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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诗人曾德旷印象 (阅953次)
2017-06-18


  据曾德旷介绍,本文由《知音》特约记者翁新华电话专访,成稿于09年8月,但因故未能刊发。
  转刊此文,仅在于传递信息。并不代表诗生活完全理解并赞同曾德旷的观点及生活方式。诗生活也并不能确认文中对曾的赞誉是否客观准确。尤其对文中频繁出现的 “最”、“著名”等用词,按诗生活一贯原则,持谨慎保留态度。但诗通社有必要为不同的诗歌选择提供展示空间,哪怕这种选择与主流价值体系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
  另悉,曾德旷已于2013年结婚,并稍后定居香河,现在有一个三岁大的女儿。生活相对以前,算是比较稳定和有规律了。(诗通社 雷索)
 
  1995年2月的某个周一。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大型文学杂志《芙蓉》主编颜家文刚走近办公室门口,被躺在地上的一个瘦小身躯绊了一下,骤然想起著名诗评家李元洛先生的郑重推荐,忙把造访者搀进办公室,给他吃了两盒方便面。来者是25岁的曾德旷,他送来一部新诗,这就是发表在该年第5期“湘军大阅兵”专号长达980行的《混乱与挣扎》。长诗一经面世即在诗坛引起轰动,被《中国文学》选载其中300行,影响波及美国、加拿大、新加坡、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
  1997年和2005年,他相继发表了更具影响的1280行的《∏》和650行的《门外》,奠定了他在中国诗坛著名先锋诗人的地位,被誉为继顾城、海子之后的一匹诗坛黑马。北京著名老诗人邹狄帆甚至断言他极有可能是第一个问鼎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诗人。鲜为人知的是,他是一个漂泊诗人,常常一天吃不上一顿饱饭。问起他的创作经历与心路历程,他说:“我的生活和创作,与我的大学同窗秦勇息息相关,他对我的帮助不仅是物质上的,更多的是精神上的……”

井喷与迷失
 
  1969年农历4月17日,曾德旷生于湖南省宁乡县煤炭坝煤矿一个机械修理工家庭,母亲是湖南武冈县双江公社正冲大队一名社员。他出生不久,父亲曾令武被错划为现行反革命遣送原籍劳动改造。从1岁到9岁他随母亲生活在武冈县一个偏僻小山村。那儿属于雪峰山余脉,生活贫困,连饭都吃不饱。因为父亲是现行反革命(1976年平反回到煤矿),爷爷是土改时被镇压的地主伪保长,他除了贫穷和饥饿,还要遭受政治上的歧视,这种家庭环境对他性格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他对未来有一种恐惧和迷茫,对自由有一种本能的向往。他从小就不喜欢受约束,喜欢大自然,爱用怀疑的眼光看待身边的人和事,并热衷于幻想,渴望到大山外面的世界去闯荡。他天资聪颖,在极为恶劣的环境下读完高中,顺利考上了湘潭矿业学院。
  上个世纪90年代,校园里弥漫着一种浓郁的诗歌氛围,而当时的湘潭矿院最为出类拔萃者是曾德旷。别人还处于为赋新诗强说愁阶段,他的诗作却频频在《飞天》、《诗歌报》、《星星》、《诗林》、《诗人》等权威刊物上亮相。那是个理工科大学,对校园里出现一颗诗歌新星并不感到了不得的荣耀,甚而持反感态度。但他偏偏厌恶理工科,由于痴迷写诗,耽误了学业,不得不常常补考。这时,因为共同的爱好,同窗秦勇成为他的挚友。他主动帮助他补课,一起探讨诗歌的真谛。
  大学毕业,曾德旷被分配到湖南湘中机械厂技术科工作,秦勇则回到故乡湖北忠县,被分配到县计委当一名办事员。离校时,曾德旷说:“我的心在燃烧,如炽热的岩浆在激荡,我要写一部长诗,很长很长。我需要时间,需要成块的时间……不写出来,就活不下去了。我不喜欢那个工厂,我为‘机械’二字感到恐惧。我想辞掉那个工作。”秦勇说:“朋友面前不道假。工作不能丢。干好本职工作是一个人报效社会的最佳方式,也是获取生活资料的唯一途径;写诗固然神圣,诗人毕竟不能不食人间烟火吧?就我看来,文学尤其诗歌,似乎正在边缘化。即便崇尚文学的西方发达国家,也很少有职业作家、职业诗人。再说,单就你的父母和贫穷的家庭而言,作为一个大学毕业生,也有赡养的责任与义务。”看得出曾德旷眼眸中有一种熊熊燃烧着的火焰,他似乎有点不以为然,他是一种冲动型性格,根本听不进秦勇的忠告。
  秦勇返乡,曾德旷难舍难分,执意送秦一程。到了岳阳城陵矶码头,秦该上船了。曾突然提出想去忠县看看,顺便看一看梦想已久的长江三峡。
  于是他来到了忠县,觉得那儿的风景比湖南好多了,那儿的人也比湖南人忠厚朴实。于是他想放弃分配在忠县呆下来。秦勇自然为他重找单位四处奔波。但属于徒劳。于是在忠县呆了近二十天后,他不得不离开忠县,回湖南白沙机械厂报到上班。
  不久,曾德旷给秦来信求助,说他请了40天创作假,工厂不发工资。秦勇不加犹豫,预支了一个月工资300元寄给了他。1993年7月,他带着这300元返回母校湘潭矿院,在学校围墙后花40元租了一间农民的房子,一边精心构思长诗,一边体验生活,目的是想借助校园的环境,在诗歌创作上发起第一波冲刺。这期间,校园里发生了一场足球骚乱,原本无辜的曾德旷不慎成了这一骚乱的替罪羊或者牺牲品。骚乱发生后一个星期,一个黑乎乎的夜晚,一帮足球流氓在他必经的校园围墙缺口狠狠地伏击了他。他不仅被打得鼻青脸肿,而且一只耳朵耳膜穿孔,一根肋骨骨折。这件事发生后,某派出所反而成了恶少的后台,站在肇事者一方,让此事不了了之。此时,尽管他已身无分文,仍然带伤在母校又坚持了一个月。最后被学校强制赶出校门。
  这期间,因为他超假未归,白沙机械厂多次上门做他父母工作,并扬言后延他的转正。但曾德旷已经深陷难以自拔,又拖了三个月没去上班,他对自己才华的爆发与井喷期的到来深信不疑。1994年4月下旬,他得到消息,白沙机械厂里准备召开职代会,让职工们表决,将曾德旷开除,这让他不知所措,心里惊慌。于是,他做出一个幼稚得近似于三岁儿童的决定:不等工厂开除,自己主动离开工厂——由此,面子便保住了。他乘一辆便车,从那个机械厂不辞而别。

成名作的出笼
 
  1994年5月中旬,他同父母大吵一通,轻率地从家里出走,开始了人生的漂泊生涯。就在这个时候,曾令武老人给秦勇来信,让他劝劝儿子,看能否使他回心转意,向工厂做出深刻检讨,重新返回工厂。秦勇知道他不可能走回头路,但还是在信中转达了他父亲的良苦用心,信的主要内容则是让他暂来忠县呆一段日子。那时,秦勇还没有成家,办事不要经过他人商量。
  曾很快来到忠县,住在秦勇家里。一开始,他想找工作,面试了几家单位,发现他干什么都心不在焉,终于没有找到适合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曾想离开忠县。秦勇为朋友的无路可走深感难过,问他准备去哪儿。他说:“走到哪儿就是哪儿。”秦的眼睛湿润了,知道自己一时改变不了他,咬咬牙说:“别走。一个玉米两人吃!”
  他给他在城郊租了一间农民的房子,购置了桌椅被褥等简易家具,把他安顿起来,让他专心创作长诗。他从微薄的工资收入中,每月拿出一半作为他的生活费。好在那时候忠县物价便宜,他一个月的花费,包括吃饭租房也就150元左右。
  四个月后,经过玩命的写作,曾德旷终于完成了他的成名作《混乱与挣扎》,被诗坛誉为生命激烈挣扎碰撞燃烧迸发出的璀璨火花,其对人性揭示的广度与深度堪称史无前例。这是中国解放以来发表在期刊上最长的一部诗作,也是新时期以来最有影响的新诗之一。毫无疑问,它将载入中国文学史册。
  秦勇第一个读完诗稿,赞不绝口,两人当即左思右想如何让诗稿变成铅字。忽然想到湖南省作协著名诗评家李元洛老师,据说他是位德高望重而又思贤若渴的长者,秦勇便再次预支了一个月工资500元交给曾德旷,说:“马上去长沙,登门拜访,如果他能看中,一定会向《芙蓉》杂志主编推荐,只有大型刊物才能载下它的容量,当时《芙蓉》紧随《收获》、《当代》、《十月》之后号称四大名旦,主编颜家文本身就是个著名诗人,特别惜才。去吧。”于是,曾德旷怀揣500元,先乘船,后乘火车,千里迢迢来到长沙。李元洛老师花三天三晚看完了诗稿,当即给颜主编打电话鼎力推荐。在李老师看稿的三天三晚,他就躺在烈士公园的树荫下,一天只吃两只面包,一两白酒。待到他背着诗稿找到《芙蓉》杂志主编室门口时,刚好是个周末,人都快走光了。此时,秦勇给的500元已经只剩下40元,他不敢再花了,无论如何,得留下返回忠县的路费啊。于是,他就躺在主编室门口地板上,昏睡了一天一晚,直到周一上午8点等来颜家文主编。
  事实上,长诗的发表并不顺利。编辑王平阅读诗稿后,大加赞赏,当即推荐给主编颜家文。颜读完诗稿,虽然深感震惊,爱不释手,但对长诗的思想内涵还是有点把握不准,这是出于政治上的考量了。他把诗稿交给社里新锐评论家萧元浏览后,尽管萧也极力推崇,仍不敢拍板,又让萧元背上诗稿专程赶到北京,登门拜访《诗刊》原主编、著名诗人邹狄帆和邵燕祥先生,请他们认认真真阅读了一遍。邵燕祥拍案叫绝,邹老则喃喃自语:“这个小青年,极有可能成为第一个问鼎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诗人!……”于是,颜主编将一期业已编好的稿子撤下,全文刊发了《混乱与挣扎》。
  从1994年5月,到1995年6月,曾德旷在忠县呆了整整一年,这段时间由秦勇拿出月工资的一半维持。1994至1996年1月,这是他创作的第一个井喷期。1995至1998年,他又来到忠县,先后呆了3年,这是他第二个井喷期,除了代表作《混乱与挣扎》外,他完成了另一部更具影响力的长诗《∏》,长达1250行,分为8章,其中前3章发表于《芙蓉》1996年第三期,后5章发表于北京著名诗人、现代派小说家刘恪主编的《新生界》1997年第二期。《新生界》当时的影响远在《诗刊》之上。这部长诗得到了著名诗人唐晓渡,王一川,西川,韩作荣等人高度的评价。刘恪在发表这首诗后5章时,在北京组织了一个隆重的座谈会,与会者有唐晓渡,王一川,西川,韩作荣,邹静之,颜家文等名流。而曾德旷本人却没有参加会议。

缺席的诗歌讨论会
 
  1997年初,曾德旷由颜家文推荐,离开忠县来北京鲁迅文学院参加第十一期作家班进修。
  不得不承认,曾德旷是一名才华横溢的杰出诗人,一个充满哲思的智者,但是,日常生活与人际交往中,却是一个十足的低能儿,他随性,不择场合直抒胸臆,无异于《皇帝新装》中那个实话实说的小男孩。这种独立特行与率真,虽然主观上不存在丝毫恶意,客观上却常常造成了对一些同类的伤害。单就当代文学特别是诗坛而言,孰优孰劣,他的褒贬张口即出,毫无遮拦。比方此前的1996年10月,湖南省召开作代会,曾德旷没能当选代表,开会报到时在《芙蓉》杂志社闲逛,颜家文便拜托我把他带到宾馆,让他蹭三天饭,顺带结识一些朋友,没想到原本就没有座次的他,酒桌上不经劝阻,喝得烂醉如泥,对当时正走红的青年作家J××说:“读过你的中篇小说,还行。只是与H××相比,还是差一个档次。至少语言的锤炼上,你还得向H××学习。你说是不是啊?”J××当即黑下脸,扔下碗筷走了。吃罢晚饭,人们散开,曾德旷因酒醉不慎滑倒在门口水沟里,任是我怎么招呼,J××硬是不肯伸手搀一把。
  去鲁院时,颜家文反复告诫:“北京有如唐时的长安,高手如林,连白居易这样的旷世奇才都居而不易,你不可因为发表了几部长诗沾沾自喜,目空一切。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你得谦虚谨慎,多学别人长处,少说他人短处。一句话,你需要文坛前辈的扶持,你要学会感恩,你连饭碗都还没有呢。”
  曾德旷率真、幼稚,他甚至不明白颜家文所指的“扶植”、“感恩”意味着什么。听了几堂课,他说,“一些所谓名流大家的讲课索然寡味,完全不对胃口,所以听课佯装不出全神贯注姿态,也就没有醍醐灌顶茅塞顿开之类的恭维。而那些深得大家名流青睐的学员们,堂而皇之登上许多名刊大刊的诗作,基本上算不上诗歌,那都是一些没有血肉没有精魂的无病呻吟。而我的作品尽管是从血管里流出来的,却常常被文坛宿主们嗤之以鼻,几乎全都扔进了废纸篓。”
  曾德旷在鲁院交不起学费和住宿费,先是在在同学们晚自习结束之后把桌子拼在一起,铺上被子睡觉。因为他的新作发表无门,赚不到稿费,常常饿肚子。为了活下去,只得经常逃课,去北京的大街小巷卖唱赚取一分一角。他卖唱最多的地方是中国美术馆大门口和香山。他喜欢尖声嚎叫引吭高歌,大多数同学都讨厌他,老师也对他的不守校规大有意见。他只得去八里庄农民家里租了一间小房居住下来,为了不至于被房东驱逐,他联络了部分家境贫困的学员,自发组成一个文化服务公司,拼凑成一个滚摇乐队,常出没于大街小巷,靠卖唱、代散商业广告挣钱。
  讨论会后,刘恪问他为什么没参加开会,书面通知已经寄到鲁院了。他查了一下,那封通知确实寄到了,却没有人转交给他。那个年代还没有手机,恰好开会那天他去中国美术馆门外弹吉他卖唱。他的嗓子还行,不亚于刀狼。卖唱一是为了生存需要,二是进行新的生活尝试,试图寻找新的灵感。
  他依靠稿费维持生活的梦幻是伴随着诗歌的式微破灭的。这期间,他不是没有重新找个工作的愿望,但人们除了对他的名声表示仰慕之外,没有人真心实意给他实质性帮助。但他仍然苦撑着。市场经济不仅把诗歌推向边缘,也把整个文学推向边缘。但处于边缘并不等于失去了存在价值。文学的精神价值,是美与情感方式的表述,不管它边缘化的结果如何,自身独立存在应该是肯定的,文学应该而且必须寻找、熔铸这样的精神价值。诗歌,在本质上就是一种美的体现,这是它的宿命。任何时候,任何国度,诗歌都处于文学塔尖,如火烛照亮人类知性的心扉。——这就是支撑他苦苦追寻的精神世界。

在北京的屋檐下
 
  当酒精浇灭不了烦恼时,他就给秦勇写信,倾诉自己的喜怒哀乐,从来不掺水分。从他来信中秦勇推测出,他遇到困难了。后来有准确消息传到忠县,他不但经常饿肚子,还被人痛殴过,打得他在出租房躺了整整一个月,差一点死去。被人痛打据说是为了追求一个女生,大概酒后的表白姿态放得开了点,那个女生便告诉了男朋友,带群人来鲁院给了他一个出其不意。秦勇不由黯然泪下。这是他第一次为自己的同学落泪。
   这阵,秦勇已经结婚,被调到县城建局当秘书,妻子是银行的小职员,婚后生下一个小女儿,因为对方是独女,就搬往岳父母家一起居住。因为岳父母没有工作,一家老小五口靠夫妇近千元收入维持,日子仍然紧巴。妻子见丈夫忧心如焚,问他遇到了什么过不去的坎。他无法不如实相告。通情达理的妻子为丈夫的朋友难过,左思右想,做出一个决定:放弃了购买冰箱的计划,尽力给曾德旷提供帮助。这一天,秦勇便怀揣一千元,千里迢迢找来鲁院,给曾德旷支付了拖欠的食宿费,并买来一点云南白药之类给他养伤。
  曾租住的小房位于郊区八里庄,空间狭小逼仄,总共不过6平方米,除了一盏20瓦的电灯,一张宽不过一米的木床,写作读书只能以床沿当板凳。曾德旷躺在木床上,夸张性地呻吟着。秦勇伸手揭开他身上的被子,看到他浑身青紫,大小伤痕不下十处,动一动就痛得直哼哼。他把云南白药从瓶子里倒出来,轻轻地敷在他的伤口上,然后,舀来一盆温水,给曾德旷洗脸,洗脚,擦干净他身上的污迹。曾德旷眼里闪着泪光,说:“我知道,你的月工资也就600多一点,而且结婚成家了啊!我卖唱,也正是为了减轻一点你的负担。我的嗓子不错,运气最好的一次,一天挣了七十来元。运气不好的日子,也能挣十来元,能应付两餐。我原本不想一再给你制造麻烦,可你还是知道了……”
  秦勇说:“真没想到,昔日那个人人仰慕的校园明星,竟成这个样子了。再困难,我也得帮助你完成鲁院的学业吧。这方面,就不要分彼此了。不过,该批评的,我不隐讳,我已找鲁院不少人谈了。你爱好诗歌,这没有错,但是,无论如何都要面对现实。如果纯粹为了某个乌托邦,或者说以追求乌托邦为借口,放弃对社会、对他人、对家庭、对自身应负的责任,这本身就是自私。你在北京人际关系不好,有客观上的原因,更有主观上的原因。比方率真,固然可爱,可贬损他人,就是伤害。你喝酒没有节制,而且一喝就醉。你瘦骨伶仃,却肆无忌惮地冒充冬泳健将。你在别人认真学习的时候鬼哭狼嚎,谓之放歌,实际上影响了他人……尤为重要的是,你适应不了时代,你对除写诗之外的职业没有兴趣——这是懒惰,彻头彻尾的懒惰!你必须学会工作,学会感恩。听说你什么叫扶植都不懂。李元洛、颜家文、王平、萧元、刘恪、邵燕祥、邹狄帆等诗人,对你的付出就是扶植,那是自发的,不图回报的。这么多著名诗人、评论家自己掏钱给你开作品讨论会,推介你的诗歌,难道值不得你感念吗?……”
  曾德旷痴痴地瞅着他,说:“你想改变我吗?”秦勇说:“世界是运动着的,没有不可改变的东西,包括脾性。”曾德旷说:“我不是没有觉悟到这一点,也确实在寻求改变,比方,我从来没有放弃过在北京找一份固定工作的努力。我希望有个安居之地。可是,没有人雇佣我……”秦勇说:“那是因为人家不放心你会认真负责地做好某个工作。”
  曾德旷把秦勇送出门外,说:“谢谢你来看我,谢谢你送我棒喝。”
  1996年1月,曾德旷在鲁院结业,希望滞留北京寻求发展机会。可是他在北京是没有根的,游荡了两年,还是未能如愿,只能一如既往地卖唱度日。

幸运的眷顾
 
  1996年12月,曾德旷在北京遇上了四川著名诗人廖亦武。廖在中外诗坛坛声名煊赫,待人诚朴,主编着一本名叫《知识分子》的刊物。当时该刊在全国很走红,尽管整个中国当时诗歌处于末世光景,一茬又一茬稚嫩的青少年诗歌爱好者还是保持着对诗的余热与虔诚。
  1996年7月,曾德旷第三部长诗《门外》写成,这是他抒写北京漂泊生活感受的第三部重要作品,长达620行,廖亦武由衷赞叹说,一个于连式的外省人,一个灵魂与肉体的漂泊者,在皇城的屋檐下,感受着椎心泣血的痛。该诗发表在《知识分子》1998年3月号。尽管稿费微薄,还是勉强维持了一段时间的吃住。湖南的颜家文看到后,又在1998年第三期《芙蓉》转载了一次,给了他一笔敷衍日子的稿费。
  1997年7月,由著名诗人廖亦武推荐,曾德旷荣获了该年度刘丽安诗歌大奖提名奖。消息是诗人周忠陵转告给他的。稍后,他又去见了刚从美国归来的诗人黄贝岭,他向他证实了这个消息,黄恰好是那届诗歌奖的评委。这让曾德旷感到异常高兴。
  刘丽安诗歌奖是目前国内最具影响力的民间诗歌奖,因为这个奖项本身带有强烈的普世价值意义,几乎成为中国诗人最向往的奖项了。连余秋雨这些大腕级人物都对此津津乐道,京城的不少名流无不为自己被聘为评委而骄傲。它由著名美籍华人艺术家、电脑专家刘丽安女士于1996年设立,并以她的名字命名。这个奖项的设立,旨在鼓励当下最优秀的汉语诗人潜心于这项孤独的事业。刘丽安女士说:“很简单,我之所以来到你们面前,是因为我太爱好文学。而诗歌又是文学上的尖端……在那必然也必须的孤独里,一点惊讶和感动也挺管用的。”十多年来,先后受惠于她的艺术家、诗人不计其数,大多被赠予者的名字她都不记得了。她所采用的方式是让你感到自己在艺术创作上的努力是多么重要和多么值得赞美,并且用最让你感到可以接受的方式接受她的赠予,解决你短期内的生存困境。为此,所有接受过她资助和鼓励的诗人、艺术家都从内心对她充满了敬意。她还说:“诗人、画家、作曲家、建筑师、雕塑家、编舞者在芸芸众生面前,以独特的表达去处理整体人类人性的飞扬与沉沦;他们的作品给予的是安慰与同情,印证与警惕。艺术的力量在爱怜与挽救。艺术家的才情与蜡烛两头烧的悲壮情怀是人类共同的幸福。有了艺术,我感到被关注着;有了艺术家我感到被爱着。”
  然而,两个月后,在曾德旷正被房东催逼房租的时候,被指定帮他保管奖金的代理人黄某,在电话中突然宣布他已被剥夺了获奖资格,原因是“无可奉告”。不久,他被房东赶了出来,病病歪歪地在街上溜达了几天,万般无奈之下,只得再一次给秦勇写信。他有太多的委屈向他倾诉。
  秦勇除了给他寄来一笔生活费外,还写来一封语重心长的信:“我对你的了解,可以说胜过你自身。你多少次来信说,从来没有当社会寄生虫的想法,你也一直在构筑一个自食其力的幻想。我觉得问题还在于这个幻想的实行……德旷,承认在生活上的失败是件聪明的事,承认你无法胜任正常人的工作、学习、生活也无可厚非。但人可以张开左手紧握右手,也可以张开右手两手空空,没什么了不起……人都是可以转变的……你目前要做的是,让自己安定下来,找个女人,找份工作,让自己在阅读、写作、朝九晚五中度过……你要注意酒精、睡眠的质量,你应该多一点理智,少一点惹事生非……这样,你才真正比别人活得精彩……最后,还是那句话,希望你尽快中止那种无根的生活,实实在在地回到黄土地上来。只有大地的营养才能哺育一个人的生命。你随时可以来你的第二故乡——忠县。”

甜蜜的误会
 
  2003年冬,曾德旷第十二次来到忠县。秦勇一眼看见走出船舱的老朋友,他的形象与以前判若两人,一改过去那种蓬头垢面,邋里邋遢,人显得干净、内敛,黑色夹克扣得齐整,衬衫的领子也不见了往日的油腻。尽管神态有些疲惫,眼眸中仍然短不了几分忧郁,但还是能读出他心灵中的某些重大变化——显然,他在朝着回归正常人生活做出努力。
  秦勇一如既往热情地接待了他,对他的到来,他依然表示理解和支持,让他继续住在县城西郊的那一户农家,由他每个月提供最低生活费200元。那时候秦勇已经调到县政府办公室当科员,工资依然很低,每个月收入800多一点。他觉得这点资助十分寒碜。曾德旷却十分感动,心中充满了一种使命感,那就是必须写出更好的作品。他住下后,不再随便出外闲逛,成天关门读书,构思,或者去书店浏览最近新书。有时候还主动帮房东干一点农活。他给房东收割苎麻,播种花生,还同房东驾船去长江捕鱼,乃至担大粪浇菜。房东也对他的到来表示了欢迎态度。一个著名诗人,在农民面前没有了架子,这本身就反衬出体力劳动者的价值。
  但这年3月,曾德旷又一次不慎陷入一帮地痞流氓的圈套。当县城的小混混们得悉住在郊区的曾德旷是个名声很响的诗人时,觉得他理应腰缠万贯,于是某个晚上结伙在路上拦住他,企图对他敲诈勒索。他们捏造的理由是诗人调戏了他们的女朋友,事实上根本就没有那回事。弱不禁风的曾德旷并不缺少普希金式的豪勇,他和他们在路上展开了搏斗。结果他受了重伤,又被打断了一根肋骨,而且鼻青脸肿。秦勇闻讯马上带他去派出所报案。通过他的帮助,派出所派出专人处理此事,敲诈行凶者受到了拘留和罚款的惩治。曾德旷被送到县城医院治疗。这次曾德旷在医院呆了一个月,秦勇几乎寸步不离守在他的病床边上,侍候他的吃喝拉撒,细心熨帖。医院里的医生和护士都误以为他们是亲兄弟。
  秦家生活确实不宽裕,直到2008年之前,他一直是个没有行政级别的办事员,而丈夫总是源源不断明里暗中往外汇款,这不能不让妻子生疑。何况秦勇的解释总是千篇一律,含有隐瞒真相的嫌疑:“我的一个诗人同学遇到了困难,他是一个被人认为反常的人,流浪生活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他有精神妄想症,很难有效地控制自己的思想。他是在被人排斥的状态中追寻着自己的精神理想。他快要活不下去了,我得节衣缩食支持他啊!”
  这种解释是发自肺腑的,但妻子感到不可思议。现在是个物化时代,人与人的关系几乎都变成了物质利益关系与相互利用的关系,超出物质利益之上的友情几乎不复存在,十多年一贯制往外寄钱,而且多少回弄得家里揭不开锅,这就有文章了。更有甚者,单位上甚至有了传言,秦勇业务能力强,工作勤勉,为人正直,之所以一直提拔不起来,可能犯有作风问题。云云。
  这一天,妻子终于忍不住了,对丈夫摊牌说:“咱们分手吧。我知道,你心中一直没有我的地位。”秦勇感到有点滑稽,说:“你的意思是,我在外面包二奶了?”妻子说:“10多年了啊,情深意长啊!我主动离开,成全你们吧!”秦说:“我心中确实有一个人,他是个杰出诗人。他没有固定工作,一直在外漂泊。每一次资助他,我都告诉过你了。我实在不忍心他被人打死,或者冻死、饿死啊!”妻子仍然不肯相信,说:“这话我耳朵都听出老茧了。还有掩饰的必要吗?单位领导不看好你,同事们在背后嚼舌根。爸爸妈妈,还有公公婆婆,都看出你有问题!我怎么就没看到过这个漂泊诗人呢?既然是大诗人,杰出诗人,是有稿酬收入的呀,何在你的资助?”“你知道呀,诗歌越来越边缘化,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更注重的是物质利益的追求。而真正的诗歌,却是社会的灵魂。没有灵魂的民族,是愚昧无知,没有出息的。再说,他发表作品的刊物不都给你看过了吗?”“谁知道是男是女啊!秦勇,别给我耍花招啦!分手吧,明天就去法庭。早听说,你要提副局长了,一阔脸就变。我不会从中作梗,更不会妨碍你们的好事。悄无声息离了。我不会误了你的前程。多少年了,房子可以换新,电视机、冰箱可以换新,手机可以换新,老婆也该换新啦!”
  妻子一较真,秦勇还真犯难。他知道,曾德旷有个习惯,极不情愿人们知道他在暗地里接受某个人的资助,他拒绝“施舍”二字,他不接受任何廉价的怜悯。为了面子,他宁肯饿着肚子把收到的5元稿酬说成500元。再比方,刘丽安诗歌奖奖金也就1万元人民币,他宁肯相信是1万美元。如果把秘密和盘托出,无异于背叛朋友。尽管他是一个漂泊者,可也有自己的空间和尊严啊!
  接下去,妻子还真和他闹到了法庭上,法官在分析了妻子的离婚诉状后,问他是否与妻子已经感情破裂,还有没有修复的可能?他当然深爱着妻子,他们相濡以沫多年,双方均不存在感情的他移。他对法官说:“我坚决不同意离婚,我们的感情不存在丝毫裂痕。”法官说:“那就面当法庭,陈述你仍然深爱妻子的理由嘛?实话实说吧,你长年累月给外面汇款,不但是你妻子,你所有的家人都深感怀疑。”瞅瞅泪眼迷蒙的妻子,秦勇的心碎了,向法官提出了庭外和解的诉求。法官同意了。
  为了避免矛盾激化,同时想到妻子毕竟不是那种拔一毛利他人而不为的吝啬鬼,他只好破例带着妻子去了郊区,找到了曾德旷临时租住的农家小屋。妻子半路上问他去哪儿,他说领她现场指认他包养的二奶——曾德旷。她半信半疑地跟他往前走,意识到丈夫并没有说谎,问他为什么把他隐藏得如此神秘。他说:“做人难,做名人更难,做个穷困的名人难上加难。曾德旷名声大,总有人怀疑他是个上了中国作家富豪排行榜上的人物,加之他不会设防,逢人不会说一句话乖话,更不肯承认自己的一无所有,故意找茬的人不少。把他公开了,慈善机构会找他募捐,各类报章杂志会找他要钱写报告文学,还有希望工程什么的会找上门拉赞助,事实上,他上个月已经挨过一次敲诈了。他是个诗人,生活上却是个离不开大人监护的幼童。”
  当时,曾德旷正在心不在焉地拨弄着吉他,唱着忧伤的歌。见秦勇夫妇登门,立刻起身让坐。他对妻子介绍说:“看见了吗?这就是我的大学同窗曾德旷,中国当代最杰出的诗人之一,也是中国唯一的漂泊诗人。”妻上下打量他的装扮,觉得这身行头与著名诗人的头衔很不和谐,说:“久仰大名了。”曾德旷说:“如果我没猜错,你就是嫂子了。我没有什么大名,浪得一点虚名而已。第一次见嫂子,深感愧疚,此番我来忠县采风,因为赶飞机动身太急,没有来得及给你准备一份见面礼。我弹唱一首歌嫂子听听吧。”
  他弹唱的是《回到拉萨》,悲壮苍凉,雄浑厚重,十分感人。不能不承认,曾德旷的歌喉是出色的。
  妻子听后,说:“你向往西藏拉萨吗?你迷恋雪域高原的藏文化?”曾德旷说:“嫂子原来是个文化人,我还以为你是个土老冒呢。你对音乐的感觉很好,强于秦勇。我确实对藏文化心存向往。我的同学秦勇娶了你没有吃亏。”
  妻子笑起来:“你四十不到,又是大学毕业生,为什么不找个固定工作?”曾德旷说:“我在找,始终在找。也不是没有一个单接纳我,是我性格不好,很难安静下来做好某件事。我承认我懒惰。秦勇对我的棒喝是对的。我自视过高,自觉不自觉放弃了很多道义和责任,我在试图改变自己……只是这个改变有困难,如果老是呆在一个固定的小圈子里,重复某个机械性工作,就再也没有没有了灵感。所以还得经常出外采风观光。”“你父母呢?你有弟妹吗?”“父母都在,有两个妹妹,他们活得并不好。他们早就和我断绝关系了。我是个不孝的儿子,也是个不义的兄长。我希图补救。我欠下他们太多……。”“你打算以后怎么办?”“我觉得一边采风,一边写诗,很好。下一站,将是我的西藏之旅——当然,我很希望寻觅到一个固定的栖居之地,重新开始一个正常人的生活……”
  曾德旷的话尽管仍然夹带有忽悠成分,但基本上是真实的。妻子不但没有生气,反倒吃吃地笑起来,她也一眼看出了曾德旷是个生活低能儿,比方,他有钱乘飞机采风吗?眼前——连脚上的破皮鞋都快脱帮了啊。她说:“念大学时,我也爱好写诗。我知道,诗兴是一种无法说得清的东西。但是,陷入太深,也会毁了自己。海子的自杀和顾城杀妻就是两个典型例子吧?”妻子瞅秦勇一眼,“好在我没嫁个诗人,弄不好早给杀了。”曾德旷说:“你原来读过海子和顾城啊!你没读过曾德旷吗?”妻子说:“我不正在读你吗?你的衬衫可以洗下三斤油腻子了。用不着保守秘密了,秦勇,把你朋友所有的被褥带回家去,让我给好好消消毒吧。秦勇,咱们干脆给贷一万款,给你的同学在忠郊区或者别的什么地方置一间房子吧。真的,我能申请一笔低息贷款。至于还贷,如果曾诗人哪一天荣获了诺贝尔文学奖,就由他自自己还。不能获奖,就我们慢慢还。包二奶,也得住间像样的房子呀。”曾德旷眼睛一亮:“诺贝尔文学奖?你也觉得我会获诺贝尔文学奖?”妻子说:“谁说不是呢?只要努力,一切都有可能。”
  妻子的弯子转得如此之快,秦勇心里涌起一股高兴的潮水。转眼瞅瞅曾德旷,只见他两个肩膀一抖一抖,接着是一声号啕大哭。
  几天后,妻子找同事借了2千元,自己拿出1千元,让丈夫交给曾德旷,意思是圆他一个西藏梦。这时,恰好曾德旷一个家住拉萨的鲁院同学邀请他访藏,有了这三千元资助,他很快就成行了。
 
第二家园
 
  2007年5月,秦勇夫妇节衣缩食,几经努力,在县城近郊给曾德旷购买了一间简易民房。搬进新居时,曾德旷动情地说:“忠县,毫无疑问成了我的第二故乡,我的精神家园。从此,我把根扎在这儿了。我的第一故乡湖南宁乡因为我写诗抛弃了我,而忠县却因为我写诗收容了我!”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曾德旷带着他的吉他,加入了忠县郊区民间文化服务公司,稍后又应聘在一个图书广告公司兼职。他的文字功夫过硬,而且写东西是个快手,在一些有偿服务文艺演出中,经常能看到他的身影。他边弹边唱,感情投入,博得了观众的掌声。在乡村出殡的队伍里,曾德旷吹着动情的唢呐,把那些作别人间的亡灵送归黄土。他给邻居撰写春联,撰写诉状,替文艺演出单位草拟主持词,编写小品、小戏,得到了很多人称赞。县城一些单位举办文艺晚会或招商引资洽谈会,主持者首先想到的是曾德旷。忠县移动公司参加省移动公司文艺节目会演,两个小时二十四个节目怎么也串结不起来,曾德旷看一场彩排,一个晚上就草拟出二十四段主持词,环环相扣,文字优美,得到很高的评价。当然,参与这些文化服务活动,他得到的物质报偿是有限的,甚至是微薄的,但他的心灵中充盈着自食其力的幸福。
  2007年1月,内蒙某电视台千里来函,邀请他串演某部电视剧的一个角色,他欣然应允。三个月后,他赚到了有生以来除诗歌稿酬之外第一笔片酬5000元。片酬汇到了忠县,秦勇代他签收了汇单。向来不在乎钱财的曾德旷立刻把它交给秦勇,说:“你们夫妇给我买房已经欠账了,这5000元,先拿去抵消一部分吧。”秦勇说:“买房的一万元,我们已经还得差不多了。这钱,你自己留着花,你还需要成家啊。如果你不反对的话,不妨拿出其中的一部分,寄给你年迈的父母亲……”曾德旷不由身子一愣,说:“父母早就和我断绝关系了,我已经二十年没有回家了啊!现在寄钱回去,不是自作多情吗?”秦勇说:“常言血浓于水,情重于山。就我的理解,那无论如何都只是一种口头上的决绝。知道吗?这么些年来,你父亲虽然和你没有直接联系,但他从来就没有忘记给我写信,打听你的下落。实际上,血缘亲情关系是怎么也断绝不了的。”
  曾德旷听了秦勇话,眼眸中掠过一丝童稚的亮光,显然,他回想到了儿时躺在父母怀里撒娇的一幕。苦难仅仅存在于成年人心里,童稚的回忆里唯有天真。他觉得秦勇的忠告很有道理,从那笔片酬中拿出3000元,从邮局寄给了父亲,并给父母写了一封信,忏悔了自己的不孝。

父子重逢
 
  2007年8月15日,曾德旷的父亲曾令武,一个白发苍苍身背佝偻左腿跛行的老人,千里迢迢从湖南宁乡找来忠县探望儿子。他已经68岁,1994年从煤矿退休,携带年迈的妻子去广东给一个香港老板打工谋生,不幸在一场安全事故中砸伤左腿,属于工伤,左腿终生致残。虽然被送医院治疗了一年,却被老板赖掉了赔偿。之后累累索讨赔偿无果,只得于2001年回到故乡,打发着凄凉的晚年。
  这是父子惜别22年之后的头一次相见。一双瘦骨嶙峋青筋暴突的老手,紧紧抱住儿子的双手,胸腔中发出沉重得令人窒息的嗡嗡声:“德旷,离家时你才20出头,眼前已经是39岁的人了!你对家庭,对父母的怀恨这么深吗?”说着,老泪横流,唏嘘不已。
  曾德旷说:“我没有怀恨,对父母,我没有尽到一个儿子的孝道,对妹妹,我没有尽到长兄的义务。我只是憎恨自己。”“德旷,20多年了,你一个人在外,是怎么过日子的啊?你睡在哪里?吃在何处?谁照料你的衣食住行?你生过病吗?谁送你去医院的啊?”曾德旷说:“我有秦勇这对哥哥嫂子,不会孤独。你看,在他们的帮助下,我已经有了自己的房子。”“你还会流浪吗?”“当然,遇到机会,我会出外闯荡,不,是采风。我需要生活体验。不然,灵感就会枯竭。但是,这种采风,不会再是从前的性质。我会把主要精力用在工作上。以前,我是个纯粹的漂泊诗人,现在,我要做一个社会文化工作者——用自己的能力创造生活的必须条件。父母老了,已经丧失劳动能力,我会把你们赡养起来。还有,我的粉丝很多,我的诗集出版后被他们一抢而光,我每天都会收到四面八方的读者来信。我有理由坚持,用坚持报效他们……”
  曾父泪水潸潸地问秦勇:“德旷说的,真是这样吗?他真的能挣到钱了吗?”
  秦勇说:“德旷真的变了,或者说,他正在改变,他已经不再是20年前那个一意孤行的德旷了。而且,我向您老证实,他确实已经做到了自食其力。昨天,青岛电视台又来了邀请函,还汇来了路费,邀请他去参与一个大型文艺晚会的策划和电视制作。这次寄给您老的3000元,就是他从内蒙电视台挣的。当然,作为一个富有社会责任感的诗人,尽管他得到的物质利益甚少,但他对诗歌矢志不移的追求,仍然如阴霾中的星辰,闪烁着固有的光辉。您老没有理由为自己养下个诗人儿子沮丧。恰恰相反,您老应当为此自豪。因为一个人的价值不能仅仅用钱财的多寡衡量。”
  曾令武老人从心眼里感激秦勇夫妇的帮助,“扑通”跪在地上,颤颤地说:“秦勇同学,谢谢你啊!”

仰望星空
 
  曾德旷对诗歌的痴迷,曾被文坛某些左右逢源者不屑;他的性格中也确实存在某些缺陷与不足。但是,人类相通的良知不会彻底泯灭。精神家园的固守者总是不会轻易放弃那片可供人类灵魂栖息的绿色草地。尤其当我们仰望星空的时候,会产生某种虔诚的敬畏。
  温家宝总理曾经写下一首名为《仰望星空》的新诗:“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样寥廓而深邃;那无穷的真理,让我苦苦地求索、追随。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样庄严而圣洁;那凛然的正义,让我充满热爱、感到敬畏。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样自由而宁静;那博大的胸怀,让我的心灵栖息、依偎。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样壮丽而光辉;那永恒的炽热,让我心中燃起希望的烈焰、响起春雷。”
  当许多人面对曾德旷的身影唯恐避之不及的时候,昔日同窗秦勇接纳了他。他的诗作《写在山地》静悄悄地入选了著名诗人老枪编选的《中国网络诗读本》,长诗《∏》入选全国各级成百上千万作协会员垂涎欲滴的《中国文学》,短诗《我没有故乡》、《我把自己同进城挑粪的农民相比》、《我生下来就是为了歌唱》等入选了著名评论家张清华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2008年诗歌卷》。中国戏剧出版社正式出版了他的诗集《经过多年以后》。他的第二本诗集《呐喊与呻吟》即将出版发行。他的名字不经意漂到了大洋彼岸……这些成就,在中国诗坛已经殊不容易。
  作为一名体制外漂泊诗人,他还是中国迄今被自发召开创作讨论会次数最多规格最高的诗人之一。第一次讨论会,1997年4月在北京地矿部某会议室召开,由《新生界》主编刘恪主持,参加者刘恪,唐晓渡,王一川,西川,韩作荣,邹静之,颜家文等;第二次讨论会,于2006年5月在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会议室召开,由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刘晓峰教授主持,参加者刘晓峰,唐晓渡,王燕生,颜家文,陈岚等;第三次讨论会,于2007年12月在鲁迅文学院二楼会议室召开,由福建省戏剧研究院研究员傅翔主持,与会者傅翔,颜家文,潇潇,高星,周青,花语,罗勇等。第四次讨论会,于2008年3月在湖南科技大学举行,与会者有管党生、吴投文、欧阳白、楚子等80后、90后诗人。还有第五次,第六次……这应当是对一名诗人最高奖赏了……
  2009年8月20日,正当笔者受某知名刊物之约,打电话曾德旷第三次采访时,他正在前往四川汶川的火车上。秦勇说他是自发去参加某个希望小学开学典礼,并亲自捐出最近的一笔工资收入——500元。当一个诗人把自己的根深深扎入黄土地时,我们有理由为他喝彩。
 
   (翁新华注:此文受某知名刊物之约撰写,素材、数据均来自曾电话采访及网络百度,所涉物事如与事实存有出入,见谅,亦可来信纠正;成文后那位主编终以“诗歌太过边缘化”为由撤下未能发出,但鉴于曾生活无着,我还是找该刊为他争取了500元采访费;我是《混乱与挣扎》、《∏》的崇拜者,曾虽落拓,无疑属于中国最优秀的诗人之一。撰写此文没拿到稿费不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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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NS  来源:诗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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