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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旭明诗集《人与土》研讨会在京召开 (阅614次)
2017-09-19


2017年9月17日,中国新诗百年抒情诗论坛暨王旭明诗集《人与土》研讨会在北京召开。

主持人周瑟瑟做了主题阐述,他说:今年是中国新诗一百年,大家都很忙,忙于做各种讨论与总结,这是我们对一百年这一时间的焦虑或兴奋。我并不急于要得出什么结论,但我发现一个问题,那就是当代诗歌写作中抒情的成分确实一直在降低,而叙事在加大,这是一个总体趋势,我今天最想重点谈的是为什么会是这样的趋势。如果大致有一个划分的话,在前三十年中国新诗主要是抒情诗,中间三十年抒情转向个体的抒情,集体的腔调被个体的生命体验取代,后三四十年抒情被叙事或修辞写作覆盖,抒情的声调降低的原因是原来我们的抒情中有过多假的成分,让真正的现代诗人反感,中间三十年对个人情感的信任,也有假的成分,非诗的成分,于是我们在后三四十年以口语与叙事为主要手段,把假的抒情赶出了现代诗歌,这是中国新诗百年最大的成就。我还想探讨,抒情在现代诗歌里要怎样处理才不失于中国伟大的抒情诗传统,屈原的《离骚》是最早的抒情诗,李白、杜甫、王维这些古代诗人在处理抒情与叙事时的经验是语言的准确与抒情事实的清晰。中国现代诗人受到欧美、拉美与俄罗斯抒情诗的影响,但现在从抒情诗歌语言与人文思想两方面来考察,我们并没有建立起经得起时间审视的抒情诗歌语言与人文思想,优美语言与哲理情感都似乎是暂时的,转瞬即逝的,我们没有出现像俄罗斯那样伟大的抒情诗传统,更没有触及到古代诗歌那个伟大的传统,我们在中西诗歌的夹缝中免强维系了一百年,我想一想就悲从中来,我们浪费了太多的时间,以几代诗人无效的写作,愚蠢的抒情,碌碌无为的一生为代价,可以说大部分中国抒情诗人写下的是拿不出手的作品,更别说与世界上最好的诗歌相比较。问题在哪里?首先是我们为什么要抒情?抒什么样的情?无病呻吟或者不知情为何物似乎是常态。诗人只有成为一个时代最敏感、最真实的人才有能力写作,否则你的抒情就注定失败。我认为个体的真实的感受无疑是最好的抒情,客观、直接、朴素与准确的语言是最好的路径。

周瑟瑟认为:“人与土”的关系直接体现在王旭明的写作里,他的诗首先面对人,其次才是土。人在诗里是人性,是真实的情感,诗要写透人性与情感,并不容易,王旭明选择生活中细微的切入口,他抓住激起他想像的生活细节,切入到诗的本真,抵达澄明。而土对于诗来说,是生命之根,是诗的出发与归宿。王旭明在“人与土”的诗意空间里获得了“道法自然”的诗意想像,他的诗看似轻松,其实他的诗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王旭明的《夜哭》,让我想到孔子一生最爱唱与哭,他临终时发出“泰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的歌与哭。西汉文学家刘向称他:“夫子不歌者则哭,不哭者则歌”。歌与哭,是知识分子价值观最好的体现,王旭明的诗在歌与哭之间奔波,他甚至不顾及自己的形象,只要歌哭得痛快淋漓,他就放声歌哭。

汪剑钊在发言中说:诗主情,这是中国文学的一个传统。在我看来,所谓的“言志”、“咏怀”实际也与情感的抒发有关。对抒情诗的误解,实际与词典上的释义有很大关联。词典的编篡者对“抒情”作了简单、偏狭的理解,认为就是“直抒胸臆”。殊不知,直接表达固然是抒情,但婉曲、含蓄地暗示也是抒情,而且可能是更高妙的抒情。一个没有情感的人就是一具僵尸,而一首处在情感真空的诗也同样是不可能的。当代诗坛曾出现的“反抒情”和“冷抒情”实际还是抒情的变体,骨子里仍然有强大的情感在推动。王旭明的诗无疑是在抒情诗的传统下展开的,他的抒情的有效性还得益于作者对社会的细致观察和深入的思考。

谭五昌说:中国是抒情诗传统十分强大的国度,三千年中国诗歌史与文学史可以证明这一点。而从百年新诗的发展脉胳来看,抒情诗的传统也是强大与根深蒂固的。从徐志摩、戴望舒、艾青,到郭小川、食指、舒婷、海子等,这些杰出的与优秀的现当代诗人,恰恰是因为出色的抒情诗篇而在新诗史上留下他们闪光的名字。在新诗百年的语境下,我们来讨论抒情诗的诗学地位问题,我认为很有意义。既然抒情诗是我国诗歌的传统,我们就不能轻易抛弃它,贬低它,恰恰相反,我们应该要向伟大的汉语诗歌传统致敬,对待抒情诗传统也是如此。而且我们要知道,我们当下的先锋诗创作,迟早有一天也要变成传统,变成传统的一部分,它才有写作的有效性,具有文学史的有效性。进一步来讲,抒情性是诗歌的重要文体特点,如果真把抒情性从诗歌写作与诗歌文本中彻底驱逐出去,那么诗歌的文体边界就丧失了,试想,如果诗歌的叙事与小说的叙事没有任何区别,叙事诗还有什么独立性的存在价值呢?因此,严格来讲,诗歌不是要去掉抒情,而是要改变抒情的方式与方法,我们再不能一味直抒胸臆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为什么很多诗人很反感抒情,因为诗人们的抒情方式很单一,且过度抒情,导致滥情,导致人们审美疲劳,如果我们改变抒情方式与内容,把抒情与叙事,与思想,与哲理等结合起来,抒情诗还是很有发展前景的。我们要融合各方面的艺术经验,创作出合乎21世纪人们审美趣味的抒情诗。王旭明先生是一位风格独特的创作者,或者说他是一位自觉追求音乐性的歌者与诗人。王旭明的诗歌文本充溢着强烈自觉的生命意识与时间意识,其最为出彩的精神亮点,便是黑夜意识的自觉呈现,与女诗人翟永明诗歌中黑夜意识所具有的女性经验截然不同,王旭明笔下的黑夜意识则展现了作者极为敏感、细腻、焦虑、神秘的人类共通性的黑夜体验与死亡体验,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光明追求与生命情感的正向诉求。王旭明以朗诵诗的形式,将其笔下的黑暗与光明的元素意象,以鲜明强烈的韵律节奏,强力表达并释放出作者内在炽热的生命体验与情感状态,给人以情绪的感染与震撼,由此塑造出一位极具艺术个性的歌吟型诗人的鲜明形象。

安琪认为:王旭明诗作有一股“气”,浩然正气的“气”,这使他的诗歌语言刚硬、直接,像一把利斧,直接劈向所遇到的事、物,甚至情。读者在读王旭明诗作时也往往会被这股气冲击到,心灵跟着震荡。王旭明喜用短句,他的诗因而有一种“脱口而出”的特色,他随时随地的感想借助诗歌这种形式得到酣畅的倾吐,不用“婉言”、不隔靴搔痒、不打诳语、不虚张声势、不躲闪不逃避,他仿佛在用诗歌这种形式对抗他的前新闻发言人身份,那个身份需要的,恰好是他目前诗歌写作的另一面。

洪烛认为:王旭明的抒情诗是有代表性的,我称之为新世纪的“新抒情诗”:它继承了传统,但并不保守;它兼容并蓄,还汲取了现代派诗歌诸多有益的技法,譬如用叙述来抒情,用叙事来抒情,甚至用议论来抒情,抑或夹叙夹议来抒情……而不再只是用抒情来抒情。它的面孔不再只是单一的哭或笑,还有着更为丰富,五味俱全的表情。心情丰富了,表现心情的手法丰富了,抒情诗的表情也显得丰富了。王旭明的抒情诗继承了中国古典诗歌的大传统及百年新诗的小传统:诗人在大众心目中之所以崇高,就在于他既能为天地作代言,又能发众人之心声。他把众人想到和没想到(包括不敢想)的都给说出来了。他把众人说不出口的或不知该怎么说的,都给说出来了,而且说得很贴切、很有力量。王旭明的抒情诗给我一种启发:有呼吸的诗歌才是活的,有体温的诗人才是活的。诗人不管在诗内还是诗外,都该有体温的。他通过抒情投下自己生活的影子,同时又构建自己精神的形象。抒情诗是一种导体,而不是绝缘体。有撕扯与碰撞,有电、有光、有热、有声、有火花……一切都来自于有情。诗人就该是有情人、多情人。

邰筐认为:抒情性是诗歌最根本的艺术特质,它构成了诗歌的艺术生命。但新诗通过一百年的发展实践,其抒情方式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尤其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海子把泛抒情推向极致以后,抒情诗经过了一个矫枉过正的过程,变得越来越及物,越来越理性,越来越内敛。我个人以为好的诗歌一定是藏在泪水的后头,在生活的背面,在心灵的褶皱里,好诗是厚厚的冰层底下仍然向前涌动的那股暖流。在这种背景下读王旭明先生的诗作,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他的新诗集160首中有67首都是写黑夜的,比如《沉没》《真诚》《独白》《2017端午之夜》《台湾夜》《阿布扎比之夜》《夜之歌》等,揭示的全是被生活遮蔽的那一部分,这就给自己找到一个恰当的视角和切口。因为黑夜会让人褪去一切伪装,变得真诚起来。谁敢保证白天在各种社交场合从来没说过一句假话?但到了夜晚就不同了,黑夜之光会将人心照亮,会将你人性里虚伪狡诈的部分剔除,你白天丢掉的那些尊严也会穿过无边夜色赶来和你的灵魂汇合。王旭明和写出《黑夜献诗》的海子和写出《一代人》的顾城一样,变成黑夜里给自己的灵魂画像的人,他丰富的人生履历和生活经验以及独特的观察视角都使他像极了法国十九世纪的诗人波德莱尔,我想这正是王旭明诗歌的价值所在。

黑丰说:我很喜欢《人与土》这个书名。我以其中的《浸泡》来分析,讲三点:1、向内。他的诗是向内的,向着黑夜的,且“把夜泡到眼泪中/不干燥/不蒸发/为的是有个忧伤的透明”,这是相当有深度的。“眼泪”如果“蒸发”掉,“夜”就会成为晦暗的盐碱地,因为泪中有上帝的恩点。正因如此,才有夜的“忧伤的透明”。一首诗必须是从泪点涌至恩点的。循环往复。“全部泪水都升上天空”[E.M.齐奥朗]。2、干净。他的诗没有过多的修辞。目前,我们的诗,不是修辞不够,而是修辞过剩,动不动就堆砌,深度很欠缺。必须深,一深,再深……因为大雪还在加强,寒意还在加深……所以一首诗必须高度精警和最大限度地体现生命内部的“雪崩”(或生命事件)。3、速度。诗歌的质量除了“深度”以外,其次它“是由速度和果断性决定的。”(希尼);而“诗人的质量,在于他与生命与文明的充分接触程度,在于他粉碎这个世界、放射自我生命的力度、速度和简洁度”(徐敬亚)。诗歌是超音速的,也是超时代的。它的回音也许很远,远到我们无法估量。一个诗人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先知,就是预言家。我们的汉语是很具有能产性的,它很古老很悠久,它的黏土层很潮湿很神奇,可以“唤醒一种根源性的想象”,用它来创造一种“超音速”的、世界一流的诗歌,或诞生一批划时代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思想先知是完全可以的。

杨罡说:当下有些诗滥抒情,让人起鸡皮疙瘩。王旭明的诗没有那种肉麻感,特别是读过诗人桂杰细腻的解读,反而被吸引住了。他的诗写得节制,他的抒情是建立在对人生、宇宙深度思考的基础之上,因此包含一种冷峻的特质,不是为抒情而抒情的空洞表达。在写作技巧上,他写得简洁,很少用形容词,短句非常多,像高明的画家一样,留下大量空白。

张成德说:《人与土》蕴含着作为个体的人与生活的关系,人与世界的关系。王旭明作品不受外来污染,以我心写我口,真实地反映了一个诗人的个体声音,他是一个清纯无邪的诗人。

何郁说:我就大家讨论的几个焦点,谈一点看法。第一,关于抒情诗。我想借用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的一个观点。钱先生认为,西方是先有史诗,然后是戏剧诗,然后是抒情诗,中国的诗歌诞生和发展却不是这样的,中国一开始就是抒情诗,而且一诞生就达到高峰,中国的抒情诗是早熟,早熟也就意味着早衰,这个问题确实值得研究。特别要注意的是,抒情诗是一个概念,抒情又是一个概念,这两个概念有本质的不同;抒情诗可能会衰败,但抒情从来就没有衰败过。第二,记得一个诗人说过,看一个诗人是否对汉语言发展有贡献,就看他有没有某种创新,我看王旭明先生的诗,就有这方面的贡献。我们大家都知道,古汉语以单音节构词造句,现代汉语以双音节构词造句,王旭明先生的诗歌中,有大量单音节词汇,甚至故意把一个双音节词拆开来用,如刚才詹泽老师朗诵的诗歌中的“尸体”一词,这是向古老的的抒情传统致敬,值得关注。

桂杰在发言中说:我为王旭明150多首诗歌全部撰写了评论,其实,这些评论的绝大部分不是为了本书而评,而是他每完成一首诗歌发到朋友圈后的固定“节目”,与我的“评”一起发出来的,还包括朗诵家詹泽等在内的一批读诗人的“读”。我常常思考,一首诗是否在报刊上发表了,就完成或者终结了它的使命?不是的,王旭明的诗歌写作已然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他诗歌的抒情的完成是通过与读者的交互、共情、碰撞来完成的,他的优秀作品也是读者在朋友圈中流传最广的,他的诗歌写作把朋友圈当成主阵地,并通过诵读来完成传播,是属于微信时代下诗歌写作新的生态。正如诗人洪烛所说,王旭明的抒情诗是一种“导体”。从被媒体记者熟悉至今的部委新闻发言人到诗人,王旭明的“情”始终没有变,也许理解诗人的身份,才更理解他为何能够成为一位优秀的新闻发言人,无他,全部因为“情”一字。

朗诵艺术家詹泽是本书的朗诵者,他说:我读王旭明的第一首诗是《苍凉》,其中的高旷辽远,洞穿历史,慨叹人生,冷峻的笔触中,并没有坚硬的镂刻,而是温暖的鼓舞和智慧的点燃。读了《苍凉》,以为是其代表作,猛然入眼的《人与土》,把辛辣的讽刺,幽默的嘲弄,厚重的思想,信手铺展,通心达肺,酣畅淋漓。他的每首诗,入口华润,回味无穷,愉悦中获取思考,思考中展开想象,想象中感喟未来。

王旭明在致辞中说:谢谢大家来参加今天的研讨会,这对于我的诗歌写作来说是人生中的第一次。两个月前,在北京正乙祠戏楼举办了“人与土——王旭明诗歌朗诵会”,很多好朋友前来支持,包括白岩松、于丹、康辉、姚锡娟、敬一丹与陈铎等老师,詹泽是那场晚会的总导演,总策划是桂杰。这次诗歌研讨会某种意义上是那次诗歌朗诵会的延续,那次大家都在台上朗诵,都关注的是朗诵的效果,没有关注诗歌文本本身。周瑟瑟提出一个中国抒情诗百年的概念,我觉得这个背景很有意义。诗歌写作我一直坚持抒情性与音乐性,我写诗是为了让生活更加轻松与快乐,我通过写诗获得了快乐。

活动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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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NS  来源:诗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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