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　九

森子印象

　　1991年初夏，我到平顶山出差，路过郑州时拜访了耿占春和蓝蓝等人。他们让我在到达之前就认识了平顶山：它并非一座工业城市，因为工业已经收割完毕，但在煤矿和盐矿机械碾压过的地方，诗歌开始抽芽生长。他们给我的临行赠礼是几个地址姓名，其中有森子。

　　我为出差即将变成旅行而暗自喝彩。但第一夜，饭店附近就响起了目标不明的枪声。这令我感到，这座陌生的城市也许在表达它对闯入者的敌意。我决定尽快跟主人们联系。不多时候，来了好几个人：身材高大魁梧、眼珠略黄而且突出的叫老船；风度翩翩，穿黑夹克留小胡子的叫海因；个头最小，但也穿黑夹克留小胡子的自称森子。他的眼眶稍稍内陷，像是被一架不存在的眼镜压过；他的头发较长却不守法度；他的眼光虽然柔和，但带着一丝古尔吉耶夫式的神秘。我凭着说话的语速判断，他大概就是这伙人的核心。

　　我忘了身上带的究竟是新的一期《北回归线》，还是商务版赫西俄德的《神谱；工作与时日》。握手之后，我赶忙转达了朋友们的问候，并恭敬地双手拿书，分赠给他们。我提出枪声的事情，他们马上露出慎重的微笑，说那也许是一种酒后的意外。但随即有人戏称，在这座矿山之上的城市，任何一座居民楼里要是没有人在局子里蹲过点，那肯定够得上五好楼的标准。这使我想起了不久前读过的一首矿工诗里的一句：“他们把自己的名字都拿去换酒喝了。”不由地，出于不同的念头，我们的笑声融合在一起。

　　次日下了饭桌，森子拿出散发着墨香的第一期《阵地》。在酒力之下，灯光变得异常白亮，使那个客厅近乎童话。我仔细咀嚼新朋友们的作品，并不时地回到前页，以显示我阅读的郑重。我记不清自己的赞美有多么恶毒，因为我脑海里不断浮现一个友人说要将我捧到“垂死的高度”的坏笑。我选择了我认为最适中的赞许。白光下，他们似乎友好地磨了磨牙，然后钻进墙上的一帧版画里。

　　从那天起，我们的谈话大多改在中兴路上人比较多的夜市进行。在熙来攘往的大街上，森子一次比一次健谈，我则胜任地把双手放在腿上侧耳聆听。当我说起《北》刊要扩版的想法后，他直接了当地表达了羡慕和异见，他认为民刊的生命力在于强化自身，人的更新比扩充版面重要。这个建议虽然不会立即改变我们继续扩版的做法，却实在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从第四期开始，我们的版面重新收缩。我们的谈话也涉及一些具体的交流事项，很快这些都开始付诸实施。后来，森子的写作一天天活跃，并建立起应有的影响，但他完整地保持了面对朋友的率真和轻松，甚至毫不在乎把一些游戏之作拿出来供人调笑。当我读这些小诗时，我感到我并不是在读他的文本，而是在一间公共浴室里翻阅他本人。

　　早年辛苦的绘画和音乐训练给了森子对色彩和声音的特殊敏感。身处一座以棕黑和土黄色为基调的城市，每天都要对这些颜色进行代谢和排解。白天是为师范学校的围墙和报社那幢灰色大楼而存在的，这种存在不仅谈不上突变，甚至也没有演变。和所有人一样，森子从城市的世俗话语中获得食品。但每当夜晚，人们从绳子上收起曝晒的灵魂时，他也进入了一间纯属自己的书房，开始在词语和音符之间的私人历险。据说他每天夜里的阅读时间相当于从郑州到平顶山之间颠簸的长途旅行。灯光有些跳动的白和窗外静止的黑之间的边界，是由书房的主人划定的。当主人潜入字里行间，那白色就会凯旋地扩张并挤压着黑色，有时那白色甚至会伸出一之手，把他也推到窗子旁边。

　　站在窗口，他能看见石人山、白龟山水库，还有冬天。这些词语表达着白色和自由。森子特别喜欢冬天和雪，甚至女儿的名字也叫小雪。冬天是他制度化的创作时间。在平顶山无险可守的冬季，大雪一遍遍扫荡着路边和原野上残存的灌木和小乔木。那白色能抹去一切地理和属灵的界限，把人与无限、永恒和超越者罩在同一匹床单之下。他也乐于和色彩有关的一切联想，比如，将黑龙江的同仁称为“北方朋友”，以彰显白色的意象。“亲爱的白色，我要象饭一样吃掉你。”据说可以这样表达森子对色彩的癖好。

　　自90年代初期，和很多人一样，森子也在第一时间喜欢上了昆德拉、卡尔维诺、里尔克、克尔凯戈尔、别尔嘉耶夫等等，但将他们严格置于一种可置疑的作者列阵之中。这种坚定的怀疑主义无疑来自他学生时代的哲学阅读。如果你硬要问他受谁的影响最大，他会回答说：“算了，就让答案烂到肚子里去吧！”其实，即便最有创造力的诗人，也都需要拿出手段摆脱“影响的焦虑”。森子的方式不是与这种焦虑迎面冲撞。他喜欢蝴蝶，喜欢蝴蝶那不定的飘扬。他宁愿通过到石人山，或是宝丰任何一座野山的简短郊游，把自己从“欠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座城市，转移到庄子梦幻般的大词旷野里。

　　如果说我对平顶山的印象仅限于森子一人，那就是对他身边的诗友的叛变。实际上，当我接手这篇无需任何参考文献的美差时，我立即想起的还有海因、老船、罗羽、何伟、高立学、冯新伟、搞摄影的高鸿勋和老赵等一批人。森子在其中酒量极小，但醉酒的未必是他。每次夜里聚酒后，他们都合伙用一辆铁皮小车把我这个老实的外乡人推回旅馆。除了作品，他们还用猪蹄和羊外腰恶补我，说些与诗歌八竿子也打不到一块的话。

　　我不时到平顶山出差。虽然第一天我时常入住很蹩脚的旅店，但森子及其搜索队总有办法把我拎出来。出于保护隐私或别的理由，旅馆永远不会热情协助访客寻找房客，但也有例外。据说有一次，他们抓起电话：“某某旅社吗？我是市局刑警队！你们那里是不是住了一个浙江来的姓李的？”这一招立竿见影。旅馆总台立即以压低了的声音，告诉他们所有可疑旅客的房号。当我张大了嘴巴欢迎他们时，森子这样他阐发的狡猾：“关键是，你不能对总台道谢，而要说：‘好！我们马上就过去！’并将听筒重重地、歪歪地拍在电话机上。”

　　　　　　　　　　　　　　　　　　　　　　　　2001．2．24于温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