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韩博创作谈

忠贞问题

 　　我在十年前问过自己，为什么要写诗，那时候我有明确的答案。但是现在没有了。去年夏天，打印自己的诗集《十年的变速器》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在这十年中把写诗的借口弄丢了。如果不写诗会怎么样呢——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经常在半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一行也不写，对于诗歌，我并不是个从一而终的忠贞情人，我花了大量的时间东游西荡以及干其他的事，就是不愿意把所有的精力都花在诗歌上。 
　　我的忠贞期在十年之前。那时还没考上大学，诗歌是惟一能震住我的东西。读初中的时候，无意间买了一本朦胧诗选，自此改变了对诗歌的看法。正当我刚刚开始进行精神涂鸦的时候，又撞见了宋词、朱凌波这样的人物，他们正在尝试以诗歌的状态展开日常生活。那是多么迷人的八十年代！可惜我那时太年轻，除了写诗别的还什么都干不了。有一年，我几乎每一天都写一首诗，直到我发现这样下去根本没有时间听课和写作业。有一天，我正在课堂上抄写油印的《中国当代诗歌六十首》，突然发现《北京青年报》上有一则消息：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这是那个时代结束的前兆。 
　　忠贞的情人大多靠激情和想象力写作。“诗到语言为止”，这句话是哪个诗歌年代的重要口号之一，但是又有几个人真正甘心“到语言为止”呢？那时候精神游戏的方式太少，诗歌是顺手就能捞起来的一个，有太多的东西要往诗里头塞，怎么能傻乎乎地真就“到语言为止”呢。国外几十年的理论与实践刚刚上岸，乱哄哄地全挤在家门口，不管懂还是装懂，我都得把它们一个个拿过来试上一番，岂容他人一句话就点明了我的游戏结果，否则我还玩什么。 
　　我的不忠是在进复旦读书之后。一方面是写得少了，另一方面是开始考虑如何将叙事性的因素引入诗歌。这种引入并不是“向杜甫致敬”，那不符合我的口味，我需要现实性的场景、细节与结构来帮助我完成超现实的主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对戏剧的移情别恋反倒使我意外地获得了一种结构诗篇的力量，可以避免那种虚弱的平面化的抒情。我不赞同那种简单至上的诗观，就我个人而言，我迷恋的是复杂，我的诗歌中有大量的双关语、同义词、词汇之间的互相象征与隐喻，我在行文的过程中埋下了一道又一道互相牵扯的线索，而整首诗往往就是一个环状的迷宫。我并不是设置谜语，我的诗人朋友们看得懂我写的是什么，这就足够了。我不会为那些不读诗的人写作，我写诗是为了自己，就像排戏一样，写诗让我感到了自己的力量，我对这个世界的某一类表述只能用这种看似复杂的语言完成，只有这样才能达意。 
　　但诗歌并不是生活的全部借口。这是一项需要提炼的艺术，而不是日常生活的体操。有些用诗歌表达是合适的，但有些不是。诗歌是一个太个人化的东西，对每个不同的具体的人来说，意义与内容完全不一样。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和诗人谈论诗歌是一件乏味透顶的事，完全缺乏共同的谈话支点。应该由诗歌完成的东西已经在写作过程中完成了，还能再谈些什么呢，“拳谱”吗？ 
　　我愿意向那些作品风格变化巨大的诗人们致敬，因为他们没有被“不朽”的面具所欺骗，他们不知道诗歌在什么地方结束；他们没有被诗歌压在身下，而是骑着诗歌在余生中四处游荡，不知所终。 

　　　　　　　　　　　　　　　　　　　　　　　　　　　2000年6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