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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诗人回家的人 (阅544次)
2017-05-19


(北京晚报 涂星)作家林东林是三年前来到武汉的,但他对这座城市并不熟悉,甚至一点都不熟悉。
 
他住在武昌,住在一栋可以眺望长江和黄鹤楼的公寓的第20层。除了散步、酒局、买菜,他很少下楼。
他感受这座城市最多的方式,是从26楼的楼顶远眺。尽管天空和地面之间,是高高低低起伏的城市景象,是和其他地方一样大同小异的人间。
 
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林东林都在外地,行走、摄影,或者写作。从去年6月,他开始了一个名为“跟着诗人回家”的写作计划,跟随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十几位诗人回家。在半年内,他先后去了十几位诗人的老家——荆州、成都、广安、恩施、黄山、北京、郑州、安庆、桐城、丽江、宜都等。如果在地图上标出这些地点,那就是他的一种版图。
 
在近10年之前,以特约撰稿人的身份,林东林为《南方人物周刊》做过不少人物专访。对他来说,现在做“跟着诗人回家”也算是一种延续,他最关心的是让苏格拉底感叹的、永恒的“斯芬克斯之谜”一样的人。
诗人,则可能是谜语中的谜语。
 
去年6月,在录制完诗人余秀华的一档电视节目后,林东林跟着诗人张执浩回了一趟后者的老家,湖北荆门双仙村。
 
在这座位于251省道旁的小村子,张执浩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期。
 
林东林在那里见到了张执浩八十多岁的父亲和哥哥一家。他去了张执浩老家的菜园、母亲的墓地、已成为水库的岩子河,还爬了张执浩小时候觉得高不可攀的仙女山。“墓地就在菜园旁边,张执浩在我面前给他母亲磕头、上香。岩子河现在成了一个水库,张执浩小时候常在那里捉鱼。仙女山已被他当年的小伙伴挖去了一大半。他的故乡变了,但还是有迹可循。”
 
这一趟结伴而行,让林东林找到了张执浩诗歌的一种来路,“不只是他身体的来路,还有情感和语言的来路。”随后,他给张执浩做了一个访谈,写了一篇随笔加对话的3万字长文。之后的一天,他萌生了“跟着诗人回家”的写作计划,写张执浩的文章就成了这个计划的第一部分。
 
此后,他又陆续邀约了杨黎、臧棣、蓝蓝、余怒、陈先发、雷平阳等六位诗人。
 
这些诗人都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六十年代的诗人有时空上的某些共性,但他们的诗歌美学差异很大。有些人参与了 第三代 诗歌运动,已被系统研究过了;没有参与的诗人,我觉得应该梳理出来,呈现出他们自己不同的样貌。而且他们和通过网络成长起来的一代诗人也不一样,他们相当于第三代和网络一代之间的一代,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七位诗人的差异性很大,每个人的家庭、环境和路向都不一样。偏居云南的雷平阳,他的诗歌有很强的云南特征;张执浩身上带着农家气息和江汉平原的自然元素,诗歌跟日常生活和植物树木结合得更紧一点;蓝蓝祖籍河南,出生在山东,五岁以后又在河南生活长大,她的环境和张执浩有相似之处,但诗歌风格却各自相异。
 
臧棣出生在北京的一个干部和知识分子家庭,跟父母去了云南个旧和四川攀枝花,之后又回到北京,读北京二中,又读北京大学,西方阅读对他的影响很大;杨黎出生在成都,从小就有“造反”意识,在革命和运动消退之后,他的“革命意识”另外萌发,成为第三代诗人的主将;陈先发成长在桐城孔镇,这座文脉渊源的古镇给他带来了传统和现实的双重观照。
 
诗人余怒,则是一个诗人“革命家”。在一个被陈辞包围的传统国度里,他要另外花开一枝,反传统,反逻辑,反陈词滥调,寻找语言自身的价值和意义。
 
“这样的写作,批评家做不了,即使做也过于理论化;而记者也做不了,太表面化。”林东林说,他的这个非虚构作品,是想呈现自己视角里的诗人,诗人要大于诗歌。
 
“虽然荣格讲过 诗歌要大于诗人 ,但是我不太同意。诗歌只是诗人成为诗人的支点,即使不写诗歌,他也一样会用诗人的眼光去写小说,去写散文,或者根本就不写,只是为人处世、寻常生活。”
 
这七位诗人,他们有的从事着跟文字相关的工作,比如张执浩、蓝蓝和雷平阳都是专业作家;臧棣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诗歌评论家;陈先发是新华社安徽分社的负责人;杨黎曾经的很多工作也跟文字有关,譬如广告、出版、影视、写作;而有的诗人,其工作则跟文字丝毫没有关系,譬如余怒,他是三家水电站的管理者。
 
“每个诗人都有特别的地方,无论作为诗人,还是作为人。”在林东林看来,诗歌是诗人的生命身份,在自我认同上,他们都把诗人放在第一位。“其实,诗人就在人群之中,每个人都有诗性的时刻,只不过没写诗而已。你见花落泪、望月长叹,也都是一种诗性感受,那本身也是诗性的一部分,只是你没用文字表达出来,没有写成一种叫诗的东西而已。”
 
林东林不愿意做那种相隔万里的访谈,他觉得那会过滤掉细节、背景和对方真实直接的反应。“我做采访都是只有两个人在场,有第三个人都不行,那会让对方产生连他自己都未必能意识到的表演性;我所访问的每一位诗人,当然,我也不能保证他们说的就一定真实,但如果足够细心,你也能发现某种反向的真实!”

在故乡,每位诗人都会流露出不一样的情感和记忆,这是林东林写这本书的动机之一。“我跟余怒一起到安庆的余湾村,他没在那里生活过,那是他爷爷的故乡。我们去爬大龙山,余怒指着山坡说那是他爷爷奶奶的坟,他说 我以后也会葬在这里 ,这也是认同故乡的一种方式。”
 
如今,虽然七位诗人已经不在故乡生活,但还是能看出来他们对故乡有一种认同,那是对情感、对记忆、对血脉的一种认同,或者是以反抗的方式表达认同。“我觉得他们回到的不全是地理和记忆上的故乡,也是回到跟现在相关的某种来历,回到不诗而诗的诗性状态。”
 
说起跟着诗人蓝蓝回家,林东林讲到一件有趣的事情。去年8月,蓝蓝要去河南睢县参加苏金伞的诗歌研讨会。“我一听,睢县就是我老家,所以就跟她约定了在那见面。”林东林在北京采访完臧棣,就跟着蓝蓝到了郑州,一起去看了她的旧居。“我本来想回别人的家乡,诗歌却把我送到了自己的家乡,这有一种因缘际会的宿命感。”
 
作为一个80后,林东林出生在河南的一个传统大家庭,外公和祖父都是旧时代的地主和乡间读书人。可能跟家庭有关系,他的忘年交特别多,他喜欢听老人讲一些跟他相隔较远的东西。“地理能造成一种时间的滞后性,八十年代的河南农村跟很多地方比,可能要更传统,更落后。所以我精神上更偏向于70后、60后,跟他们聊天几乎没有代沟。”
 
事实上,无论故乡怎么样,无论好还是坏,无论变了还是没变,都回不去了。就像张执浩说的,“回去了又能干什么?”即使人回去了,原来的状态也回不去了。所以最好的方式是面对和平视,没必要为此怀旧,把那个年代、那个地方浪漫化,非要回去不可,而回去也是不现实的。
 
雷平阳的老家,云南昭通欧家营两条大河的交汇处已脏臭难闻,他也不愿意回去,地理上跟原来不一样了,人跟人之间也不一样了。“所以在文字中、在诗歌里,一样可以保存原来的记忆,不是回去的地方就叫故乡,文字城堡里的东西可能更接近于故乡。”林东林说。
 
“每个人都有怀旧的一面,我明知道应该面对这种变迁,但在情感上也一样会向往回去。”林东林回忆说,“小时候我骑在羊身上,骑在狗身上。读初三那年,我的娱乐方式就是和家里刚出生的小牛犊顶角,它力气很大,经常顶得我人仰马翻。而我家原来的院子里还有很多核桃树、柿子树、枣树、梨树,每年到了春风一度的时候,就像雪花飘满院子。事实上,那座已成废园的宅子早已片瓦不存,并无别异之处,但我总觉得那里有东西在,隐隐的有一股气。”
 
从林东林家里出来,他带我来到26楼楼顶。暮色中的这座城市,在市井的喧嚣之上有一种被夕阳加持的神圣感在降临。
 
“虽然埋着头生活的绝大多数人都不会看诗,更不会看《跟着诗人回家》,还有人说我是为他人做嫁衣,不如写自己的东西有价值,但价值是什么呢?一首诗,一本小说,如果你不看它,大家都不看它,那它也没有价值,价值是自己赋予的!”他说。
 
在我们对面,是一江之隔的汉阳,水面辽阔而苍茫,零星的灯火已经摇曳。这景象,或许也就像我们和诗歌之间,虽然偶尔也会看到灯火,但大部分时候我们是被灯火淹没的。




诗人在我们的时代
师永涛
 

1946年,学者朱自清为文史学家萧望卿的《陶渊明批评》写了一篇序,名字叫《日常生活的诗》。在文中,朱自清认为,从陶渊明开始,中国诗人更广泛的将日常生活诗化,并成为了一种中国诗的传统。陶渊明“他之所以超过玄言诗,却在他摆脱那些《老》、《庄》的套头,而将自己日常生活化入诗里。”
 
这样的传统在出生20世纪60年代的一批诗人那里得到复兴,尽管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或者没有去特别注意,因为现代诗歌的谱系和分类显然要复杂得多,诗人个体也未必可以简单地梳理清楚自己的出处。这批被命名为“第三代诗人”(以区别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一代和朦胧诗一代)的群体,他们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出场,他们试图反叛和超越朦胧诗,重建一种诗歌精神。这种精神不是英雄悲剧的崇高、理性自我的庄严、人道主义的感伤,而是一种建立在普通人平淡天奇的日常生活和世俗人生中的个体的感性生命体验。
 
林东林的访谈随笔集《跟着诗人回家》便是跟随七位出生在上世纪60年代的中国当代诗人张执浩、杨黎、雷平阳、陈先发、臧棣、蓝蓝、余怒回家的记录,他试图搞清楚,为什么他们成了诗人而非别人?而诗人这个项目身份在他们几十年的命运辗转中又是如何如影相随的。
 
不管承不承认,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里,当代诗人是一个“敏感”的群体,相对于小说家和散文家,诗人在日常人眼中神秘的多。一方面,作为有着数千年诗歌传统的国家,人们总喜欢拿古代诗歌和上世纪现代诗作比较;另一方面,诗歌因为其文体的短小,经常被人调侃没有技术含量,以至于“在歌手和段子手之间,有个尴尬的工种叫诗人”这样的论调非常流行。
 
《跟着诗人回家》这本书其实唤起了我们重新认识诗人。比如张执浩喜欢做饭、做菜、逛菜市场,杨黎和八十年代很多人一样远游、下海和北漂,蓝蓝第一次高考失利在酒厂做过装酒工,雷平阳曾经写了十多年的公文材料……
 
或许从陶渊明开始,我们的诗人或诗歌写作其实是日常之诗的写作传统,西方更多是神性或诗性的写作传统。相比较而言,在日常之诗的观点下,中国的诗人和小说家、散文家其实是一样的写作状态。这些诗人们有着很高的文学素养,对于世界也有着深刻的认知,他们不是世界的“局外人”,相反,他们通过诗歌这样的文学形式记录个人对于时代的洞察,体味生命的宽广和个体的挣扎。
 
我们这时代,文学批评往往更多关注作品本身,以至于很多的诗歌评论成为了学术八股,一般人久而久之读不懂,也就厌倦了阅读。其实,从作家的身世情志也好,从作品以至篇章字句也好,只要能以表现作品的价值,都是文学批评之一道。
 
得益于林东林常年为媒体撰稿的经历,这本书在访谈前的印象式随笔很有白描的味道,让诗人们的形象变得具体而生动。而访谈本身除了诗人对于诗学的理解,还有个人对于时代的观感以及个人的经历,他们的“出走与回望,破碎与完整,既往与当下”和我们所经历的时代映照在一起,就有了让人阅读和探寻的欲望。
当然,这本书也有遗憾在。或许是出于篇幅的考量,这本书并没有附上诗人们的代表作,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因为对于普通的读者来说,对照诗歌再来看诗人的访谈,会更容易理解一颗诗人的心。
 
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总会想起我喜爱的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国诗人爱德华·托马斯的诗句:“我是全能的,甚至不为/自己一事无成感到悲伤。”对于诗人们来说,他们拥有爱,同时也拥有痛苦。最重要的是他们活在当下,给了我们另外一种体察世界的触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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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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