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闭窗口
 更多诗歌新闻>>>               返回诗生活网

 

郭金牛:知天命的年纪,把拳头换成了诗 (阅750次)
2017-08-06


新京报 刘珍妮 
  郭金牛在深圳漂了25年,居住在龙华新区城中村30平米的出租房里,他不说,没人知道他是个诗人。大多时候,他是社区流动人口和出租屋综管所的临时工。诗人郭金牛写了一首《纸上还乡》,357个汉字被翻译成捷克语、德语、英语、荷兰语,传至海外。


  他将25年打工经历写成诗,结集出书,称“打工者不能被遗忘”;他仍为临时工,不冀望“文学改变命运”
  郭金牛踩着一双白色球鞋,高出鞋口的黑袜腰显眼地裹着半条小腿,加上九分牛仔裤,1米6的身高被坠得更矮了。
  在深圳漂了25年,居住在龙华新区城中村30平米的出租房里,他不说,没人知道他是个诗人。大多时候,他是社区流动人口和出租屋综管所的临时工。
  “我就是那个写诗的农民工郭金牛。”网络论坛上的自我介绍,让两个身份一拍即合。
  诗人郭金牛写了一首《纸上还乡》,357个汉字被翻译成捷克语、德语、英语、荷兰语,传至海外。
  5年前,在网吧里敲下那首小诗时,郭金牛没想到后来的事——诗歌获奖,荷兰鹿特丹国际诗歌节主席巴斯给他颁奖,诗人杨炼在捷克国际书展上朗读他的诗。声名大噪,以往的作品结集成册,印成了铅字。
  声名之外,当人们浪漫地以为文学能改变底层劳动者的命运时,他“朝九晚六”地打着那份临时工,综管办的文书工作才是他必须保住的饭碗。郭金牛吞下眼前那碗5块5的馄饨,吐出句“命运是个什么鬼?”
  “写诗和我吃饭、喝水、撒尿一样,是种需要。”他是上世纪90年代深圳在改革开放的宏大叙事中的一个小人物,但他说他经历过,他要记录,记录了,要表达,“就这么简单。”
  如同20年前,他血气方刚,帮女工友讨要工资,揍了霸道的段长。如今到了知天命的年纪,不过把拳头换成了诗。

  “临时工”

  在外省干活,得把乡音改成湖北普通话,多数时,别人说话,我沉默,只需使出吃奶的力气……这是我们的江湖,一间工棚,犹似瘦西篱,住着七个省。——《在外省干活》
  7月31日早上8点45分,离上班打卡还差15分钟,郭金牛抬腿骑上一辆粗轮山地车。周一是每星期上班最忙的一天,有一堆流动人口登记的报表等着他汇总。
  他那身淡蓝上衣、藏蓝裤子的工作服和警察的衣服很像,胸前也有一串号码,袖子上“网格管理”的字样让人好奇。在外面吃午饭,被人问是不是公务员,他扒拉了一口饭回应,“临时工。”
  大约用了三年时间,郭金牛把自己从那个“知名诗人”的光环里抽离出来,回到他20多年的“打工仔”身份里,打卡上班,闲下来的时候继续写诗。
  今年上半年,他写了6组诗,贴在他的博客和常去逛的诗歌论坛里,91个人阅读,6个人打赏了虚拟货币。
  单位里一个小年轻说,“知道他是个诗人,电视台都来采访了。但没怎么看过他的诗。”说完,小年轻又忙起案头的工作。
  郭金牛最风光的是2012年获奖之后那两年,他出国参加诗歌节,出席媒体、作协、文联、大学里的各种活动。
  “刚开始被请来请去,见的都是文学圈子里的名人,当然高兴,人啰,谁还没点小虚荣。”可一回到单位的办公桌前,现实就朝他涌来。
  参加活动,总得和单位请假。去年到天津领奖,一来一回花了一星期。郭金牛那个月工资卡上,因此少了1000块钱。3000多块的月工资少了1/3,这意味着房租的一半没了。
  “我这个诗人也没那么了不起。”他心想,单位一个萝卜一个坑,你走了,别人就得顶上。临时工郭金牛担心,请假多了挨同事埋怨,惹领导讨厌。人家“君子之腹”不表现在脸上,但他的“小人之心”得心里有数,“写诗是爱好,上班是饭碗。”
  再说,成名后的郭金牛在一些场面上也不自在。他不擅长记官职头衔,作协、文联的领导他认不全,不知道该和谁打招呼;赶上饭局,和这个人碰杯,和那个人没碰,他怕人家说他“出名了瞧不起人”,为此苦恼了好久,“干脆不参加,谁也不得罪。”
  还是万众生活村让郭金牛感到最自在,这条1公里的小街是他住了10多年的城中村。小街上散布着卖菜摊、电扇嗡嗡的小饭馆和挂着霓虹灯的网吧,尘土飞扬。
  下了班,回到30平米的小家里,吃完饭,郭金牛听两个孩子朗读课本。
  有时候孩子读英文,他听不懂,但硬要他们读出来。孩子们作业里的数理化,早就超出这个上世纪80年代中专生的辅导范围,朗读就成了他关心孩子学习的方式。
  要是老乡来了,郭金牛就请他们下馆子,“吃吃饭、吹牛牛、打打牌。”
  闲下来,在老婆开的网吧里逛逛诗歌论坛,情绪上来就写诗;没什么可写的时候打游戏。53岁的他眼睛有点老花,手机游戏他不爱,有段时间,他痴迷网络游戏《传奇》,一玩一下午。

  出名

  少年,某个凌晨,从一楼数到十三楼,数完就到了楼顶……这是半年之中的第十三跳,之前,那十二个名字,微尘。——《纸上还乡》
  妻子的网吧里有20多台机器,人不多,生意不景气,有一台电脑是郭金牛的专属。《纸上还乡》就是在网吧写的。
  妻子不干涉他写诗,“他写诗和我无关,他的工资倒是和我有一点点关系。”老郭啧啧地说,“我老婆都像个诗人。”
  2012年8月,在液晶屏上,郭金牛敲下了那357个字。那年深圳的天气和今年一样燥,太阳烤得地面发烫。大约是个午后,郭金牛花了10分钟把字敲完,诗的开头是一个从13楼跳下的少年。
  他承认,他写的是富士康跳楼事件。那时距离“富士康的第十三跳”早就过去两年。他想不起来是什么触动了他,写的时候,只记得以前从网上看到的一张抓拍照片:两个正对的高楼,同时有两个人落下来,两个黑点定格在空中。
  媒体用数字记录发生在富士康的跳楼事件,那张照片有个新名字——双人跳。
  富士康的一处园区,离郭金牛居住的地方不到4公里。他总记得傍晚时分,跳楼事件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好像不是人命,就是一个个数字。”后来,郭金牛也不以为奇了,该吃吃该喝喝,只是那两个小黑点沉在心里,直到两年后突然爆发。
  他在诗里写下,“纸上还乡的好兄弟,除了米,你的未婚妻,很少有人提及你在这栋楼的701,占过一个床位,吃过东莞米粉。”
  2012年,郭金牛的作品被诗人杨炼注意。当年7月,北京文艺网正举办一个国际华文诗歌奖征投,郭金牛注册了账号,开始在论坛里写诗,给自己取名“冲动的钻石”。
  首次发的诗组名为《虚构中的许》。“月亮离开了蒹葭,月亮离开了白露,月亮离开了湖北省,它走了一千多公里。唉,镜中的许白露,画中的许蒹葭,没有生下湖北人的后代。”
  “有我最喜欢的颓废忧伤之美。”当看到杨炼评论的从消息通知里蹦出来时,郭金牛吃了一惊,这位旅居英国的诗人在他心里绝对算得上“顶级大师”。
  剧情扶摇直上,在杨炼和诗评家秦晓宇的推荐下,《纸上还乡》参加了2013年第四十四届鹿特丹国际诗歌节。
  “冲动的钻石”成了媒体报道中的打工诗人郭金牛,像一种符号被人们讨论。他不在乎这种标签,“你要写就写,我本来就是农民工,别人怎么定义,与我无关。”

  “他的诗,读着疼”

  张。一个四川女子,与我一起,一手拿着米粉,一手拿着工卡,在春天的减法中,奔跑。——《秋天的加法,春天的减法》
  成名后,郭金牛老家湖北黄冈浠水县的文化部门请他回去参加活动,镇上一个干部不敢相信,当初在村里和人打架的小青年成了鹿特丹诗歌节上的诗人。
  去鹿特丹,郭金牛比他的诗歌晚了两年。2015年6月,他受邀参加第46届鹿特丹国际诗歌节。那是一场文学盛会,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聂鲁达、帕斯都曾去过,北岛、杨炼也受邀参加过,“我居然也去了。”越想越神奇。
  在阿姆斯特丹机场落地,给家里报平安的电话怎么都打不通,第一次出国的郭金牛不知道要开通国际漫游。
  走在干净的鹿特丹大街上,人少,公交车上也只有五六个人。“那可是早上8点,在深圳正是工厂里的人乌泱乌泱进厂的时候。”
  鹿特丹乌泱乌泱的人都涌到了诗歌节举办的剧院里。在台上,他用湖北普通话像小学生读课文一样,朗诵了他的《罗租村往事》和《木工部的性叙事》,大屏幕上跳出的英文和荷兰文翻译着他的诗,“我以为没什么人会来,结果场场爆满,这个国家的人真有意思。”
  郭金牛的诗里有近乎白描的图景,书写时爱用数字。工地上的气温“比我的体温高3℃”;一碗素食东莞米粉刚够填饱一个湖北人的胃,“保持404大卡能量。”
  他的诗里有在外省打工的“堂哥、伯父”和望断汉水的“母亲”,还有深圳打工仔们一读就知道的地方,宝安区、石岩镇、罗租村和通往工业区的662大巴车。
  这些意象读起来就像发生在自己身上一样真实。杨炼说,读郭金牛的诗时,会看见一部纪录片的开头,《庞大的单数》就有一幅图像,“昏暗中,黑压压的人群,每个有个人形,却模模糊糊辨认不出面孔,就那么无边无际地站着(或活着)。”
  郭海鸿是郭金牛老友,两人相识于1992年的深圳石岩镇。郭金牛在大光明电子厂打工,他在镇文化站办了一份墙报《打工屯》,每月一期,都是附近厂里工人的投稿,落款上写着×××厂×××线上的×××。文化站像荒芜的工业小镇上的一方绿洲,聚集了一批来此解渴的打工诗人。
  郭金牛投来的稿子和其他工人不一样,“一看就是有些文学积淀的。”郭海鸿更喜欢他那时的诗,“一股单纯的乡愁迎面扑来。”
  “他现在的诗也有还乡,但太冷、太硬,像个铁锤,打在人心上,读着疼。”郭海鸿说。
  郭金牛解释,诗里内容不见得全是他本人,“那是我的工友,我的农民工兄弟,是一代人。”这些都真实地存在于他过往25年的深圳打工岁月中。

  诗意的流浪

  南宋以南,经罗租村,经街道,经卡点,经迷彩服,经查暂住证,经捉人——《罗租村往事》
  如果把25年分成两段,郭金牛更愿意把前六年称作“流浪”。1992年,他自信地揣着绿色的中专证和红色的退伍证,从湖北辗转至广东。
  一到广州站,迎接他的是一场驱赶。夜里没有通往深圳的大巴车,大批打工的男女滞留在车站,他们被赶到一处像广场一样的露天场所,“一个人收10块,随便找地方窝一晚,队伍排得老长。”
  这场“不太顺利”的前奏延续在郭金牛前六年的生活里。
  刚到深圳,工厂不招外面的人,“有岗位,早就被段长、经理、老板的熟人消化了。”
  他摆过地摊,在建筑工地打过黑工,也进过工厂当过普工、仓管,“但所有的工作都不超过三个月。”
  这和他的性格有关。他总看不惯那些打骂工人的拉长(一条工作线上的负责人)、工头,“随便找个茬就能炒掉一个工人,进工厂要押三个月的工资,期间要是被开除,一分钱拿不着。”
  他为此和那些“掌权者”打了不少架。一次是为了一个被骂的女工,女孩20多岁,是他的老乡,拉长指着鼻子责骂她的零件装得不好。
  整个车间里安静地只有流水线上的机器轰鸣声和拉长的叫骂声,没一个人敢吱声。他站起来朝拉长挥了一拳,得到结果是拿铺盖卷走人。
  一个工人被开除意味着吃住都没了着落,他和失业的打工仔们混在街上,成了厂里人眼里的“打流客”。
  摩托车一响,治安队来了。他们带走没有暂住证的人,没有暂住证的人被送进收容所。
  郭金牛还记得一次“逃亡”。夜里,他和几十个打工仔往山上跑,治安队明晃晃的手电筒追在身后。他们终于躲进山上的一座空坟里,当过兵的他倒是不害怕,但身边工友脸上写满了恐惧。
  郭金牛后来在他的诗集后记中写道,“没有经历过那个‘收容’的时代,很难理解暂住证和收容所这两个词背后隐藏着的巨大伤痛。”2003年,收容遣送制度因为一个名叫孙志刚的青年之死被废止。
  郭海鸿和现在的90后打工者讲这些往事,年轻人的脸上常常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现在一个厂长招人,得求工人,一个工人能拉来人干活,每个人还奖励500。” 郭海鸿感慨着,时代真是进步了。
  所幸,流浪的生活里还有文学。在部队当兵时读书的习惯,郭金牛保留了下来。没工作时,他读海子,读《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他那时就开始写诗,在工厂的宿舍里写,借住在工友的工棚里也写。只是随手写在纸上的小诗,读完就不知所踪了。
  文学的存在,让郭金牛觉得,“那6年的流浪过得很诗意。”

  “命运是个什么鬼”

  City、Urban,我有多久没有走马饮江湖,环境缺木,资源缺水,生态缺兽,但,为什么我依然获得了,赞美——《杀湖曲》
  认识郭金牛20多年,郭海鸿觉得这个耿直的老友没什么大改变,无非是头上多了三条抬头纹,“都老了。”
  郭金牛获奖、出书的消息他都是从网上看来的,“他从没和我说过这些。”
  不光老友,连老婆、老家里的亲戚、单位里的同事郭金牛都不主动说。
  每次他从外面领了奖回来,孩子们就斜着眼睛看他,“瞧瞧,装大尾巴狼的爸爸又回来了。”他哈哈一乐,挺喜欢这种状态。
  郭金牛的父母一直希望在外漂泊的儿子能有出息,还没等到有他出息,就先后成了村里的一抔黄土。
  在他的诗里,他把自己称作“母亲的仇人”、“故乡的叛徒”、“写诗的骗子”。
  他说,故乡、还乡始终是他要写的母题,漂泊在城市,这是他们这一代打工者的隐痛。
  写诗并没有给郭金牛带来命运的改变。郭海鸿早期认识的一些打工文友中,不少人通过写作得奖,进了行政单位、作协、文联,他觉得郭金牛也有这个实力。
  出名后,有文化公司找上门,郭金牛拒绝了,“都50多岁的人了,和年轻人拼饭吃?太累。”他不冀望“文学改变命运”,甚者觉得这句话就是个伪命题。
  “命运是个什么鬼?”有人和他提起余秀华,他从不认为那个残疾诗人的命运被改变了,“出书赚钱就能改变命运?不过是天上掉馅饼一样的意外,砸在了一个人的头上,被人们解读出‘命运’二字。”说完,他吞下了眼前一碗5块5的馄饨。
  他的获奖、他的诗集,在他眼里都是被馅饼砸中的意外。他靠诗歌得奖,先后获得了10多万的奖金,通通花在了生活的琐碎中。
  两年内写的49首诗歌后来被结集成《纸上还乡》的诗集时,合同上并没有版税、稿费的条约。就算书卖得脱销了,也和他没关系。
  郭金牛接受了这种意外,出书圆了他年轻时的文学梦,给了那些他流浪时随意写在纸上、后来丢弃的小诗们一个交待。
  他也看淡这种意外。他的诗集从不送人,谁向他索要,他都怼回去,“自己买。”参赛需要寄送作品,他才买了百十本放在家,剩下的至今还堆在床下,“烂了也不送,觉得书好,有价值,就去买,我不送。”他在国外的书展上懂得了这个关于“尊严”的道理。
  遇见杨炼后,他把写诗从年轻时用来把玩的爱好变成了一种书写和表达的责任。
  杨炼给郭金牛的诗集作序时提到,郭金牛的农民工经历,很容易让他靠题材讨巧,仅仅“底层”一词,已经有了足够卖点。但什么是“底层”?谁代表“底层”?“对于他,‘底层’不是商标,而是思想。谁能钻透自身的处境,触及存在之根,谁就能构建一个‘底层’。”
  如今到了知天命的年纪,他开始思考“构建这个底层”,诗歌成了他记录的方式,“我经历了90年代在深圳的打工生活,如果我作为经历者都不写,谁来写?打工者不能被遗忘,他们不是工业的数字,是埋在城市底下的血肉啊。”
  最近,郭金牛开始写一部小说,已经完成了10万字,写的还是城市里打工的人,“距离写完还很远,可能写到死。”他不肯透露更多的进展,也不在意是否能发表。
  在他经常逛的一个文学论坛里,他在个人主页上留着这样一句签名,“人类,可以在文学那高贵地出走。”



  采写/新京报记者 刘珍妮




更多诗歌资讯,请关注诗生活网: www.poemlife.com

  编辑:NS


联系诗生活 | www.poemlife.com

 


上一篇  下一篇

关闭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