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诗歌的几点注记
敬文东
4 诗歌的外围迷雾
在漫长的中国古典诗歌史上，儒家的“诗教”一向都是主流意识形态和所谓“权力话语”的补充形式——是“文以载道”之外才有“诗言志”，而不是相反。我想，我们的职业文学批评家很可能忽略了一个由此而来的基本问题，比如说，要是在儒家眼中，诗歌并不具备“迩之事父，远之事君”的功能，诗歌还会受到历代统治阶级的提倡或者默许吗？这是中国古典诗歌史上一个颇为有趣的遗留性假设。而“文革”其间只有充满了鼓点的革命诗歌——倒不如说革命“顺口溜”更合实情——的一“花”独“秀”，不能不视为是对这一假设的有力回答。
长期以来，诗歌批评界一直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汉语诗歌写作，持基本否定的态度。在他们看来，仿佛诗歌只要对宏大的事物、事件进行了歌咏，对代表他们眼中的历史进程诸步骤、诸要素进行了抒写，这样的诗歌至少算得上成功了一半。题材决定论虽然早已臭名昭著，但长期以来，甚至是刚刚不久以来的题材决定论观念，作为“贵恙”（借用鲁迅的说法）的一种，却相当成功地掌握了许多诗歌批评家的头脑。
诟病诗歌的声音可谓多矣。最响亮的耳光则来自于“正宗”批评界所谓，当今诗歌不能陶冶人们的情操，不能给人带来对生活的光明性解释这样的指控。此处不妨就把题材决定论“误读”成新一轮的“诗教”算了，这个在通常意义上很可能是错误的看法，用在关于九十年代汉语诗歌批评方面，却是再贴切不过了。理由十分简单，在许多批评家眼里，九十年代的汉语诗歌写作早就把“诗教”功能给抛弃殆尽了，也把“主流题材”给丢在了脑后。陶冶情操？诗人们的回答是，那是伦理学的地盘，难道我们这个时代还少了伦理学和伦理学家吗？诗歌的唯一任务，就是把灵魂在繁复日常生活面前那不善不恶、亦善亦恶的状态给陈述出来。对生活的光明性解释？诗人们的答复是，那是宗教和神学的任务，光明的生活前景和对这前景的解释，向来都攥在它们手中，而诗歌只是把它们看不到的“阴影”给收集起来。
另一种让人哭笑不得的诟病来自于一位教授。这位教授大人在一篇檄文中大声疾呼：老子作为大学中文系的教授，都看不懂你们那些分行排泄物，还指望会有多少人看懂？诗人们——比如钟鸣、肖开愚——会虚心地向他请教：您懂相对论吗？再退一步问，您老人家懂得中文专业里的每一个分支吗？我们那位天真得过于自信的教授该做何回答呢？只有天知道了！不合逻辑的责问历来都最有力量。据说，一位大画家（塞尚？）在一次画展上见到了一位贵妇人，这位贵妇人显然不喜欢画家的精心涂鸦之作，就对他说，我看得懂的，就是好的，我看不懂的，我就要反对。我们的画家只好向她脱帽鞠躬：夫人，你的看法正和野兽相同。另一个有趣的例子来自于一部宗教经典。这部经典告戒它的信徒们说：凡是经书上没有的，就是不正确的；凡是正确的，都在经书上了。和不懂得诗歌或不理解诗歌的人争辩，正如同一个成人和一个小孩争论月宫里是否有嫦娥、吴刚一样，既徒费口舌，又是对牛弹琴。但我宁愿把这篇文章的主旨暂时停留在这一层次上，目的很单纯：先理清（当然还不敢说清理）一下外围迷雾再说。
大约是1998年3月吧，为收集毕业论文的资料，我回过一趟成都，在水碾河四川工人日报社的一套旧房子里，我见到了诗人钟鸣。钟鸣的健谈，尤其是他打机关枪一样的大嗓门，在诗歌界的同行们那里有口皆碑。他大声武气地说，诗歌批评之所以滞后于实际的诗歌写作若干年，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批评家们得不到处于地下状态的第一手诗歌资料。不久以后在上海遇到了诗人陈东东，他也有相同的说法。深思良久之后，我认为他们都太过天真了。实际情况是，许多登记注册的地下诗歌刊物，几乎每一种都赠送过批评家们；这就意味着，他们是在看到大量诗歌原件的基础上，认为这些分行文字没有陶冶情操和对生活进行光明性解释的。真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啊。这里边最根本的原因恰恰在于：诗歌观念的不同。同时，显而易见，“贵恙”依然在发挥作用。
与死抱住题材决定论和“诗教”传统不放的诗评家们相类似，一些年轻的诗评家则死死抱住舶来的诗歌理论。整个新诗从观念到形式几乎都是舶来品，我不愿否认这一点。但我想说的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汉语诗歌写作，是诗人们对日常生活的私人性陈述，它讲的是中国人自己的“故事”（感受、体念），提出的是中国人自己的问题。西方的诗学理论肯定应该成为九十年代中国诗歌批评的强有力武器，但许多批评家却仅仅是把经过“误读”的舶来品，直接套在活生生的创作上。我们已经见过了这方面太多的实例。这种批评方式充其量乎是以中国的诗歌例子，证明了西方理论的正确；坦率地说，这又有什么了不起，尤其是，它又有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不从对中国诗人具体的生存景遇和活生生的日常生活的分析开始，可以想见，再好的西方理论也是没有用处的。任何一种理论的出现，都有它特定的背景，都起始于对具体问题的设问和解释。环境变了，理论也要变，这个常识，让食洋不化的年轻批评家们遗忘得太久了。和号称“正宗”的批评家们相类似，许多年轻的诗评家也同样不能真实地理解诗歌，不能真实地理解诗歌和时代生活的关系。他们所持尺度虽然不同，思路却仍然是一样的：我认为好的，我就喜欢；我认为不好的，我就反对。这个“好”，不管是称作题材决定论和“诗教”也罢，还是称作西方话语解释上的先在性也罢，其实都是那个贵妇人和那部经书的投影。
无人理睬的诗歌界，有时也会鼓噪出一些自造的热点。1998年，“权威”的《诗刊》曾排出了一个号称在普遍民意调查基础上的“最受欢迎诗人”名单。列名者共有五十人，九十年代的新锐诗人仅有西川等数人入围。这致使西川十分恼火，并视为耻辱。因为其余的四十九人，就差没有把曾经名震天下的农民诗人王老九给开进去了——应该说，这是我们一贯健忘的脾气，挽救了我们可能的丢人现眼。名单公布后，引起了一些小争论。我不想对名单本身评头论足，这里只想提一个名单以外的问题：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假如调查结果是真实的（姑且这么认为），那不正说明我们在大力提倡此“诗教”的同时，把彼“诗教”（诗歌素质教育）给彻底忘了么？
有人偏激的认为，中学语文教育是“误尽苍生”；也有人激愤地认为，大学中文系是“戕杀审美感受力的屠场”。总而言之，从中学到大学的文学教育（彼“诗教”）在激愤的人眼里，只是一个对学生的“笨化”过程。不要去痛斥那些偏激者了，而首先要问问他们为什么会如此偏激。这也就是维特根斯坦所说的，神秘的不是世界是怎样的，而是它就是这样的。从现实的情况看来，我甚至同意上述不无偏差的看法。王晓明先生认为，大学的文学教育者和职业批评家，绝大多数是在为饭碗而“做”学问、“搞”批评。韩毓海撰文表示同意王晓明的说法。我想，这里套用爱因斯坦说物理学家的口气来说文学教育者和职业批评家，也大致不会差得太远：这些人之所以盘踞于大学讲坛，闲来写写瞎子摸象似的文学批评文字，仅仅是环境使然，并非出于对文学的天然爱好和良好感悟力；如果环境一变，他们肯定会逃向更好的、更能发挥自己才能的处所。难怪几十年前，钱钟书先生要不无幽默地说，我们应该奖励文人改行。的确，他们自身的没有想象力，坚定地、苦口婆心地教导了和修改了一代人的审美头脑，使这些头脑几乎完全丧失了面对诗歌应该具备的理解能力和鉴别能力。这更年轻的一辈，没有把王老九给选为“最受欢迎的诗人”，在我看来，已经是一个应该庆幸的奇迹了。
我不同意诗歌会代表一个时代；但我仍然同意歌德说过的话： “谁不倾听诗人的声音，谁就是野蛮人。” 然而这得有一个前提：能让人有足够的能力读懂诗歌。这应该是“诗（歌）教（育）”的任务。多少年来，我们被告知，我们都是一个叫做“诗国”的子民。假如这个说法是真的，那么现在已经不是了；假如这个说法是假的，那就是说，我们其实从很早开始就已普遍而深刻地误解了诗歌。到底哪一种更对？我倾向于后者。但这仍然是教育的责任。诗歌是语言中最敏感、最柔软的部分，也是最脆弱的部分。和一切艺术一样，它还堪称是人类敏感心灵的最佳对应物，同时也是最佳抚慰物。如果一个时代或一个民族，不懂诗歌，不懂其他所有的艺术，而仅凭几条毫不敏感的艺术规律去面对它们，解剖它们（这正是中文系的专家们“毁”人不倦的结果），毫不讳言，这个时代肯定会成为一个冷漠的时代，这个民族也会成为一个无情的民族。因为他（它）不懂得美，不知道呵护美，更不可能明白美对于我们日常生活、以及我们的生命的重大意义。冷漠就是对美的感受的极度削减。冷漠的最后结果是什么，有大街上那么多的事例作证，难道还用说白了吗？
十几年前，一位早已被我们遗忘了的作家靳凡写过一则沉痛的、近乎哀求的札记。大意是，先生们，不要再把你们那些发黄的讲义，拿去欺骗无辜的莘莘学子了，他们有自己的道路，通过摸爬滚打，他们终有一天会明白事情的真相。求你了，先生！
但愿我们的先生们不要再行欺骗的伎俩了，因为新的一代，新的诗歌感受力，以及新的诗歌还要赶路。他（它）们的前程注定会远大。
1. 对诗歌的傲慢与偏见
2. 诗歌中的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
3. 生活：重提一个破旧的提法
4. 诗歌的外围迷雾
5. 诗歌:技术？还是对话？
6. 对一个小时代的记录——关于《指引与注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