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NS  来源:诗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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