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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生活月刊 2001年第一期 总第十期 2001年1月5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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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廖伟棠组诗《歌》的讨论
诗歌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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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廖伟棠组诗《歌》的批评
乐评人李皖
廖伟棠的那一组诗,我不喜欢,在我的判断体系里,这应该算是三流的作品。它太感性,虽然说感性无罪,但感性而无自己的质感,实际上与恋爱时的情话无异。换一个角度说,廖所写的这一组对象——甲壳虫、乔普林、快乐部、地下丝绒,实际上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它们唤起的再生物,也应该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否则,这倾听者的感受力也太次了。但很明显,这一组诗没有多少异质,我不是说它的意思和内容,而是艺术整体所给予我们的形象,简直像一群孪生兄弟。真失败!
当然,好的细部也还是有的,如写Jannis Joplin的——当你在舞台上,和十万朵红番花作爱/我一个人坐在烈焰熊熊的家中//我烧毁了整个世界,在废墟中等你回来;写The Velent Undergroud的——我愿赤裸着播下我黑暗如种子的身体 ;写Joy Division的——低音,低音,低音,永恒是一片低音 ;但就是细部也只有这几处可道,整个抒情都很平庸。
附 廖伟棠:歌(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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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名其妙,我這是一首詩而不是一篇樂評
廖偉棠
我也懷疑李皖對詩歌有多少認識,他根本不明白我詩歌本身的隱喻,本身的音樂性,和描寫對象已經脫離的詩本身的想像力.還有他語焉不詳的抒情。
這首詩好不好,你們先看了詩就明白,很多詩人朋友給過我這首詩肯定的意見,包括陳東東,王來雨,胡子,高曉濤,韓博,甚至顏峻。
我更相信他們的判斷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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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复廖伟棠
李皖(余笑忠代贴)
余笑忠:
请将以下回复代贴出去。谢谢。
措辞有没有不妥的地方,尤其是:有没有内容离开了诗歌评论、成了人身攻击?若有,那是我人格不够,请代为删除之。
李皖托
(标题)莫明其妙,这是在评一组诗,而不是评一篇乐评
是不是我一说话,就是乐评人在说话?是不是我仅仅只能作为乐评人来说话?我想不是。
所以我想提醒的是:我是在评一组诗,而不是像廖伟棠说的那样在评一篇乐评。这句话还可以说得更明白:不要以为我说的那些话是在谈一篇乐评(一篇廖伟棠作、标题是《歌》、分行分节的乐评),那些断语恰恰是对一组诗歌发出。用鸡的标准来评论鸭,我既没学会这种本事,也不会犯这种错误。
至于“李皖对诗歌有多少认识”,你尽可以怀疑。有认识还是没认识,看他说的话,而不要看他现在有什么身份。每一个诗人、每一个诗歌评论家,是不是他第一次开口的时候就是诗人、就是诗歌评论家?是不是因为他是个什么(已经获得了某种社会认定),或者什么都不是(还没有获得某种社会认定)——他的话就一定不可听?
不要以为三流诗歌是个很污辱的评价,我自己就写三流诗歌。在说三流的时候,我是把所有诗歌当作对象来评估的:第一流的诗歌是伟大的诗歌;第二流诗歌也许不伟大,但必有某种特质,某些别的诗没有的力度、独特性和启发性;第三流的诗歌还算是诗歌,但是既不伟大,也没有力量、独创、启发性等等素质。
确实,“这首诗好不好,你们先看了诗就明白”;这首诗是不是三流,你们先看了诗就明白(当然,需要一点鉴赏力和判断力)。
至于相信诗人的评价,不相信乐评人的评价,我想这种思维本身就荒谬。人真的都是这样被定义、被定成分、被划分的吗?然后因为这种成分划分而获得发言权,获得发言的质量和等级?我想不是吧。身份固然有一定的权威性,但最终生效的必不是这身份那身份,而是诗歌判断本身的高低正误,艺术作品在那儿,评判的话语在那儿,信谁的?自己去看。
另外,我还可以作一个自我介绍,因为是自我介绍,所以既不权威,也不可信,只能算是“我自以为”,大家姑妄听之,我争取以后能为大家证明:第一,我是一个诗人;第二,我可以作诗歌评论。
李皖
2000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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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偉棠
我詩歌本身的隱喻,本身的音樂性,和跟描寫對象已經脫離的詩本身的想像力
我希望李皖先生注意的是這些,我也希望讀者注意。
這首詩是我三年前寫的,但我還是很滿意,尤其是後兩首,從音樂而來的想像完全在築構著它自己的世界。我毫不違言我對它們的驕傲。
也許因為它對音樂的指涉,令人不能完全從詩的角度去欣賞它,我想聽聽更多人對它的意見。
我在九九年有更多來自對歌謠內部精神學習而寫的小敘事詩,寫得更獨立,也許李先生和大家也可以好好地去看一看,比如上個月寫的爪哇敲打樂也是一例。
我希望能和李皖先生有更直接的交流,無論是詩還是音樂。
由衷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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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對前兩天討論的最後一次回應
廖偉棠
1. 首先,我不知道李皖是在什麼情況下會對我的詩作評論的,是否余笑忠要求的呢?這首我三年前在《音樂天堂》發表的詩,到今天突然得到一個素不相識的人的評論,老實說,我很是意外,因此我的第一反應比較衝動了一點,我不應該在沒有聽過李皖對他的詩歌觀念的闡釋就說懷疑他對詩有多少認識的話。
2. 但我對他和其他人的回應失望的原因,不是因為他們的批評──我接受過大量的批評,但都是基於詩歌本身的。固然,李的批評如他澄清的:也是基於詩歌本身的,但他沒有說清楚他所說的“感性”,“質感”,“異質”和“平庸的抒情”是怎樣在我的詩中表現或者沒有表現出來的。即使在後來也沒有,他強調他是一個詩人和他有評詩的能力,但卻沒有提出足夠的理據。
3. 我一再強調大家注意的:“詩歌本身的隱喻,本身的音樂性,和描寫對象已經脫離的詩本身的想像力。”卻沒有得到注意。有人(包括李自己的回應)都在說“三流詩歌”這個問題,可笑的是,你們看我的說話,我根本沒有提及這一點,如何分“流”是有許多標準的,如果照我心中最高的標準,在這裡,包括我自己的詩,也都算不上二流以上的水平.所以我不想在“幾流”這個問題糾纏。
4. 我平心靜氣要求回到詩歌本身談問題,卻有人說我是自憐自愛和囂張(這個我已明白回應)。作為一個多年不斷思考寫作的人,我對自己目前的詩歌創作有相當清醒的認識:包括它的優勢,局限及未來的可能性,因此我對自己有信心──我自己沒有信心的詩,我是不會讓它流傳,也不會為之辯護的。至於後來演變成人身攻擊,甚至毫無理由地把我的詩和(我深惡痛絕的)下半身的詩扯在一起來講,我不知他是何居心?
5. 再談回我這首詩,首先它們不是李皖說的一模一樣的東西,恰恰相反,它呼應著它由來的歌曲的節奏,在意象上也和音樂家們的音樂形象相呼應:像《草莓果園》節奏呼應“Strawberry Fields Forever” 的輕鬆吟唱,並滲入BEATLES的幻想意象和印度意象;《淺淡幽藍的眼睛》節奏以兩句一頓的封閉形式呼應“Pale Blue Eyes” 克制的節奏,它的寂靜感,意象上對應以格調相似的塔可夫斯基電影意象,還有想像中一個絕望的愛者的感情;《十年》的節奏更是我最滿意的,你靜心去讀絕對能感受到其中的起伏,張弛,變化,就像“Decades” 的結構一樣,為了對應Joy Division 的哥特氣氛,我用了許多華麗又突兀的,跳躍度又很大的意象,像這句:“猝然像死神起舞——孔雀的華羽交纏”完全切合那種緊張和邪惡的美。“低音,低音,低音,永恒是一片低音 ”是一下壓抑,下面就一下子展開那種放縱逸樂,再在最後單獨的一句中漠然收筆。
6. 你們有這麼仔細的去感受那些音樂和我這首詩嗎?我是不是“只有節拍而無節奏”?
7. 還有更多屬於內容和精神上的東西我未談到.詩歌不是那麼簡單的,也不是可以簡單打發的。裡面有多少心血你們評論者能理解嗎──尤其是後面那些輕率的評論者?
8. 最後澄清一個誤會:許多人以為我是以香港人的語言,文化構架寫作的(包括後來發言的王敖),因此先入地以異樣的目光品評我的詩(也許不包括王敖),這是莫大的錯誤!這種態度也是莫大的錯誤──為什麼要先有一個文化定域的劃分?
9. 我是十年前在大陸,在珠海開始寫作的,翻譯詩以外,影響我的中國詩人有柏樺,西川等人,我的寫作語音,直到現在仍然是普通話。而我的參照系,一直是西方現代詩和中國古典詩歌.但我絲毫不以我現在是一個(作為大中原的邊緣)的香港詩人為恥.我也以公正的態度去面對香港的本土性文化。
10. 我對這一切,有清醒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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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正常地讨论一首诗
李皖
喜欢廖伟棠的最后回应——一种令人起敬的正常讨论方式。如果一开始接到的就是这样的回复,我想我们的讨论不至于像现在这样垃圾充斥。所以还是花一点时间,把我的一些想法展开,以了了这段案子。
我没有看过廖伟棠另外的作品,所以我的议论仅仅因这四首诗发生。具体情况是这样:最近我和余笑忠在讨论诗歌方面的话题,通过E-mail交换彼此的一些诗作,同时,余笑忠有时会传一些别人的诗给我看,当然是他认为的最好的诗,带有推介的性质。大概是因为我是搞音乐的,余以为我会对这个题材的诗感兴趣,所以有一天传来了廖伟棠的《歌》。我误会了,以为是他的隆重推荐,就随手写下一些反对的话,反对余笑忠的推荐,所以一开口就是三流之类的判断,因为我觉得,这些诗远非优秀,不值得推崇。
又过了几天,余笑忠说他想把这些议论贴到网上去,问我同不同意。我说可以,因为我说话一贯负责任,属于过于严肃那种,即使是书信中的想法,也是力求严肃认真的思考,如果私下的议论不能公开,那必是背后嘀咕人、倒腾人、见不得阳光,决不会为我所为。但因为该议论本来是一种私下交流,所以语甚粗疏,重在判断。如果是评论,当然不会这么写,不会只关注它是几流诗,而会把注意力放在别的方面。
为什么我会作出那样的判断?因为我有这样一个观点。我推崇那些有发现、有思想、有力量、有人格的诗,也就是说,诗歌应该能惊动我们,应该让我们醒来,让我们有所发现;如果仅仅只是感到一些技巧和美感,这样的诗不会让我满足。但就是这样的诗,也可以产生不错的东西。它要不错,必是有独一无二的声音独一无二的品格,这就是我说《歌》这一组诗“感性而无自己的质感”的背景。我觉得,《歌》是没有这种品格的,这样的抒情比比皆是,不是在写音乐的诗中比比皆是,而是在抒情诗的队伍中比比皆是,它的诗歌思维、抒情方式,一点没有出乎我意料的地方,所以,我说它“感性而无自己的质感”。
另外一个背景是我对人的感知能力的思考。我觉得诗人就是不停地对一些不同事物进行感知,因为这些事物的不同,不断地刺激出了诗歌的异质的东西。如果诗人不能对异质保持充分地敏感,就会失去创造力,不断地重复一个旧自己,那是很危险的。因为这几首诗所涉及的这几首歌,它们真的非常不同,而诗又没有多少不同(从形式到方式到感情质地),这提醒了我对那种危险的警觉。所以我又作了“廖所写的这一组对象——甲壳虫、乔普林、快乐部、地下丝绒,实际上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它们唤起的再生物,也应该是完全不同的东西”的判断。比如,乔普林的歌唱是一种多么撕裂的歌唱,按照我的诗歌理想,它应该能够催生出一种疯狂和反常的抒情诗;同理,甲壳虫是一种多么胡言乱语的东西,它最好能产生胡言乱语、又童趣天成的诗。因为是这些歌触动了这些诗,所以我有这样的期待,这不是对评论的要求,而是对诗歌的要求,对诗人的感知力和创造力的要求。但现在看到的歌不是这样,每首诗的抒情都很老套,所以我说它的抒情很平庸。
这算是对我原来说过的一些议论的供状。下面让我对这组诗再发一些议论,也算是与廖伟棠讨论。即使说了以上这些,我好像还是没说清楚“感性”,“质感”,“异质”和“平庸的抒情”是怎样在廖的诗中表现或者没有表现出来的。确实,这个问题很难具体回答清楚,因为这是一种比较得来的,背景太深,而比较的又是全体诗歌,是全体诗歌已有的一种内质,而不是具体的句子什么的。所以先把这个评判放一边儿,是不是事实确如此评断,交给大家的艺术积累去看。
廖伟棠强调大家注意“诗歌本身的隐喻,本身的音乐性和描写对象已经脱离的诗本身的想像力”,所以我就这些方面唠叨几句。总体来讲,这些诗的比喻(隐喻不多)比较套路,比如我的歌声变成舞蹈的虹,我的双手把长发当琴弦拨响,我的心将会是一面跳荡的摇铃,都没有什么新意,离惊奇更远。 万籁俱寂的耳朵和琴弦纠缠的双手不错。穿越丝绒地道、像迷失的潜行者、天堂被雨水打湿、潜行者醉倒在云朵边上这些比喻也属新意不足,基本属于地下丝绒的音乐会给每个人带来的一种感觉。作为对那些歌比较了解的读者,这些诗中的一些字眼显得太不意外,比如印第安、小丑站立的山 、甲虫、印度的花芯 、西塔琴、唱片倒放、魔笛手吹奏的仙乡、十万嬉皮、你说我们应该疯狂、你说落向我升向我、你说哭泣的宝贝、泪水打湿圣佛兰西斯科的衬衫、嗓音破裂、你的珍珠、燃烧我熄灭我、丝绒地道、浅浅幽蓝的眼睛、纽约、影子的游戏、分裂、快乐的困兽 、墓地、掀起黑暗的波浪、低音的弦回转、簧管的风飞旋 、死神的雨衣、跳十字架的舞、丧钟的舞、波动以后就是夜的关闭等等,用其中的某些字眼肯定是正确的,但应该有超出的东西,廖诗有超出,但超出不多,让人的感受停驻在不意外上,这不是一个好感觉。套用廖伟棠的话说,我觉得“描写对象已经脱离的诗本身的想像力”还不够。
总体来看,从比喻方面说,《草莓果园》最差,《你浅浅幽蓝的眼睛》最好。
至于音乐性,我最喜欢《回家》,那里大量重复的一些词是有些自我意识的节奏的经营。其他基本上没有节奏意识。节奏是藏在诗歌经营中的,这个时候不能说诗歌有音乐意识,只能说有潜意识。对节奏的意识必须是对节奏本身有创造,让它成为诗歌发展的一个推动性的东西,像写曲子那样,到斯特拉文斯基算是节奏醒了,在此之前,节奏在音乐中也是潜意识的,没有谁把节奏看成是生产力,诗人的音乐意识有时只是一种语感,包括对抑扬的把握,形成了韵律;对词组合和断句分行的把握,形成了节奏;都是无意识的意识。
所以,这几首诗的音乐意识并不是很充分的。对音乐意识很充分的中国诗歌也有,比如吕德安的《吉它曲》和上海的那几位诗人——张小波、李彬勇、宋琳的很多诗,前者有一种旋律和节奏意识(很妙);后者发现了节奏的生产力,当然,他们可能是从金斯堡那儿来的。
谢谢有兴趣把它读完的人,其实,这篇文字主要是对廖伟棠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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