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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子诚:没了“危机”,新诗将会 怎样? (阅694次)
2017-05-12


(北京日报 5月4日)最近几年,诗歌界热闹起来了。诗集出版的情况有了改善。“为你读诗”、“读首诗再睡觉”等微信公众号,拥有大量的订户。以各种名目举办的诗歌评奖,每年至少有四五十宗。诗歌除了阅读、朗诵,也在积极尝试与音乐、舞蹈、戏剧、影像、服装表演等联姻结盟。余秀华等成为远超诗歌自身的媒体和大众事件。过去诗歌界是热衷“运动”,大跃进民歌运动,朦胧诗运动,现在热衷的是各种嘉年华性质的“活动”。
 
当然应该为诗的繁荣、诗走出小圈子而庆贺,不过,在“没了危机”,或“危机”已不再成为我们的焦虑的时候,也浮现了一些需要关注、思考的新问题:
 
网络、微信等互联网手段,改变了诗的发表、传播、阅读方式,这是一种革命性的变革。它既挑战了既往诗歌“守门人”的权力格局,让诗歌伦理意义上的“民主”得以实现,但也可能导致诗歌的标准、门槛的下降,影响诗原本已存在的公信力。而微信等的繁盛,既扩大视野和便利沟通,但也可能让诗人和批评家陷于更“微”的小的圈子,失去不同观念、问题之间碰撞的机会和欲望,而在这“微”圈子里自娱自得?
 
多媒体的视觉诗歌,当然扩大了诗的表现力,开掘被掩盖的潜能;事实上,不同艺术门类之间存在互通和互补的可能性。因而艺术门类之间的交往、渗透,总是新锐探索者的着力点之一。艺术分类自然是历史现象,它总是处在变动之中。但这种分类也仍有其根据;设想诗过于倚重视觉图像的支撑,会否动摇我们对语言、文字的信心,削弱、降低我们对语言的感受力和想象力?
 
作为新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新诗发生时就赋予它那种“启蒙”的意义和功能。新诗和历史变革、社会进程、语言“再造”构成的那种“时间焦虑”,一直成为它的内在素质。新世纪以来,对诗的特性和功能的理解,显然有了分化。在一些诗人的观念里,和展开的诗歌现象中,都可以发现诗的应酬交际、娱乐游戏等内容和功能得到凸显、强调。这既是对古典诗歌文化“传统”的一种承接,也是现代消费社会给出的文化发展指向。这种情况,“新文化”理念的秉持者肯定忧心忡忡,另一些人却认为是诗摆脱困局走向“大众”的坦途。但是,如诗人姜涛的提问:挣脱时间焦虑和历史紧张感的诗人,“会否成为秀场上红装素裹的先生女士”,诗歌成为时尚的消费品?
 
今日,在均质化的生活现实里,个人人格的诞生和成长,仍是诗/文学所应承担的重要责任。但是,在我们所处的境遇里,是否还有属于自己的人格和个人的内心空间,又如何定义这个空间?获得、保持与消费社会,与“大众”的距离所形成的孤独感,越来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无限的少数人”这个短语,在新诗“没了危机”的时代,也可能还存有它警示和慰藉的力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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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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