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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行者的秘密生活
   波佩
  写作没能挽救我
  但它防止了
  我的生活过分戏剧化
    ——李元胜《写作时卸下的黑暗》

  重庆半岛在两江环绕的一块巨石上生长。起先长出一个村落,长出船工、零星的江鸥、陌生的下江人、最初的美女;接着开始出现号子、地下通道延伸处的战争、一个流浪汉回到老家、从侧面看上去只有半张脸庞的格律诗人——他们在一棵足有三百岁的老黄桷树下纳凉,身旁传来一根银针带动麻线穿透数层家织布发出的“丝丝”喊叫声;后来,它成为了一座城池,并且被时代谨慎地唤作“陪都”——它的经历逐渐丰富,直到有一天人们意识到在他们脚下、在众生走过的市面的底层,布满着被几个时代分别忘记掉的秘密交叉通道,这些遗弃的空间依然没有逃脱孩子的眼睛,他们私自撩开泛黄的帷幕,让眼光和脚步进入密封的地底。
  我们假设八十年代初,一个在重庆生活中的小青年、一个大学生的好奇会引领他走入后花园,他并不满足于一个快要荒芜的地儿带给他的与众不同的失落,他的行为再一次证明了这样一个青年的妄想,因为他发现了不规则的美。从一开始,他就已经区别了那些纳凉诗人,他发现一头只长着一只犄角的野兽被长久地困在这个地洞里,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去领养这样一只独角兽,并且要在这个秘密处所与自己的学生寝室之间发掘一个通道。他为自己这个想法激动了片刻(那一片刻就是二十年),并偷偷地乐了。

*

  这天下午三点钟的阳光也没有什么特别,如果不是在阴影处,每个人的身上都会被敷上一层厚厚的铜。我步行7分钟,这7分钟需要经过27个凌乱的店铺、大约300个行人木纳的表情、5个美女不与你对视的眼神和13个烟民手上的香烟屁股,我的目的不是要赶上也许会漏掉的3点一刻的那趟401公车,如果我上了公车,身上的铜一下子就褪去——当我们行走,我们实际上就是一樽樽铜像,我们坐下时才是真正的自己。我是在赶赴一个聚会,为了使这个聚会中的自己更像一个诗人沙龙里的一员,我都会首先在自己身上实现一些莫名其妙的想法来。
我来的时候,李元胜、董继平、何房子已经坐在那儿了。每次,我都会误以为是他们三人在交谈,细心一听,这几个人的交谈实际上就是一个人发出的。李元胜这一个话语机器,一脸坏笑,用他黑人般的牙齿咀嚼着瓜子仁儿和头天夜里未吃完的呓语;另外二人则面露惺忪模样,可爱而吉祥。如果不要茶,我都有即将入睡的感觉袭来。
  “一定口渴了,你来一杯永川绿茶怎么样?”
  “呵呵,坐了半把个小时车,还真有点口渴了。”
  “吃一支烟吧,哦,你是不吃宏声牌的。”这一句是董先生冷不丁发出的。
  我们细细品着盖碗茶。我一边啜饮,一边观察他。
  黑白格子棉质衬衫,李钢式的长发,看不见他的下半身,最明显的还是他的口——一直张合着,间或发出一些奇异的相声词。逐渐,我被这“嘿嘿嘿”吵醒了,我的嘴揶揄着,像要发表一些比较高级的言论,我一出口就吓了自己一跳:晚餐吃啥子?
  无论他的外表如何“意气风发、年轻倜傥”(李钢语),无论他的言谈如何高妙玄深,作为他的一个个体阅读者,我依然看到了他的沉静与内敛。他的格子衬衫敞开着领口,像披着一件用曲别针和重庆日报稿签做成的风衣,包裹了黑白相间的夜与昼——瘦小的白天和高拔的夜晚——一个忙碌的记者与心灵的记录人,白天采访别人,夜晚采访自己;眼角处的笑带动了一丝讥讽,这样的讥讽看上去是亲切的、让人记忆尤深;1.79米(好象没有1.8米吧?呵呵)的身材使他看上去更像一个领导者,他就这样领导着自己走过了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最初与最后的日子,因为有了这样一个过程,他看上去比自己更为年轻、更为中年和更为先锋。

  “我缝上线的皮肤
  像墙的裂缝
  刺眼的光从里面泄露出来
  把四周照亮”

*

  “写作是我自己安排给自己的一项悄无声息的工作——我有怀疑尚待证实,我有混乱的经验需处理,经历了这麽多,我仍有初衷需要说出。写作必须承担起这个责任。”
  你那麽一本正经,让我们怎样去洞察这样一个诗人。这是你的狡猾,你把自己装在一个玻璃瓶子里,你对别人说,看嘛,它是透明的!我们拿起这只瓶子仔细端详,没有标签,我们以为里面装着裹了糖衣的药片、一个熟睡的小爱人、一条三周后将找不到出口的蝌蚪抑或一堆慌乱的树叶,结果发现包括我们在内都是你所需要处理的,都在你的瓶中。
  那天,我穿过三条大街步行到你糊口的地方,去看你这样一个诗人是怎样被别人处理的。我来到你们“单位”,差点没有把我给气坏。原来你们是不需要扫描指纹打卡上下班的!
  而今次,七月仲夏,重庆的酷季,打电话给你,你公然在凉爽的天山脚下聚众谈诗!太过分了。在我们忙碌于公务与情感纠纷而焦头烂额之际,你却挎上一台数码相机作云游状四处打望,并且不忘了承诺通过你的笔记本从网上发过来一堆在这个夏天我们将会永远错过的风景。
  “对我来说,写诗的好处是可以彻底放松自己。把平时不得不背着扛着赶路的东西扔在一边,把注意力集中在事物的细节上就能发现一些有趣的东西。我喜欢这个过程,从最初的观察到最后的整理句子我会逐渐知道,究竟有什么从这种彻底放松中自己钻了出来。”
  就得意去吧!

*

  苟小冬(苟小冬会是谁呢?)曾说过,在重庆诗人中你是唯一一个理智的诗人。果真如此吗?谁会怀疑隐秘的激情会在一首诗的诞生初期爬过心灵,即使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拒绝激情写作的诗人本身,我们看到了智慧,那又说明了什么——你只不过不露声色,你的不露声色带动了整个夜晚到达天明。往往,这才是一个最为疯狂的写作者!

  “要是人是玻璃做的
  我将看到那些
  幸福中间的裂纹
  易碎的欢乐和坚硬的悲伤
  同样晶莹”

  平静的语词与巨大隐痛之间是诗人的理智无法逾越的生命过程,他的聪明在于不是用一滩血、一把泪,而是用冷静与微笑来表现悲剧人生。
  伴随着激情的逐渐内向,李元胜把身体周围所有的光收回到内心,他回到重庆生活中,甚至,从今年春天开始有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沉默着。他似乎带着内伤疗伤,又似乎独自品味着这样的内伤,如果他从那里面出来,一定会吓我们一跳——他跌入了深渊,必将带着那个深渊走向一个高地,我们在一个高处见到的这样一个诗人,他的诗逐渐有了深渊般的气质。
   
  “为什么是这新鲜的伤口
  为什么是这阵阵袭来的疼痛
  在帮助我
  看到更多的东西

  这难愈的创伤
  像一根点燃的灯草
  它的那一端
  浸泡在被我忘却的存在中”

  我时常只好把李夫人那一句关于理智的言论理解为对李元胜这样一个诗人在某些现实生活(比如突发性爱情?)中流露出的情怯的批评而已。呵呵。

*

  我一向认为诗人的写作就是一个说话的过程,但究竟用什么样的语言说话,用什么样的语言才能真正符合内心(诗人气质)对世界的表达,则是一个诗人的必修之路和必由之路。有许多人膜拜诗歌的技术,以为对语言的修炼、对某个句子的精工细磨就会获取真正的诗歌,他们往往注重了语言形式,而抛弃内蕴,他们失去的更大的地盘就是一首诗的整体,他们以为这就是先锋。
  说出你的内部,说出真实,说出你想说出的,说出在你的身上发生过的时间——还有比这更重要的吗?
  然后才是技术,而最高深的技术就是没有技术,你看不出刻意的语言,你能感受到不一样的语言。作为智性写作的李元胜诗歌,使我们看到了一块原木的找平过程。他把那些需要处理的事物、正在处理的事物与自己合而为一,他不放过每一个细节,他挑选细节,在整个过程中,他有近乎膜拜的痴狂。他重视事物不同侧面的折光,力图挖掘出世界的暗示和时间的本质,为了一首诗的整体,他可以在内蕴和形式之间消磨掉一个个整夜。这与一些平庸的诗人从句子到句子的游戏有着截然的区分。
  我所知道的李元胜是一个重视诗歌大师的诗人,我们在李元胜诗歌中却看不到任何别人的影子,我在想,这和一个诗人的本真有极大的关联。我是说,我们可以看到他与世界范围的诗歌作品的比较,这个比较所呈现出的每一个过程就是发现自身,他发现,而绝不是学习,也不是借鉴,更不是模仿。由此形成了这一个李元胜对世界上一切转瞬即逝的事物的判断,这个判断是李元胜的判断,并且从李元胜的过程一发而上升为世界对自身的判断,时间由此得以彰现。

*

  我在与另外两个重庆籍诗人的交往当中体味到了他们创作的沉重,是一种从内心到外在的重负。在他们的作品中,我常常可以找到一些比重极大的词,这些词像凌乱而尖锐的块垒横亘在心路中央,压得诗人踹不过气来,他们一致认为写作的过程就是一个经历痛苦的过程,这得以使我们看到了他们自身与世界的关系,他们的创作粘带了不可避免的拘谨和沉闷。
  “很多人干得比我严肃。读他们的诗,我很紧张,总觉得他们操纵着各种复杂的工具,把要写的东西,又刨又削又钻孔,全身的每一块肌肉都用上了劲,有着不让读者大吃一惊就绝不罢休的决心。或许他们的手段真不错,但我敢说,我写诗的好处,他们可能没享受到。”
  我们从李元胜对诗本身无以附加的沉重的消解过程中,体会到了新写作的更趋真实和秘密的趣味。

  “从我的十二楼朝下看
  刚好有一条郊区的路
  从这里分岔,变成更细的几条
  这么多年,我从未想过
  它们分别伸向哪里

  此刻,我越看越惊
  暮色中它酷似一支
  早已变得肮脏的手
  还在不甘心地向前摸着

  仿佛我用旧了的右手
  在生活中犹犹豫豫地
  摸了三十七年,我怀疑
  它并没摸到过任何东西”

  这其实是一个严肃诗人应该做的工作:他不断地寻找句子,就是为了回到最初的那一个里面去。我们没有看到诸如“灵魂”、“死亡”、“生命”、“少女”、“妹妹”、“太阳”、“土地”之类的词,但我们却从这样真实而具朴直和质感的语句中领悟了存在和存在中的伤感,像天边不经意划过夜晚的彗星,我们看到的就是那一闪而去的、拖着慧尾的光。
从日常经验中获取诗意的李元胜诗歌,避免了凌空蹈虚的虚妄,他的脚印一直紧贴着大地。我们看到了。

*

  一个诗人曾这样评价李元胜诗歌:“一首诗能贡献给诗坛的似乎也不可能更多了。仅仅是这逆流而上的弃浮华向真实的对语言敬而用之的态度已足够我们敬重了。”
  这是就李元胜对诗歌语言的潜心摸索和谨慎态度的较高评价。
  毕竟,诗歌就是高级的语言艺术,失去对语言的把握和对语言艺术的尊敬,我们将看不到真正的诗歌——它需要诗人来呈现,诗人就是诗神的代言人,而诗歌语言就是诗的点化枝。
诗歌不是吃饭与作爱,诗歌是心灵经验,诗歌不是诗人的创造品,而是诗意通过诗人这个通道而到达阅读者。
  因此,是诗决定了诗人,而不是诗人左右诗本身。
  但同时我们看到了诗歌写作的难度。我们必须避开前人和大师所修建的道路,而在种种可能性之外建立自己的精神向度,一个诗人的心灵史决定了他的诗歌特质。要得到创新,不断洗脑是一种必然。诗创新则要经过两个层次,一个是观念层次,另一个是技术层次。
  “写诗,就是在荒芜的地方修出一条路来。使人沮丧的是,我们身边的路太多了,有自己修的,而更多的是别人修的。我常常扛着十字镐,望着众多的路发愣。有些人可不这麽想。有时,他们干脆什么也不修,他们的写作就像是在别人的路上胡乱设置障碍。”
  从这段话里我们看出了李元胜的努力。这样一个“有心机”的诗人,这样一个为自己的写作创造难度的诗人,精神的高度依然在他的日常生活中呈现出来。

  “走得太快的人
  有时会走到自己前面去
  他的脸庞会模糊
  速度给它掺进了
  幻觉和未来的颜色

  同样,走得太慢的人
  有时会掉到自己身后
  他不过是自己的阴影
  有裂缝的过去
  甚至,是自己一直
  试图偷偷扔掉的垃圾

  坐在树下的人
  也不一定刚好是他自己
  有时他坐在自己的左边
  有时坐在自己的右边
  幸好总的来说
  他都坐在自己的附近”

*

  现在,我们回到一个曾经飞翔和正在飞翔的诗人生活里面去。一个在现实中生活的诗人是如何获取整个飞翔的过程的?而我们看到的不过就是这个飞翔过程的某个片段。他说,“八十年代,我的写作像是一种无法停下来的狂热训练,我迫切地想知道,一个人在语言里究竟能干些什么。我有这样一种感觉,语言是无所不能的,只要我愿意,语言总会在某个时候能让我变得更轻,甚至,让我飞起来。九十年代,我的写作慢慢转变了方向,我只是想越来越具体地知道,什么是语言所不能的。这两种方式其实并不矛盾,都是在试图探测一个人所能照亮的地方究竟有多大,或者说,一个人的回忆的边缘究竟离他有多远。”
  这样一个借助语言进行飞翔的写作者,最初他的飞翔带动了学会飞翔的愿望,他的飞翔技术呈上升状态;当他已经置身天空,他可以享受到从更高的天空向下滑翔的乐趣,他的飞翔在变得更轻,他在这个过程中明白了飞翔的含义,你愈是飞得更高,你接近大地就愈会成为一种新的可能。而这种滑翔就是一种关掉了所有机器的飞翔。
  李元胜,在天空与大地之间的写作者,他的经历和经验在接近这样一个事实:

  “那中间的正是我从未经历的
  现在快了”
        ……
   
2001.7.29  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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