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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诗的感觉像男生追求女生 (阅480次)
2017-04-14


金羊网记者 甘韵仪 实习生 霍轶群
 
4月9日上午,观音山杯·2017花地文学榜文学评论年度作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洪子诚走进华南师范大学大学城校区,为师生们开讲“当代新诗的几个问题”——
 
与诗结缘:
 
遇见新诗,恰如敲石头开门
 
“我敲了敲石头的前门。‘是我,让我进去,我想进到你里面,四处瞧瞧,吸饱你的气息。’‘走开,’石头说……”
 
为了讲述自己与诗歌的缘,他朗读了一段辛波斯卡的《与石头交谈》,用诗歌中的意境,讲述自己少年时曾经遇到过的“尴尬”。
 
“我主要研究当代文学史和新诗。新诗占的时间不是很多,下的功夫也不够,但我更喜欢新诗。高中到大学三年级,我是一个梦想着当诗人的少年。我在广东揭阳上中学时,就学过好多诗,也写过不少诗,也向国内的刊物投过稿,不过很多都石沉大海。上大学时,我想加入北大红楼文学社,他们审查我的作品后,也拒绝了。用浪漫主义的说法就是:留下了严重的心灵创伤。”说起当年的往事,如今头发已花白的洪子诚饶有兴致。
 
他也爱自我调侃:“我经常把好诗读坏,也经常把坏的诗歌读好。《与石头交谈》其实有点像音乐的变奏一样,拍着门一直想进石头,石头一直拒绝。石头最后还是拒绝了,‘我没有门’。我跟新诗的关系,和这一样,不断敲门,结果门都没有。”
 
这种感觉,他甚至说,就像男生追求一个女孩,被拒绝了,心灵受到了伤害。“我都知道,像我这个‘长相’,一定更多困难,就是这么悲剧,但我有我的优点,我被拒绝之后,我不怨恨,所以后来和新诗结缘了。”
 
新诗下坡路:
 
曾经整体疲软,后来出现转折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诗人在心理上对主体创造力和主观想象力等感到无能。“那时候,中国新诗在走下坡路,整体感到疲乏。”洪子诚说。“文革”结束之后,大陆的诗歌开始转型。“老诗人”复出,包括艾青等,主要的创作与他们的生活挫折和创伤有关,他们往往会把个人的生活和时代关联在一起,很少写个人生活小情结,这与现代新诗不一样。与此同时,知识青年重新开始写诗。
 
洪子诚对新诗看法的改变,还得益于法国加缪的小说《鼠疫》。他娓娓道来:“这个小说写的是一个地方发生了传染病,城被禁锢起来,还不断有人死去,大家都绝望了。小说里的医生尽自己的努力,团结周围的人去克服灾难。人们问,鼠疫产生的原因、灾害的程度等等,医生在最后回答:我不知道,我只是尽我自己的力量,做自己能做的事情。”洪子诚说,对新诗,他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了,“直到90年代,大家都骂诗的时候,我还是要支持,毕竟是100年来很多人努力的结果。”
 
诗歌好时代:
 
诗人是否有耐心保持孤独状态
 
当代新诗的黄金时期出现在上个世纪80年代。“后来对诗歌的不满,都是建立在80年代的记忆基础上的,80年代诗歌那么好,后来都达不到那样的成绩。”洪子诚说。对80年代的诗歌,为什么会有“黄金时代”的印象?“‘文革’结束之后,很多人借助诗歌反映生活,有些不像诗歌的,都可以产生强烈共鸣。”
 
纵观历史,可以看到,80年代延续了60年代诗朗诵的形式,“把比较有鼓舞力量的诗歌,由训练有素的演员用铿锵的朗诵方式呈现。很多电视节目、剧场里也有专门的诗歌朗诵会,我也曾经参加过几次很大剧场的朗诵会。艾青有两句诗:一切政策必须落实,一切冤案必须平反。当时引起很大的轰动,很多人都流下眼泪。但是,这不是社论的语言吗?所以说,黄金时代的诗歌也要清理一下。”
 
80年代很多诗人都带错了面具?“我不太同意,不是故意要戴面具,而是时代推动了他们要扮演这样的角色:预言家、政治家、歌星等。”洪子诚说。
 
洪子诚认为,如今诗歌已迎来了好时代,其中一个现象就是,国内诗歌活动从南到北都非常活跃,“这肯定是一件好事,当然也会带来一些问题,诗歌在大众文化底下,发展是否会遇到阻力?这需要研究;诗人是否有耐心保持孤独的状态,会产生什么影响?这也需要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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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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