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闭窗口
 更多诗歌新闻>>>               返回诗生活网

 

陈东东:我不会允许我谈论自己的诗歌写作 (阅727次)
2017-06-09


晶报记者 谭智锋
 
关于当代诗人,我们是否有足够的了解?他们的生活、境遇和文本到底是怎么样?他们是如何嵌入时代,如何表达生存的命运?诗人陈东东的这本《我们时代的诗人》提供了一个上佳的样本。在这本书中,作者以生动的笔调绘述了当代著名诗人昌耀、郭路生(食指)、骆一禾和张枣四位诗人的心灵肖像和精神轨迹。
 
陈东东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诗歌的一位代表性诗人,其诗歌优美、繁丽、新奇,曾被誉为“汉语的钻石”(臧棣)。他也是当代诗歌生活的重要参与者,曾创办和编辑民间诗刊《作品》《倾向》《南方诗志》等,担任民间诗歌奖的评委,组织诗会和诗歌节活动。出版有诗文集多种,主要作品包括诗集《夏之书·解禁书》《导游图》,诗文本《流水》和随笔集《黑镜子》《只言片语来自写作》等。
 
审视同时代人之写作的写作
 
晶报:您是怎么开始写《我们时代的诗人》这本书的?或者说是什么驱使着您进入这一系列论诗人的写作?
 
陈东东:两年前应《收获》杂志之约为它新开的专栏“明亮的星”而写,首先就写了张枣那篇。当然,讲述一些我认为重要、杰出、有意思的中国当代诗人的愿望,很早就有了,要谢谢《收获》给了我一个契机,一些压力(譬如限期交稿),让我真的坐下来写这一系列文章。写张枣的那篇文稿交出以后,就有一部成规模的书稿在我头脑里大概成形了,它并不是现在这本《我们时代的诗人》的样子,现在这本只是把有待完成的那部书稿的其中几篇装订在一起。驱使我进入这一系列写作的最明确的动因,正在于这是一种写作,一种审视同时代人(我自己当然亦在其中)的写作的写作。
 
晶报:您在序言中写道:“我不是批评家和文学史家,也无意去成为这两种人物。”相比批评家或文学史家,您觉得自己论诗人的这些作品有什么不一样的特点?
 
陈东东:我不想“论”,而是“述”。中国当代的这些诗人应该都是非常好的材料,如果我要讲故事的话——而我的确已经试着在讲中国当代诗歌的故事了。我自己也在这些故事里面,所以我的写法是回忆录式的、自传式的,涉及我跟这些诗人的交往和我对这些诗人的阅读。当然,在这部书稿里,我不会允许我谈论自己的诗歌写作。我做的并不是批评家、文学史家和教授要做的事情。我希望能将读者带往中国当代诗人写作的现场,尽管这显然不容易做到,但它是我写这部书稿的一个方向。
 
晶报:在《斯人昌耀》一文中,首先让人惊叹的是关于昌耀的命运与卡夫卡笔下故事的比照,您是在什么情况下意识到这两者的共性的?
 
陈东东:我只能说卡夫卡对现代世界的体验和洞悉竟然如此深刻、广泛和神秘,以至于一些中国当代诗人的命运也早已被他的寓言故事所预料。其实我们都在卡夫卡讲述的寓言故事里,这差不多成为我们自我意识的一部分了吧……
 
另编一部中国当代诗选
 
晶报:除了关于昌耀、食指、骆一禾、张枣的个论之外,这本书还收入了一篇综述性的演讲文稿《大陆的鲁滨逊》,它也曾收入过您的另一本随笔集《只言片语来自写作》,这里再次收入,它在这本书中是否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陈东东:《大陆的鲁滨逊》也是对中国当代诗歌故事的讲述。鲁滨逊是我对这个故事里的诗人形象的一个概括。也许再修订一下,这篇文章可以用做我那部有待完成的书稿的序言,所以先收入了《我们时代的诗人》。
 
晶报:除了目前已写的昌耀、食指、骆一禾、张枣,接下来还会写哪些诗人?
 
陈东东:我今年写了舒婷(已刊出)和芒克,现正在写多多。具体会先写谁后写谁,跟专栏编辑的要求有点关系。
 
晶报:在写作这系列作品的时候,是否产生了书写一个人的诗歌史的构想?在您看来,这样的一种写作有着怎样的意义?
 
陈东东:我写的肯定不是诗歌史。当代诗歌史、当代文学史之类的东西根本就是不成立的,何必费力去构想和书写?我只是想让普通人(相对于所谓的圈内人)也了解一些当代诗歌的事情。根据我的讲述画出的轮廓,我大概可以另编一部中国当代诗选。
 
修订和重写才是“真正的写作”
 
晶报:与《我们时代的诗人》不一样,您之前出版的几部随笔集,比如《词的变奏》《只言片语来自写作》《黑镜子》等,它们的语言似乎更加诗意一些,您对自己这类的作品有着怎样的思考?
 
陈东东:面对不同的题材和写作目的,于是就会有不同的写法。动笔之初面对的是一堆材料,处理它们的想法和写法往往是在写的过程中产生和找到的。很多时候我只是考虑正在写下或将要写下的那个句子,对自己作品整体性的思考并不清晰,可能要等到书稿全部完成后才会清晰起来,重新进行“真正的写作”。《词的变奏》《只言片语来自写作》《黑镜子》里的许多篇什直到现在我还在修订甚至重写。修订和重写才是“真正的写作”。
 
晶报:诗歌也会反复修订和重写吗?
 
陈东东:是的,诗歌也是如此,一直在反复修改和重写。略萨曾经说过,“我认为我喜欢的不是写作本身,而是重写、编辑、修改……我觉得这是写作中最有创造力的部分。”我对此深有同感。
 
晶报:在您的写作中,随笔与诗歌有着怎么样的联系?
 
陈东东:差别并不像看上去的那么大,无论是随笔,还是诗歌,我用的都是散文笔调,因为现代汉语并没有韵文体。随笔和诗歌的写作关乎性质很不一样的思维方式和语言方式,当然未必是绝然隔离不能转换、不能交汇、不能互通的。
 
对于诗的思考每一个都是新的
 
晶报:最近写诗的状态怎么样?是否有什么新的思考?
 
陈东东:写诗的状态一般般。35年前刚开始写诗时状态最好,仿佛随时都可以写,以后渐渐正常,新世纪以来越写越慢,但也越写越有把握——当然这都是自我感觉,写得如何,作者其实没资格说话,甚至同时代的读者和批评家讲了也不算。几百年后要是还有人读诗,让他们去说吧。前面我说写文章时往往只是考虑正在写下或将要写下的那个句子,写诗就更是如此。
 
所以,可以说,对于诗的思考每一个都是新的——“要一行新诗出现,就得有一个新的思想”(记得这是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说的话)。写诗的历程有点像登山,上到某个山峦,会给你新的视野,看见新的高处,再上到某个峰岭,又能见识更多,发现新的目标。不过你会渐渐喘不过气来,爬得更加艰难。
 
晶报:感觉您的新作《宇航诗》攀上了一个新的峰岭?
 
陈东东:《宇航诗》可能是我想去接近的一个新的目标,但其实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就仿佛梦见过它了。之所以两年前会去写下这样的诗,追究起来,还是出于危机意识。这种危机意识一直伴随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到了21世纪,被我们更加深刻和切近地感受着。
 
晶报:那您如何评价这首诗?
 
陈东东:关于这首诗本身我不想过多谈论,每一个读者自会有他的心得。我想提及的是这“宇航”与写作的关涉。有一次在一个写作会议上讨论“我们的写作——世界之内还是世界之外”这个话题,我就借刚写下不久的《宇航诗》说“宇航”这件事情,好像很方便地就显现了世界之内和世界之外这样两个空间。我们可以把地球大气层以内当作我们的世界之内,地球大气层以外当作我们的世界之外。世界之内是一般人能够触及的现实世界,世界之外则是推测、想象的世界,是超现实的世界。
 
晶报:这需要想象力还是现实经验?
 
陈东东:我有时候愿意把航天局看成一个骗局,心想也许他们所说的一切都是虚构。的确好像有人说美国人登上月球并没有真的发生过,登月直播只是在电视台里的真人秀。这就比较好玩,譬如说如果那些专家一会儿说冥王星是行星,一会儿又说不是,说火星上有水,说多少光年以外有一颗跟地球几乎一模一样的星球,但是我们的寿命不支持我们航行到那儿去,等等。或许这些不过是编造出来让大家开心或不开心的,我们可以将这帮专家视为非常有想象力的诗人。
 
晶报:这么说,写作与“宇航”确实有着某种内在的关联。
 
陈东东:写作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从世界之内去想象世界之外,去发现世界之外,把世界之外纳入世界之内,扩展我们的世界之内,然后又从新的世界之内再次出发,投身进新的世界之外。
 
晶报:写作与世界的内外有什么直接关联吗?
 
陈东东:以前,当专家告诉我们说太阳是围绕地球运转的时候,世界之内和世界之外是一个样子;专家后来说其实地球是绕着太阳转的时候,世界之内和世界之外的格局就完全不一样了。我认为写作要做的也应该是这样的事情。写作的航天器从世界之内发射出去,到世界之外,带回世界之外的消息,无论真实的还是虚构的,都会丰富和扩展我们的世界之内。朝向世界之外的写作也是为了说出我们的世界之内,这就跟有的航天器把我们地球上的声音、音乐、语言、文字、物质、元素带往太空,期待被有可能存在的外星文明收到和看明白,并终于找到我们一样。
 
我们的写作既是为了我们自己,也是为了各种各样可能的未来。我们的写作,可能是在世界之内和世界之外间的穿梭往还。在这种穿梭往还里,写作一方面改变着世界之内和世界之外的边界,一方面也改变着写作本身。而这些改变既是生活的内容,又是对生活的纠正。不过这也算不上什么思考,更不是什么新思考。我在那个会上说的这些意思,后来写进了一篇随笔。
 
好的状态是磨蹭出来的
 
晶报:现在是怎样的生活状态?
 
陈东东:现在定居深圳,写作是我的工作,其余时间如何度过,跟别人大同小异。
 
晶报:每天都写作吗?
 
陈东东:在家的话,差不多每天都会写一点。一般是上午就开始写,状态好的话会一直写到下午,甚至晚上。不过其实磨蹭的时间很多,对我来说好的状态往往是磨蹭出来的,所以每天的写作量都很有限。写作之余,下下象棋(最近已不再下棋,原因绝非听说太多“人工智能”之类的传言),看看书,或去跟朋友们玩,而这些也属于磨蹭的一部分。
 
晶报:最近在阅读什么书?是否有新的关注点?
 
陈东东:为了写那些诗人朋友,我会看不少的资料,好挖掘包括八卦在内的他们的故事。这算是新的关注点吗?当然更有意思更有趣的书也照样在读。
 
晶报:有什么写作计划或出版计划?
 
陈东东:我好像是有个终身写作计划的,但却又总是只去想眼下要对付的写作。目前状况是除了写文章就是写诗,有一部长诗写了又搁下,有空又接着写,大概今年仍难完成。今年明年我会有一两本回顾性的诗集出版。



金华新闻网6月8日消息 记者 章果果                          
 
6月6日晚上,诗人陈东东在浙师大人文学院有一场对话。
 
陈东东是第三代诗人的代表。“很可能,陈东东的诗歌就是汉语的钻石。”臧棣曾这样评价陈东东的诗。而诗人本身并不闪闪发光,或者说,他把光线敛进了体内。他安静地坐在台上,说的话也并非漫天花雨,而是难得的诚实。如果仔细倾听,你能捕捉话语中点点的亮光。
 
诗人说
 
对话的题目有些庞大:我们时代的诗人。这其实是陈东东新书的书名,由他在《收获》杂志的专栏文章结集而成。书中收录当代诗歌夜空中一些“明亮的星”。诗歌夜空第一季中,有远去的名字,如昌耀、骆一禾、郭路生,还有张枣,以及“大陆的鲁滨逊”。
 
与陈东东进行对话的有诗评家颜炼军,还有浙师大人文学院的老师们。从诗歌的意义谈到诗歌的现实与想象,从诗歌语言到荒岛中的鲁滨逊如何重返大陆,从我们时代的诗人到我们时代的诗歌……
 
当天晚上,也是浙师大人文学院艾青诗歌研究中心的成立仪式,并且,给“艾青”杯诗歌原创大赛颁奖。诗歌大赛是浙师大人文学院延续多年的传统,近些年来,也常有诗人被邀请来进行交流,前年,诗人王家新作了一场名为“我的诗歌之路”的讲座。
 
浙师大人文学院教授李蓉说,以后还会邀请国内一流诗人来到现场,和学生们面对面交流。诗与诗人密不可分,希望学生们在阅读诗歌的同时,也能阅读诗人。
 
诗人说——— 诗歌重要的任务,是建立新的语言
 
我为什么会写起诗来?大学时,寝室里有个诗人,也是当代一个非常重要的诗人———王寅,我和他睡上下铺。我对诗歌的阅读最早来自他的推荐。当时和他一起玩,他写诗,我也开始写诗。上世纪80年代的诗人比较目空一切,当代诗人的诗都看不上眼,都觉得不是诗。什么是诗呢?也不知道,就自己去写我认为的诗。
 
80年代很多诗人的写作目标,就是重建一种诗歌语言。我们当时面对的都是“文革”语言、社论语言,我们要不断去摆脱它们。我觉得诗歌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去建立一种新的语言。
 
我确实不是很重视诗歌的意义,而比较追求诗歌的音乐性。我所认为的音乐性,不仅仅是音韵等等,而是诗歌对音乐的一种看齐。80年代有音乐调频,播放一些西方音乐,那是我很热爱的一个频道。我和王寅整天拿着收音机听,莫扎特和巴赫是我很喜欢的。我当时有过一个想法,是否能模仿音乐来写一些诗。我最早的一首《诗篇》,以及《读保尔·艾吕雅》,就是模仿莫扎特的节奏和韵律来写。
 
当时,我想去接近那种音乐性。音乐性是什么?就是不可复述性。音乐是有意义的,但它的意义是什么,你说不出来。你要向别人描述一首曲子,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它重新唱一遍,或者哼一遍,你没有办法用语言描述。我希望我的诗歌能达到这种程度。你要想说出这首诗来,最好的方式就是把这首诗再念一遍。就像有人对福克纳说,你的小说我读不懂。他回答,那你再读一遍,还是不懂,再读一遍。
 
这是我一开始写诗时的想法。我的诗就是沿着这样的想法写,当然,现在有些想法可能不一样了。
 
现代汉语写诗,实际上用的是散文语言。古典诗歌建立了韵文体,白话文是没有韵文体的,它只有一个文体,就是散文体。新诗是分行的散文体。所以,现代诗歌如果追求押韵,可能会适得其反。像徐志摩的一些压韵诗,会显得油滑。也记得江弱水分析闻一多的诗说,每一句都押韵,显得太笨重,都透不过气来。
 
我不是很倾向于押韵,而是对诗歌的节奏、语调和速度比较在意。张枣有个特别好的说法。最后几年,他见面就要和我说一句话:现代诗就要因地制宜,没别的。就是说,根据你要写的东西来确定该怎么写。像昌耀的诗,就故意把白话和文言扭结在一起,造成顿挫的效果,显得非常有力……(根据对话内容整理节选)
 

更多诗歌资讯,请关注诗生活网: www.poemlife.com

  编辑:NS  来源:诗通社综合报道


联系诗生活 | www.poemlife.com

 


上一篇  下一篇

关闭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