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庞德(Ezra Pound)原文

In a Station of the Metro

The apparition of these faces in the crowd;
Petals on a wet, black bough.

2．罗池（2001）

在地铁站

人潮中这些面容的忽现；
湿巴巴的黑树丫上的花瓣。

3．钟鲲（2001）

地下车站

人群中幻影般浮现的脸
潮湿的，黑色树枝上的花瓣

4．成婴（2001）

地铁车站

人群中这些脸庞的幻影；
潮湿又黑的树枝上的花瓣.


5．李德武（2001）

在伦敦的地铁车站里

这些脸的幻影在人群中，
一条潮湿的、黑色枝干上的点点花瓣。

6．赵毅衡

地铁车站

人群中这些面庞的闪现；
湿漉的黑树干上的花瓣。

7．飞白

在地铁车站

这几张脸在人群中幻景般闪现；
湿漉漉的黑树枝上花瓣数点。

8．裘小龙

地铁车站

人群里忽隐忽现的张张面庞，
黝黑沾湿枝头的点点花瓣。

又：

人群中这些脸庞的隐现；
湿漉漉、黑黝黝的树枝上的花瓣。

9．杜运燮

在一个地铁车站

人群中这些面孔幽灵一般显现；
湿漉漉的黑色枝条上的许多花瓣

又：地铁车站

人群中这些面孔幽灵般显现；
湿漉漉的黑枝条上朵朵花瓣。

10．张子清

地铁站里

出现在人群里这一张张面孔；
湿的黑树枝上的一片片花瓣。

11．江枫

在一个地铁车站

这些面孔似幻象在人群中显现；
一串花瓣在潮湿的黑色枝干上。

12．郑敏译本

地铁站上

这些面庞从人群中涌现
湿漉漉的黑树干上花瓣朵朵


【附一】周瓒：由《地铁车站》的翻译想起

　　前一阶段，朋友们侧重讨论汉语译本如何准确、贴切地吻合原诗的本义（假如存在这个东西的话），如何理解原文中的几个关键性的意象。根据提供的一些旧译本，我们看到了上一代诗人翻译家的翻译观念，以及他们对诗的基本理解。

　　后一阶段，朋友们提供的译本显示了一种在汉语中译写的主动性和自觉性，我本人喜欢这类尝试。归根结底，汉语译本必须有汉语的生命力、新鲜感。虽然，或许庞德的这首小诗在英语中不算什么杰作（尽管影响蛮大），但也不妨碍我们努力把它译成汉语中的杰作。这是我从另一角度对朋友猫关于“重新学习现代汉语”的观点的理解。

　　欢迎大家继续就这首诗，或其他比较方便讨论的短诗，进行翻译的试验与论争。总之，只有反复不断的实验令我感兴趣。

【附二】桑克：诗人翻译着眼于“诗”：一首外文“诗”进入汉语后，也必须是一首中文“诗”

　　首先，这就要求诗人翻译者的汉语诗歌书写能力在当代必须是非常出色的。英文也非常优秀当然更好了（但这是第二位的）。而职业翻译者的译本最重要的着眼点则是“精确”。
　　具体翻译过程实际上是很复杂的。

　　一个理想的诗人翻译作品应该是充分体会到原作的形式特点，并使之在汉语形态中达到同样水准的形式感。一个理想的职业翻译者的翻译作品应该是精确的，或者能用大量注释来说明原作的全部内容。没有必要要求他/她一定具有汉语诗歌书写能力。这样的翻译成品可能在汉语里不是诗的形式，但可以让我们体会另外的东西。这是两种努力方向。

　　是否存在理想的这两方面的结合呢？存在，但这不是强求的。所以诗歌译本越多越好，职业翻译者和诗人翻译者也是越多越好。硬译、意译越多越好。（虽然我本人在学习和翻译过程中是个硬译派）

　　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定译本，或者说定译本是一种翻译理想。大家可以共同来从事这个工作，共同从各个角度把诗歌翻译工作进行下去。外文能力强的，汉语能力强的，可以共同携手。

　　作为一个诗歌书写者，我们（的翻译）主要是为了学习与了解其他语种的同行们的工作，更是为了借鉴：哪些东西通过我们的手能够进入汉语，并成为汉语诗歌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一个开放的富有活力的语言应该有这个消化、溶解能力。

　　我们的汉语传统我们要继承下来，这就意味着学习，甚至是重新的不断的认识。而如果要发展我们的汉语，我们就必须向其他语种学习和借鉴。只从自己身上找继续发展的营养和动力是非常有限的。这也是诗生活翻译频道存在的一个重要的理由。

　　周瓒的建议非常好，这一段翻译频道所倡导的这个一本多译的工作也非常出色。我想这是真正的具有建设性的工作，不仅关系到诗歌，更主要的是关系到我们母语的未来。

　　随手写些感想，也是响应周瓒的建议吧。欢迎大家讨论。

【附三】阿九：翻译到底是不是创造？

　　我觉得每次动手都会遇到这个问题。翻译到底有没有其主体性？如果翻译是一种高附加值的再创造过程，它就应该获得主体性。反之，如果翻译是对原文本的重新包装，那么它就是一个原创写作的伺服过程，没有主体性可言。这两种理解决定了两种翻译态度和译者的方法论。

　　我倾向于认为，文学作品的翻译是再创造，因此，译者就有正当理由对某些细节进行再加工，前提是这种再加工不会破坏原文本的统一性。但是在接触具体文本时，却很难判断译者自己的角色，很难决定自己动手的力度。译者有理由修改某个词汇的意义吗？其实这个问题也源于上一个问题。如果翻译是创作，那么对原文局部的手术有时几乎是势在必然的，这样做有很多理由：有些词汇在原文里是美的，但在目标语言里却会产生不良效果和联想；有些词在目标语言里找不到对应词；有些句法和构词法在原文和目标语言里决然不同。等等。在象征体系（比如一些成语、谚语的不同表达）、句法和词汇三个层面上，只有词汇一个层面被假定是可以一一对应的，词典正是以这个假设为理论根据的。然而这种假设早已受到怀疑和驳斥。那么既然翻译里原文与目标语言的一一对应早已是不可能的，那译者还有什么顾虑呢？反正你要更改原文的象征体系、句法，为什么单单词汇不能更改呢？

　　《圣经》有至少1500种语言的译文，但在译成爱斯基摩语时，传教士们发现“羊羔lamb”这个主要词汇却没有对应词，结果只能翻成“海狸beaver”。试想一下，在汉语一本里，出现“狸”这个词（音）会引发何种联想，那简直不可接受。但是，指羊羔为海狸是多么大的改变啊！何况羊羔是全本圣经的关键词之一。如果这种改动都允许，那还有什么是不允许的呢？

　　这时，我想起所谓“情境道德”的理论。所谓道义与非道义，要看具体情境。这话原来不虚，但决定情境是否达到需要更改日常道义准则的，却还是人。人的作用太大了，结果是一切问题都成了人的问题。翻译也是这样，比如直译和意译之分、对原文的酌情修改，都需要人的判断和果敢操作。这样一想，翻译还真是接近创作。现在我已被自己说服，下次遇到该改动什么的时候，就下手了，当然，留一个注记是必要的，诚实的。

【附四】桑克：翻译方式主要取决于翻译者个人的想法

　　翻译方式主要取决于翻译者个人的想法，以及他/她的各方面的修养。“两种理解决定了两种翻译态度和译者的方法论。”同意阿九说的。我觉得这是可以共存的。其实在一定水准之上的都是可以共存的。标准只是相对的，比如翻译中的韵脚问题也是这样。从阅读效果看，有韵脚的译文有时比没有韵脚的译文还糟糕。但有韵脚的却让大家领略了原作的形式风貌。

　　译文/疑问，敲“译文”这个词时，总出现“疑问”字样，看样子，译文是伴随着疑问的，这是实际上不存在定译本的原因，也证明了不同语言种类之间理想化的对译是不存在的，尤其是诗歌的翻译。翻译的精确实际的含义也就是“无限的接近于”。

　　我还想起论坛里很多朋友的翻译形貌，各有所长，有高有低，但这恰恰给了我最大的收获，不同的理解——这也是另一种层面上的翻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