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家炜

　　西非的摩尔人（Maure）说一种阿拉伯语的方言Hassania语。我不知道这种语言跟官方语言阿拉伯语之间有多大的差距，而且它受到上个世纪法国殖民的影响，在日常会话中夹杂着一些法语。

　　Hassania语在古代阿拉伯语的基础上，至少融合了一些西北非原住民柏柏尔人（Berbere）的语言。事实上，西非许多地方是用柏柏尔语命名的，但今天的摩尔人对地名的含义已经淡忘了。这是可悲戚的。我认识的摩尔人中没有一个知道Chiguitti或Oualata是什么意思。当地名只剩下一串音节，命名就失去了最初的意义。当我打开一本法国人编写的《今日摩尔塔尼亚》（即毛里塔尼亚），告诉他们Chiguitti即“饮马泉”而Oualata是“永恒之滨”的意思，他们并没有能够把音节和意义联系起来。

　　相传“永恒之滨”一带盛产美女，是摩尔人诗歌和音乐的故乡。古代的马格里布商旅(Caravane)带了盐和布匹，穿过撒哈拉到南方的加纳去，或换回黄金象牙走上北去的归程，必经Oualata作旅途的休憩和人生畅想。

　　格里奥(Griot)是一种职业，是民间的诗人和乐师，是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的记诵者，是宗教和民俗仪式上的巫师和歌者。对于一个民族来说，这是一个不可或缺而又卑微的职业。他们背负着这个民族的记忆和梦想，对时光和空间的认识，对土地上的事物的情感，他们是通灵人，沟通灵界与凡间。

　　我猜想古代的摩尔人跟今天的摩尔人一样，普遍看不起从事这个职业的人。格里奥一般多为家传的。他们为节日或婚葬演出所得的报酬也确实微薄得勉强糊口。“永恒之滨”盛产这种在太阳底下无所事事的忧伤的歌吟者。我不自觉地用了“忧伤”这个词，完全来自《古兰经》里对诗人的形容和诅咒：“你们若不信，就让真主在你们被忧伤压弯的背脊上降下神迹。”

　　许多格里奥死后没有坟墓，甚至连名字都留不下来，只有优美的诗歌传唱着。这正是民间诗人的命运。另一方面，格里奥自发的诗歌创作形成了套路，真正有创造性的作品越来越少。因循传统是令人反胃的，等到人人都耳熟能详之后，每个人好象都成了诗人了。在这个人口只有二百万的国家（上世纪中叶建国时不过一百万），有一句让人莫名的俗语：敝国有诗人一百万。

　　格里奥用Hassania语传唱。没有文字的语言正象民间诗人的命运一样，受到神的诅咒，外来文化和现代文明的侵扰。许多歌唱的舌头在黄昏来临之前也许已经感觉到伊斯兰的新月不会照临他们的头顶了。如果在他们的绝唱中还保留着词语本初的深沉含义，那么没有诗歌的口语将成为一堆音节拼凑的残渣，直到把生活的意义淘空殆尽。

　　在阿塔绿洲Atar附近有一个叫Azougui的小村落。葱郁的椰枣林对面的小山岗上有一座诗人的坟墓。El Hadrami不是格里奥，他是文学和历史意义上的诗人。哲学思想受到古希腊亚里斯多德的影响，著有[王储之镜]。他曾随十一世纪的圣战者首领Aboubakr南征北战，还做过法官等职。如果不是政治和军事上所谓的功勋，我想也不会留他的坟墓在这个世界上。

　　在上个世纪中叶的抗法战争中产生一位杰出的Hassania语诗人，但我这远方的旅人竟没能记住他的名字，只记住他的一句诗，大意是：
　　
　　　　凡众间足以见神迹，
　　　　愈受迫压愈得自由。
　　　 
　　我想这正是来自“永恒之滨”的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