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哑石、蔌弦访谈:打捞潜藏时代水底的诗人 (阅721次)
2017-05-19


(羊城晚报 朱绍杰)5月8日,《星星》诗刊2016年度诗人奖、年度诗歌评论家奖和年度大学生诗人奖在成都揭晓,诗人哑石、诗歌评论家燎原、大学生诗人蔌弦分别摘取三项大奖。《星星》诗刊年度奖是国内设立最早、影响最大的诗歌专业奖项之一,今年已是第10届。
 
哑石,北大数学系毕业后于西南财大任教,写诗27年。他置身诗歌界“圈”外,以写作修行,人如其名,任由外界敲打,不置回声,而这次他成为首位获得《星星》诗刊年度诗歌奖的四川本地诗人。诗歌评论家燎原曾在《星星》上发表了为数不少的诗歌和评论,此次凭借《昌耀评传》摘取了2016《星星》诗刊年度诗歌评论家奖。“90后”蔌弦在读复旦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曾获北京大学“未名诗歌奖”、复旦大学“光华诗歌奖”。
 
作为新中国第一家专业诗歌刊物,今年恰逢《星星》诗刊创刊60周年。四川省作协副主席、《星星》诗刊主编龚学敏说,在喧嚣的诗歌界,低调沉静的写作者不应该被忽略。“我们要撇去时代浮躁的泡沫,将沉潜在水底的诗人打捞上来。”
 
今年是胡适首次在《新青年》上发表白话诗一百周年,诗人们不可回避自身创作与现代生活的关联,以及作为二者中介的诗的功能。借此机会,羊城晚报记者采访了哑石和蔌弦这二位诗人。
 

哑石:不将写诗作为事业来“经营”

 
羊城晚报:作为一位高校数学系的老师,是什么吸引你接触诗歌、尝试诗歌创作的?
 
哑石:确实,开始认真对待新诗创作时,我已在高校工作两年多了。诗歌吸引我,一如暗夜的灯光吸引飞蛾,就像它曾经并将在未来吸引别的写作者一样。如果谈及个人体会,也许写作隐隐透露出来的某种意味,对我构成了深层诱惑:在语言的孤独劳作中,打开自我和周围事物交流的通道。
 
羊城晚报:很多1980年代开始写诗的人中途就停笔干别的去了,但你一直在写,没动过别的念头吗?
 
哑石:1990年开始认真对待新诗写作后,我真就没有动过主动中断写作的念头了。可能写作内部那难以言传的“愉悦”彻底俘获了我吧。当然,我也多次和好友说过:如果长期不写作,自己依然能活得心安理得,且能在心灵的意义上不至于过分粗鄙,那我可能也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放弃写作。这也是真实的想法。
 
羊城晚报:数学专业的背景对你的诗歌创作有什么影响?
 
哑石:这个还真不好说,批评家对此更有发言权吧。严格意义上,数学和诗歌确实有非常不同的内在属性,其擅长处理的对象和工作方式,都很不同。但我也认为,二者都是人类心智对世界葆有热情的极好方式。数学专业的背景,可能让我比较自然地对诗歌写作中过于夸饰的东西能时时保持警惕,也让我对语言的形式感有一些不同的直觉。
 
羊城晚报:数学追求理性,而写诗是非常感性的事情。
 
哑石:在我看来,这二者并不真的冲突,都是人与事物遭遇时属“人”的建构手段和途径,二者的互相渗透和融合,才是我们遭遇他者和自我时的真实状态。强调它们的差异,只是为了更为方便、简省地讨论问题,以服务于某种限定语境中的观念。人类智慧的近现代成果,看起来往往是更得益于它们的微妙关联。
 
羊城晚报:你的诗经常得到赞誉,但您本人却非常低调,似乎您也不太介意读者有多少。诗歌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
 
哑石:完全不在意读者(作者也是自己作品的读者)反应的诗人可能没有吧,但一时一地的读者多少,并不能真的说明问题。中外诗歌史上的例子,可以说是不胜枚举。在我的日常生活中,诗歌已经成为一种真实的存在,但我不会将其作为一种事业来“经营”,毕竟诗是某种相当内在的精神性事物。
 
羊城晚报:你会在意评论家解读您的诗歌吗?会和其他诗人或评论家讨论自己的诗作吗?
 
哑石:在意,也不在意。批评是个独立的行业。一个写作者,想写出什么是一回事,真的写出了什么是另一回事。我不会狂妄到蔑视批评家的地步,也不会心虚到不知自己在干什么。我的态度是:只要不是恶意,就虚心从中吸取营养吧,但写作内部的问题,最终还得靠自己来解决。
 
由于性格原因,在和其他批评家或是诗人的交流中,一般,我不会主动挑起话题,来讨论自己的诗作。有时,我觉得这是个基本素养问题。
 
羊城晚报:今年是新诗一百年。但有人说,诗歌已经不属于这个时代。你怎么看?
 
哑石:也听到过这种说法,个人觉得这说法很扯淡,基本不讲常识和逻辑,也不了解当代写作。殊不知,当代诗歌写作,一个重要的文化维度,就是激发、建构我们这个时代中与精神复杂性以及人性丰富性相对称的语言生活。
 
羊城晚报:诗人之间的交往似乎比小说家们显得更为紧密,关系也更亲近,各种诗歌活动很多,民间诗刊、民间诗歌奖也不少。你认为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哑石:近些年,以诗歌为名表面的“热闹”似乎真可算是一景。作为一个写作者,我只是朴素地觉得真有点热闹;另一方面,千帆过尽处,江河自涌流。
 
 
蔌弦:我更愿意作为诗人, 而非90后来发言
 
羊城晚报: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诗歌,尝试诗歌创作的?
 
蔌弦:从记事起父母就让我背诵诗词,这应该也算是接触诗歌吧。真正尝试诗歌创作则要到初中,大约十四岁的时候,那时不仅写新诗,也写过一些旧体诗。
 
羊城晚报:新生代在今天有很多自我表达的方式,你何以选择了诗歌?
 
蔌弦:在写诗之前,我学过数年绘画,可惜没有继续下去,不免日渐生疏。现在我更多的精力花在阅读和学术写作上,没有足够的时间从事小说这类需要长期规划的事业。而诗是一门伸缩自如的艺术,可以在任何时候进行,可以应对周遭的种种问题,而且能让我在困倦时迅速找回工作的状态。现在读诗也好,写诗也罢,对我来说都是很自然的行为。不必对诗作神秘化的处理,我倾向于把它内化为一种处理生活的机制。
 
羊城晚报:从个人的诗歌阅读史来看,你最早接受“新诗教育”是什么时候?有喜欢的诗人、对你影响比较大的诗人吗?
 
蔌弦:在童年时代的阅读中就已零星接触过一些诗歌,中学时期开始有意识地阅读汉语新诗和外国现代诗,比较系统地涉猎与补课则要到大学,这是一个漫长的自我教育的过程。此外,我觉得自己在古典文学方面的积累也算是“新诗教育”的一部分。
 
有些诗人我已很少重读,让他们保持初次接触时令我惊叹的面貌,比如海子、张枣;有些诗人我还不时温习,比如杜甫、韩愈、史蒂文斯、阿什贝利、臧棣等等(请原谅我不能一一列举名字,因为我实在不喜欢这种方式),我在不同层面上受益于他们。
 
羊城晚报:有诗人说过,诗歌是属于年轻人的,写诗需要激情。你认同这种说法吗?我们也常听到小说家说,五十岁才是写作的黄金时期,更多的人生阅历和沉淀,对写作有莫大帮助。年龄对你的创作影响大吗?
 
蔌弦:写诗固然需要激情,但并非简单的青春期激情,诗所要求的观察、想象、判断源于认知世界的激情。我的年纪还没大到足以回答年龄与创作之关联的地步,但我猜想年岁的推移带来的心态变化和学识、阅历的累加,会作用于诗的认知模式,波及诗的感知神经,只是很难说情况必定会变得更好或更糟,毕竟多数人的写作并非只是一条上升的直线。
 
羊城晚报:有人说,诗歌已经不属于这个时代。但也有评论家认为,新诗理所当然地属于新生代。作为90后,你怎么看?
 
蔌弦:急切地充当时代的代言人,下类似“诗歌已不合时宜”的判断,只会暴露说话者的短见。当代中国已有很多诗人曾“为诗一辩”,我毋庸赘言;但将新诗与新生代强制关联的观点,也是一厢情愿的文化想象,在现代世界,诗永远只是部分人的表达选择。
 
我更愿意作为诗人,而非90后来发表看法:新诗处在一个很健康的状态,先写吧,还没到下结论的时刻。
 
羊城晚报:你会在微信上读诗吗?和你阅读纸质诗集的感受有何不同?
 
蔌弦:电子阅读时代,拒绝在微信上读诗显然不太可能。相比于小说、散文等体裁,诗由于篇幅相对简短,所以微信阅读体验往往更佳。我以为近年来诗歌出版表面的繁荣,多少与种类繁多的文学公众号的暗中推动有关。诗对读者心智的强度有所要求,而纸质诗集可能的确更利于专注的阅读,也方便标点勾画,但我们这代人,至少我本人,对纸质书并没有一种乡愁式的迷恋,电子阅读也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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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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