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尹丽川自述

　　我和诗歌的关系是一场遭遇，就像何小竹对朵渔说，好诗是一种相遇和发现。我是去年冬天开始写诗的，其时结识诗人车前子、莫非、树才、侯马等人，我对诗人的不良印象大为改观，忽然就动笔，纯属突发性行为。随后有沈浩波今年五月拉我“入伙”的电话。是《下半身》全体同仁的热情如火，他们的直接、坦荡甚至天真，让我开始对诗歌产生了欲望。诗变得具体、本真、朴素、亲近，而此前我虽写诗，诗依然离我很远，现在则成了我的一部分，生活的一部分、亦是身体的一部分。当我发现诗可以成为一种贴身的表达和交流，我便爱上了诗，便是如此。这也许跟有些诗人不同，那种或不愿、或不屑、或没有机会与人交流的诗人。我说的“人”，是指身边的人、马路上擦肩而过的人，我所说的“交流”，是指身为男人或女人在基本生存状态层面上的交流。倘若只剩我一个人存活，我一定不会写诗的——我不想和什么神交流。

　　去年冬天，我同时结识了另一些诗人。在私人情谊上，他们都对我很友好，我想我也是如此。我可以想象、并且亲耳听说了他们对我“入伙”《下半身》的痛心。我是将写诗与做人分开的，但我渐渐发觉，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曾经以为，双方的分歧在于“品味”不同，后来发现，矛盾已被上升到立场、甚至“阶级”高度了。但最终，对我个人而言，经常回复到简单的品味问题上，或者说“趣味”。读一首诗，一看见诸如“神灵”、“拯救”、“高贵”之类的字眼，一看见意象叠生的语句，我就看不下去。这跟某些人一看见是《下半身》同仁的作品，立刻反胃一样。双方的思维方式，都经常犯爱归类的毛病，非我族类即厌之。《下半身》有不少问题，但绝非因为“下流”和专写“性”；《下半身》里并没有几首写性的诗，这既非优点也非缺点，“性”仅仅是一个创作题材；而所谓“知识分子写作”的问题，也不是“知识”和“知识分子”的问题。在我看来，创作心态和审美趣味是关键性的。心态牵涉到更多的问题，心态甚至影响到了审美趣味。这些尴尬复杂微妙的事，我不想多说什么。在此可以自我标榜一下，我之所以写出了几首好诗，很大程度上多亏了一种自然放松的心态。爱情、赚钱、出名，我当然想，但这些都不可能靠写诗去实现。我对诗无所求。

　　我从来就不是文学青年，读诗极少，对诗界的“历史遗留问题”没有发言权。去年吵得很热闹，我觉得好，本来诗界就不该是个死气沉沉的阴湿之地。有人说有什么可吵，静心写诗罢——其实吵不吵全凭个人选择，若真不为之所动，不理睬就完了，何必又作清高？诗界本该是个鲜活的、流动的地方，热气腾腾，像我向往的诸子百家的争鸣时代。

　　“民间”是什么？在我眼里它是一个气场。我个人分不清真假“民间”。 它有时是具体的空间，有时是心理上的，有时则一个时间概念；它喧嚣嘈杂，充满勃勃生机，吸引着天才、浪人、暴徒、罪犯，滞留着众多的庸才和落魄者。正因为它没有形成一个完备的体系，创造性的东西才可能随时随地发生，不受成规戒律的束约。

　　至于个人写作的“立场”问题，我以为是不言而喻的：批判、反抗现存文化机制，关注现实。这已将泛学院化写作摒弃在外了。

　　另加一条：凡为士大夫、正人君子们所不齿之事，正是我要探究的——我相信那些地方隐含着创造的可能性，就像我喜欢的一部电影的名字：欲望的隐晦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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