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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科特:重铸史诗的当代荷马 (阅687次)
2017-04-14


来源:文艺报 作者:远洋

  3月17日,德瑞克·沃尔科特逝世,举世哀悼,在中国诗人和诗歌爱好者中掀起阅读其诗歌的热潮。1949年,年方19岁的沃尔科特出版了他的处女诗集《二十五首诗》(25 Poems),在人口仅仅十几万、面积只有616平方公里的圣卢西亚(1979年独立建国)引起轰动。这个消息传到不远的特立尼达,那时还在上中学的奈保尔知道了,为之惊奇、激动不已。多少年后,奈保尔撰文(《奈保尔评沃尔科特》,孙仲旭译)回忆这段往事,说虽然读沃尔科特的诗“如堕雾中”,“当时,我觉得很了不起的是,1949、1948年,无疑还有此前几年,在我原以为一片荒芜的这些岛上,我们中间还出了这么一位天才,这种眼光、这种敏锐感觉、这种语言才能,把我们知道的很多平常事物神圣化。暮色中划船归家的渔民意识不到他们穿越的静寂。我们住在特立尼达,在几乎完全闭合的帕里亚湾,此海湾在本岛和委内瑞拉之间;如此准确描述,细节之上再加细节——渔民和很快暗下来的暮色中的影子,这种景象我们都知道。1955年我在伦敦读这些诗时,觉得能够理解普希金对俄罗斯人有多么重要,他为他们做了以前无人做过的事。我当时便是如此推崇沃尔科特。”
 
  就像约翰来到帕特摩斯岛,在礁石与蓝色清新的空气之间,
  强迫他的心平静,就像这儿环绕着
  波浪上洒满的银光、树木天然的头发、乳白色海湾的
  丰满乳房、棕榈树、鸟群,还有绿色萎谢的
  叶子,我脸颊上太阳的铜币,在那里
  独木舟拥抱阳光的力量,就像约翰在阴冷空气中,
  于是我被这些蔚蓝景色更慷慨地欢迎,希腊人在那里,
  于是我将不再离家远航,我可以在这儿言说。
 
  沃尔科特堪称少年天才,14岁即开始在当地报刊发表诗歌。从一开始,他的诗歌就带有强烈的自传性和地域性色彩。他土生土长的地方,正如1992年诗人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致辞《安的列斯群岛:史诗往事的断想》(王永年译)里所说:“人种混杂,语言繁多,没有历史背景的沸腾的生活,像天国似的。这样的一个城市在新世界就仿佛是天国,作家的天国……湮没的语言和个人的词汇早已存在,诗歌创作是挖掘和自我发现的过程……对于每一位诗人来说,世界上永远是黎明。历史是被遗忘的失眠之夜……”
 
  沃尔科特就是在这样的黎明里,睁开了婴儿般灵性的眼睛,打量面前这个陌生而奇异的世界,开始写出他的不朽诗篇。最初的《在我的十八岁里》《日记》《给伦敦一位画家的信》等诗,尽管今天看来,特别是与他后来的作品相比,有些稚嫩青涩,但与同龄人相比,却已显得早熟老成——少年的心至少已经尝到生活的艰辛苦涩了,甚至有些沧桑之感;而他日后的创作方向、价值观和创作观也从中初露端倪。
 
  融多元文化于一炉
  闲散的八月,大海温柔的时候,
  棕色岛屿的叶子粘附于加勒比海
  边缘,我吹熄了灯
  经过玛丽娅·康色普申无梦的脸
  上飞翔号纵帆船做水手。
 
  “现在,他已在一个名叫萨宾的人身上表达了这一主题。这是‘飞翔号’上一个贫穷的黑白混血水手,西印度洋平民的尤利西斯,他的心里充满了风、诗歌和女人。”爱尔兰大诗人希尼在《流放的语言》(胡续东译)所评论的,是沃尔科特颇有自传色彩的长诗《“飞翔号”纵帆船》。我查询了几种辞典和相关外文资料,汇录如下:萨宾,原文Shabine。蔑视性的称呼。在多米尼加、瓜德罗普岛、圣卢西亚等加勒比海地区,主要用于指称皮肤白皙或浅肤色的女人,通常是黑白混血儿;加勒比一篇小说中的主人公,名萨宾娜(Shabine),又名贾斯汀娜(Justine),是一个因贫穷和混血儿而被嘲笑的妇女。或喻美德的不幸。总之,在这里,黑人和黑白混血儿失去自己的名字,或者根本就没有名字,统统被白人叫做“萨宾”或“萨宾娜”,黑人和混血儿之间也用它们来给别人取绰号、辱骂对方。

  这个除了绰号“萨宾”没有自己名字的小伙子,满脑子是他爱恋的女人“玛丽娅·康色普申”的形象,自述“离开堕落,我的灵魂插上翅膀,/但他们已开始用大房子、大车、红极一时的波波、/苦力、黑鬼、叙利亚语和克里奥耳法语/使我的灵魂中毒”,但他毅然决然将这些诱惑丢弃在身后,走向大海和动荡不安的生活,踏上跨越西印度群岛的航程,同时也走上孤独的自我探索之路。
 
  他目睹殖民地官员的种种腐败,“我看见了让一个奴隶在特里尼达/所厌恶的一切,街头小混混的共和国”。他试图探寻种族的历史,但是,“我看见它们珊蝴:脑,火,海扇,/死人的手指,而且有,死人。/我看见粉末似的沙,是他们的骨头/从塞内加尔到圣萨尔瓦多被磨得雪白。”爱的幻想破灭之后他寻求肉体刺激,“但是,一旦她们被剥得赤条条,她们钉子般的阴户/长满海胆似的刺毛,我无法潜入。”他穷困潦倒,到处漂泊,无家可归,“天哪!哪里是我歇息的地方?哪里是我的海港?/哪里是我不花钱就能得到的枕头,还有那能从窗框里看我的生活的窗户?”
 
  沃尔科特的父亲是英国人,祖母和外祖母都是黑奴的后裔,在《“飞翔号”纵帆船》中他说,“我只是一个热爱大海的红黑鬼,/我受过健全的殖民地教育,/我身体里有荷兰人、黑人和英国人,/要么我什么都不是,要么我就是一个民族。”这几行诗可以说是对自身血统及文化背景的“寻根”,但同时又透出外在身份与内心世界的矛盾和分裂。
 
  现在我没有民族只有想象。
  在白人之后,黑人也不想要我了
  一旦权力朝他们那一边摇摆。
  第一次用铁链锁住我的双手并道歉:“历史”,
  第二次说对于他们的自尊而言,我还不够黑。
 
  既受到白人排斥又被黑人拒绝,真是令人哭笑不得,冷幽默中自嘲之意溢于言表。他是黑人和白人两个社会的“他者”和“异数”,一个永远的陌生人、边缘人,这不能不让他深感悲哀。然而,对于真正的强者,苦难会成为巨大的精神财富,这些也是成就沃尔科特之伟大的因素。萨宾在污秽现实和厄运处境中挣扎,在写作中找到了精神寄托:
 
  很好,当我写下
  这首诗,每个诗句都在盐水里浸透;
  我把每一行牵引、打结,像系紧
  索具上的绳索;在朴素的言说中
  我普通的语言去成为风,
  我的书页是飞翔号纵帆船的帆。
 
  他在船上偷偷写诗,却因此受到船员的嘲笑,他的诗歌“练习本”被一个厨师夺去,“并抛掷给左右其他船员,/大声叫喊着,‘抓住,’/还开始拿腔捏调地学我,/就像我由于诗歌/成了一只母鸡。/某些情况下动拳头,某些情况下动浆叉,某些要动刀子——这一回动了刀子。”在经历过侮辱、干架、风暴中死里逃生等种种磨难之后,重归心灵的平静,他坐在星空下航行的船头,恍有所悟:
 
  我最初的朋友是海。如今是我最终的。
  我缄口不言。工作,而后阅读,
  悠然坐在桅杆钩挂的提灯下。
  试图遗忘幸福为何物,
  无法排遣时,我察看星星。
 
  殖民地历史、残酷现实、身份困惑、语言诘难、自我放逐及寻找家园等多重意蕴,在长诗中交替出现。象征、典故、比喻、反讽及双关、写实、反讽、意识流、魔幻等等,传统诗歌手法和现代派诗歌技巧运用娴熟,不着痕迹;抒写自我而又能超越自我,富于地域色彩而又能超越地域性的局限,充满“加勒比意识”又上升到“普世真理”。那里的底层众生和被海水环绕着的地球边缘上被遗忘的人们, 那些多少年来“沉默的大多数”,终于通过沃尔科特发出自己的声音。
 
  在另一首诗《来自非洲的遥远呼喊》里,诗人拷问自己,撕裂的痛苦、灵魂深处的挣扎,使他发出的几乎是喑哑而愤懑难解的呻吟:“我因他们双方的血而中毒。/该转向哪一方,分裂到血管的我?/我诅咒了/醉醺醺的英国治辖官,该如何/在这非洲与我爱的英语之间抉择?/背叛这两者,/或归还它们给予的一切?/我岂能面对如此杀戮而冷漠?/我岂能背离非洲而生活?”这些内心的纠结与冲突,在他许多诗歌中反复出现;即使在文坛崭露头角之后,他仍然发现自己深陷两边不讨好的尴尬处境,无法摆脱——加勒比评论家指责他是叛徒,英美文学传统卫道士将他视为盗用文学经典的贼。
 
  从《海葡萄》开始,沃尔科特早期作品中加勒比环境与欧洲文学的冲突意识不再那么明显。他转身含着泪水审视这种种族疏离和文化冲突,克服了难以排解的痛苦,诗人所遭受的现实戕害和心灵磨难转化为不无抒情的吟唱。自传性长诗《另一种人生》被认为是沃尔科特艺术生命的新起点,他抛弃了短小诗歌中的复杂风格,以新的透视法反思了自己的乡间生活,从中也可看出他长期以来的转益多师,已经让他成为一个综合性的大师,艺术水准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其中,第15章向安娜·阿赫玛托娃致敬的长诗,写得尤其动人:

  你是麦田与堤堰的安娜,
  你是浓密冬雨的安娜,
  烟雾弥漫的月台和寒冷列车的安娜,
  在那不在场的战争中,沸腾站台的安娜。
  从沼泽边缘消逝,
  从下着毛毛雨,冻得
  起鸡皮疙瘩的滩涂上消逝,
  早期青绿诗篇初现雏形的安娜。
  ……
 
  冰雪般异国的,
  初恋般遥远的,
  我的阿赫玛托娃!
  重铸史诗的当代荷马
 
  沃尔克特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致辞中说:“我们的群岛成了脱离原先大陆的碎片的同义词。这也正是诗歌创作的过程,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再创作的过程,拼凑破碎的记忆,搭成神像的框架,甚至最后把神像付之一炬的仪式……从《罗摩衍那》到《征讨》,从瓜德罗普到特立尼达,到处可以看到破灭的非洲王国、亚洲的断垣残壁、叙利亚和黎巴嫩的遗迹的断片,不是埋在地底,而是在我们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搏动。”
 
  在《星苹果王国》的开头,一种文化的乡愁扑面而来:
 
  在岛上各郡里,依旧有古代田园画
  碎片——牲畜在那儿啜饮,它们的池塘
  有着更古老的天空的阴影,从风景画摹仿
  “瓦伊河谷日落时赫里福德牛群”
  这类题材时就存在。
 
  但这种文化却深深地打上了殖民主义的烙印,似乎是摹仿的赝品。“奇怪地,憎恨的敌意隐藏于缓慢流淌的河/与阳伞般百合花的梦中,在古老的殖民地家族/漂亮的快照里”,而在这个“历史遗孤的岛屿”,“村里底层的善良黑人们,/他们的嘴在闭锁的下巴里,缄默尖叫声。”
 
  1990年问世的叙事长诗《奥美罗斯》(Omeros)是沃尔科特的代表作,它长达300多页,分64章。Omeros即荷马的古希腊语名字。作品借鉴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框架,挪用基本情节、场景和人物原型,如特洛伊战争中的两位大英雄阿基琉斯和赫克托尔,摇身一变,分别成了加勒比海一个讲英语、一个讲法语的渔民,海伦成了渔民之妻——圣卢西亚被称为“西印度群岛的海伦”——象征着英法殖民主义者对它的反复争夺,历史上先后发生过十几次大大小小的战争,就好像当年为了争夺海伦而爆发的特洛伊之战。此诗堪称宏篇巨制,气势恢弘,描绘了加勒比地区的民俗风情和广阔的社会生活图景,也反映了他们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命运及所遇到的挑战。这部作品被称为“加勒比的庄严史诗”。1992年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邹海译)中说,“我们在他的作品中找到另一个线索:‘新爱琴传统’。加勒比海群岛可以说是爱琴海群岛的转世再生——希腊的古代文明在加勒比的今日风采中得到自然的体现。”
 
  在《潮汐的声音》(程一身译)一文中,布罗茨基将沃尔科特与古希腊诗人荷马和古罗马诗人、哲学家卢克莱修相提并论:“确实,如果有一个似乎与沃尔科特有许多共同之处的诗人,它不可能是英国人,而是《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作者,要不然是《物性论》的作者。”瑞典皇家学院认为他“忠于三样东西——他所生活的加勒比海、英语和他的非洲祖先”。他的生活经历、加勒比海、非洲血统、英语文化都成了他的创作源泉。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将加勒比海一并纳入西方和非洲历史文化传统,调用并融多元文化于一炉,重写甚至解构、颠覆史诗,在无人言说的地方开始言说,在没有历史的地方创造自己的历史。他本人也为“西印度文化找到了自己的伟大诗人”而自豪。这位当代荷马的诗歌将永远在月光下的世界上被人们世代吟诵:
 
  细雨渐紧,像一把竖琴的弦。
  一个眼神阴郁的男人拾起雨点
  拨响奥德赛的第一行。
 
  (注:本文所引诗歌均为作者远洋所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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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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