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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小琼:诗歌需要对抗精神  (阅553次)
2017-07-07


来源:成都日报 蒋蓝 石忠情



提要
 
“打工文学”是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大环境下特有的文学现象,而郑小琼是其中的优秀创作者。她认为,当工业物象成为日常的一部分,如何在诗歌中呈现工业物象的诗意,是打工文学写作的重要方向。
 
嘉宾
 
郑小琼,中国打工文学的优秀代表人物。1980年6月生于四川南充。2001年南下广东打工,有作品散于《人民文学》《诗刊》等。出版诗集《女工记》《黄麻岭》《纯种植物》《人行天桥》等10部,其中《女工记》被喻为“中国诗歌史上第一部关于女性、劳动与资本的交响诗”,作品译成德、英、法、日、韩、西班牙、土耳其等语种,获人民文学奖散文奖等众多奖项。
 
对话:
 
用长诗呈现我们生命的复杂
 
生活让我学会对世界的看法
 
记者(以下简称记):你的长诗《人行天桥》《完整的黑暗》《内心的坡度》等,展示了与你年龄、经历并不完全对称的世界,能谈谈吗?
 
郑小琼(以下简称郑):这几首长诗创作于2003年到2004年,是遇到诗人周发星的第二年,他寄来大量先锋诗人的作品,打开了我的视野。我当时二十三四岁,写诗3年,初生牛犊不怕虎。
 
之前我的人生经历在外界看来是失败的。毕业后,在等待工作分配的日子里,我在南充做过游戏厅看机员,在餐馆里端过盘子。后来一位校友介绍我去重庆一家莆田系民营医院做护士,我忍受不了医院坑蒙病人的行为,离开去了东莞。生活与工作事事不顺,在生病、失业中度过,让我有了足够的“经验的幽暗部分”(诗人、评论家陈超语)。我无数次在大朗找工,天桥上有假证贩子、算命的、摆地摊的、骗子、行人、和我一样的失业者……天桥一边是电脑城、繁华的红荔商场,另一边是菜市场、邮局、家具商场。夏天热,我站在红荔商场门口,感受着阴凉,然后沿天桥下来,去工业区找工作,这是我2001年的生活。失意的人生只有诗歌伴随我,我会去附近的柏雅书店蹭书读。2003年,发星寄来的诗歌成为我全部的精神食粮。
 
我到五金厂后工作基本稳定,在大朗天桥的记忆,让我有了写《人行天桥》的冲动。这首诗在形式与结构上类似“桥”的形式,象征此岸与彼岸。中国由农业化向工业化转型的过程,需要一座桥来连接。之后写了《完整的黑暗》《内心的坡度》,表达我对社会、诗歌、现实的看法。生活让你学会对世界的看法,如果不是那几年颠沛流离的生活,也许我感受到的世界完全不一样……
 
记:在这个节奏迅捷、人心浮躁的时代,长诗意味着什么?
 
郑:诗歌需要对抗精神,这种对抗不仅只是价值观、美学上的。诗歌还存在另一种对抗,在大众文化不断消解艺术与诗歌的难度时,用长诗对抗大众文化与网络文化的消解,有时会是“笨拙的失败”,我宁愿用这种“笨拙的失败”来捍卫我内心的艺术。用漫长的时间去坚持一个主题的写作,在快节奏的都市生活中忍受艺术本身的“难度”与“孤独”,这本身构成了一种诗意。我同样警惕将长诗变成百度式的词语或材料的炫耀,长诗不在气势、规模、材料,而在于如何更深刻地呈现我们生命的复杂。
 
记:你的新作《玫瑰庄园》里的祖母、祖父等,对你意味着怎样的精神胎记?
 
郑:在五位祖母身上,我看到了女性在现实世界中不由自主的命运。几个祖母,有的出身富裕家庭,有的有一技之长,有的进过学堂,命运却殊途同归。在祖父身上,我看到知识分子梦想破灭后溃败的景象。“五四”时期,以胡适、陈独秀等为代表的那一代人作为新知识的传播者和新观念的启蒙者,让知识分子有过短暂的荣光。上个世纪40年代的知识分子如《围城》描述的一样,面临着精神上的溃败,面对现实也是溃败的。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也有过如同“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的短暂荣光,很快陷入不断的溃败和逃离中。在祖父身上,我感受的不仅仅是精神上的溃败,身体也随着溃败(吸食鸦片)。祖父让我想到知识分子这些年的逃离,不断的逃离只是从一座围城逃向另一座围城,如同祖父走不出那个不断衰败的庄园。我希望我们这一代人不要再逃离,我们需要完成自身的建设,让精神有归宿。
 
打工诗歌是一种先锋性诗歌
 
记:你如何看待、评价打工文学?
 
郑:工业文明的工业物象与农业文明的生产工具本质不同,工业文明的工业物象最核心的特征是去人工化。工业物象的三次跨越是从埃菲尔的钢结构思想与亚当·斯密的现代分工思想,到福特的生产流水线思想与泰勒的科学管理思想,再到现在的信息化、自动化、智能化生产,三次跨越的过程是从去人工化过程到现在制造智能机器人的过程。
 
太多诗人只有一颗农业时代的心灵,对现代工业物象的认识停留在农业时代的生产工具阶段,没有想过两百多年来的工业文明发展与进化过程超乎人类的想象,当某天如同霍金所说,“人工智能发展出自己的意志”,它们可能不受人类控制时,人类命运会如何?我想起高更的画《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什么?我们往何处去?》这些永恒的问题,需要我们重新思考。
 
传统的打工诗歌拓宽了工业词语与意象在现代诗歌中的美学意义,这类题材是我创作的一个重要主题。我认为打工诗歌是一种先锋性诗歌,它大大拓展了现代诗歌意象的宽度与深度。如果说农业时代的锄头、水车只是生产工具,到了工业时代,螺丝、集成线路、人工智能等实现了生产工具的跨越,比如黑灯工厂(工厂运营自动化,你可以关灯走人,把工厂交给机器),人工智能已不仅仅只是一种生产工具,它甚至会跟我们进行情感交流。我们该如何在诗歌中进行表达,这是我们处身于工业文明一线的打工诗歌创作者需要思考的问题。
 
“坚硬的铁”变成“柔软的铁”
 
记:你擅长运用“铁”这一精神意象。
 
郑:我来自乡村,“铁”是坚硬的,是尖锐的刀、挖地的锄头、硬的铁锤。当我到城市的五金厂,原来“坚硬的铁”变成了“柔软的铁”,它们不断地被切割、折弯,铁在两种不同环境的差异给我巨大的冲击。我2001年出来打工,当时男性在东莞的工业区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我目睹找不到工作的男人脸上的悲伤,看到工厂开除一个男工,那位壮年男子在工厂旁的花丛边哭泣。他是搬运工,能扛起两袋一百斤重的东西上下车,这样的壮劳力在农村是“铁”样的男子汉,在工业的城市,却如此脆弱。在花丛边哭泣的男子汉唤醒了我写“铁”的欲望,用“铁”在农村与城市不同的生存状态来表达个体从农村到城市的境遇。用“哭泣的铁”来隐喻“失业的男性”,“生锈的铁”来象征“工业的伤害”,一个乡村的男子汉变成城市里“等待图纸安排的铁”的过程,表达个体的人在工业时代面对工业制度的脆弱,面对工业制度的无力感,他们在工业时代被损害,最终变成工业制品的一部分。
 
记:你的《七国记》又是如何构思的?
 
郑:《七国记》是一系列写历史与现实的长诗,以写历史之事,折射我对现实对历史的看法。我喜欢春秋战国时期,孔子等可以周游列国,去不同的国家做官,有时是敌对的两国。写了多年,到现在已完成五国,我希望在历史的背景下完成对现实的叙事,在历史的壳下呈现当下的真实。现实是历史的轮回,《七国记》以战国七雄为名,并非仅止于七雄。诗歌并非学术之文,不必拘于史实,更多是诗实。
 
我的诗歌只有用四川话读
 
记:你的散文别具一格,请谈谈你心目中的散文。
 
郑:好的文学作品是一种感受,文学作品没有固定标准,当你说出文学的标准,这种固定标准对文学是无效的。我们都有自己的看法,但这种看法一旦总结出一二三,成为衡量文学的一种尺度,它会变成一种搞笑的行为。
 
记:对当下汉语散文的走向,比如非虚构,你如何看待?
 
郑:中国新文学一百多年来,散文领域提得最多的词语是“新散文”。上世纪20年代初,周作人提出“新散文”的概念。80年代,散文界也提出“新散文”的概念,以区别于杨朔、秦牧等为代表的“散文的黄金时代”的散文。90年代末到现在又提出了“新散文”概念。
 
我想到唐宋时期韩柳等人提倡的“古文运动”,提到改革文风。中国新文学一百年来,历次“新散文”运动都有共同口号,就是改革文风,以示与旧有文风决裂。改革只是手段,建设才是本身,现在是需要确定建设或恢复的时代了。
 
记:四川有庞大的外出打工群落,他们的精神生活如何?
 
郑:四川庞大的外出打工群体因为人生际遇不同,所处的生存环境也不一样。在我看来, 我们这一代的精英随时可以移民到全球任何地方,国籍对他们不再有任何意义。而底层为了生存,四处奔波,今天在广东的流水线,明天去长三角做推销员,后天到新疆搬砖。而夹在两者中间的这部分人,守着一份工作,很多人成了房奴、车奴、卡奴。离乡的打工群落,无论在老家的乡村或打工的城市,都没有归宿感,无论是生存状态或精神生活,都在不稳定中漂着。
 
记:“心安之处即故乡”,同意吗?每个人都有“回不去的故乡”,你与故乡处于怎样的关系?
 
郑:故乡是祖先埋骨处。只有嘉陵江边的村庄才是我的故乡,那里的河滩、树木、庄稼地、古老的渡口……世界在变,故乡依旧以安详而古旧的容颜存在于记忆深处。我的诗歌只有用四川话读,才能感受到诗歌的灵魂,希望故乡不会陌生得“笑问客从何来”。


手记
 
2017年6月16日
 
2016年11月30日,我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中国作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千代表早早来到会场寻找座位。突然见到了郑小琼,聊了几句,没来得及拍照。她穿着十分随意,不卑不亢,似乎还是那个打工妹。
 
郑小琼近年来不仅创作成果丰硕,还刚获任知名文学期刊《作品》杂志社副社长,完成了从打工作家到文学编辑,再到文学期刊行政业务领导的转变与成长。非科班出身的打工作家担任文学名刊领导职务,亦显现了广东作协近年来积极探索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突破用人藩篱、不拘一格用人才的努力。
 
郑小琼多年打工在外,写作成名在外,与老家四川文学界联系不多,更多的是保持一些私人情谊。今年,她的诗集《玫瑰庄园》出版后引起了不小的动静。诗人茱萸在序言里写道:“郑小琼还保持着当年在工厂时期养成的习惯,朴素诚实、温文待人的好品性也依然在她身上……在她不少难以刊发和正式出版的作品里,却是暴烈的,尖锐的,批判式的,时而歇斯底里,时而在文本里狂欢。一个这样的郑小琼,是‘制造郑小琼’的主流媒体、学院、批评家和意识形态话语所喜闻乐见的吗?相比于这两个‘作者形象’,在这部《玫瑰庄园》里隐身的第三个‘郑小琼’,可能是位于两极之间的一个平衡形象。”
 
也许,附加在郑小琼身上的符码较多,这进一步遮蔽了她的本相,她能平衡这些社会符码的影响吗?
 
《玫瑰庄园》明显与四川、与家族记忆相关。其实诗坛一直流行蹈虚的诗歌写作,郑小琼为什么反其道而行之?
 
小琼说,2001年从四川到广东打工,开始诗歌创作,人生第一次离乡,乡愁是早期诗歌的主题,很想念故乡的老宅、嘉陵江、外婆。想起父亲常常说起的饥馑岁月,想起外婆经常说起嫁给外公的故事……“潘鸿海先生《外婆家》的油画让我内心刹那间涌起许多往事,于是我开始创作以四川家族为背景的诗歌。我害怕时间会将曾经的苦难与往事冲刷得干干净净,希望用诗歌筑起堤坝,保护好个体与家族的记忆。诗歌的情感能穿透时间与空间,诗句间绵延的低沉是对过去的记忆,用记忆的触须抵达外婆那一代人的内心,在传统、自然与个人经验中感受生命的自身,它的低沉曲调并非虚无,是生命被压抑下的隐痛,它们构成了我这部诗集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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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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