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诗人李元胜答客问

1999年11月4日，重庆，访问者陈建平根据录音整理。

■访问者：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写诗的？

■李元胜：我在《李元胜诗选》后记中谈到过这个。是1981年开始写诗的，那时我在重庆大学读书。好像是在考前复习的间隙里，我坐在学校的一块草地上，四周很安静，好像突然就想起几句诗。看看四周无人，我就从书包里掏出纸笔，把诗句记了下来。

■访问者：为什么看看四周？

■李元胜：担心有人看见，写诗这样的东西，又是第一次，怕人笑话。

■访问者：你一开始就意识到自己有写诗的才华吗？

■李元胜：我想都没敢想过“才华”这两个字。不过，当时已经读过很多诗。我觉得自己能写出比那些发表了的诗歌更好的东西。而里尔克的诗，让我很兴奋，里面像有一种魔力，让你读了以后，产生很奇怪很陌生的感受。我渴望自己能写出像样的诗来。

■访问者：我研究过你的诗选，好像并没有那个时期的任何一首诗，最早一首是1986年写的。

■李元胜：（笑）事实上，我希望读过那些诗的人都已经把它们忘得干干净净。这可能并不对，或许很多人都有过令人脸红的开始，展览它们是需要勇气的。这说明编诗选的时候，我很在乎别人对我的诗的评价。

■访问者：你认为1986年后写的诗要比以前好？

■李元胜：我1983年大学毕业，经过几年工作，许多事情，有了自己的想法，我不必再去模仿别人的作品。所以，我认为从1985年开始，我的诗里才真正有了自己的东西。我就写得更有兴趣了。

■访问者：这真有意思。据我所知，许多校园诗人离开学校就不再写诗了，因为社会生活让他们不再有浪漫的兴致。

■李元胜：你说得很对。不过我的许多诗并不源于浪漫的兴致。我通过诗来整理自己的感受。这就像是一种特别的日记。我企图通过写诗来找到生活的意义，通过写诗来理解生存，理解生与死。

■访问者：我特别喜欢你在那个时期写下的短诗，你知道，我在评论（注）中讨论过它们。我认为它们非常单纯、乐观、清新。有一首叫什么，好像写道“我们深处有一种欢乐向上的东西/它使包围着生命的一切/永远令人惊奇”。我记得我写道过，你的作品里有一种天籁之声，在那个时期就已经有了。

■李元胜：你说的那首诗叫《惊奇》，曾经发表在河南的《大河》诗刊上。其实，直到90年代初，我的创作都没有太大的变化，主题是呈现存在的美妙，主要是细致、天然的短诗。有代表性的是《另一个有相同伤口的我》和《玻璃箱子》两部诗集。另外三部诗集，像《独白与对话》偏重于对传统的品味，《给》（又名《花剪与玫瑰》）是抒情诗，《众生》是一个例外，它是反讽的。

■访问者：你有一首诗，叫《他们》，是《众生》里的吧，我记得二十多行诗写了十个人，很尖刻，也很棒，就是不像你的风格。

■李元胜：其实就是我的风格，只不过，在那个时期，它们是分裂的。我在同一天写下它们，又把它们分开，放到不同的诗集里去。

■访问者：这说明了你的矛盾。在那个时期，你强调世界的色彩明亮的部分，阴暗的不过是前者的陪衬。你很少动用自己的愤怒，要是动用了，你会小心地把它们放在一边，就像你把这类的诗选到《众生》里去。你或许并不真正喜欢它们。

■李元胜：我喜欢那个时期，所有的东西都让我感到清新，让我入迷。我说过，写诗的时候我只是个记录者，记录你所说的天籁。我其实也没什么太多的愤怒可以动用。生存是一桩令人心惊的事情，它呈现无穷无尽的变化，最初感受到这些的时候，你会震惊，会心痛，但是不会愤怒。所以，就是我的《众生》，只不过处理的是作为社会的人的精彩和幽默之处，我写下它们，是觉得有的细节非常好玩。但总的来说，它们不是我的兴趣所在。其实，我对《众生》里的不少诗还是满意的，我至少在几个不同城市的诗歌朗诵会朗诵过《他们》，效果不错，听众能轻松接受它。

（录音机问题，从此处中断几分种，部分内容未能记录）
■访问者：你曾经说过，写于1991年的诗集《迟疑》是你偏爱的，它和前面的有何不同？

■李元胜：《迟疑》和另一部诗集《光与影》一样，一半以上的诗作，同样潜在的主题是关于写作的。对写作的信任，对写作的迷信，对写作的怀疑以及悲剧性的骄傲等等。在这里，写作可以看成一个比喻，人类活动的比喻。我认为在写这两部诗集时，我形成了更明显的李元胜式的抒情方式。

■访问者：老实讲，我在读到你的《光与影》时，我有两种矛盾的感受，一是对毫无杂质的写作艺术的陶醉，其中有理性和感受的美妙结合；二是这个诗人恐怕已经走到了尽头，他如此偏执、精致、贵族化，就像某个高贵的王朝的最后一个倔强的背影。我记得我给你写过信，毫无保留地谈到这点。

■李元胜：很感激你那封坦诚的信。你的批评不像现在这样委婉。而且我在回信时说过，我不会再写诗了。我也真的以为自己不会再写诗了，所以，出版社让我出诗集时，我竟选用了《李元胜诗选》这样的书名！

■访问者：你有几年没写诗？

■李元胜：从1994年至1996年，这三年几乎没写诗。

■访问者：你为何又重新开始写了呢？我对这个问题非常感兴趣。

■李元胜：我找到了自己诗歌的新的写作方式。更开放更有生气的写作方式。

■访问者：新的写作方式？仅仅是方式吗？是方式还是艺术观发生了变化？

■李元胜：当然，都发生了变化，艺术观也有某种潜在的变化，这恰恰是在停笔的那三年发生的。在过去的写作中，我小心地回避了很多东西，为了让诗歌更纯粹，更有形而上的东西，就连选用的词都收缩到了很小的范围里。而从1997年重新写诗开始，我逐渐学会了在身边在城市发现新的诗意，诗歌不再仅仅存在在我的书房里，在现代生活的所有角落，我都能找到它，并用最简单的方式把它们写出来。这真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

■访问者：我注意到，最近对你的诗作的评价是肯定的，他们比较赞赏你的个人风格。你自己注重这个吗？

■李元胜：一个人写诗的时候，不应该多想风格，而是要努力写得更真实、更准确，做到了这一点，你自然就会与别人不同。

■访问者：你在诗坛最冷的时候重新写诗，在刊物再度大量发表新作，这和80年代时有什么不同的感觉吗？

■李元胜：现在诗坛最冷吗？我好像这方面比较麻木。而且，不管80年代还是90年代，我都不是引人注目的诗人。不过，我的运气也不算太差，始终有一些写诗不写诗的朋友关心我的写作，给我很大的鼓励。

■访问者：现在的诗人如果只写诗，不大可能引人注目。如果写文章相互骂，那就不同了。比如现在的所谓“南北诗派”之争。“南派”的年鉴和另外的诗集里都有你的诗，你是南派诗人吗？你如何看这场纷争？

■李元胜：如果是艺术观的不同，争论是有意义的，否则，就比较无聊。这场纷争我不了解，也没有太大的好奇心。你知道，写诗是非常个人的事。狄金森当年与整个诗坛绝缘，但那个时代的诗歌却只得由她代表。

■访问者：读你的近作，特别是今年的诗，我感觉到一个完全不同的李元胜。

■李元胜：对我的创作，你有绝对的发言权，你更喜欢我哪个阶段的诗？

■访问者：总的来说，每个阶段都有令我惊喜的东西。相比而言，我最喜欢你的近作，特别是像这首《走得太快的人》一类的诗。我很奇怪，你为什么会想到写这样的诗，为什么会写出来这样的句子。

■李元胜：对不起，我忘了是怎样想出它的第一句的。不过，我写诗的时候非常非常放松，尽量保持它们蹦出来时的原貌，所以就会出现一些特别的句子。《走得太快的人》这首诗，从构思到写不过10分钟的时候。我写完后，手里有事，也没再研究。第二天朝电脑里抄的时候，我才感到自己写了一首很有趣的诗，一首可遇不可求的诗。

■访问者：我想请你简单分析一下这首诗。

■李元胜：噢，可能不行。分析诗是你们批评家的事。我的任务是写。

■访问者：不对吧，有一年我来重庆，你请我旁听了一次你在一个学校搞的诗歌讲座，你分析顾城的诗，头头是道。

■李元胜：那是另一回事。你的记性真好。我们的谈话可以结束了吗？

注：指陈建平1995年所著诗论《智者的低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