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森子自述

打扫一下心境

　　走在个人记忆的戈壁上，脚步零乱，深浅不一，“停一停”的呼声随风而
逝。我确实在不同地方驻足过，像骆驼一样汲取大地的水分，雀跃、欣喜、沉
郁、孤独也都领受过，现在的我就是这些不多不少的日子的集合，也许已经有
些走样了，却仍然感觉内心的海市蜃楼依存。真是这样吗？我对自己也产生怀
疑，至少青年时期澎湃的海水也该化成盐粒了。

　　从艺的学徒期早就开始了，从呼兰到大兴安岭就已萌芽生长，只是没有结果。1978年随家搬至河南，在平顶山的一所中学美术组里习画。天天画石膏像、静物、人物、风景；画水粉，让色彩和光谱浸入内心，也到街上面红耳赤地画
速写。剩下的时间玩斗鸡（一种游戏），唱俄罗斯民歌“三套车”。1979年，
我已经看到了非常简朴的画册，如《米开朗基罗》、《达·芬奇》、《拉菲尔》
等一些西方艺术巨匠的作品，虽说印制的效果不能与今天的相比，可还是大开
眼界，坚定了我从艺的决心。那时就幼稚地想“将自己献给艺术”，而不考虑
人家收不收你。

　　然而，我并不知晓父母的打算，高中一毕业，父亲就让我到校办工厂打工。
从此，跟着油漆师傅们学油漆活儿，我画画的本事在这儿用上了。师傅看我运
刷灵活，是个可塑之材，非要正式收我为徒，我才不干呢，谁天天玩油漆刷子
呀。暑期一过，家里就为我忙乎参军的事，没办法，家里经济状况不好，我是
老大必须给弟弟们腾位置。一脸不高兴就进了军营，想想那些天天厮守在一起
的画友们，还在用功呐，我却有劲儿使不上。齐步走、正步走，起床号、熄灯
号，没意思透了。好在当的是技术兵，工作和训练都不累，每天就是到机场将
飞机送上天，飞机落地后检修一下。在部队没大块的时间画画，就抽空画速写、
素描。一逢周日就拿着十几元的津贴往咸阳、西安跑，跑遍书店买绘画和文学
方面的书。总的说来是性情压抑，已经听到有的画友考学走了，自己却不能逃
出军营。

　　读书，开始读书，《复活》、《约翰·克利斯朵夫》、《少年维特的烦
恼》、《处女地》、《奥德修记》、《希腊的神话和传说》、《道连·葛雷的
画像》，歌德、海涅、雪莱、普希金、拜伦、莱蒙托夫的诗集，戴望舒的译诗
集和何其芳的选集和《画梦录》、郭沫若的《女神》、郭小川的诗集等等都翻
阅过。后来到阅览室翻阅到《世界文学》和《外国文艺》上的诗，就往本子上
抄。在通往机场的小径上背唐诗、宋词，我现在脑子里能记住的一些都是那个
时候苦诵的结果。最重要的也许是我看到了散文体的《神曲》，从一个战友那
里借来的，非常棒！读完之后的第一个想法是，自己也将来画一部《神曲》的
插图集。

　　这四年中，我曾与中学时的一位画友保持长达三年的通信，那真是自由发挥的信，主要写自己的读书、艺术感受、所思所想、生活见闻，带有即兴创作的性质，类似于诗体的东西也出现了，我想这是我最初的自发的写作磨炼。可惜的是我回家以后，将他写给我的信完整地交给他的时候，他却说我写给他的信找不到了，我很气愤，我们是有约在先的。

　　结束军营生活后，我又回到了平顶山，父亲托人把我安排到税务局，坐办公室，看文件，听电话，烦透了。好在没熬到一年，拍拍屁股考学走了。终于可以画画了，心里甭提有多高兴。1985年，我与本系的同学办了个画展，在学校里算是一次不小的轰动。一天，校内一诗社的同学主动找上门来，让我给他们设计《雏鸣诗刊》的封面，我爽快地答应了，就这样鬼使神差地与诗打上了交道。那时，我正在谈恋爱，天天写日记，也在本子上写了些似诗非诗的韵文，诗社的同学看了说不错，发在诗刊上吧，发就发吧，也没什么，没想到这一发就不可收拾了。我自编的第一本诗歌习作《背叛》是1986年由女友打印的，自己还配了画，诗社的同学看了很吃惊，问我为什么不多写一些诗呢？那几年，我受到的是85美术思潮的影响，至于诗坛上的86两报大展，我倒不太清楚。朦胧诗选买过一本，印象也不太深刻。那时主要是看西方哲学、美学及与艺术相关的书，像尼采、弗洛依德、萨特、雅斯贝斯、海德格尔，也看到了艾略特的《荒原》、上海译文出版的当代外国抒情诗选《孤独的玫瑰》等一些诗歌方面的书。因为我是学西画的，对外国的文学和艺术关注要多一些，对内国艺术思潮、绘画方面的还有所了解，而对文学方面的态势了解很少，精力也不在这里。

　　1987年毕业后，我到平顶山的一所师范教美术，一边画画，一边写诗。由于条件所限，渐渐画的少，写的多。诗写出来了，就要找知音呀，还好，本市正好有一位不错的青年诗人罗羽，一来一往就熟了。罗羽在河南诗坛颇有影响，其诗风近似多多、陈东东，当时是一个比较纯的诗人，他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诗作，现在拿出来也不丢人，某些作品还很出色。后来又结识了同在一所学校教书的海因，在鲁山县的冯新伟，海因那时属于从传统诗向现代诗过渡，冯新伟则在《诗歌报》的探索诗大赛中，拿了个三等奖。身边诗友的圈子渐渐扩大，龙吟、老船、王洪超等等都成为每周必见，必喝，必醉的好朋友。

　　1988年至1991年，我进行了大量的诗歌文本阅读，才算对国内自朦胧诗至第三代以及当时最新潮的汉语歌诗写作有了个整体上的了解。在文学与绘画、音乐的交叉影响下，诗艺也不断进步。这几年当中，最值得一提的当然是《阵地》的创办。早在1988、1989年，我就与罗羽、海因等筹划办诗刊的事，后来我与老船去四川乐山开一个新星诗会，遭遇到一个意外事件之后，我反而坚定了办《阵地》的决心。我记得第一期《阵地》是我和海因先找人打印，然后由我的一个喜欢诗的学生主动拿去复印的，就因为有了这第一次，我们才有了一期又一期《阵地》。这期间，我们还在市内办了两期诗歌讲座，重点介绍当时活跃于诗坛的一批年轻诗人的作品，并朗诵了自己的诗作，那火爆的场面至今仍记忆犹新。

　　写作和办刊的热情不断升温，为《阵地》写作成了我们的一句口号。那时我曾幼稚地想，七八个人团结努力，使平顶山成为诗歌的彼得堡，可这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不久，我就明白了，朋友们因不同的动机和目的写诗，也会因各种因素分开，而我不过是延缓、退迟了这个诗友圈子解体的时间和速度。从感情上来说，真是太可惜了，从理性的角度看，却未必是件坏事。“诗人只会越写越少”，到现在，我还是相信这句话，本来这就是少数人的事业。1992年，四五个写诗的朋友杀奔海南，只留下我、海因、冯新伟等人坚持，继续办刊的难度可想而知，但我们还是挺住了。

　　从《阵地》创刊到现在，耿占春、杨远宏、孙文波、萧开愚、张曙光、臧棣、西川、王家新、翟永明、陈东东、陈超、桑克、西渡、敬文东、阿九、蓝蓝等给这本刊物以很大的支持。而海因与我相伴，主持了多期《阵地》。还有我身边摄影界的朋友，出资出力出作品，在《阵地》最艰难的时刻，挺身而出，反而使《阵地》更加精彩，并扩大了影响。在诗界还没有分所谓的“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的时候，我就与上述优秀的诗人认识了，还是那句话“是精神指向和写作立场的相近，使我们自然地走到一起，而不是对其精神的捆绑，也不是帮派、小圈子意识。写作是个人行为，只有在汉语诗歌写作这个前提下，我们才能找到相互间的亲和性。”

　　《阵地》、我和身边的朋友们就在这种清醒、务实的状态下，默默走过了十年，将来还会是这样走下去。《阵地》可以不存在，我也可以不存在，但诗要生存。因此，我是不会在《阵地》上沽名钓誉的，要钓也早就钓了，用不着等到今天。在这一点上，耿占春先生、杨远宏先生，是我的榜样。

　　我个人的写作也经历过很多变化，从个人抒情、浪漫、玄思，到客观、冷静、克制、叙事、综合性的写作，在我的作品《城市·1990》、《十二月：白色的疆域》、《平顶山一季》、《悬崖》、《对十一月的阐释》、《踏雪：插话三种》、《夜布谷》、《本地的抽象》、《卡夫卡日记》、《乡村纪事》和随笔集《戴面具的杯子》中都有所反应。当然，我个人十几年的写作也有过起伏，一些作品是跳出来的，更多的作品则是沉下去的，我常常要给自己补课。“影响的焦虑”我也有，但它并不可怕，只要写作就会有焦虑，它和愉悦是一对姊妹。我希望自己能淡化内心的一些矛盾、冲突，投入到创作中去，并减少外部的干扰，静静地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听音乐、爬山、看画展、记日记，感受四季的轮回，生命的搏动。一年中也会给自己制定一些写作计划，集中精力写一些东西。

　　最后我想说，对我而言，写作不是施展野心的地方，因此，这篇自述也不可能将自己曾经有过的雄心壮志和轰轰烈烈都写出来，许多更为重要的东西可能都漏掉了。遗忘，确实是遗忘！很多人说写作就是要战胜遗忘，太乐观了吧？我个人认为写作是加速遗忘。说这句话的时候，我正是在遗忘之中。

　　　　　　　　　　　　　　　　　　　　　　　　　　　2001.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