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　策

诗人以他自己的方式……

　　早就听说，广州的诗人们准备在世纪交替之际，策划一场有关诗歌的行为艺术。2000年12月31日，20世纪的最后一日，诗人黄礼孩打来电话，说是名为“诗歌污染城市”的行为艺术已于昨天在羊城正式展开，数十家媒体参加了新闻发布会。晚上23时许——真正的作别与迎迓的时刻，荧屏上央视正欢天喜地直播专题节目《新世纪》——《城市画报》再次接通了我的电话。我当然知道，媒体想了解外埠诗人对此一事件的看法。
　　在我看来，广州同仁以“污染”这一方式，迎接诗歌的21世纪，无疑具有某种深刻的隐喻意义。随着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和城市化趋势，诗歌作为生活的最高表现形式，在跨国语境中的中国文化症候压迫下，已彻底遭到阅读公众的漠视，这已是不争的事实。这也正好印证了卡尔·波普尔所言，“对于一个社会应当体现的价值而言，还存在着其他相抵触的价值。”新旧之交，梦回唐朝，真是感慨良多。古老的中国原属诗歌的国度，伟大的唐朝曾是中国的鼎盛时期，结合当今第三代领导集体所致力的中华民族的复兴，一批更年轻的诗人们越来越感到复兴中国诗歌的责任，这足以让人在平庸的物性生活中，为之喝采，为之动容。
　　改革开放以来，广州一直是我国经济运作的前沿地带，资本及其附丽大量在城市中堆积，灵魂的空间日益憋闷。正如“污染”策划人世宾所阐述的那样，“灯红酒绿的城市为人类的生存提供了蔽护，但同时也在不断地消灭人的自然天性和在自然中求生存的智慧。”“石屎森林和它下面的沟沟壑壑已成为麻木、物化、金钱和权力结合物的秩序以及其所通知的机构的容器。”“置身其中，也就令我们不得不把全部的热情、真诚和强烈爱恨献给这叫‘城市’的地方。”而诗歌呢？世宾也一并为你说出了它的“最高隐喻”：“它是关于灵魂的，是有关人类尊严、良知和存在的最高尺度，它是人类生命中最独特、最激活的因素。”
　　我能够理解他们的良苦用心。“污染”只是一种策略，一种作为诗歌非文本的行为叙事，目的在于强制性地干预当下城市生活（物质形态和权力话语），或者巅覆、重构城市秩序，最少，“使城市受‘污染’的过程就是使城市获得痛感，并最终警醒的过程；使人类在城市生活中学会触摸诗意，捍卫自身的尊严”（世宾语）。这有什么不好呢，人们一觉醒来，突然发现居民小区、公共汽车、电话亭、校园、过街隧道，甚至文化机构、政府办公场所、警车上到处都贴满了中外诗歌。人们先目睹诗歌，再目睹新世纪的阳光——这世上果真还有一种叫做“诗歌”的高贵的东西存在着！时间的流逝不易觉察，而诗歌女神的驻足，你还不赶紧揽她入怀吗？
　　可不是吗，在满眼都是花花绿绿的传单式的广告（比如性病治疗、证件制假、各色招聘等）污染中，诗歌“污染”的反讽意味在于：所谓“污染”，也就是以此“污染”污染（或刷新）彼污染。即便是“强制”，也是以“强制”抵制强制；即便是“暴力”，也是以亚暴力抗衡真暴力。不合作是显而易见的，反正污染是我们的城市挥之不去的阴影。总会有人相信吧，诗歌是可以与商业争夺眼球的，嘈杂喧闹中必须凸现诗歌的嗓音，夜莺永远会在它自己的时代歌唱。但作为诗人，我们也无不担心，“污染”行为只是对诗歌的一次自我疗伤。自我救赎是行得通的，而无论是诗歌或者诗人，他救恐怕已失去合理的社会资源和普遍的心理基础，这个时代的指挥棒是什么——这不是明摆着的吗？我们有过50年代的全民赛诗会，也有过76年天安门诗歌爆破，而现在需要唤醒的（无论是书写还是阅读），首先是能够深度介入现时代场景的，非意识形态压力的，富有理性批判精神的诗歌审美，因为“重要的不是话语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话语的年代”（福科语）。
　　从世宾处得知，作为行为艺术的“污染”，将于2001年在全国诸多城市全面推展，这将使中国行为艺术，终结特定时空的暂时性和局部性，从而最大限度地延伸扩充它的叙事现场。全世界优秀的诗歌将从广州出发，再次向世人证明：我们有我们的骄傲。这种行为，我个人更愿意把它看成是一种积极的行动。说白了，存在主义哲学在某种意义上其实就是行动主义哲学，萨特不是提倡一种“介入的文学”吗？世宾曾于1999年9月在广州发起“新人类·卡通一代”诗歌运动，而我曾在谈及中国诗歌与运动主义时说过，“他们温和面对时代的姿态，显得十分可爱”，但“不具备革命意义”。这一次不同，诗歌“污染”城市在介入的层面上，远比他们的卡通诗宣言富有挑战性——尽管本质上，“污染”也还是一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连拉·甘地都反对暴力，我们为什么不呢）。从另一个层面类比，什么北京的唐宋名篇朗诵会，什么黄亭子51号酒吧朗诵，甚至于金斯伯格的酒吧朗诵，“污染”都棋高一着。因为前者只是满足了商业想象，后者则是纯粹的诗人自我幻觉，再后者的辐射面同样因酒吧自身的逼仄而局促不堪。至于文本本身的建设，“污染”也可以在两个向度上促其有效达成：对读者是一次敲打，对作者则是鞭策——当阅读真的被你唤醒，你总不好意思再拿些诗歌赝品去搪塞吧。如若这般，一边修路，一边拆桥，那又只好背上哗众取宠的骂名了。
　　既然“污染”是一次诗歌体外的行为叙事，就不能不让人再次想起同样指涉诗歌的运动、事件什么的。90年代以来，中国诗歌一直笼罩在事件的阴影中。彰显的，如海子、顾城等的死亡神话，如“民间”与“知识分子”的干仗，都未能推动诗歌自身的建设。潜在的但心照不宣的，如诗歌的诺奖情结，则驱使某些“知识分子”大肆书写伪流亡文本，殖民主义心态昭然若揭。同样具有某种反讽意味的是，2000年大师级诗人昌耀的去世，没有引起太多的附会，“死亡”已成为死亡本身，“死亡”再也无力凌驾于诗歌之上；而高行健的获奖，更是宣告了中国诗歌诺奖情结的幻灭，这一点流亡的北岛伤痛最深（对此，伊沙有过精彩的描述，见其《2000年中国诗歌关键词》一文）。事件的纷纷扰扰，造成的是90年代诗歌文本的巨大空场和无法重新再来的遗憾。在此意义上，“污染”行动被目为是对过往事件的更深的反讽和最终埋葬，也是说得过去的。如果这的确意味深长，但愿中国诗歌内部的景象日益澄明。
　　提起诺奖，我也是有话要说的。2000年10月12日深夜，当有人告诉我从网上得知高行健获奖的消息时，我真的激动不已（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即刻上网查证，并凭着对高行健的大学记忆和对《灵山》关于中国南方文化构造的大胆猜测，凌晨2时急书《高行健是谁》。我写道：“……就在先几天，跟一帮南昌的诗人闲聊，我们还预测等哪一天中国作家获奖，纯文学复兴的日子就开始了。不知道接下来的日子是不是这样开局，也不知道中国作家的眉头是不是从此舒展开来。总归是刺激摆出来了，世界难以平静。”我继续写道：“一切都令人猜测。比如说，社会主义阵营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其政治逻辑必须契合西方意识形态……仅凭西方意志，相对于诺贝尔自然科学奖，文学奖的公正性其实大可质疑。”事实上我也知道，寄望于以获诺奖为契机，复兴纯文学，这在当今中国语境中是不现实的。这充其量只不过是我的心理逻辑罢了，它最终的指归于诗人是诗歌的复兴。但细细想来，即使北岛获奖了又怎么样呢？他早期的对抗性作品，现在阅读还有效吗？他新近的所谓超现实主义短诗，不晦涩吗？高行健不也写过诗吗？而他的《灵山》、《一个人的圣经》等，在大陆除了为不法书商挣得大把的钞票，阅读的乐趣又在哪里？内容就不说了，形式的探索依然停留在图解“蒙太奇”上（高行健是学法语的，“蒙太奇”作为电影学术话“剪辑”之意，恰源于法语），对比他作于80年的中篇小说《有只鸽子叫红唇儿》，他带给我的只有深深的失望——话题转回来，我的意思乃是：当某种可能的对诗歌的刺激，不能发挥有效作用时，当某种必然的对诗歌的刺激（比如遭遇质疑的中学语文教育，尤其是诗歌教育，一再在弱智中弱智），还不能跟上时代节拍和服从艺术规律时，诗歌的突出重围，就注定要以内爆的方式，反抗来自强权文化的内部压迫，而这时候，对物质生活的外部反抗，反倒显得不那么沉重和悲壮了。
　　污染污染得还不够，城市继续在盲目扩张，诗人在过冬，诗歌在寒风里受难。那就继续“污染”好了，让诗歌“污染”中国，让凡有井水处皆受“污染”。“当小小的春雷滚过广州的大街小巷”——不久以后，人们也许会这么说，这才是一次文化秩序的环保运动。2001年，新的世纪的开端，感受着’70后诗人一举浮出历史地表的冲击，从各地新老诗人群体传来的消息，都似乎在预示今年可能是中国诗歌的非常之年，各种诗选本正待出炉，各种活动正在酝酿。如果说，人的全部命运就是与世界相遇并以一种文化的方式相处，很显然，诗人的方式就是企图厘定语言与世界复杂纠结的紧张关系。而“污染”在这里，可以被有效地解读成作为诗人行动的诗歌语言。

　　　　　　　　　　　　　　　　　　　　　　　　　2001.1.3南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