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住在生活和艺术之间
　　—一蓝蓝印象



　　从渤海湾到豫西山区，幼年时的辗转迁徙也许未能深入她的冥想和睡眠。那个时代，每个人都在为生计奔走，都在像一枚棋子一样被一些微小的指令摆过来摆过去。奔走和服从是人们所能自觉到的一种本能和责任。那时的她就像一件宝贝，被跋涉着的父母牢牢地带在身边。他们最终看中或被指派到这块土地上，融入迥异于渤海湾风物气息的中原地区的一片乡情民俗之中，并在此扎下根来。


　　饥谨的年代，除了被翻来覆去算计的不多的粮食，能够喂养孩子并使之安静下来的只有故事了——流传在乡间的充满泛神色彩的故事，这种精神和物质的有意替代无疑潜含着一种忧伤和辛酸。她的外婆、父亲、母亲，以慈爱的神情各自扮演了这些故事的传承者。他们在无数个夜晚或白天，给她讲述了许多民间故事。这些故事有的充满了讲述者道德向善的目的，但大都弥漫着对黑夜和恶魔的恐惧，使年幼的聆听者在惊恐之余，懂得了要坚定地站在光明和善良这一边。


　　随着年龄的增长，乡村生活的表象和内容逐一向她展现开来，像敞开的胸怀，接纳并爱抚着她。中国乡村，是中国传统文化、道德伦理所缜密缔结而成的一片土壤，它所承载的，是劳动、收获、生存这一简单而澄明的秩序，是人们对阳光、水流、四季、日月的无限感恩。它赋予了这些黄皮肤人挥洒汗水，从泥土里掘取粮食的权利，也赋予他们饮食中的思想和对待自然的方式。在她对展开的乡村经历的阅读中，乡村对她的馈赠是那样慷慨：那简洁的秩序之下，隐藏着那么深厚的朴素的道理；那此生长着的事物，不断闪烁而出，或自呈在阳光下，或被阳光从冥暗中解救出来，并一一得到了新奇的名字。这些事物和道理如此亲密地融合在一起，不断地出现在她的冥想与梦幻之中，并与她喁喁交谈，仿佛童话中的一些角色一样。这种交谈促发了她言说的欲望，也使事物和道理本身获得了永久性的生命：在记忆中，它们顽强地存活着，并作为她自身生命来历的一种证明。１４岁时，她对这个世界的新奇和感动，以及迫不及待的言说欲望，终于被诗神抓住。那年，她在《芳草》上发表厂一组处女诗作，作品的名字正巧表明了她那时的心情：《我要歌唱》。


　　像很多人一样，她的成长，一方面得益于大地的滋养，一方面又受到了现代教育的刻意修正。这是两种有时一致，而大多时候方向相背的力量，它们的冲撞在一个个体生命之中时而展开，并对人的心灵进行反复争夺。而被生命所认同的东西，也许是最符合成长需要的。大地和蓝天为人类的自由天性开阔了空间，而人类对自身自由天性的相互剿杀又进一步加剧了人对自由的隐秘渴望。正是由于这种渴望，使人在面对苦痛时能一次次超越它，引颈前瞻。１８岁之前的她，是属于大地和蓝天的。


　　１５岁那年，她从高中毕业，进了一家酒厂当工人，开始像个成年人一样，从劳动中体味人生的快乐和沉重。她刷洗过酒瓶，开过吊车，在极端疲劳之中睡过温软而熏人的酒糟。而诗所展开的美丽的翅膀，从未停止过在她面前的萦绕、飞翔。在八小时工作之后留下的疲惫不堪中，她傍着昏黄的灯光，一边对乡村生活怀念、感动，一边大量阅读她所能搜罗到的各类书籍，她内心的视界逐渐宽广起来。她懂得了在我们学校的课堂之外，还有很多的书籍、很多的知识，它们能够帮助自己克服个体亲历的浅薄和弱小，获得更为广大的人类经验与智慧。１９８５年，她带着对诗的痴迷，重返校园，跨进了大学校门。这个生命中装着大地和乡村的女子，开始了对文学史的自觉阅读。这种自觉阅读，把她置于一种既是一位众师所授的弟子，又是一位挑剔的评论者的地位。她开始真正接触到那些伟大的人物，那些伟大的作品，那些充满魅力的话语。从此，她由一个被言说欲望所鼓动的歌唱者，转向一个自觉沉稳的诗歌写作者。


　　１９８８年，她从大学毕业，到河南省文联工作，参与编辑当时在诗界很有影响的《大河》诗刊。这对她来说，无疑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时刻。其一，她由一个被乡村和教育抚育成长起来的女子，由此开始进入了她独立的社会生活，而且是城市生活；其二，她由此进入了诗歌写作者群体中间，开始与中国诗坛发生全面联系，进而使她的写作成为中国现代诗发展不可割舍的部分；其三，作为一个写作者，她由此开始自觉到一种责任和动机，并开始确立自己的话语方式。


　　与乡村生活的单纯、明净不同，城市生活那斑驳繁杂、拥挤堆砌的表象，犹如喋喋不休、自以为是的言语错乱，激烈、含混、暧昧，并显得支离破碎，它缺少整一的文化内涵，甚至可以说是东西方文化与现代商业文化的杂合体。城市的包容性是强大的，这也是它刻意媚俗与趋炎附势的一种表现。在城市中，生活变得琐碎和残酷起来，它犹如搅动不止的锋刃，以生存的诱惑或威逼切割着人的心灵。它高人的建筑，制造着一片片阴影；它雍塞的街道，流淌着秩序之下的车祸；它灰暗的天空，被屋顶和电缆、频道占据。空间是如此狭小，生存是如此艰难。对她来说，城市生活的突然到来让人有些措手不及，她感到陌生、惶恐。但她必须在这里站稳脚跟。接下来的状况可想而知。她白天上班，拆阅大量的来稿，晚上回到城郊一个小村里自己所租的单间民房中，伏案读书、写作。那间简陋的房子，夏天热得像蒸笼．冬天冷得如同冰窖。由于疏忽，所用的煤炉也经常熄火、落得她只好啃干馒头。由于长久的孤独和营养不良，她患上较严重的眩晕症，有几次突然莫名过妙地晕倒在地上。她为此东挪西凑，住了一段医院。医生给她开的最好的处方是，一是要休息，二是要加强营养。而要配齐这两剂药，对当时的她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她在这个城市所度过的最初一段时光，是她独立面对生活后最为困窘和难堪的。她对朋友们隐讳了这段艰难，用她闭门谢客的隐居方式对朋友们含糊其辞。


　　直到《人间》改刊后，她的生活状况才稍有改观，心情也开朗了许多，开始加入朋友们的清谈或聚会。她偶尔也为大家露上一手，做出一两道清爽可口的菜肴来，让大家吃上一惊，欢喜一场。在朋友们自我吹嘘或相互恭维的时候，她总是含而不露，默不作声，间或十分友好地“嘿嘿”笑上几声。她偶尔抽烟，但很少饮酒、也没很广的社交。读书和写作一直是她最大的爱好。尽管收入微薄，她还是要经常光顾这个城市中有些名气的几家书店，日积月累，藏书颇丰。她小小的居室，简直成了一个鲜为人知的精品书库。


　　城市生活的阅历，常常勾起她对乡村生活的怀想。诗意生存的理想使她把目光更多地投注到乡村生活经验和温馨的童年记忆中去。她以乡村女儿的名义写下了大量的关于乡村生活的诗作，以无限温情的精神回望，把乡村给予她的爱和恩惠报还于生她养她的土地。这些带有浓郁抒情性的诗作，写得亲切、自然，而且读来十分感人。另一方面，她对生活其中的城市，也给予了一定关注。在她的一些城市诗作中。她以呼唤人性的复归和对城市生活的社会、文化批判为宗旨，建构着自己独特的城市诗歌的文本形态。此外，作为一个女性诗人，她还写出了不少优美的爱情诗篇，这些诗篇充满了一个善良对生活和爱情的深刻理解，表达了一个平常女子对人生幸福的朴素愿望。而她在散文、随笔文体中，表现出的则是深厚的知识涵养、彻悟的人生态度和潇洒俊逸的文风，完全藏起了自己的性别和年龄。


　　作为活跃在中国当代诗坛的一位女性诗人，她的诗歌话语有着独特的质地和音色。这与她对早期的乡村生活经验怀有一份特别的亲情有关，也与她对城市生活的某种拒斥态度有关。在乡村与城市之间，她更倾向于乡村。对城市生活的现代表象，她始终抱有一种谨慎的犹豫和怀疑，她不能肯定，城市这个超级容器，它所容纳和承载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品格的东西，城市对人来讲，究竟只是寄居之处，还是精神与灵魂安详的栖地。而那些乡村事物，它们的类属和存在的意义是那么确切、具体。它们的生长与土地、阳光、雨水、气温及人类保持着那么美妙的联系。站在乡村的土地上，你会感觉到在文化意义上她的的确确是一个中国人，甚至没有被包装、设计后炒卖出去的危险。况且由于她的灵魂对自身生命来历的刻骨铭记，乡村在她的内心中，早已化作了一片被情感和忠贞所怀抱的本土化物象、甚至是一个适意的精神家园。结果，幻象与表象的集会，构成了她乡村生活诗作的特殊韵味与魅力。正是基于对城市与乡村的亲缘与文化的选择、判断，才导致了她对乡村物象的偏爱，并导致她在乡村诗与城市诗中话语访式的不同，也正是由于此，才使得她的大部分诗作具有一种温柔而明净的力量，具有一种宽厚的古典情怀。这种写作，看似是对当下生活的“失语”，实际上是对当下生活的有力发言。从另个层面讲，作为一个诗歌写作者，她又是一个可以被确切指认为“中国诗人”的诗人。与那些试图以牺牲本民族文学与文化传统为代价，从而迎合世界诗坛潮流的诗人不同，她把自己的写作，坚定地锲入中国的现实背景之中，并且使自己的诗歌话语，始终保持汉语所特有的品性。


　　从１４岁发表处女作到今天，她的写作生涯虽然并不算长，但已是硕果累累。１９８９年，诗集《含笑终生》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１９９３年诗集《情歌》由接力出版社出版；１９９３年与１９９５年东方出版社出版了她的散文集《人间情书》和《滴水的书卷》；１９９７年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女性诗歌文库·蓝蓝卷《内心生活》；１９９８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蓝蓝的散文诗集《飘落的书页》、２００１年中国妇女出版社、团结出版社出版了她的散文集《夜有一张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