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敬文东
边看边想
我同意这样的说法：讲歪理比讲道
理更符合我的爱好，造谣比制造真理更
有意思。但愿这就是偏见的内涵，但愿
这就是偏见。
——作者手记
１ 再一次比喻历史
话说在一所破败的青楼上，供养着一个涂脂抹粉的老婊子。她打开门,端庄贤淑地坐等那些心怀不同目的的客人——其实呢，她已经老得使脂粉看起来在她脸上，就像是驴粪上打了霜，有如赵树理笔下那位晋西北装神弄鬼的妖精婆三仙姑。很快，客人来了，三言两语后成交，然后是颠鸾、倒凤、呻吟、虚拟的高潮、买单、离开……。这一连串的动作后，老婊子稍事休息，又继续等待下一拨——她有的是耐心啊。
诺瓦利斯说：历史是个大掌故；胡适之博士说，历史是个可以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假如历史曾经是个小姑娘的话，它也早已变作了住在青楼上需要自我打扮，需要涂脂抹粉才能招徕顾客的、装了一大肚子松松垮垮烂俗掌故的老妓女——我一直认为，这个关于历史的“嘴嚼”式观点，尽管很不雅，却要比诺瓦利斯的幽默看法，比胡博士的绅士风度要准确得多。
可以想见，这些不同的客人在付款离开后往往会拿出各自不同的“青楼记”——这就是所谓的仁、智各异。我们可以从客人嫖宿过程中的不同动作来分析（海德格尔教导我们，人的一切行动都已本己地包含了对存在的领会；人是首先仰仗动作而并非首先依赖理论去领会存在。这就意味着，一切观念实际上都可以还原为动作。比如说，我们可以从出拳的速度、触及皮肤的重量上，看出出拳者的若干信息）。看呐！那口称仁义道德、风度翩翩、口含天宪、只在女人身上寻找大件，又能在一根汗毛中看出圣上威风的肯定是正史——布莱克（W·Black）说得好，从一滴水中我们可以看到大千世界，从汗毛中仅仅看出圣上威风，当更不在话下，在它们之间，有一种正比关系；专门在那老女人身上翻箱倒柜寻求小件，打捞一些脚气、咳嗽、哮喘、甚至感冒等类似于花边新闻，因而动作过激却又振幅不大的，肯定是野史——因此，它们也注定是狗肉上不得宴席，在正史眼中，实在用处不大，只配让拿着烂蒲扇，鞋儿破帽儿也破的济公和尚等辈使用；至于那位三下五除二，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完成了床第勾当，却又始终处于灵感大发阶段的性急的家伙，则无疑是历史哲学了——想想黑格尔吧，看看这厮在怎样性急地宣称，人类历史是按照绝对精神的理性展开来进行的就可以了。
龚自珍说：“史之外，无有文字焉。”而王世贞则更把话说白了：“天地间无非史而已。六经，史之言理者也（历史哲学？）；编年、本纪、志、表、书、世家、列传、史之正文也（正史？）；叙、记、碑、碣、铭、述，史之变文也（野史？）。” 这些东西或许就是上述三种人不同文体、不同内容的“青楼乳头山奇袭记”吧。他们分别据此塑造了一个历史，遗憾的是，都掩盖了历史的婊子身份（当然，野史要好一点）。我们看到的历史，尤其是正史，也就成为端庄、严肃、顶多只重演一次（而且是以喜剧的面孔出现），然后按必然性的规律前进（迈着可笑的外八字步作螺旋式上升），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惩罚它不喜欢的种种人的玩意。历史成了最高主宰。在一个历史高度发达的国度，它几乎成了我们的“天”。据说它从来都称的上是公正的……
在明眼人那里，这可以描述为：是婊子在指引我们前进。
由于青楼不可久留，构造“青楼记”才是目的，所以，公正的历史最大的特征就是忽略与遗忘；没有被忽略的，要么青史留名——所谓“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过零丁洋》），要么遗臭万年——也就是“青史难宽白发人”（谢四新《讽吴三桂反清事》），其实都是历史公正的证据。遗憾得很，这样的历史与我们没多大干系。K·波谱尔说，把政治权力史上升为人类史（比如正史），“比把贪污史、抢劫史、中毒史上升为人类史并不见得高明多少”，“那些被遗忘的无名的个人生活，他们的哀乐、他们的苦难与死亡，这些才是历代人类生活的真正内容，”“而存在的一切历史，大人物和当权者的历史，充其量不过是一出庸俗的喜剧而已。”我们可以说，小人物注定不需要大历史，因为那里边并没有记载我们庸人祖先们的痛苦和灾难，有的只是无数个无名氏在为一项项号称伟大的工程冲锋陷阵，命丧疆场以及关于无名氏们的谣传、绯闻。他们尸骨高筑，修建出长城、未央宫、故宫、阿旁宫、紫金城……。他们是以数字出现在各种历史书中的：曹操大败赤壁时号称100万人，刘备败走彝林时则是60万人……。啊，数字的竞争，远在我们穿开裆裤的年代就开始了。历史在有些时候仅仅是个数学问题，加减乘除，顶多再来点微积分——趋近于无穷大也趋近于无穷小——实在是太容易了。谁还记得这中间是否还有古剑州土门村（当然，那是我的家乡）一个叫王老五或刘二麻子的人呢？他们有时叫烈士，有时叫炮灰，更多的时候则是无名氏。正如婊子喜欢金钱，历史喜欢权势，没钱的穷小子被推下床去，没权的小人物是进不了历史的。记住这一点吧，历史有时候就是一个宅院，被它挑选出的大事件、大人物们早已汗牛充栋，已经没有什么空间可供刘二麻子们享用；历史的折中方法仅仅是，在宅院的屁股后边竖起一座无名的纪念碑，宛若孙大圣那根由尾巴变来的、立在庙宇后边的旗杆，以恩赐没机会进院的人儿们。啊，多么的仓促，多么的迷人！本雅明说，克利那幅叫《新天使》的画展示了历史天使的形象，“她的脸转向过去，在我们感受到历史链条的地方，她看到的是一个彻底的灾难。后者把残骸一个压一个地堆起来，把他们猛摔在他们脚前。这个天使愿意停下来，唤醒死者，把被打碎的东西变成一个整体。”仁慈、有怜悯心，而通常又堪称高明的本雅明，在正确地说出这些话时，在同一篇文章里，又说出了如下这些正误参半的话：“如果有人问历史主义的拥护者实际上是与谁共鸣，”“那么回答必然是：与胜利者。”本雅明的错误（当然，这是我在鸡蛋里挑骨头了）在于，他几乎没有看出，这世界难道真如史书上记载的，有那么多的正义和公正么？米兰·昆德拉则诚实地说，正义从来就不是一件人间的事物。史学大师费尔南·布罗代尔沉痛地指出：“据我所知，人类世界从来就是不平等的。我在当今世界上，在历史学家拥有的浩如烟海的人类经历中，从来没有见过平等的社会。”“我以为早在史前时代的原始社会中，不平等就作为‘社会兽性’的一个基本问题被提了出来。”而没有平等，正义又会在何处？布罗代尔一针见血地道明了，只有在等级存在的情况下，集体、社会才能够存在。
聪明的罗兰·巴尔特在18岁时杜撰了一个关于苏格拉底的故事，说的是老苏格拉底在狱中准备逃走，在送他去埃皮达鲁的船上，一个弟子问他：那历史该怎么写？苏格拉底轻描淡写地回答：“哦，历史，柏拉图会安排的。”苏格拉底会这么说吗？而苏格拉底为什么又不会这么说呢？巴尔特的本意也许不是在讽刺苏格拉底，也不是学院腐儒们认为的那样，他是在解构苏格拉底“我去死，你们去活，谁更好，只有神知道”的神话。可问题是，谁能保证苏格拉底是自愿饮鸠而不是逃往埃皮达鲁的？历史为什么就一定不可能是柏拉图为了自己的历史哲学而故意安排的？
在遗忘与忽略的前提下，“青楼记”的作者们是很会安排自己的皮肉生涯的，这一点大可不必怀疑。
２ 地图与出牌声
尽管现实就在我们眼前，但关于现实的地图仍然始终处于绘制的过程之中，这中间的过渡显然在于：它的边界从来都是变化的、不定的、游移的。新的珊瑚岛和暗礁始终在暗中与绘图者们作对。真实的情况往往是，当我们刚刚画好了关于现实的地图，正打算从这分地图上查找我们随便想查找的地点时，才发现，就在这个当口，现实的边界又移动了，我们意欲寻找的那个地点的经纬度、方位甚至连名称都变化了。自古以来，现实恐怕从未认真地相信过地图，因为在它心里一直有着这样的否定：无论多么坚固的高山都不是现实的永恒国界。理论是灰色的，现实之树常青。因此，杰姆逊（Fredric Jameson〕所谓的“认识测图”（cognitive mapping）要想真正达成，其困难程度远远比绘图者（比如杰氏本人）所设想的要艰难得多。毫无疑问，对于绘图者和他们手中的地图，现实早已预备了足够多的耳光，只不过我们没有看见、或者即使耳光招呼到脸上我们也不情愿和羞于承认罢了。
一百年前，法国人制造了一个怪词：Fin-dle-siecle，意为“世纪末”。据说，这个词不是单指一段时间，更是指称一种文化潮流。世纪末一定和这个世纪的其他时间段落有天壤之别吗？圣经可是说过，太阳底下无新事呀。而种种有关世纪末的说法是不是都是假想的？“镜不幸而遇嫫母，砚不幸而遇俗子，剑不幸而遇庸将，皆无可奈何之事。”（张潮《幽梦影》）种种机缘巧合，让我们遇见了世纪末，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目前，世纪末这副灰色的扑克牌，在本来就没有什么世纪意识的中国学人们手中正被哗啦啦翻动着。这既悦耳又刺耳的声音夹杂着出牌者们夸张的言辞，不时传来，煞是热闹。到处都是洗牌声，到处都是这副灰色的扑克牌！
世纪末无可避免地要和九十年代牵扯在一起。中国的九十年代以及九十年代所包纳的众多繁复、多变的中国现实内容，自1989年以来，几经辗转、跋涉，终于构成了张颐武先生所谓“阐释中国”的普遍焦虑。众多的海内外中国学人们都在为这新一轮的现实构造地图：他们不仅为此画出了他们心目中的“认识测图”，更有甚者，也为九十年代的中国现实内容构筑了未来的地图册，直仿佛他们已预先得知现实的边界将要按照这幅地图的规定来移动。海德格尔说：“一个先知总是已经看到了。因为事先已经有所看到，他才预见。”－－就这样，普遍的现实和暗中的算命、卜卦终于结合在一起，为熙熙攘攘的九十年代在“商品大潮”、“人文精神失落”云云之外，又平添了另一道风景线。
美国学者华莱士·马丁（Wallace Martin）在《当代叙事学》里说过，当我们以不同的定义来绘制同一个城市的地图时，其结果将会是不一样的。理由很简单，观测手段和观测点的不同，最终导致了不同地图的出现。值得注意并且意味深长的是，对那些热衷于翻动世纪末这幅灰色扑克牌，热衷于制造有关扑克牌的声音的众多海内外学人们来说，却不约而同地瞄准了同一个关键的词根“后”（post——)，并以此来七嘴八舌地指称九十年代的中国现实，以致于被旅居英国的赵毅衡先生嘲讽为：“这个社会是后工业，这个时代是后冷战，正在消失的留下后共产主义，正在出现的是后历史主义；女性主义当然是后男性主义，无论哪个性别的个人只能是后个人主义……。”赵毅衡一口气开列了十数个有关“后”的滑稽名单。当然，赵先生在百忙中，也没有忘记向挂在许多人嘴边的“后现代”、“后新时期”云云开枪，他假装惊呼道：“在中国，’后’也有资历了！”平心而论，赵毅衡先生的议论有失厚道。
时间的确有巧合的一面。1989年无论是作为八十年代的结束、九十年代的开始，还是文化编年史上一个时代的尾声和早晨，都现实地存在着。两个通常不会重合的年代分有了一个共同的临界点。当王朔的“痞子小说”及所谓的“新写实”小说席卷整个中国大陆时，启蒙主义的、大叙事的、精英的八十年代无可如何地逝去了，而一个更加势利、俗气、平庸的被叫做九十年代的东西来临了。很无奈，不是吗？在这种情况下，讨论九十年代的中国现实，绘制与八十年代迥异的地图的冲动勾引了许多学人的兴趣，词根“后”成为绘图者们共同的测量仪……，在一个自五四运动以来，患有普遍失语症的中国人那里，这一切似乎不应该受到奚落和嘲笑。
其实，“后”在不同的人那里其实是并不相同的。在曾经那场不大不小的有关“后学”的讨论中，争辩者们明显可以分为“两派”：支持者和反对者。而支持者和反对者的声音却分明又是嘈杂的、七嘴八舌的。大致说来，支持者一方认为自己有能力为九十年代画出一个切合实际的地图，反对者一方则认为自己的地图应该是九十年代发展的方向；前者认为后者身居海外不懂中国现实，是一种虚拟的激进主义（后者主要由海外中国学人组成〕，后者则认为前者保守，迫于某种压力有为俗不可耐的九十年代辩护的嫌疑，而且，更为主要的是，它认为前者已经当上了渴望被招安的宋江（前者主要由大陆的学人们组成〕。就这样，大陆 海外的二元对立出现了。
现在看来，在不无意气用事的后学讨论中，一个主要的基点却越来越趋于同一：全球化和中国九十年代的现实内容对于全球化的焦虑、复杂、矛盾的态度。这一切最终都落实到这样一个含义上：如何使中国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南田辍耕录》卷十二引了元人吕思诚一首颇具反讽意味的诗作：“不敢妄为些子事，只因曾读数行书。严霜烈日皆经过，次第春风到草庐。”中国的知识分子一惯有设计历史的癖好，坐在茅草屋里纵论天下大事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姿势，此所谓“位卑未敢忘忧国。”为九十年代绘制现实的地图也好，未来的地图也罢，在争论的双方，目光却都放在了下一个世纪：世纪末本身就意味着世纪初，这点潜意识始终是论争双方都不想点破的。
不管怎样，在翻动世纪末这副灰色扑克牌的几乎所有学人们那里，都认为中国已经具有了相当浓厚的后现代色彩，事实上，这也是这场论争之所以能够展开的基本生长点之一。但中国的现实情况果真是这样么？我愿意建议后学论争中的所有学人们到乡间、到破旧的希望小学、到普遍而广泛的官僚体制中、到一面是面朝黄土背朝天，一面却是过度的荒淫和无耻的真正现实里，去看看后现代主义的春风是否已经刮到了那些残破的地方。无论是海外 大陆的二元对立会达到何种貌似的激烈程度，我想说，以“后”来作为观测仪，以世纪末来作为智力游戏的扑克牌，其实都和真正的中国现实相去太远。在这里，现实再一次坚定地否定了臆想的地图中那种种虚拟的国界。
的确，现代化的焦虑在中国学人那里是普遍和深沉的，对中国如何迈向二十一世纪的复杂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尽管他们以“后”来测度这种焦虑和复杂心情不免有些可笑。相对于精英的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确有些俗不可耐。如果说八十年代是一个浓缩焦虑的时代，九十年代则分明是一个稀释了焦虑的时代。也许正因为这样，尽管争论双方都对精英立场有些酸溜溜的怀念之情，但都不得已地承认了自己的非精英地位。作为后学论争的一部分，人文精神是否已经失落的持久却毫无实际效果的讨论，可谓是精英立场的一次回光返照。在我看来，真正的地图测量仪，与其是词根“后”，不如用一对古老的词来描述这两个非常不同的时代：八十年代是抒情的时代，九十年代则是叙述的时代。也许叙述恰恰就是后抒情？真实的情况只在于：叙述只不过更适合这个俗气的时代罢了。它稀释了抒情。
坦率地说，不管是后新时期也好，后现代主义也好，还是虚构的世纪末也罢，它的俗气是一回事，它真正要求解决的核心问题又是一回事，而中国的现实问题中最急迫的依然还是民主与自由的问题。虽然民主与自由不是包治九十年代（即所谓世纪末）百病的灵丹妙药，但它的确是所有可能的药物里最有效的制剂。不管西方人如何揭露民主与自由的短处，但它在中国（不管是这个世纪末还是下一个世纪）都还是一件过于宽大的衣服，以致于中国的身材相对于它依然还有待发育、长高。而这，无论怎么说，都还是知识分子（无论是处于精英的还是非精英的地位）的真正任务之所在。这当然是地图的话外音，却是翻动扑克牌的声音天然应该带出来的。
３ 诗歌已经衰落了吗？
“诗歌已经衰落了”、“诗歌将于某某年寿终正寝”……等说法，据传已经取得了学界差不多一致的公认。善于不统一意见（这叫思想的多元化），善于在行文中忙里偷闲地刺人一笔，又让被刺者抓不到把柄的知识分子们，在这一问题上居然达成了共识，可见诗歌已经真的不可救药到什麽程度了。
与提倡挽救“国粹”（比如京剧）等等大人物们的大意见相反，我有一个十分渺 小的看法：要死的东西是救不活的，即使输一万瓶氨基酸也无济于事；垂而不死的东西看来还真命不该绝。说诗歌已经到了需要人工呼吸的地步，已经有好些年头了，我也差一点受到蛊惑，几乎快要相信它的确有其事。但前几天收到海因寄自河南平顶山的民间诗刊《阵地》，史幼波寄自四川广元的《诗镜》，又让我对人工呼吸云云陡然之间怀疑起来——这两伙名不见经传的人的举动算得上人工呼吸吗？我倾向于说不。《阵地》精美的装祯，豪华的纸型，考究的摄影图片，《诗镜》60多万字的庞大篇幅，当然还有极低的印刷量，都让我大吃一惊。与公开出版，号称代表诗歌创作实绩的《诗刊》比起来，后者的寒碜、“小气”显而易见。这无意中把诗歌在目前的处境给点明了：它昂贵的无用性和贫穷。
而无用性和贫穷是由需求的多寡来决定的。需要量大，流通得快，情况当然就是另外一副面孔了——这样，它就能很快把自己转化为金钱，而“金钱爱好者”们，不用说，肯定会一涌而上，分诗歌而食之。但实际上人们还需要诗歌吗？据说，海子生前与昌平一家酒店的老板，一相情愿式地想达成一个协议：你给我酒喝，我在酒馆里给食客们朗诵我的诗歌。老板回绝了海子的建议：他宁愿只给他酒喝。我想，视诗歌为生命甚至高于生命的海子，尽管对此很可能会很气愤，也最终会意识到诗歌与金钱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吧！诗人孙文波说，我们怎麽能够要求一个天天谈财富的人懂得诗歌呢？即使你告诉他过去人们多次说过的话：诗是人类精神构成的最主要的器官，他也不会听的。是啊，人家凭什麽要听？！
“从对上帝的爱出发，考虑一下有一次我对你说过的事情，任何为了钱而写的东西 都一文不值；唯一有价值的是那种对抗市场的写作。没有比钱更有毒的东西了，如果有人收到了一张高额汇款单，他马上会想到自己做了某件事情，但是很快他的血管里流出的就不是血了，而是墨水。”然而又怎样去区分隐喻意义上的“血”和“墨水”呢？那就是利息。美国佬史蒂文斯说过一句耐人寻味的话：“金钱是一种诗歌”（Money is one kind of poem……）。这话的意思之一很可能是：我们可以从丁当作响，包纳了人间喜怒哀乐、幸福、仇恨、灾难、光荣与耻辱……的金钱中，找到诗歌可以舍命扑向的材料。但反过来，说诗歌是一种金钱，是否可以呢？随便你。
可不可以先不谈诗歌创作的艺术追求（比如，它的文本构成、美学意义等），而先谈一下都是哪些人需要诗歌（我个人甚至觉得现在还没有谈艺术本身的条件）？胡安·拉蒙·希梅内斯以其一本书的赠言回答了这个问题：“献给无限的少数人”。 帕斯对此评论道：“名词‘少数人’就把读者的数目缩小到了斯汤达‘幸运的少数’上，但形容词‘无限’又把它扩大化了。”这就意味着，即使我们不用拉扯上曲高和寡等等庸俗说法，诗歌也只是少数人的事情。还是回到金钱上来吧。不能说商人们追求财富就一定是俗不可耐的；但一个理想的商人，一定对金钱有着高人一筹的看法。尽管如此，诗人切入金钱的角度仍然与他们不同：诗人们是在金钱的时代使用着自己虚构的金钱。他们更乐于要麽以史蒂文斯的方式，要麽以庞德的方式进入到对金钱的虚构中。所谓史蒂文斯方式，就是要让诗歌对金钱作出内在反应，它可以勘探出金钱身上天然带出的善与恶。诗歌于此有望把灵魂和金钱扯在一块：它既可以呵斥金钱的恶，也不妨赞美金钱的善；更重要的是，金钱也有自身不善不恶的一面。这就意味着，诗歌更应该以同情的姿态去对待金钱本有的痛苦、幽怨和被赋予的过多的罪感。正是在这里，诗歌才能对金钱在我们的时代的全部作用，作出价值论上的评判。庞德方式是一种过分偏激的方式：它很可能在泼脏水时把孩子也给泼了出去。
假如我们说，对金钱的看法，导致了诗歌的不同取向，我认为这是真实的。从更大的意义上，生活在用金钱度量，世界被金钱化了——套用海德格尔惯用的句式说。史蒂文斯方式明显走入了对现实生活的咀嚼，现实生活成了这一类诗人进入诗歌世界的唯一入口。而庞德方式更可能采取一种超越现实生活，进入超验境界的做法，上帝、神、比我们更高的事物……等等，成了他们歌吟的目标，借此来对抗“市场”和金钱的“毒素”。从这个角度，我愿意作出结论，《阵地》是史蒂文斯式的，而《诗镜》则是庞德式的——两个小集团恰好组成了我们时代诗歌写作的全部风景。
但种种金钱的虚构法，实际上都使诗歌远离了现实的金钱，你说虚构金钱的海子之流，去和追求现实金钱的酒店老板进行交换，怎麽会有好结果呢？这就是说，在老板眼里，虚构的金钱决不可能与现实的金钱进行等价交换。海子之流会认为，我这样做，不过表明了虚构的金钱可以偶尔屈尊，哪知你居然如此地不知好歹！在海子心目中，同样认为虚构的金钱不可能与现实的金钱进行等价交换。海子的做法以及这种做法的失败，充分证明了，虚构的金钱和现实的金钱从来都存在着相互扑空的可能。诗人萧开愚写道：
我曾经认为，天空就是银行
会失去它的财富，它的风暴，它的
空洞，但我没有什麽可供丧失。
（《在公园里》）
我愿意偏颇地仅仅从金钱的角度，来理解走入“地下状态”的诗歌。由于诗歌对金钱采取了一种与常人迥异的态度，诗歌也就只能处于匿名状态。这个说法几乎是不需要证明的：谁小看了金钱，谁就会遭到金钱的报复，这点道理在今天来得正确无比。但诗歌会在暗中监视着现实中的金钱，与现实中的金钱争辩，并内在地做出反应。由于现实的金钱对诗歌持一种不屑一顾的姿态，致使诗歌只能在暗中和它较量，也许它是在等待尘埃落定的那一天？也许真有一天，诗歌能作为“无限的少数人”对金钱拥有的孤高看法并算得上是立此存照？
在一篇文章的结尾我曾经问道：我们迟早有一天会需要一种叫“诗歌考古学”的学问吗？我的意思仅仅是，当诗歌始终处于被不屑一顾的地步，当一万年后（也许要不了这麽长）的人们在研究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状况时，虚构的金钱很可能是会被遗忘的，这就是说，尽管我们需要“诗歌考古学”，但这门荒唐的学科有可能根本就建立不起来。这或许就是昂贵的贫穷在若干年后，合该受到的礼遇吧。
行文至此，我想起了1987年的4月1日。按西方的习惯，这一天是愚人节。它是所有关于诚实、忠厚、坚贞……等诸如此类戒律的破产、或者脱冕，人们被允许在这一天可以造总统死于非命的谣言，也可以传播朗朗乾坤中黑暗已经悄然降临的小道消息，更可以将自己的一贫如洗夸耀成腰缠万贯……。可能西化的风太厉害了吧，我当时就读的四川大学靠近食堂的一堵墙上，发布了一个北岛、舒婷、顾城将来座谈的消息。到了预定时间，第一教学楼的阶梯教室早已人满为患，水泄不通。但我们终于发现这只是一个骗局，是愚人节的一个玩笑。但它偏偏挑中了虚构着金钱的诗歌，真是让人浮想连篇。十年过去了，当我偶尔想到这一轶事时，我只想说，诗歌，只是愚人节的一个礼物罢了，因为它允许我们在一个金钱度量一切的时代，能够偶尔逃离出来，或者在我们一贫如洗的时候，还能以虚构的金钱来傲视庞然大物般现实的金钱，也就是说，它赋予了我们一种唐·吉可德式的力量。只不过许多不知悔改的人儿们把虚构的当成了现实的罢了。他们煞有其事的孤寂神态，往往会令很多人哑然失笑，这中间既包括《阵地》、《诗镜》诸君，同样也包括了我——一个在现实中没有钱的人，却在想象中对钱大放厥词，难道还不可笑麽？
４ 关于历史的几条札记
认 识
古希伯来文中，认识一词（yada）的意思是做爱，比如我们说，亚当和夏娃“认识”了，于是就有了我们这些互不相识的后人。我的一个朋友给我讲了一个笑话，说的是一个姐姐带着她的小弟弟去走亲戚，看见两只狗正在交媾，弟弟想弄明白它们在干什么，姐姐急匆匆地说：“打架。”一个迎面而来的年轻男子不解地说，你怎么能欺骗小孩呢？姐姐急了，对小伙子怒斥道：跟你有什么关系？小伙子也急了：怎么，你想打架？看来，做爱和打架都是认识的意思。梁山英雄不打不相识嘛。它意味着一种身体的接触和震荡。其实，如果我们在认识任何一种事物时没有投入足够的热情，我们就不可能真正认识这种事物，而我们可不可以由此说，许多真理的制造者们之所以没有弄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真理，就是因为他们和真理从来就没有过肉体接触？这样说也许并不对，提出“革尽人欲，复尽天理”的朱熹可是跟人欲有过一腿呀，那么，我们是不是又可以说，正因为他有过一腿，才想制造一种限制我们的真理而让他单独一人去认识人欲呢？
逻 辑
米兰·昆德拉在他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里推论说，我，一个没有受过任何神学训导的孩子，很自然能抓住上帝和大便不能共存这一事实来发问：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来造就的吗？二者必居其一－－是，那就意味着上帝有肠子！如果说上帝没有肠子，那人就不像他。柏拉图也推论道，最低级的桌子是对较高级的桌子的理念的摹仿，桌子的理念是对另一个更高级的理念的分有，以此类推，最后可以得知，上帝是最后一个理念，是一切事物的发动机。相信逻辑可以战胜一切疑难的妙人儿们，不知道他们会相信哪一种逻辑，是昆德拉的还是柏拉图的？
悲剧、真理和英雄
这三样东西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他妈矫情的玩意。我们制造过许多真理，被所有神圣的尺度严格地丈量过，信以为真的蠢猪们怀抱着它们冲锋，最后把自己弄成了英雄，而把阻碍他们的另一面命名为悲剧或绊脚石。悲剧、真理和英雄陪伴我们走过了有史以来的岁月，却没有想到，这些东西的始作俑者不过是在暗中冷笑而已。坦率地说，我对所有推荐而来的真理持谨慎的态度，对所有披着英雄之皮的人敬而远之，对号称悲剧的东西，除了不理睬之外，只有嘲笑。
“猜猜我是谁？”
拿起电话，又是一个男人冒充娇滴滴的女人声音：“猜猜我是谁？”“你……不是……克林顿吧？”对方娇笑起来了。实际上我知道这家伙是谁－－我孙子。
“猜猜我是谁”表示什么？让人惊喜？表达一个容易让人识破的秘密，为生活增加一点乐趣？前不久，我的电话铃响了，一个百分之百的女人娇滴滴地问：“猜猜我是谁？”我猜了半天，废话说了一打，才发觉是打错了。“讨厌！”她挂了电话。我乐了。
小时侯，我们在乡间的田埂上，经常向走在前边的一个小孩子悄悄扑过去，一把捂住他的眼睛，被捂的那位开始瞎猜了：“狗蛋？”“肯定是铁牛！”“桥棒！你是桥棒！”“哈哈，我知道了，你是－－鸡公！”叫鸡公的孩子大笑着放下了手。我们是根据对方的体温、身体上的气息猜出对方的。我们从不说“猜猜我是谁”？因为一说话，秘密就自动散架了。“猜猜我是谁”是电话里的新游戏，是对久逝的童年的低劣模仿。和捂住小孩子的眼睛一样，问话的人也希望对方能把自己猜出来；一个容易让人猜破的小秘密，只有让人猜破才有意思。可笑的是，我们认识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我们往往猜不出对方姓甚名谁。“猜猜我是谁”往往要以尴尬告终。“你……不是……克林顿吧？”是最好的托词，能帮你抵挡一阵。你试试看。
贪食罪
基督教把骄傲、愤怒、淫欲、懒惰、贪食、妒忌等等当成发往地狱的主罪。Ｗ·本雅明争辩说，只有缺乏耐心才是唯一的主罪。我不懂。上帝怎么能把贪食也当成主罪呢？它是上帝的钦定智慧吗？还是因为人们缺乏粮食，才借上帝之口说出的？不管有多少神学医生在逻辑谨严地解释贪食罪的实质、它的隐喻，事情的真实来由也许是，在基督教被当作真理的时候，正是人类缺衣少食的时候，谁吃得多，就意味着剥夺了另外的人的吃，贪食罪是为均贫富而准备的。世上究竟有多少真理就是这样而来并被当作“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神圣之物的？假如事情就是这样，我们凭什么去相信那些祖传的真理？
城乡接合部
城乡接合部在目前乃至较长的时间内，还是汉语里一个有用的词汇。我相信这个词的寿命。
城乡接合部奠定了一种新的生态方式。它既是城市的边缘又是农村的边缘，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时代的私生子。在这里，你既能看到酒吧、咖啡馆、游荡在这些地方的妓女、高楼，甚至是城市中心延伸过来的地铁，也能看到暂时还未被污染的河流、次生自然状态下的树木，甚至有一两只侥幸逃过了猎枪追逐的麻雀……它给这里的人既是城市人又是乡下人的感觉，既欣慰又屈辱的别样心情。在城乡接合部，人们过着第三类生活，它是一种次生生活，是危险的、不纯的、脆弱的、不祥的、接近真实的和缩小了的生活。
“不存在”
从事哲学研究的人，往往会低估了群众的智慧。据哲学家们揭发，其实真正懂得存在主义的，全天下也不过数人而已，尽管所有的人都存在着。主人对客人讲，“不好意思，饭太差了。”“不存在”。初次听到这样的对白，我笑了。
“想不想去快乐快乐？”“不存在。”“想上厕所吗？”“不存在。”“去洗桑拿，刘处长不介意吧？”“不存在。”哲学和哲学家们一定得原谅我，“不存在”正是存在主义哲学的民间版本，它具有真正的中国特色，渗透了群众的智慧。
女人说，我讨厌你。你千万不要当真，其实你的生米就要快煮成熟饭了。她的意思是，我喜欢你，我爱你，来吧。正话要反说，才能漂亮，也才有点心照不宣的情趣。在咱们中国，说不存在，不仅是为了把话说好，也是为了把责任推开，把有可能扣在自己头上的屎盆子预先扼杀在摇篮中－－他正打算给你准备屎，你已一脚踢翻了他的马桶。所以，和女人说我讨厌你，远看，有点像；近看呢，还果然不像。
不是说了么，真实的事情就在像与不像之间，存在和不存在之间。一个洋鬼子感叹说，中国人真不可理解。他说错了，应该是中国人真有智慧。洋鬼子是食肉动物嘛，理应一根肠子通屁眼，谁让咱中国人是食草动物呢，花花肠子就应该多一点。足球场上咱不是你的对手，骗骗你还不行吗。
上 海
上海人在说沪语时，会突然冒出几句普通话。不知是沪语表达不了这几句普通话所要表达的意思呢，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反正夹杂在流畅沪语里的普通话宛若一篇文章中用黑体字排出的句子，十分打眼。诗人陈东东给出了一个公式：“上海：炼狱。”这有道理吗？而在长诗《照片上的叙述》的引子里我写道：“现在我居住在上海，我听不懂软绵绵的上海话，上海人也受不了我切金断玉的四川腔。我们以虚拟的方式交往，以公共的普通话讨价还价。”语言是我们随身带来的命运，只有在对外人时我们才知道它的分量：对于任何一个外人，方言总是不够使的。普通话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而方言则是一种幸福。这是上海给我的教训，也是黑体字给我的启示。
主语和宾语
我见过一个人，从来都是长篇大论，只见主语而不见宾语。如果把他说的话拆开，遍地都是散开的“我”。“他”、“你”至少应该去的宾语的位置也被抹去了。这个人真能干！没有宾语也能造句、说话并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意思。
“哇噻！”
这个感叹词相当于从前的“啊”、“呀”，从未走出过广东一隅。它走红甚或火暴是近几年的事情。原因是老广们发了，腰包胀了，这个词也跟着牛B了，成了感叹词家族中的爆发户了。“哇噻！你就住这样的破房子？”一位远方来的朋友看到我的蜗居后大发感叹。
“哇噻”表明了一种身份，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使用的。不过，辩证法不是说了么，事情都是一分为二的，有钱的人总是极少数，想富的人从来就不只是极少数；元帅顶多十个，想当元帅的又何只一百万个？腰包不胀，语言却可以预先胀一胀，这也叫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鲁迅说，从前的未庄有嘲笑乡民们不懂“No”的假洋鬼子， 今天的穷人们也可以随便“哇噻”，反正又不要钱。
左一个“哇噻”，右一个“哇噻”，前一个“哇噻”，后一个“哇噻”。到处都是“哇噻”。我就喜欢听群众说“哇噻”。大思想家巴赫金说了，每一个词都有正负两面性，我的蜗居正等着“哇噻”的正面性的到来：所有的群众都“哇噻”了，我的蜗居不“哇噻”，能说得过去吗？住在一间被“哇噻”否定的房子里，一万年倒是不久，只是朝夕太长。
一位诗人拿来一大堆诗稿，其中有这样的句子，很让我感动，那就是：“哇噻！我的祖国！”
1998--1999，上海，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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